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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施蛰存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创作了大量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都市人形象，或注重物质享受，或无视道德法律，或精神伤感脆弱，或为生存疲于奔命，实际上都是“都市病”的体现。施蛰存以一个又一个的人物为我们描画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都市中的畸形景象。
关键词：新感觉派；施蛰存；都市人；都市病
作者简介：田娇，女，1989年生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几个年轻人活跃在上海的文坛上，他们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中国的新感觉派受到日本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的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同时接受弗洛依德学派的理论，在写作中重视表现人物的内心体验，以人物的感官感受为描写对象，而不注重情节、细节描写的连贯与完整。在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们创作故事的最主要舞台。三十年代的上海快速、畸形发展，贫富差距扩大，弥漫在空气中的空虚、颓废、伤感情绪也促进了新感觉派的发展。
在新感觉派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是作家施蛰存，他的代表作中，有一些是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例如《将军的头》、《石秀》、《李师师》、《鸠摩罗什》等。但大部分仍以现代都市中的人和事为题，例如《梅雨之夕》、《春阳》、《名片》、《失业》等。本文主要以这部分作品为分析对象，分析施蛰存笔下的都市人物形象。
一、物质崇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商品经济替代自然经济快速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时，大量外国人和外国的新鲜事物潮水般地涌进都市，各式各样精美高档的商品刺激着人们对消费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也唤起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施蛰存讲述的故事中，都市人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让曾经神圣的人类情感和道德都变得不堪一击。
《上元灯》中的“她”和“我”热烈地相爱，无奈“她”是一位富家小姐，而“我”是一个穷家子弟。物质的差异称为爱情中的芥蒂，也造成了二人的相互猜疑。首先，“我”在面对“她”和她的家人时是极不自信的。“我”到“她”家去的时候，总是为了穿哪一件袍子而纠结不堪；文中还多次写到“我”向自己身上一瞧便叹气。其次，面对有钱的表兄对“她”的追求，“我”有强烈的危机感，尤其当表兄有她母亲的支持时。因此，当“我”得知“她”将“玉楼春”花灯送给了表兄时，二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再次，“我”虽然得到了“她”的爱情，但短文的最后，当“我”看到自己的一身旧衣服，还是不觉地太息了。这说明“我”是十分清醒的，二人虽然相爱，但依然很难修成正果。这从“她”送给表兄“玉楼春”的事件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虽然“她”很不愿意将“我”喜爱的花灯送给表兄，但还是没有抵过妈妈的劝说，由此可以想见在婚姻问题上她也未必可以做主。另外，当“我”问“她”是否会拒绝“我”的求婚时，她的“脸上忽然转成灰白”，“忽然脸上又升满红霞”，但是始终“不则一声”[1]5，实际上也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其实，“她”依然是软弱的，虽然忠于爱情，但在注重物质财富的家长面前，“她”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显然没有娜拉出走的勇气。
二、情感空虚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都市人的物质需求也许比较容易被满足，但快节奏的、单调的生活使得许多都市人精神空虚、情感缺乏。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通过一些情感替代物或是通过幻想来为自己的心理找到一丝安慰。例如《春阳》中的婵阿姨，为了百万家财放弃了一生的幸福，但她也并非冷血动物，面对一个年轻银行职员殷勤的眼神，婵阿姨的心动了一下。于是她有了在上海街头走走逛逛的兴致，有了对幸福家庭的渴望，甚至有了对艳遇的憧憬和幻想。“但她一揽起镜子来，看见了萎黄的一个容颜，或是想象出了族中人的诽笑和讽刺底投射，她也就沉郁下去了。”[1]266婵阿姨已经错过了可以改变生活的机会。当她因为潜意识中还想再次见到那个银行而怀疑自己没有锁好保险柜，又一次来到银行，而银行职员却叫她“太太”，婵阿姨终于绝望了。明媚的春阳变成了阴沉沉的天色，婵阿姨赶火车回去了昆山，又回到了她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婵阿姨多年的寡居，使她变得生活刻板、内心孤独，但心底却压抑了无数接触异性的幻觉与梦想。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意识’像气泡一样升起来，环绕在她的周围，在她头脑里纠缠不休。主人公在那象征意味极强的春阳的照映下，梦游一般在喧嚣的都市中走了一遭，直到性意识再次被理性所压抑，一切才重归平静。”[2]
施蛰存著名的作品《梅雨之夕》中也表现了一个中年人的一次“精神出轨”。“我”在一个梅雨季的傍晚偶遇了一位避雨的少女，受到她姣好仪态的吸引，“我”和她一起避雨并邀请她共用雨伞。走在路上，“我”突然发现她是我的初恋情人，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幻想。在二人不多的对话过程中，“我”一厢情愿地享受着对“初恋情人”的种种暧昧猜测和感受。“我”也感到了这种情感对婚姻的背叛，以至于“我”将一个倚在街边柜台上的女子看作是了自己的妻。雨停了，告别了少女，“我”独自回家，重新面对妻子与现实生活。“我”的一次“精神出轨”，体现了现代都市人对现实生活的疲乏感，内心追求情感刺激。对于日渐麻木的心灵，似乎只有特别的刺激才可以将其激活。
三、虚荣作祟
随着现代都市意识的不断深入，金钱与地位成为人们的价值标准，都市中人为了获得他人的尊重，费尽心思谋取更大的利益和地位，也造成了许多人爱慕虚荣，一切以“面子工程”为重。《名片》中的马先生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教育厅办公室的普通书记员马先生爱好收集名片，“他欣赏各种的款式，各样字体；尤其是各种头衔，更使他神往。”“被马书记认为有搜集价值的名片，都是有官衔刊着的。只有一张名片，虽然没有官衔，但是被马书记视作珍品的，那是：‘袁克文，海上寒云。’这是皇太子的名片，马书记曾经费了许多心力辗转从同事底亲戚里讨来的。”[1]299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马先生并没有什么政治见地，名片上的人物來说都是了不起的名人，马先生收集他们的名片，自我感觉拉近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使自己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联系，从而满足一下自身的心理需求。马先生并不满足于只收集名片，他还渴望拥有自己的名片。但是不达到一定的地位是没有资格印制名片的，马先生真正烦恼的是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终于，在虚荣心的驱使之下，马先生印制了“科员”级别的名片，最终被科长发现后全部没收了。受到打击的马先生似乎只能安心接受了自己的地位：“他不再是个名片搜集家，也决不再想给自己印名片了。”[1]308马先生不满于自己的地位却不思进取，只在表面功夫上想方设法，虽然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在中学校里，一个不用功，专门说大话的同学，现在居然会做省政府秘书，而且还有这样的艳福。”[1]305而老实的马先生是很难在浮躁的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的，这也是马先生的无奈之处。 四、精神脆弱
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中，在各种生存压力的逼迫下，都市人，尤其是都市知识分子，往往在潜意识里对都市生活有一种排斥，甚至产生恐惧感。在加上知识分子的敏感，更加使得他们精神脆弱，易受刺激。施蛰存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在《魔道》中，细致地描绘了主人公潜意识中的恐惧与欲望。
在《魔道》中，“我”到郊外的朋友家去度周末，从上火车就开始对邻座的老妇人幻想，怀疑她是一个女巫。随后，在整个周末，“我”处处看到女巫的影子，认为女巫一直跟随着“我”，欲加害于“我”。在极度的恐怖中“我”的精神几近崩溃。在此期间，还夹杂着“我”对朋友的太太的性爱幻想。有人认为：“《魔道》里反映出来的是看不见的心灵创伤。这黑衣老妇人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来自一个女人对主人公的伤害，弗洛伊德认为，一切创伤来自性爱的擦痕。作品主人公对女人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这是因爱而导致的伤害。这种对女人既依恋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就是深藏于主人公潜意识之中的‘魔’。”笔者认为文中的“女巫”可能还存在另一重象征意义，即对不幸之事的强烈预感。在文章的最后，“我”独自在家中接到三岁女儿死亡的电报，接着又看到“一个穿了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踅进小巷里去”[1]148。所以，“我”在整个周末的躁动不安，很有可能来自对女儿的牵挂和预感，只不过这是主人公所不知道的罢了。
五、小人物的无奈
都市中有政界领袖，有商界大亨，但更多的还是普通的下层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在各个统治阶层的压迫下，在生活支出与收入的不平衡下艰难地谋着生存。施蛰存也将笔尖指向他们，用同情的笔调书写小人物的无奈。
除了前文提到的《名片》中的马先生，《妻之生辰》中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在妻子新婚后的第一个生辰到来之时，“我”十分想送妻子一件礼物，无奈囊中羞涩，家中的存款也只能勉强挨到下个月，为了省些米粮，寿面就代替了晚饭。面对这一切，“我”只能在对妻子的愧疚中烦恼着。无论是生活上的消费还是工作上的压力，都市中的人显然已经与原始的自然经济中的人大不相同。
小说《新生活》的故事并不发生在上海，但它所表现的小经营者的命运也是同样有代表性的。卖馄饨的张荣卿因为病了半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只好借了高利贷做本钱来重新做生意。善于经营的张荣卿原本可以很快还清债务，但却因为得罪了一个警察而被他处处刁难，交了不少罚款；又因为一招算错卷入了“公民训练”的麻烦，搞得狼狈不堪。小说的题目《新生活》十分具有反讽的效果，原本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处处在讲“文明”讲“进步”，讲创造“新生活”，但实际上对于底层劳动人民来说，生活依然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新生活”与从前一样，依然是艰难困苦的。这也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后果。
施蛰存创造的形形色色的都市人，实际上表现的都是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是都市人在躁动压抑中普遍的“都市病”，是与都市独有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大都市的深深厌倦与厌恶。
施蛰存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作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领悟，用独特的笔法记录下了那个特殊年代都市人的堕落、荒淫、颓废、伤感的生活状态。并且，他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一起，利用意识流、蒙太奇等写作手法，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写作样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当今社会又是一个物质泛滥、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品思想上的对“都市文化”、“現代性”的反思，还是在写作手法上的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作家作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新文学研究室.心理分析派小说集（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2]朱杭波，朱力力.繁华背后的落寞——新感觉派与旧上海都市意识生成[J].安徽文学，2011，5：57-59.
关键词：新感觉派；施蛰存；都市人；都市病
作者简介：田娇，女，1989年生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几个年轻人活跃在上海的文坛上，他们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中国的新感觉派受到日本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的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同时接受弗洛依德学派的理论，在写作中重视表现人物的内心体验，以人物的感官感受为描写对象，而不注重情节、细节描写的连贯与完整。在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们创作故事的最主要舞台。三十年代的上海快速、畸形发展，贫富差距扩大，弥漫在空气中的空虚、颓废、伤感情绪也促进了新感觉派的发展。
在新感觉派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是作家施蛰存，他的代表作中，有一些是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例如《将军的头》、《石秀》、《李师师》、《鸠摩罗什》等。但大部分仍以现代都市中的人和事为题，例如《梅雨之夕》、《春阳》、《名片》、《失业》等。本文主要以这部分作品为分析对象，分析施蛰存笔下的都市人物形象。
一、物质崇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商品经济替代自然经济快速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时，大量外国人和外国的新鲜事物潮水般地涌进都市，各式各样精美高档的商品刺激着人们对消费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也唤起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施蛰存讲述的故事中，都市人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让曾经神圣的人类情感和道德都变得不堪一击。
《上元灯》中的“她”和“我”热烈地相爱，无奈“她”是一位富家小姐，而“我”是一个穷家子弟。物质的差异称为爱情中的芥蒂，也造成了二人的相互猜疑。首先，“我”在面对“她”和她的家人时是极不自信的。“我”到“她”家去的时候，总是为了穿哪一件袍子而纠结不堪；文中还多次写到“我”向自己身上一瞧便叹气。其次，面对有钱的表兄对“她”的追求，“我”有强烈的危机感，尤其当表兄有她母亲的支持时。因此，当“我”得知“她”将“玉楼春”花灯送给了表兄时，二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再次，“我”虽然得到了“她”的爱情，但短文的最后，当“我”看到自己的一身旧衣服，还是不觉地太息了。这说明“我”是十分清醒的，二人虽然相爱，但依然很难修成正果。这从“她”送给表兄“玉楼春”的事件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虽然“她”很不愿意将“我”喜爱的花灯送给表兄，但还是没有抵过妈妈的劝说，由此可以想见在婚姻问题上她也未必可以做主。另外，当“我”问“她”是否会拒绝“我”的求婚时，她的“脸上忽然转成灰白”，“忽然脸上又升满红霞”，但是始终“不则一声”[1]5，实际上也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其实，“她”依然是软弱的，虽然忠于爱情，但在注重物质财富的家长面前，“她”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显然没有娜拉出走的勇气。
二、情感空虚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都市人的物质需求也许比较容易被满足，但快节奏的、单调的生活使得许多都市人精神空虚、情感缺乏。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通过一些情感替代物或是通过幻想来为自己的心理找到一丝安慰。例如《春阳》中的婵阿姨，为了百万家财放弃了一生的幸福，但她也并非冷血动物，面对一个年轻银行职员殷勤的眼神，婵阿姨的心动了一下。于是她有了在上海街头走走逛逛的兴致，有了对幸福家庭的渴望，甚至有了对艳遇的憧憬和幻想。“但她一揽起镜子来，看见了萎黄的一个容颜，或是想象出了族中人的诽笑和讽刺底投射，她也就沉郁下去了。”[1]266婵阿姨已经错过了可以改变生活的机会。当她因为潜意识中还想再次见到那个银行而怀疑自己没有锁好保险柜，又一次来到银行，而银行职员却叫她“太太”，婵阿姨终于绝望了。明媚的春阳变成了阴沉沉的天色，婵阿姨赶火车回去了昆山，又回到了她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婵阿姨多年的寡居，使她变得生活刻板、内心孤独，但心底却压抑了无数接触异性的幻觉与梦想。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意识’像气泡一样升起来，环绕在她的周围，在她头脑里纠缠不休。主人公在那象征意味极强的春阳的照映下，梦游一般在喧嚣的都市中走了一遭，直到性意识再次被理性所压抑，一切才重归平静。”[2]
施蛰存著名的作品《梅雨之夕》中也表现了一个中年人的一次“精神出轨”。“我”在一个梅雨季的傍晚偶遇了一位避雨的少女，受到她姣好仪态的吸引，“我”和她一起避雨并邀请她共用雨伞。走在路上，“我”突然发现她是我的初恋情人，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幻想。在二人不多的对话过程中，“我”一厢情愿地享受着对“初恋情人”的种种暧昧猜测和感受。“我”也感到了这种情感对婚姻的背叛，以至于“我”将一个倚在街边柜台上的女子看作是了自己的妻。雨停了，告别了少女，“我”独自回家，重新面对妻子与现实生活。“我”的一次“精神出轨”，体现了现代都市人对现实生活的疲乏感，内心追求情感刺激。对于日渐麻木的心灵，似乎只有特别的刺激才可以将其激活。
三、虚荣作祟
随着现代都市意识的不断深入，金钱与地位成为人们的价值标准，都市中人为了获得他人的尊重，费尽心思谋取更大的利益和地位，也造成了许多人爱慕虚荣，一切以“面子工程”为重。《名片》中的马先生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教育厅办公室的普通书记员马先生爱好收集名片，“他欣赏各种的款式，各样字体；尤其是各种头衔，更使他神往。”“被马书记认为有搜集价值的名片，都是有官衔刊着的。只有一张名片，虽然没有官衔，但是被马书记视作珍品的，那是：‘袁克文，海上寒云。’这是皇太子的名片，马书记曾经费了许多心力辗转从同事底亲戚里讨来的。”[1]299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马先生并没有什么政治见地，名片上的人物來说都是了不起的名人，马先生收集他们的名片，自我感觉拉近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使自己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联系，从而满足一下自身的心理需求。马先生并不满足于只收集名片，他还渴望拥有自己的名片。但是不达到一定的地位是没有资格印制名片的，马先生真正烦恼的是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终于，在虚荣心的驱使之下，马先生印制了“科员”级别的名片，最终被科长发现后全部没收了。受到打击的马先生似乎只能安心接受了自己的地位：“他不再是个名片搜集家，也决不再想给自己印名片了。”[1]308马先生不满于自己的地位却不思进取，只在表面功夫上想方设法，虽然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在中学校里，一个不用功，专门说大话的同学，现在居然会做省政府秘书，而且还有这样的艳福。”[1]305而老实的马先生是很难在浮躁的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的，这也是马先生的无奈之处。 四、精神脆弱
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中，在各种生存压力的逼迫下，都市人，尤其是都市知识分子，往往在潜意识里对都市生活有一种排斥，甚至产生恐惧感。在加上知识分子的敏感，更加使得他们精神脆弱，易受刺激。施蛰存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在《魔道》中，细致地描绘了主人公潜意识中的恐惧与欲望。
在《魔道》中，“我”到郊外的朋友家去度周末，从上火车就开始对邻座的老妇人幻想，怀疑她是一个女巫。随后，在整个周末，“我”处处看到女巫的影子，认为女巫一直跟随着“我”，欲加害于“我”。在极度的恐怖中“我”的精神几近崩溃。在此期间，还夹杂着“我”对朋友的太太的性爱幻想。有人认为：“《魔道》里反映出来的是看不见的心灵创伤。这黑衣老妇人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来自一个女人对主人公的伤害，弗洛伊德认为，一切创伤来自性爱的擦痕。作品主人公对女人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这是因爱而导致的伤害。这种对女人既依恋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就是深藏于主人公潜意识之中的‘魔’。”笔者认为文中的“女巫”可能还存在另一重象征意义，即对不幸之事的强烈预感。在文章的最后，“我”独自在家中接到三岁女儿死亡的电报，接着又看到“一个穿了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踅进小巷里去”[1]148。所以，“我”在整个周末的躁动不安，很有可能来自对女儿的牵挂和预感，只不过这是主人公所不知道的罢了。
五、小人物的无奈
都市中有政界领袖，有商界大亨，但更多的还是普通的下层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在各个统治阶层的压迫下，在生活支出与收入的不平衡下艰难地谋着生存。施蛰存也将笔尖指向他们，用同情的笔调书写小人物的无奈。
除了前文提到的《名片》中的马先生，《妻之生辰》中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在妻子新婚后的第一个生辰到来之时，“我”十分想送妻子一件礼物，无奈囊中羞涩，家中的存款也只能勉强挨到下个月，为了省些米粮，寿面就代替了晚饭。面对这一切，“我”只能在对妻子的愧疚中烦恼着。无论是生活上的消费还是工作上的压力，都市中的人显然已经与原始的自然经济中的人大不相同。
小说《新生活》的故事并不发生在上海，但它所表现的小经营者的命运也是同样有代表性的。卖馄饨的张荣卿因为病了半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只好借了高利贷做本钱来重新做生意。善于经营的张荣卿原本可以很快还清债务，但却因为得罪了一个警察而被他处处刁难，交了不少罚款；又因为一招算错卷入了“公民训练”的麻烦，搞得狼狈不堪。小说的题目《新生活》十分具有反讽的效果，原本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处处在讲“文明”讲“进步”，讲创造“新生活”，但实际上对于底层劳动人民来说，生活依然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新生活”与从前一样，依然是艰难困苦的。这也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后果。
施蛰存创造的形形色色的都市人，实际上表现的都是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是都市人在躁动压抑中普遍的“都市病”，是与都市独有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大都市的深深厌倦与厌恶。
施蛰存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作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领悟，用独特的笔法记录下了那个特殊年代都市人的堕落、荒淫、颓废、伤感的生活状态。并且，他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一起，利用意识流、蒙太奇等写作手法，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写作样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当今社会又是一个物质泛滥、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品思想上的对“都市文化”、“現代性”的反思，还是在写作手法上的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作家作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新文学研究室.心理分析派小说集（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2]朱杭波，朱力力.繁华背后的落寞——新感觉派与旧上海都市意识生成[J].安徽文学，2011，5：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