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浩劫初起，尚昆同志首当其冲，被打成中央领导同志中间第一个“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集团”的成员，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身陷囹圄。我们也被批成“杨家死党”，遭到严重迫害。
　　整个“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我只见到尚昆同志一面。那是1966年12月12日，我已被“审查”，为了接受“教育”、体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威力”，我和中办学习班的其他“杨家死党”和“黑帮”一起被押送参加一次“批斗大会”，就是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斗“彭罗陆杨”的大会。我坐在离主席台较远的地方，看不太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我仍然记得，整个会场杀气腾腾，“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开始时两个大汉押着彭真上场，接着是两人抬着一个大筐，筐里有一个人，到了台中央，抬筐的人使劲地连人带筐扔在地下，原来坐在筐里的就是遭受迫害双腿残废的罗瑞卿。接着被押上来的就是陆定一和尚昆同志。在声嘶力竭的“批判”、震耳欲聋的叫骂、“低头认罪”的口号声中，大汉们长时间地向后扭着革命前辈们的双臂，迫使他们“坐喷气式”，时不时地拳打脚踢。我实在无法看下去了，就向“革命派”报告要上厕所。他们派人押我去厕所的途中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是不是每次“批斗”都是这样。结果这句话惹祸了，回到学习班后，“革命派”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说这是“革命群众”对“三反分子”的革命义愤，绝不能怜悯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要同杨尚昆划清界限，交代自己的“罪行”，等等。
　　1966年5月22日，中办负责人在中办干部会议上，要大家“揭批”“彭罗陆杨”，说中办特别是“后楼”，是杨尚昆“招降纳叛、经营多年的反党黑窝”，要好好地“揭批”杨尚昆和他的爪牙。他列举了杨尚昆的“严重罪行”，其中之一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为反毛主席的‘秘密报告’做准备”。
　　对于“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我听后大吃一惊，怎么成了杨尚昆搞窃听了呢？和自己的印象大相径庭。我记得，1958年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向毛主席转告了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毛主席当即拒绝了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主张，并表示次日将再接见尤金。尤金大使一行走后，毛主席对我说：“明天还要同尤金谈，你去找叶子龙，搞一个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以防他抵赖！”我当即把毛主席的指示转告了叶子龙。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叶子龙找到我和赵仲元，拿出一台微型手表式的录音机，交给赵仲元，交代了使用办法。仲元把录音机戴在身上，毛主席和尤金谈话时启动了这台录音机，但可能因为不熟练，结果没录上。这次谈话还是靠仲元和我当场记录下来的。紧接着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接见了尤金。这次谈话由中办机要室派刘吉顺用录音机做了录音。还有一次，是在1963年2月23日晚上，毛主席在他的住地颐年堂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刘吉顺用录音机对这次谈话做了录音。当时我到颐年堂时看见吉顺，问他到颐年堂做什么，他说毛主席叫他来录音，并给我看了录音机。
　　1966年5月22日的大会后我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些情况。这就引起了有关负责人极大的不满，并叫当时调到中办任副主任、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通知我：“毛主席从来没有叫人搞录音，你说的都不对，以后不准再提了。”听了以后我还想辩解几句，小鹏同志没让我说下去，劝我说，“不要再说了，说了也没用，以后别再提主席要你搞录音的事”。童小鹏同我很熟，我理解他的善意，没再坚持。
　　十多年后我才获悉，我交代录音是毛主席让搞的，惹怒了有关负责人并成了逮捕我的一个原因。1978年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戚本禹提出要见中办“后楼”的老同志，谈谈“文化大革命”初期机关的情况。当时原中办的金石和江秋同志去秦城监狱见了他。后来，江秋告诉我，戚本禹讲到有关逮捕我的情况。他说，当时起草的关于对我进行逮捕审查的请示，报江青审批。江青在请示报告上批了“拟同意，请康老、总理审批”，并叫戚本禹把这份报告送给康生。戚本禹对康生说，阎明复怎么可能是特务呢？康生回答说：“阎明复的事你不要管，有人很恨他。”戚本禹说，有人恨阎明复，因为他们讲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而阎明复却说是毛主席叫录音的。这样一来，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的罪状就难以成立。
　　90年代看到原中办机要室负责录音的刘吉顺的文章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把毛主席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记录下来，向下传达贯彻，并留作党史资料，中办机要室设立了速记组，由专业的速记员用笔记录，在1958年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指示用录音机记录后，才开始用现代化的方法——录音机记录。1961年1月，毛主席准备外出视察。这时，杨尚昆随邓小平去南方几个省市视察工作；随同毛主席外出的负责人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临行前，汪东兴决定带刘吉顺随车同行，必要时进行录音。但不巧被毛主席知道了。而毛主席有时自己提出要录音，有时又对录音很反感，甚至不赞成做笔记。在追问下，汪东兴没有向毛主席说明情况。毛主席勃然大怒，下令追查。事后有关同志都受到处罚，听说尚昆同志也向毛主席检讨“疏于检查”。而“文化大革命”浩劫一开始对尚昆同志“算总账”的时候，竟然把“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的“罪状”强加在尚昆同志头上。所以，当年我一说是毛主席让搞录音的，就被“恨死了”，道理在此呀。说真话并不总是受欢迎，这也算一条“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吧。
　　1966年6月初在“后楼”的一次“批斗会”后，中办负责人专门找我谈话，说“杨尚昆叫你做了哪些坏事，你要好好交代”。这样，我也被宣布停职检查。不久，戚本禹找我谈话。他说：最近，毛主席说：“小阎能有什么问题？查清楚，好让他出来工作。”戚接着说，中办2000多名工作人员，毛主席關心过问的只是你一人，你要好好报答主席。我听了的确十分激动，含着眼泪连连表示一定好好检讨。戚说，你要彻底揭发杨尚昆的罪行。杨“里通苏修”，你同他关系那样密切，肯定了解，要彻底交代。我说，杨尚昆直接领导翻译组的工作，所有的事都向他汇报，我同杨的关系确实密切，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里通苏修”的罪行。戚说，你要同杨尚昆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的罪行，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从此，在中办学习班上，在秦城监狱的提审室里，用尽一切手段逼迫我交代“参与杨尚昆里通苏修的罪行”，成了办案人员的首要任务。事后我才意识到，“里通苏修”是给尚昆同志捏造的最大“罪状”，而先罗织罪名，后找“证据”，是“文化大革命”惯用的手法。而我则被专案组选中为“突破口”，但他们一无所获。时过七年，查无实据，专案组给我做的“审查”结论上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发阎明复参与了杨尚昆里通苏修的罪行，经向某某、某某 （列举了十几位当年同我一起给中央服务的俄文翻译的名单，我至今感激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主持正义，否定了对我的诬陷） 调查，没有发现阎明复参与杨尚昆里通苏修的事实。”但是专案组还是给我扣上了一顶帽子：“阎明复在给彭真、杨尚昆当翻译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1978年改组后的中办领导推翻了中央专案组给我做的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的所谓“审查”、“七年半的关押”以及专案组的“结论”通通都是迫害，一律推翻平反。同年夏天，中办召开了批判大会，找我参加并发言。我讲了“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办领导为了强迫我所谓“揭发”诬陷尚昆同志“里通苏修”而对我施加的种种迫害，并殃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两位革命老人双双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尚昆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闻讯后我立即赶去看望。十年浩劫受尽折磨，尚昆同志消瘦了许多，但精神抖擞，热忱待人，不减当年。见面后尚昆同志同我热情拥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牵连了你，真对不住”。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忙回答说：“这是一场民族大灾难，无一幸免，您吃了那么多苦头，还惦念我们，永生难忘。”接着尚昆同志详细打听我们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的遭遇，当我谈到父亲1968年在秦城监狱受迫害身亡时，尚昆同志感慨地说：“宝航同志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重大贡献的，竟然也遭到‘四人帮’的迫害！”我向尚昆同志报告说，1975年4月出狱后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参加了 《毛泽东选集》 四卷俄文版的翻译工作，现在又帮助姜椿芳同志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尚昆同志表示，编辑出版百科全书，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太重要了，克服愚昧才能杜绝个人迷信，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鼓励我在大百科出版社认真学习，锻炼才干，积累经验，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尚昆同志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间。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五年给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使我这个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脱离基层实践，后又在秦城监狱独牢的“世外桃源”中度过七年半岁月的一介书生，重新回归社会，认识社会，学习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对于我的确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选自《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阎明复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