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原逻辑哲学论》文丛”和从中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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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几经周折。在剑桥三一学院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此书写的长篇引言的帮助下,德文期刊《自然哲学年鉴》的编辑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才同意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刊载在1921年他们刊物的最后一卷上。
其他文献
尽管倾向分析广泛应用于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讨论之中,但倾向性质的实在性和因果效力向来受到质疑。对倾向的因果效力的考察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误解,即倾向性质是概念必然地因果有效的。事实上,对倾向的概念分析本身没有本体论蕴含。倾向性质的因果效力的真正威胁在于它可能违反因果排他原则。这一论证建立在三组关系之上:倾向性质对范畴性质的依赖关系,范畴性质与显现结果的充分因果关系,以及非过度决定关系。尽管倾向主义者对这三组关系都进行了反驳,但并不算成功。不过倾向主义并非没有出路,实际以倾向为本质的性质能够打破上述三组关系
为了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深入探讨《资本论》的当代价值,2017年6月2~4日,“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研讨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在东北财经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主办,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及期刊杂志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围绕《资本论》文本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
我作为希腊哲学学会主席,借组织雅典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之机,特意安排了“希腊一中国哲学圆桌论坛”。在这里,我谨用对比和并置的方式,列出希腊与中国哲学中的共同价值,提出相关研究领域与重要话题。
2013年10月19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刘奋荣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新文副研究员发起组织的“逻辑之门:逻辑、语言和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这同时也是第四次“逻辑之门”国际研讨会。以“逻辑之门”翻译团队成员为主的国内外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生活世界是我们全部活动的背景和基地,对生活世界意义的追问既是人们精神活动的基础,也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许茨作为现象学哲学家,将理解生活世界的意义,及在精神活动的基本事实中探寻意义的起源,作为自己毕生学术追求的目标。而柏格森关于意识结构,特别是关于内在时间意识问题所提出的见解,为他探讨意义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线索。许茨认识到柏格森以纯粹绵延作为经验和意识形式的基础所具有的意义,但同时他也指出,在柏格森那里纯粹绵延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假设而已。出于解决柏格森悖论的需要,许茨在对胡塞尔和詹姆斯等相关思想的研
道德的自明性与知识性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道德选择)究竟是一种自明行为,还是一种必须借助于知识方能获得的行为。苏格拉底对于这个问题做了最为典型的回答,他说,“美德就是知识”,意即道德不是自明的,它必须借助知识方能获得。苏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知识”命题曾是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被哲学家们广泛接受,因而意义极其深远的命题。然而,到了近代社会,康德对这一命题提出了挑战,认为“道德是自明的”。也就是说,道德无须任何知识。那么,道德究竟是自明的,还是必须借助知识的?厘清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自然科学不仅追求理论的真,还要求理论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是对经验命题的哲学判断。讨论客观性首先需要确定选取什么内容作为其判断的标准。此外,被选作判断客观性的标准应该尽量具有可操作性。
由“大爆炸”理论建构起来的宇宙模型被我们称为“标准宇宙模型”,自然,“大爆炸”理论也就成为我们解释宇宙起源与演化的“标准”理论。毋庸置疑,即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时至今日,在标准宇宙模型中仍有许多缺陷需要克服,刻画这一模型的“大爆炸”理论本身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可所有这些缺陷与问题几乎都无法撼动“大爆炸”模型在宇宙学中的“标准”地位:宇宙膨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宇宙化学元素相对丰度,这三大天文学观测结果强有力地支持着“大爆炸”模型,新的天文学发现和理论观点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大爆炸”模型,
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学文化的精髓。道学强调性命双修,形神俱妙,追求躯体、心理和精神各个层面的整体健康,不断地提升生命质量,蕴含了丰富的生命伦理智慧。这些智慧体现出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探索和深刻认识。千百年来,它们不仅呵护着炎黄子孙的身心健康,而且与现代健康观念和养生保健的时代追求相吻合,日益呈现出它的现实价值和普适意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如何自觉地适应现代人类追求身心健康这一迫切需求,更为深人地发掘道学养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为“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寻求新的路径和方式,推动中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特点有很强的务实性:不仅要务当前效益之实,更要务各方面制度改革建设之实。要充分理解这一决策的实质及其在改革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大突破性意义,就不能缺少相应的哲学思维。由此而言,我们的哲学研究当前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适逢走上实践前沿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