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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8日-12月3日，中央红军在湖南省道县和广西省全州县的湘江两岸苦战6昼夜，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但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次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战役，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选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契机，在中国革命史和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战背景
1934年9月，在王明“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欲与湘鄂西的红2、6军团会合。
蒋介石调兵布防拼凑第4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中央红军。16日，蒋介石命湘军刘建绪第1纵队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会同广西夏威第15军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第2纵队，沿湘桂公路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第3纵队、湘军李云杰第4纵队、湘军李韫珩第5纵队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同时，湘军何键与桂军白崇禧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企图凭借湘江之险和优势兵力，利用桂北湘南沿岸的密集碉堡，对红军进行“铁壁合围”。11月上旬，桂系研究并確定防堵红军“送客”的总方针，即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不让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不给中央军入境广西以可乘之机。
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于11月中旬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境。11月22日，红1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便衣队和红5团侦察排，化装进入全州城，探知桂军南撤敌情。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进行湘江战役进而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其中，以红1军团主力、红3军团、红8军团组成攻击部队，迅速在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1军团1个师和红5军团、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兵分4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27日下午，红1军团第2师作为先锋部队，在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并占领重要渡口。28日，左翼红3军团第4师占领光华铺，第5师占领新圩、马渡桥。到当日晚间，界首至屏山渡之间的湘江两岸已完全由红1军团和红3军团控制。红5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担负迟滞阻击尾追之敌任务，边打边走，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通过。
作战经过
1934年11月2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命令”。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已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在此之前的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已占领道县，27日湘军刘建绪部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了全州。28日凌晨，桂军回师灌阳，在新圩向红3军团发起攻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湘江战役分四个地点展开：
灌阳新圩阻击战 11月28日-30日，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30余千米。新圩以北约5千米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李天佑率红3军团5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确保中央左翼安全。28日拂晓，桂军44师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投入重兵向红5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迂回攻击，遭到顽强阻击。红5师腹背受敌，伤亡极大，被迫退守第2道防线。29日，桂军第24师和45师134团加入战斗，在空军和炮火的支援下，进攻更加猛烈。双方展开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5师伤亡惨重。30日拂晓，红5师接到紧急驰援光华铺阵地的命令，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出战斗并由界首过江。红5师浴血奋战3昼夜，包括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在内，伤亡达2000多人，撤退时连同伤兵仅1000余人，过江后红5师被迫缩编为一个团。
兴安光华铺阻击战 11月29日-12月1日，光华铺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千米，是距湘江界首渡口的最后一道防线，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距渡口仅几百米的三官堂。 29日晚，桂系15军43师向光华铺高地攻击前进，通过夜袭突破红10团防线，占领渡口。此时，军委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红10团团长沈述清亲率1、2营直奔渡口，经反复“拉锯”，最终夺回界首渡口西岸，但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30日上午，兴安县的桂军增至4个团并对界首渡口浮桥进行轰炸，红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又再次架起浮桥，确保军委一、二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师参谋长杜中美接替指挥10团后，战至下午也不幸中弹牺牲。12月1日，红4师在完成新圩阻击任务的红5师配合下，又连续阻击光华铺和兴安北上之敌数十次的进攻，直至中央红军主力过江后才组织部队撤退，向西转移。
全州脚山铺阻击战 11月28日-12月1日，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场战斗。刘建绪指挥湘军携紧随其后的薛岳5个师，于27日经黄沙河进占全州。红1军团长林彪率2个师，兵力不足1万人，于28日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29日上午，刘建绪指挥2个师，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脚山阵地发起数次进攻，在红4团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未能攻占红军一个山头。红4团政委杨成武在组织支援穿越公路时，右腿中弹负伤。30日晨，红1师主力到达觉山，湘军也调来2个师加强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5团2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因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12月1日中午，红1军团按照军委要求完成阻击任务，1师和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红1军团与占绝对优势的湘军鏖战4天，英勇的完成了把湘军挡在脚山以北的阻击任务，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4团政委杨成武负伤，红5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4000人。 水车地区后卫阻击战 11月26日-12月3日，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34师作为总“后卫”部队，一直担任殿后的重任，边走边打，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向西进行突围。11月26日，师长陈树湘受领作战任务：坚决阻击尾随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但尽可能赶上主力。28日，阻击战斗打响，面对中央军周浑元的4个美械装备师的猛烈进攻，阻击战斗空前激烈，红34师当天就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接下来2天，红34师以血肉之躯迟滞了敌人整整4个师的进攻行动，对掩护整个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发挥了重要作用。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12月1日10时，中央军委电示：“34师已经完成掩护任务，应迅速经界首或界首以南过湘江归还主力”。但红34师的险恶处境远比中央军委想象的更加糟糕，陷入敌军重围的官兵辗转奋战，最终弹尽粮绝，被截断在湘江东岸。
作战评析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值此红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和研究湘江战役，缅怀革命先烈，既要继承红军信念坚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更要对造成红军如此重大损失的原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的根本保证。湘江战役中，每天都有飞机狂轰滥炸，地面敌军尾追堵截，加上“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种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正是红军官兵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才确保中央红军最终能够成功突破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
针对性的政治宣传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的重要保障。中央红军到达湘江以东后，通过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散发了一系列苏维埃政权相关政策与文件，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痛斥国民党军阀的罪恶，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出路在哪里》指出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受苦的根源在于万恶的国民党军阀，出路在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颁布了共产党第一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重申了民族平等、民族自由政策，强调“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汉人不得干涉”。这些宣传，政策鲜明，针对性强，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当红军先头部队在渡口架设浮桥时，群众主动将自己家里的木料、门板甚至床板捐献出来，帮助红军下河打桩、架桥；新圩阻击战中，新圩乡村民让出祠堂，改成红军战地救护所；脚山铺阻击战中，当地居民不怕连累，主动收留和护理受伤红军，红4团政委杨成武就曾在脚山铺自然村王寅修家养伤。在全州的短短7天之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有青年要求参军。
蒋介石与湘桂军阀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湘江战役主要是在红军与湘桂地方军阀之间的一次大战。盘踞广西的新桂系军阀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也是桂北地区围追红军的主要力量。红军长征西移主要战略意图是在与湘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2、6军团会师，因此必须经过湘桂边境。蒋介石的意图是压迫红军进入两广，驱使桂系军阀在湘江防线围堵红军，使其两败俱伤，然后乘机解决两广问题，统一西南。为了拉拢桂系，蒋介石曾给桂系发报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然而桂系已通过密报获知蒋介石诡计，因此在与红军作战时采取保存实力、“防蒋送客”的策略。11月22日，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离防务，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何键也深恐红军大举入湘，并未立即调动部队接防。由于国民党军阀内部勾心斗角，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4道封锁线，就出现了“全州以上，无兵守防”的局面。红军在未遇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先期控制了兴安至全州60余千米的湘江两岸，为尔后渡过湘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略战术的指挥失误，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时造成巨大损失的直接原因。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领导者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单纯的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抛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用大搬家似的战略转移方针。湘江之战，红军官兵牺牲约 3.5万人，被俘近千人，殿后的红8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3军团6师18团和红5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后均只剩不足半数。在战略方面，李德、博古顽固地坚持与红2、6军团会合的错误战略方针，否定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在有群众基础的湖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蒋介石在了解到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调动30万兵力，封锁湘江，5路堵截。博古、李德置蒋介石的最新兵力部署和作战方略于不顾，依然坚持既定战略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在战略转移中又采取大搬家“甬道”式的隊形，走走停停，严重违反了战略行军的基本原则，造成红军只能“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抗击”。在战术方面，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守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所击破。“左”倾领导人抛弃了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等，而是采取“正规战”的战术对抗强大的敌人，结果造成中央红军“只能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
责任编辑：张传良
作战背景
1934年9月，在王明“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欲与湘鄂西的红2、6军团会合。
蒋介石调兵布防拼凑第4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中央红军。16日，蒋介石命湘军刘建绪第1纵队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会同广西夏威第15军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第2纵队，沿湘桂公路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第3纵队、湘军李云杰第4纵队、湘军李韫珩第5纵队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同时，湘军何键与桂军白崇禧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企图凭借湘江之险和优势兵力，利用桂北湘南沿岸的密集碉堡，对红军进行“铁壁合围”。11月上旬，桂系研究并確定防堵红军“送客”的总方针，即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不让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不给中央军入境广西以可乘之机。
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于11月中旬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境。11月22日，红1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便衣队和红5团侦察排，化装进入全州城，探知桂军南撤敌情。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进行湘江战役进而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其中，以红1军团主力、红3军团、红8军团组成攻击部队，迅速在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1军团1个师和红5军团、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兵分4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27日下午，红1军团第2师作为先锋部队，在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并占领重要渡口。28日，左翼红3军团第4师占领光华铺，第5师占领新圩、马渡桥。到当日晚间，界首至屏山渡之间的湘江两岸已完全由红1军团和红3军团控制。红5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担负迟滞阻击尾追之敌任务，边打边走，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通过。
作战经过
1934年11月2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命令”。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已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在此之前的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已占领道县，27日湘军刘建绪部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了全州。28日凌晨，桂军回师灌阳，在新圩向红3军团发起攻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湘江战役分四个地点展开：
灌阳新圩阻击战 11月28日-30日，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30余千米。新圩以北约5千米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李天佑率红3军团5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确保中央左翼安全。28日拂晓，桂军44师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投入重兵向红5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迂回攻击，遭到顽强阻击。红5师腹背受敌，伤亡极大，被迫退守第2道防线。29日，桂军第24师和45师134团加入战斗，在空军和炮火的支援下，进攻更加猛烈。双方展开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5师伤亡惨重。30日拂晓，红5师接到紧急驰援光华铺阵地的命令，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出战斗并由界首过江。红5师浴血奋战3昼夜，包括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在内，伤亡达2000多人，撤退时连同伤兵仅1000余人，过江后红5师被迫缩编为一个团。
兴安光华铺阻击战 11月29日-12月1日，光华铺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千米，是距湘江界首渡口的最后一道防线，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距渡口仅几百米的三官堂。 29日晚，桂系15军43师向光华铺高地攻击前进，通过夜袭突破红10团防线，占领渡口。此时，军委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红10团团长沈述清亲率1、2营直奔渡口，经反复“拉锯”，最终夺回界首渡口西岸，但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30日上午，兴安县的桂军增至4个团并对界首渡口浮桥进行轰炸，红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又再次架起浮桥，确保军委一、二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师参谋长杜中美接替指挥10团后，战至下午也不幸中弹牺牲。12月1日，红4师在完成新圩阻击任务的红5师配合下，又连续阻击光华铺和兴安北上之敌数十次的进攻，直至中央红军主力过江后才组织部队撤退，向西转移。
全州脚山铺阻击战 11月28日-12月1日，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场战斗。刘建绪指挥湘军携紧随其后的薛岳5个师，于27日经黄沙河进占全州。红1军团长林彪率2个师，兵力不足1万人，于28日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29日上午，刘建绪指挥2个师，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脚山阵地发起数次进攻，在红4团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未能攻占红军一个山头。红4团政委杨成武在组织支援穿越公路时，右腿中弹负伤。30日晨，红1师主力到达觉山，湘军也调来2个师加强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5团2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因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12月1日中午，红1军团按照军委要求完成阻击任务，1师和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红1军团与占绝对优势的湘军鏖战4天，英勇的完成了把湘军挡在脚山以北的阻击任务，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4团政委杨成武负伤，红5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4000人。 水车地区后卫阻击战 11月26日-12月3日，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34师作为总“后卫”部队，一直担任殿后的重任，边走边打，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向西进行突围。11月26日，师长陈树湘受领作战任务：坚决阻击尾随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但尽可能赶上主力。28日，阻击战斗打响，面对中央军周浑元的4个美械装备师的猛烈进攻，阻击战斗空前激烈，红34师当天就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接下来2天，红34师以血肉之躯迟滞了敌人整整4个师的进攻行动，对掩护整个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发挥了重要作用。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12月1日10时，中央军委电示：“34师已经完成掩护任务，应迅速经界首或界首以南过湘江归还主力”。但红34师的险恶处境远比中央军委想象的更加糟糕，陷入敌军重围的官兵辗转奋战，最终弹尽粮绝，被截断在湘江东岸。
作战评析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值此红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和研究湘江战役，缅怀革命先烈，既要继承红军信念坚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更要对造成红军如此重大损失的原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的根本保证。湘江战役中，每天都有飞机狂轰滥炸，地面敌军尾追堵截，加上“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种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正是红军官兵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才确保中央红军最终能够成功突破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
针对性的政治宣传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的重要保障。中央红军到达湘江以东后，通过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散发了一系列苏维埃政权相关政策与文件，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痛斥国民党军阀的罪恶，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出路在哪里》指出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受苦的根源在于万恶的国民党军阀，出路在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颁布了共产党第一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重申了民族平等、民族自由政策，强调“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汉人不得干涉”。这些宣传，政策鲜明，针对性强，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当红军先头部队在渡口架设浮桥时，群众主动将自己家里的木料、门板甚至床板捐献出来，帮助红军下河打桩、架桥；新圩阻击战中，新圩乡村民让出祠堂，改成红军战地救护所；脚山铺阻击战中，当地居民不怕连累，主动收留和护理受伤红军，红4团政委杨成武就曾在脚山铺自然村王寅修家养伤。在全州的短短7天之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有青年要求参军。
蒋介石与湘桂军阀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湘江战役主要是在红军与湘桂地方军阀之间的一次大战。盘踞广西的新桂系军阀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也是桂北地区围追红军的主要力量。红军长征西移主要战略意图是在与湘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2、6军团会师，因此必须经过湘桂边境。蒋介石的意图是压迫红军进入两广，驱使桂系军阀在湘江防线围堵红军，使其两败俱伤，然后乘机解决两广问题，统一西南。为了拉拢桂系，蒋介石曾给桂系发报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然而桂系已通过密报获知蒋介石诡计，因此在与红军作战时采取保存实力、“防蒋送客”的策略。11月22日，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离防务，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何键也深恐红军大举入湘，并未立即调动部队接防。由于国民党军阀内部勾心斗角，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4道封锁线，就出现了“全州以上，无兵守防”的局面。红军在未遇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先期控制了兴安至全州60余千米的湘江两岸，为尔后渡过湘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略战术的指挥失误，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时造成巨大损失的直接原因。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领导者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单纯的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抛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用大搬家似的战略转移方针。湘江之战，红军官兵牺牲约 3.5万人，被俘近千人，殿后的红8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3军团6师18团和红5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后均只剩不足半数。在战略方面，李德、博古顽固地坚持与红2、6军团会合的错误战略方针，否定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在有群众基础的湖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蒋介石在了解到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调动30万兵力，封锁湘江，5路堵截。博古、李德置蒋介石的最新兵力部署和作战方略于不顾，依然坚持既定战略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在战略转移中又采取大搬家“甬道”式的隊形，走走停停，严重违反了战略行军的基本原则，造成红军只能“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抗击”。在战术方面，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守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所击破。“左”倾领导人抛弃了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等，而是采取“正规战”的战术对抗强大的敌人，结果造成中央红军“只能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