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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天津有一场冯骥才国际研讨会。得知此事，我写了一段话，向他表示敬意：
冯骥才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与历史密切相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场景，在他作品中得到了富有深度的呈现。除了文学创作，他还把视野拓展到文化保护领域。中国古建筑的保护、民间传统工艺的传承、农村村落的留存，在他一次次奔走呼吁之间得到关注。一个作家，在文学和文化保护两个领域大展身手，可谓少见。在这两个领域，他都有极重要的位置。
前几天，我在家翻到了一本书——《冯骥才选集》，这是冯骥才送我的第一套书，闭目一想，我俩认识30多年了。和他熟悉后，我不再叫他冯先生，而是叫大冯——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他的称谓。大冯个子高，有1.9米，我个子矮，站在他旁边只能仰视，如果合影，看上去悬殊更大。
大冯祖籍浙江，生于天津，兴趣广泛，多才多艺。青年时代，他在天津书画社专事摹古，师从于恵孝同画师，研习宋元绘画，多次临摹《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大工程”。他喜欢运动，还进过天津市篮球队。除此之外，音乐、民间的老物件也是他的心头好。当然，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文学。1966年，“文革”爆发，他提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我读过他的《命运的驱使》一书，得知他在极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写作，非常佩服：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偷偷地写了起来，只要有人叩门，我立即停笔，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这片言只语要是被人发现，就会毁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设想。运动一来，我就把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片，做为掩蔽，将来有用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一度，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不安整天折磨着我。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用火点着烧了。心里立刻平静下来，随之而来的却是茫然和沮丧。以后，我有了抑制不住的写的冲动时，便随写随撕碎，扔进厕所里冲掉。冬天我守着炉子写，写好了，轻轻读给自己听，读到自己感动时再重读几遍，最后也只能恋恋不舍地投进火炉里。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我的心仿佛被灼热的火舌刺穿了。
我初读冯骥才的作品，是在复旦大学读书时。
1978年夏天，我的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一文，引起轰动。《伤痕》之后，一系列反映“文革”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如井喷般迸发。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铺花的歧路》讲述的是一位女红卫兵白慧与青年常鸣的爱情故事。“文革”期间，一位女教师被一群红卫兵殴打致死，白慧就是当时打人的红卫兵之一。未成想，她后来下乡期间结识的男朋友常鸣就是那位被打教师的儿子。内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着白慧。故事的最后，常鸣谅解了白慧，两人在海边沙滩上拥抱了。《铺花的歧路》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冯骥才一下子站到文学的“风口浪尖”上。
此后几年，他又创作了《雕花烟斗》《走进暴风雨》等好几部小说。渐渐地，他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了颇为清晰的认识。1984年，他在《我心中的文学》一文中，提到了一个作家应具备的素质：
一个作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
想象力、发现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断力；活跃的形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尽可能庞杂的生活知识和尽可能全面的艺术素养；要巧、要拙、要灵、要韧，要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要对千形万态事物所独具的细节异常敏感，要对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举止动念，抓得又牢又准；还要对这一切，最磅礴和最细微的，有形和无形的，运动和静止的，清晰繁杂和朦胧一团的，都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作家内心是个小舞台，社会舞台的小模型，生活的一切在这里重演，而且它还要不断地变幻人物、场景、气氛和情趣。作家的能力最高表现为一个个富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人物。
这是一位入行不久的作家的感悟。以后的创作中，他一直期盼进入这个境界，实际上他也渐入佳境，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创作了《怪世奇谈》《三寸金莲》《珍珠鸟》等作品。2000年，他开始担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和天津市作协主席。
但不知不觉间，我发现冯骥才“走偏”了。他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破败不堪的老城，在这股洪流中快速消失，这势必会对一些文化遗存造成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茶饭不思。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摄影家，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冯骥才文学之路上一个插曲，没成想，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2004年，他在《收获》杂志开设田野调查专栏。那时，他已年过六旬，却一次次到民间寻访，走进田野之间，在工匠传人那里寻找传统的源头。后来，专栏文章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民间灵气》。
退休后，我应邀到一家出版社工作，准备出新书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冯。得知他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没有出版过，我便提议将他15年间的演讲整理出版。装帧设计时，我建议把他1975年写的《路》这首诗放在封底上。在我看来，没有哪首诗更能体现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愛，体现他对保护传统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
一条时而欢欣、时而痛苦的路，
一条充满荆棘、布满沟堑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难、滑下去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没有归宿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条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冯骥才为这本演讲集撰写自序，题为《说出来的思想》。他坦陈为何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
自上个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于是成了我重要的思想行为方式。从最初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到启动、推动这个项目，从非遗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传布。
我说过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近20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也见证我们这一代文化界知识分子为民族文化而战的思想历程。
2002年清明时节，冯骥才回故乡宁波慈溪，接收冯家祖居。我带上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组，陪他走进宁波，记录他的故乡之行。面对镜头，他说了一段谈及历史与生命的话，让我感触很深：
作家对生命特别重视，对源头特别重视，尤其对于生命的来源，总是要寻找遥远的联系，好像要触摸生命的源头。我觉得生命有时候会有漂泊感，但是故园、故土、故人给你一种安慰，这跟植物一样。一到春天，所有树枝往上长，越长越好，表现一种生命力；可是到秋天的时候，它要回到土地，要寻找土地。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一段是现代时的，一段是属于未来的，一段是自己的历史。我觉得历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一种精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感，我们生命的本身，实际都存在于已经失去的一段历史里面。
冯骥才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与历史密切相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场景，在他作品中得到了富有深度的呈现。除了文学创作，他还把视野拓展到文化保护领域。中国古建筑的保护、民间传统工艺的传承、农村村落的留存，在他一次次奔走呼吁之间得到关注。一个作家，在文学和文化保护两个领域大展身手，可谓少见。在这两个领域，他都有极重要的位置。
前几天，我在家翻到了一本书——《冯骥才选集》，这是冯骥才送我的第一套书，闭目一想，我俩认识30多年了。和他熟悉后，我不再叫他冯先生，而是叫大冯——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他的称谓。大冯个子高，有1.9米，我个子矮，站在他旁边只能仰视，如果合影，看上去悬殊更大。
大冯祖籍浙江，生于天津，兴趣广泛，多才多艺。青年时代，他在天津书画社专事摹古，师从于恵孝同画师，研习宋元绘画，多次临摹《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大工程”。他喜欢运动，还进过天津市篮球队。除此之外，音乐、民间的老物件也是他的心头好。当然，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文学。1966年，“文革”爆发，他提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我读过他的《命运的驱使》一书，得知他在极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写作，非常佩服：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偷偷地写了起来，只要有人叩门，我立即停笔，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这片言只语要是被人发现，就会毁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设想。运动一来，我就把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片，做为掩蔽，将来有用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一度，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不安整天折磨着我。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用火点着烧了。心里立刻平静下来，随之而来的却是茫然和沮丧。以后，我有了抑制不住的写的冲动时，便随写随撕碎，扔进厕所里冲掉。冬天我守着炉子写，写好了，轻轻读给自己听，读到自己感动时再重读几遍，最后也只能恋恋不舍地投进火炉里。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我的心仿佛被灼热的火舌刺穿了。
我初读冯骥才的作品，是在复旦大学读书时。
1978年夏天，我的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一文，引起轰动。《伤痕》之后，一系列反映“文革”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如井喷般迸发。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铺花的歧路》讲述的是一位女红卫兵白慧与青年常鸣的爱情故事。“文革”期间，一位女教师被一群红卫兵殴打致死，白慧就是当时打人的红卫兵之一。未成想，她后来下乡期间结识的男朋友常鸣就是那位被打教师的儿子。内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着白慧。故事的最后，常鸣谅解了白慧，两人在海边沙滩上拥抱了。《铺花的歧路》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冯骥才一下子站到文学的“风口浪尖”上。
此后几年，他又创作了《雕花烟斗》《走进暴风雨》等好几部小说。渐渐地，他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了颇为清晰的认识。1984年，他在《我心中的文学》一文中，提到了一个作家应具备的素质：
一个作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
想象力、发现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断力；活跃的形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尽可能庞杂的生活知识和尽可能全面的艺术素养；要巧、要拙、要灵、要韧，要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要对千形万态事物所独具的细节异常敏感，要对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举止动念，抓得又牢又准；还要对这一切，最磅礴和最细微的，有形和无形的，运动和静止的，清晰繁杂和朦胧一团的，都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作家内心是个小舞台，社会舞台的小模型，生活的一切在这里重演，而且它还要不断地变幻人物、场景、气氛和情趣。作家的能力最高表现为一个个富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人物。
这是一位入行不久的作家的感悟。以后的创作中，他一直期盼进入这个境界，实际上他也渐入佳境，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创作了《怪世奇谈》《三寸金莲》《珍珠鸟》等作品。2000年，他开始担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和天津市作协主席。
但不知不觉间，我发现冯骥才“走偏”了。他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破败不堪的老城，在这股洪流中快速消失，这势必会对一些文化遗存造成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茶饭不思。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摄影家，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冯骥才文学之路上一个插曲，没成想，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2004年，他在《收获》杂志开设田野调查专栏。那时，他已年过六旬，却一次次到民间寻访，走进田野之间，在工匠传人那里寻找传统的源头。后来，专栏文章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民间灵气》。
退休后，我应邀到一家出版社工作，准备出新书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冯。得知他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没有出版过，我便提议将他15年间的演讲整理出版。装帧设计时，我建议把他1975年写的《路》这首诗放在封底上。在我看来，没有哪首诗更能体现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愛，体现他对保护传统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
一条时而欢欣、时而痛苦的路，
一条充满荆棘、布满沟堑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难、滑下去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没有归宿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条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冯骥才为这本演讲集撰写自序，题为《说出来的思想》。他坦陈为何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
自上个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于是成了我重要的思想行为方式。从最初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到启动、推动这个项目，从非遗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传布。
我说过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近20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也见证我们这一代文化界知识分子为民族文化而战的思想历程。
2002年清明时节，冯骥才回故乡宁波慈溪，接收冯家祖居。我带上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组，陪他走进宁波，记录他的故乡之行。面对镜头，他说了一段谈及历史与生命的话，让我感触很深：
作家对生命特别重视，对源头特别重视，尤其对于生命的来源，总是要寻找遥远的联系，好像要触摸生命的源头。我觉得生命有时候会有漂泊感，但是故园、故土、故人给你一种安慰，这跟植物一样。一到春天，所有树枝往上长，越长越好，表现一种生命力；可是到秋天的时候，它要回到土地，要寻找土地。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一段是现代时的，一段是属于未来的，一段是自己的历史。我觉得历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一种精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感，我们生命的本身，实际都存在于已经失去的一段历史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