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捕007》是10多年前上映的一部反映上世纪30年代初，我党在上海的隐蔽战线斗争的惊险故事片，吸引了无数的观众，许多城市闹市区街头和广场也相应出现巨型电影广告。然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影片中主角人物的原型杨登瀛曾长期生活在南京。因他定居南京时期，没再用“杨登瀛”之名，而是使用原名鲍君甫，故而可说一直鲜为人知……
　　
　　（一）
　　
　　解放初，南京城西随园一带尚是清静之地，人烟稀疏，随园后的五台山还没有兴建体育场，树林繁茂。随园后有一小巷，曲折通向清代名诗人袁枚的墓道。巷内左侧紧傍泉庐新村的别墅群，有围墙隔开；右侧均为破旧瓦房茅舍，花木掩映，较为幽僻。小巷口对着广州路随家仓，有一茶水摊，摊主是一位体态臃肿的老人，年约60岁上下，人称鲍老先生，他说话带广东口音，故而也有人叫他“广东佬”，他也不介意，照答应。
　　鲍老先生衣着半旧，但质地考究，除卖茶，还兼卖香烟、火柴、洋画片等。老人沉默寡言、待人谦和，似乎与世无争，没生意做时，他就看书读报。平时，鲍老先生与家人深居简出，显得有些神秘。当地居民只知道此人名叫鲍君甫，是几年前从玄武门附近大树根（地名）迁过来的，详情都不怎么了解。在那段时期，鲍君甫的身世似乎是个谜。
　　1951年初某日，市公安局的警车开到随园，将鲍君甫带走，顿时在当地激起轩然大波，居民们议论纷纷，都说没想到平日老实本分的鲍老先生竟然是个坏人！然而，事态有了戏剧性变化。3天后，鲍君甫就被放了回来，而且还是小汽车送回来的，陪同他的是一位公安干部，没佩短枪，挟一只公文皮包，面带微笑，对鲍的家人也很和气。当日，他又向地方上干部作了些交待，明确告诉他们：这位鲍君甫是对党、对革命有很大贡献之人，地方上切不可歧视他；他虽任过伪职，但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已查清楚。人们惊愕之余，仍感到有点困惑，看来这位鲍老先生确实大有来头哩。
　　
　　（二）
　　
　　其后，又过了约一星期，某日上午，一辆小汽车驶至随园，将鲍君甫接到市政府，接待他的是市政法部门领导人陈养山（他当年正是我中央军委特科的一名骨干成员）。一见面，两人紧紧地握手、叙旧。令鲍君甫铭心难忘的是陈养山含笑告诉他，已将他尚健在的消息电告北京的周总理、李克农、陈赓等领导同志，就陈养山所知，周总理不久前还曾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和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张霖之等打过招呼，嘱咐请留意鲍君甫的下落，如鲍已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请放出来再说。鲍君甫听后甚为感动，凝咽无语……
　　鲍君甫是广东人，1890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高等商专后，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8年，鲍君甫回国，在上海投身“五四”运动，一度供职于上海的日本三井商行。1925年，他又参加过五卅反日运动。鲍君甫倾向进步，有正义感，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常有交往。因他长期在日本留学，日语精熟，他与沪上几家日本通讯社有密切联系，也同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而且，鲍君甫和上海租界工部局及捕房政治处很熟悉。1926年底，鲍君甫对外改名杨登瀛，以此名加入国民党。那时他家住上海大学附近的江湾路，结识了在“上大”学习的陈养山、刘鼎等中共党员，陈养山还特为向鲍学习日文，两人以师生相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武装政变“清党”，鲍君甫因同情共产党而被捕，临处决前被旧友张道藩出面保释。1928年春，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后无处安身，便借住鲍君甫家……那时，南京的国民党权要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张道藩已正式委任原中统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为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杨剑虹亦是广东人，上海青帮中的高层人物，曾在日本商行混过，常得到鲍君甫的帮助，结为好友。正因有这层关系，鲍君甫进入中统，成为杨剑虹的副手。其间，鲍通过陈养山与中央军委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接上关系，开始为共产党提供国民党内的重要情报。陈赓与鲍君甫保持单线秘密联系，派特科成员连德生为鲍的助手兼保镖，还用特科的经费为鲍买了一辆小汽车。在我地下党内部，人们仍称鲍君甫原名，社会上人们则只知杨登瀛，绝对不知异姓异名两人乃是同一人。
　　1929年7月，杨剑虹因青帮内讧而自杀。不久，中统局长徐恩曾任命杨登瀛（鲍君甫）为上海区特派员，信任有加，对他办的案、处理的事从不插手过问。法租界捕房又任命杨登瀛为顾问兼探长，他常陪同兰普逊探长等外籍巡捕头子乘车外出办案，头戴英国礼帽、身穿黑呢绒大衣，腰挎手枪，威风十足。半个多世纪后，鲍君甫这一历史形象终于再现于影片《华捕007》和《陈赓蒙难》等影片里……
　　
　　（三）
　　
　　1930年夏某日，鲍君甫一人悄悄来到南京，他似乎已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卧底工作的高度危险性，考虑到自己在上海的名气太大（几乎无人不知杨登瀛），得罪人多、仇家也多，他不能不为家人和亲戚做些提前安排。他出钱委托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好友路友廉租下大树根一幢洋楼，以便万一他出事被杀后让家人居住。又在南京金城银行预存了一笔钱，甚至还为自己在中央门外广义山庄（粤籍人公墓）预购下一穴墓地。张罗完这些后，鲍君甫去常府街看望陈立夫后又去看望徐恩曾，各送上一份重礼，以拉紧关系，见这两个上司对自己更信任，待如心腹，他放下心来，返回上海，继续暗中为中央军委特科工作……
　　正因鲍君甫有双重高级职务作为掩护，那一两年里，他胆大心细、机警过人，多次提前给陈赓和李克农通风报信，使国民党方面破坏我地下党机关的阴谋失败，还使白鑫，顾冰石、何家兴、史书元等近百个叛徒、内奸及时被特科的“红队”（又称“打狗队”）处决，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鲍君甫还为我地下党营救出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十几位高级干部作出了至为重要的贡献。为不致暴露，陈赓常提供些过期的党内文件、印刷品及无关紧要的情报给鲍君甫，让他应付上司……
　　1931年4月，特科总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供出杨登瀛即为中共谍报员鲍君甫，他立即被拘捕，几次受刑讯他拒不招供，被关押年余。陈立夫、徐恩曾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授意张道藩出面将鲍君甫保释出来，并陪送他携家小5口人移居南京，住进大树根那幢小洋楼。1934年，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鲍君甫出任燕子矶中央反省院副院长，只有职无权，挂名而已，他与我党也从此中断了任何联系。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夕，鲍君甫携家人逃出城，避难于高淳县乡间，年余后返回惨遭日寇洗劫摧残的南京。1946年，经汪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反复劝说，鲍君甫在该部编纂处担任翻译室副主任，也只挂名领一份薪金而已。
　　
　　（四）
　　
　　岁月交替，转眼间10年过去了。到了1954年底，鲍君甫因连生两次大病，耗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入不敷出，破瓦房漏雨都无钱修，连一日两餐都成了问题，他无奈之下向有关部门申请救助。那时，陈养山早已调往北京工作，市政法公安部门其他领导人对鲍的情况又不太了解，虽批下一些救济金，但仍不能解决他家的困窘。鲍君甫考虑再三，分别给在北京的陈赓与李克农写信求助，语气恳切，等了2月余，未见回音，他有些失望。
　　其实，那时陈赓正在外地视察，李克农则感到回信有些不妥，但他收到信后很快就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写信，介绍了鲍对革命有大功的简况，建议由公安部通知南京市公安局，以后每月给鲍君甫发150——200元补助，并帮他装一副牙齿……鲍君甫终于收到第一笔补助金，甚为感动。接着，经由有关部门代转达了陈赓副总参谋长的口信，表示他没能及时读到鲍的求助信，现特邀鲍君甫上北京，住一段时期，一应费用由他解决，并已委托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派员陪送鲍君甫去首都。这位老人激动万分——首长们并未忘了他啊……
　　到了首都，鲍君甫被安排住进总参招待所，次日陈赓夫妇先设家宴款待了他，共叙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风云岁月，真是感慨万千！陈还亲切询问了鲍的情况，有什么困难，他一一作答。又过了一天，陈出面邀约昔日军委特科的战友李克农（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情报部长）、陈养山（司法部副部长）、刘少文、刘鼎等同志，共同设宴招待阔别多年的鲍君甫。后又安排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装义齿。陈赓等同志还自己凑钱给鲍君甫添置了两套解放装、一套粗呢子制服、两双新皮鞋等，连皮箱都是陈赓送的。半个月后，这位老人回到南京，他衣着光鲜，神采奕奕，话也说得多了，如同换了个人，茶摊也不必摆了，因为有关部门逐月发放的不菲的生活补助已足以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鲍的医药费自然也解决了。
　　几年后，由于一些原因，鲍的生活费改由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支付，据说是陈赓大将和李克农上将生前作出的安排。1958年夏，周总理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南京参观访问时，百忙中他还向省市负责人江谓清、彭冲关心地询问有关鲍君甫和家人的情况，得知鲍一家生活安定，两子一女有的读大学，有的已参加工作，总理点头表示宽慰……
　　1966年“文革”爆发，天翻地覆，神州陆沉，鲍君甫老人的处境不言而喻。上海、北京等地一个个“造反派”专案组都找到随园，勒令鲍老交待“历史问题”。实际是将阴谋的矛头指向勋业卓著、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和已在60年代初相继辞世的陈赓大将和李克农上将。鲍君甫让他们都失望而去。1969年底漫天风雪中，鲍君甫病故于家中，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