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爸爸一起逛超市，和妈妈一起骑车，骑很长很长的路，属于家人和朋友的梦境和回忆把我带离囚室，让我的内心充满快乐”……“奶奶，请记得吃药、散步和跳舞，我打算一回来就带你去玛格丽特家，要好好的，我需要你带我过回原来的生活。”
　　这封战地记者詹姆斯·福莱留给亲友的惟一的“信”，是托原先和他关押在一起、后被释放的狱友口述送达的——除此以外，他没有任何途径接触外面的世界。
　　2014年8月19日，在失踪近一年零9个月后，福莱的家人收到了他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斩首的画面。福莱的母亲黛安随后在社交网站表示：“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的儿子感到如此骄傲，他献出了他的生命来向整个世界呈现叙利亚人民所受到的苦难。”
　　福莱的页面则永远停留在2012年感恩节，在被叙利亚叛军绑架前，他转发了以色列轰炸加沙的目击报告。这不是福莱第一次被绑架。2011年4月11日，他和自由撰稿人克莱尔·莫甘娜·吉利斯、西班牙摄影师马努·布拉博以及南非摄影师安东·哈默尔遭遇卡扎菲士兵伏击，哈默尔的血染红了沙地，福莱等三人被捆着手，扔进了巡逻卡车的车厢。
　　44天后，当回到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环球邮报》办公室，福莱向英国广播公司讲述了他的感受，“我们犯了错，每个人都可能死，但只有哈默尔没能活下来”，语气中满是愧疚。他在纽约为哈默尔的遗孀和3个孩子筹款，随后又一刻不停地跳上前往苏尔特的飞机，那里是卡扎菲的老巢，他要亲眼见证这位独裁者的覆灭。
　　接下来几周，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雇员彼得·鲍克尔特和他一起，睡在冷藏车皮里，周围满是气味难闻的叛军。据鲍克尔特回忆，卡扎菲死前那一晚，不断有格拉德型火箭弹从他们头顶飞过，第二天早上，迎接他们的是“彻头彻尾的毁灭”——附近的战场分散躺着一百多具尸体。
　　“对于福莱而言，从远处观察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事，”他的视频编辑索拉纳·派恩这样理解他和战争的关系。在一次回母校美国西北大学的演讲中，福莱描述了战争对自己的影响：“暴力是一股奇怪的力量，它不总让你想要退后，有时会把你拽到它的面前。”
　　他记录战争给平凡生活带来的改变：生性温柔害羞却被迫举起枪的焊接工、会计，在巴沙尔政府残酷镇压中失去孩子的叙利亚母亲，面对手中武器不知所措的士兵，从一个叛军破旧靴子里钻出的脚趾头……“他不是那种待一两个星期、写个故事、谋求为简历添上光辉一笔的记者，而是真正沉到苦难底部，去试着理解它，”鲍克尔特这样评价这位曾经并肩工作的兄弟。
　　“詹姆斯关心正在遭受胁迫和围困的人们，以及他们赖以坚持的自尊。”福莱在《环球邮报》时的制作人马克·舍弗勒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一次次去到最危险的地方，但我知道只要他在，我们就能更真切地感受，更清楚地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他是真正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