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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中国盛行诸如《快乐女声》、《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电视才艺节目，这类节目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本文通过对荷兰同类电视节目《偶像》的剖析，探求电视才艺节目中蕴藏的某种特殊的永不泯灭的魔力，并揭示这类节目广受欢迎的秘诀和真谛所在。
关键词： 《偶像》 电视才艺节目 流行原因 节目效果
近年来，中国盛行诸如《快乐女声》、《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电视才艺节目，但类似的电视节目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荷兰在1960年就创作了最早的才艺节目《新人荟萃》，2003年，荷兰电视节目《偶像》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后，更是一炮而红，独领风骚，轰动若狂，已在全球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在后来争夺冠军赛的特别节目《世界偶像》中，更是达到了疯狂和极致的程度。此后，这种模式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年来，该类电视节目在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巴西、比利时、加拿大、挪威、丹麦、德国和泛阿拉伯诸国等国播出30多遍，收视率始终居高不下。
电视才艺节目虽然各有差异，但它的“偶像”格式却有其大同小异的标准结构：参赛者们在评委面前展示演唱才艺。经过小组比赛之后，评委们宣布裁决结果。再经过几个回合的淘汰之后，30个选手留了下来。然后，电视观众通过手机或短信投票选出最佳歌手。
许多年来，参与和观赏电视才艺节目一直是电视娱乐节目的可贵资源，因为这类节目似乎蕴藏某种特殊的永不泯灭的魔力。本文通过对荷兰电视节目《偶像》的剖析，揭示电视才艺节目广受欢迎的秘诀和真谛所在。
一、竞争与和谐的统一
音乐理论告诉我们，群体听唱歌曲是常见的增强群体团结精神的有效途径。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青年学生在俱乐部的合唱；足球体育场集体高歌助威，生日聚会的欢乐歌声。当人们一起唱歌时，不同的声音便融汇成一个整体，孕育团结。营造创作、倾听和分享音乐的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想手段之一。成功的音乐聚会可以给人一种交融的体验，一种暂时的团体精神的乌托邦状态。音乐给予喜庆的群体直接和情感的冲力，这种体验很快就达到出神入化的热度：如果音乐声足够大，再伴随着舞蹈和欢呼声，声波和节奏的气流就会迅速流入人体中。
才艺竞赛是该类节目的主体部分，不仅带来和谐，还要比拼出名次。整个才艺竞赛的宗旨是每位参赛者具有不同的歌唱能力，他们以固定的标准被评判到应有的排列中。虽然每个竞赛者都想得冠，但必须通过竞赛得到相应名次。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阐述的模仿理论：人们事事竞相模仿，欲望感染着欲望。共存的欲望引发竞争，竞争形成暂时的名次。
从这个意义上看，才艺竞赛满足了人类竞争与排名的基本需求。竞赛由评委决出名次，评委掌控竞赛的钥匙。因此，像《偶像》这样的才艺节目能够持续走红、经久不衰，关键在于它的“盛典”模式，它那种激发人心的热力场面，通过培育强烈的群体感，通过排名的归属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二、《偶像》中的竞争性
荷兰电视才艺节目《偶像》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竞赛，评选出冠亚军。在初赛阶段，节目的任务是把所有参赛人（2003年7625人，2004年16729人）筛选出一个90人的小组。正是这种筛选过程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使得《偶像》吸引了众多观众。
最初的选拔十分简单：在荷兰不同地方录制歌手的演唱，录音棚质朴无华。在蓝灰色的背景下悬挂着大型的“偶像”标识，评委的桌椅是房间的唯一家具。选手进入房间到蓝星的白点处，正好面对4位来自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评委。他们演唱完毕后，两个评委给出评语并做出“留”、“去”的裁决。
评委们尖酸刻薄的评语是《偶像》节目的一大特点，他们除了给个别选手正向的评语外，大多数评语都是负面的甚至极端的。诸如“嗓音太一般”、“绝对没希望”、“太死板无味了”、“平淡缺乏魅力”、“绝无天赋”等是常听到的评语。一次，艺术家兼节目指导汉金·史密特评委评论一选手时说：“你太没有魅力，不会唱歌，没有个性。”话音刚落，其他评委就点头并附和道：“没嗓音，没表现，什么都没有。”接下来的选手也是以“唱歌好困难”的评语被刷了下去。
这种批评甚或生硬的评语使《偶像》的评委得了个“判绞刑的评审团”的“恶名”。《偶像》节目还尽其所能达到该名声：赛事年间，观众要评出10个“刺玫花”评语。如2003年排名第三的评语是：“你若录个音自己听听，你就不会来这了。”排名第二的是：“我不认为会有一大群人把你的宣传画张贴在他们的床边。”排名第一的是荷兰流行乐促进会主任杰尼·卡格曼的评语，当他听完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孩演唱后这样说道：“你煞费苦心地穿衣打扮，今后唱歌可就不需如此了！”当然，这个节目是在尝试并探索一条路子，想通过尖酸刺耳的评语捕捉参赛者们惊讶、羞辱和忧伤的情感反应。
这种取乐于他人的电视手法在2003年的季赛中达到了高潮，这天，将要播出10个最怪异的淘汰选手的特别录像剪辑。《偶像》主持人莱诺·欧勒曼斯在介绍剪辑时说：“请大家锁定频道，因为广告之后，我们将播出最怪诞选手的录像，这个剪辑会使你们笑得变傻。”录像一播出，只见在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上，现身这样几位选手：一个带着大号眼镜的女孩，一个穿着木屐的男孩，一个肥胖臃肿的女孩和其他歪瓜裂枣的人。这个片段采用广角镜头拍摄，以电影手法有意扭曲人的相貌凸显选手们的奇异特征。画面上出现了评委们捧腹大笑的同时，选手们遂唱起了阿巴乐队的歌曲“感谢你，音乐！”通过这段剪辑，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偶像》展现给观众的是一种怎样的选秀模式。它不仅要把优秀的歌手挖掘出来，还刻意让观众关注到落选的参赛者。看来但凡秩序必有相反秩序，通过象征性反演，实现确认规则。
三、《偶像》的和谐性
一旦那些缺乏天赋的选手被热热闹闹地淘汰之后，就该营造团结和谐氛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决赛场面将被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盛大庆典，不再采用初赛时单调的录影棚，而被安排在荷兰当时最现代化、功能最齐全的演播室里现场直播。 决赛的喜庆特征由主持人莱诺·欧勒曼斯和图斯克·布鲁珍的魅力主持强化。他们脱掉了运动衫和毛线衣，穿上了燕尾服和晚礼裙。他们的主持风格一改旧貌，开始散发和谐团结的气息，彰显喜庆节日的气氛。入围者再也不需自报身份，而是相互握手、相互拥抱，主持人频频祝福，场面热烈昂奋。
与早期竞赛不同，现在以聚集人气为首任。主持人图斯克说：“当时的场面是真实的。你参与紧张，你分享梦想，你同祈希望。一切都在运作、都在前行！音乐以友谊的方式呈现出来，音乐本应如此！我们的欢乐常在，我们的友谊千古！”这时，选手、观众和主持人都融为一体。突然间，似乎竞争消失了，人人都成了“冠军”。此刻，音乐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过集体同唱流行歌曲，营造团结的气氛，这种氛围再被决赛者兴奋与紧张的情感所加强。
与此同时，评委也一改原先的尖酸刻薄为高度赞赏，他们时而褒扬得赞不绝口，时而兴奋得热泪盈眶，极力助推和谐团结的气氛，把决赛推向了高潮。
《偶像》决赛还把大量镜头转向现场观众，人群的高喊声和欢呼声随着音乐的节拍和频率变化，主持人也与观众的反应遥相呼应。莱诺时不时地煽情：“这是一个疯狂的场面，所有观众都沸腾了起来！”《偶像》的策划人认为，激发观众的热情对节目至关重要：其一是呼喊声能加强选手和观众的团结氛围。其二是欢呼声象征着《偶像》节目的狂热度。其三是它能感染在家观看节目的观众，使他们参与到狂欢的场面中。
也许有人会问，《偶像》的和谐基于什么？它的真谛何在？首先它应致力于竞赛者之间和竞赛者与现场观众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其次，它要激发在家观看节目的人通过电话和短信的方式参与到节目中。图斯克常常这样鼓励家庭观众：“你们是最佳的评判者，你们现在就该拿起手机，做出自己的抉择。”
然而，《偶像》不仅仅针对竞赛者、现场群众和家庭观众，它的最终目标是整个荷兰。因为当时所有人似乎都投入到了《偶像》的盛大庆典之中，正像主持人莱诺描绘的那样：“今晚，万人空巷看节目，电话热线穿全国。荷兰正昂起了头，企盼着冠军挥手到来。”当最终揭晓冠军的时候，莱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高呼道：“整个荷兰都选的是他，整个荷兰都沸腾了！”
这当然是言过其词了，但的确有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观看了《偶像》的冠军争夺赛，观众还包括众多的非荷兰人，这里反复强调的“整个荷兰人”并非指一种外部现实，而是一个民族构成的整合与象征。这种民族团结的内涵在决赛的最后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晚带来决赛结果的人是荷兰国家教育、文化和科学事务局主任凡·列文。当他把未拆封的信封交给两位主持人时，他说他很荣幸能出席这样团结的盛会，能骄傲地颁发这个崇高的奖项。随着莱诺宣布冠军的名单，图斯克已情不自禁地高声宣布道：“荷兰，从今你有了新偶像！”
四、《偶像》的创作手法与精神
总括而言，《偶像》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视才艺节目之一，它的收视率空前。《偶像》最初的设想是把老百姓个人的演唱排出名次。它的初选阶段十分严格，并要求评委制造出一种尖酸刻薄的语境。它在播放“歪瓜裂枣落榜人”的特别节目时把《偶像》推向了阶段性高潮。这时，它采用的是逆向反演的手法，着力强调歌唱能力的缺失，象征社会和文化视角上的怪异性。这些“歪瓜裂枣落榜人”以欢快热闹的方式体面地离开。而在比赛的另一面，胜出者成功了，他们将去参加竞争更激烈的决赛，他们的成绩将是社会品质的具体体现。
紧接下来的决赛是为团结与和谐的气氛而谋划的，在决赛直播中，主持人与评委们正携手共创一种欢乐喜庆之精神，一种相聚同乐之情感。这个阶段的高潮是观众们对冠军的选拔，在经过数月的磨难与考验之后，一个普通人刹那间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偶像。他以崭新的冠军身份在竞争对手和主持人的簇拥下，步入这个盛大古典般仪式的长廊上。今晚选手们的大团圆在全体高歌同唱时达至巅峰。这样，《偶像》节目通过“逆向欢闹”的阶段性高潮升华到“偶像荣耀”的无与伦比的热力盛况，完成了它的创意定位，使和谐与排名有机统一。这就是《偶像》的创作手法，这就是《偶像》的创作精神。
五、《偶像》浓郁的商业气息
然而，《偶像》成功的背后尚存有不足与缺憾。譬如，《偶像》的决赛者属于荷兰社会的偶像，他们的歌唱水平象征着荷兰社会的品质。但纵深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社会品质是孕育在当代商业社会的本质之中的。《偶像》的入围者都是年轻英俊的人，他们衣着时髦、奔放洒脱。评委们在赞誉他们时多用“无与伦比的歌喉”、“演唱得出神入化”、“表现得精妙绝伦”之类的评语传递“杰出的演唱”之信息。这些点点滴滴都拷贝自商业社会的“成就”与“功利”的价值标准中。此外，人们还对评委的邀选和奖项的归属中的商业化影响提出了质疑。显而易见，《偶像》的价值观是奠基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功利主义社会赋予的青年文化之上的。
从“盛典”模式来看，《偶像》节目成了青少年欢闹不羁的享乐时段。它在策划时过于满足商业化娱乐的需求。例如，为了达到预期的广告收入，节目组还联动了诸如广播和因特网等其他媒体手段制造全方位的轰动效应。此外，每段节目的时长都被限制在1个小时之内，以便中间插播3次广告。
《偶像》现象，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电视现象，无疑是这种热力节目与当代价值观有机结合的体现与外延。更准确地说，《偶像》不仅如此，它还在发掘、表述、代表及探求当代的价值内涵。《偶像》是在原始电视才艺节目的框架下探索出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崭新模式的典范。
参考文献：
[1]Reijnders，S.Media Rituals and Festive Culture：Imaging the Nation in Dutch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7.
[2]Turner，Graeme.The Mass Production of Celebrity.“Celetoids”，Reality TV and the “Demotic Turn”，Internatio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
[3]Turner，Graeme.Understanding Celebrity.London：Sage，2004.
关键词： 《偶像》 电视才艺节目 流行原因 节目效果
近年来，中国盛行诸如《快乐女声》、《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电视才艺节目，但类似的电视节目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荷兰在1960年就创作了最早的才艺节目《新人荟萃》，2003年，荷兰电视节目《偶像》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后，更是一炮而红，独领风骚，轰动若狂，已在全球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在后来争夺冠军赛的特别节目《世界偶像》中，更是达到了疯狂和极致的程度。此后，这种模式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年来，该类电视节目在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巴西、比利时、加拿大、挪威、丹麦、德国和泛阿拉伯诸国等国播出30多遍，收视率始终居高不下。
电视才艺节目虽然各有差异，但它的“偶像”格式却有其大同小异的标准结构：参赛者们在评委面前展示演唱才艺。经过小组比赛之后，评委们宣布裁决结果。再经过几个回合的淘汰之后，30个选手留了下来。然后，电视观众通过手机或短信投票选出最佳歌手。
许多年来，参与和观赏电视才艺节目一直是电视娱乐节目的可贵资源，因为这类节目似乎蕴藏某种特殊的永不泯灭的魔力。本文通过对荷兰电视节目《偶像》的剖析，揭示电视才艺节目广受欢迎的秘诀和真谛所在。
一、竞争与和谐的统一
音乐理论告诉我们，群体听唱歌曲是常见的增强群体团结精神的有效途径。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青年学生在俱乐部的合唱；足球体育场集体高歌助威，生日聚会的欢乐歌声。当人们一起唱歌时，不同的声音便融汇成一个整体，孕育团结。营造创作、倾听和分享音乐的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想手段之一。成功的音乐聚会可以给人一种交融的体验，一种暂时的团体精神的乌托邦状态。音乐给予喜庆的群体直接和情感的冲力，这种体验很快就达到出神入化的热度：如果音乐声足够大，再伴随着舞蹈和欢呼声，声波和节奏的气流就会迅速流入人体中。
才艺竞赛是该类节目的主体部分，不仅带来和谐，还要比拼出名次。整个才艺竞赛的宗旨是每位参赛者具有不同的歌唱能力，他们以固定的标准被评判到应有的排列中。虽然每个竞赛者都想得冠，但必须通过竞赛得到相应名次。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阐述的模仿理论：人们事事竞相模仿，欲望感染着欲望。共存的欲望引发竞争，竞争形成暂时的名次。
从这个意义上看，才艺竞赛满足了人类竞争与排名的基本需求。竞赛由评委决出名次，评委掌控竞赛的钥匙。因此，像《偶像》这样的才艺节目能够持续走红、经久不衰，关键在于它的“盛典”模式，它那种激发人心的热力场面，通过培育强烈的群体感，通过排名的归属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二、《偶像》中的竞争性
荷兰电视才艺节目《偶像》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竞赛，评选出冠亚军。在初赛阶段，节目的任务是把所有参赛人（2003年7625人，2004年16729人）筛选出一个90人的小组。正是这种筛选过程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使得《偶像》吸引了众多观众。
最初的选拔十分简单：在荷兰不同地方录制歌手的演唱，录音棚质朴无华。在蓝灰色的背景下悬挂着大型的“偶像”标识，评委的桌椅是房间的唯一家具。选手进入房间到蓝星的白点处，正好面对4位来自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评委。他们演唱完毕后，两个评委给出评语并做出“留”、“去”的裁决。
评委们尖酸刻薄的评语是《偶像》节目的一大特点，他们除了给个别选手正向的评语外，大多数评语都是负面的甚至极端的。诸如“嗓音太一般”、“绝对没希望”、“太死板无味了”、“平淡缺乏魅力”、“绝无天赋”等是常听到的评语。一次，艺术家兼节目指导汉金·史密特评委评论一选手时说：“你太没有魅力，不会唱歌，没有个性。”话音刚落，其他评委就点头并附和道：“没嗓音，没表现，什么都没有。”接下来的选手也是以“唱歌好困难”的评语被刷了下去。
这种批评甚或生硬的评语使《偶像》的评委得了个“判绞刑的评审团”的“恶名”。《偶像》节目还尽其所能达到该名声：赛事年间，观众要评出10个“刺玫花”评语。如2003年排名第三的评语是：“你若录个音自己听听，你就不会来这了。”排名第二的是：“我不认为会有一大群人把你的宣传画张贴在他们的床边。”排名第一的是荷兰流行乐促进会主任杰尼·卡格曼的评语，当他听完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孩演唱后这样说道：“你煞费苦心地穿衣打扮，今后唱歌可就不需如此了！”当然，这个节目是在尝试并探索一条路子，想通过尖酸刺耳的评语捕捉参赛者们惊讶、羞辱和忧伤的情感反应。
这种取乐于他人的电视手法在2003年的季赛中达到了高潮，这天，将要播出10个最怪异的淘汰选手的特别录像剪辑。《偶像》主持人莱诺·欧勒曼斯在介绍剪辑时说：“请大家锁定频道，因为广告之后，我们将播出最怪诞选手的录像，这个剪辑会使你们笑得变傻。”录像一播出，只见在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上，现身这样几位选手：一个带着大号眼镜的女孩，一个穿着木屐的男孩，一个肥胖臃肿的女孩和其他歪瓜裂枣的人。这个片段采用广角镜头拍摄，以电影手法有意扭曲人的相貌凸显选手们的奇异特征。画面上出现了评委们捧腹大笑的同时，选手们遂唱起了阿巴乐队的歌曲“感谢你，音乐！”通过这段剪辑，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偶像》展现给观众的是一种怎样的选秀模式。它不仅要把优秀的歌手挖掘出来，还刻意让观众关注到落选的参赛者。看来但凡秩序必有相反秩序，通过象征性反演，实现确认规则。
三、《偶像》的和谐性
一旦那些缺乏天赋的选手被热热闹闹地淘汰之后，就该营造团结和谐氛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决赛场面将被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盛大庆典，不再采用初赛时单调的录影棚，而被安排在荷兰当时最现代化、功能最齐全的演播室里现场直播。 决赛的喜庆特征由主持人莱诺·欧勒曼斯和图斯克·布鲁珍的魅力主持强化。他们脱掉了运动衫和毛线衣，穿上了燕尾服和晚礼裙。他们的主持风格一改旧貌，开始散发和谐团结的气息，彰显喜庆节日的气氛。入围者再也不需自报身份，而是相互握手、相互拥抱，主持人频频祝福，场面热烈昂奋。
与早期竞赛不同，现在以聚集人气为首任。主持人图斯克说：“当时的场面是真实的。你参与紧张，你分享梦想，你同祈希望。一切都在运作、都在前行！音乐以友谊的方式呈现出来，音乐本应如此！我们的欢乐常在，我们的友谊千古！”这时，选手、观众和主持人都融为一体。突然间，似乎竞争消失了，人人都成了“冠军”。此刻，音乐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过集体同唱流行歌曲，营造团结的气氛，这种氛围再被决赛者兴奋与紧张的情感所加强。
与此同时，评委也一改原先的尖酸刻薄为高度赞赏，他们时而褒扬得赞不绝口，时而兴奋得热泪盈眶，极力助推和谐团结的气氛，把决赛推向了高潮。
《偶像》决赛还把大量镜头转向现场观众，人群的高喊声和欢呼声随着音乐的节拍和频率变化，主持人也与观众的反应遥相呼应。莱诺时不时地煽情：“这是一个疯狂的场面，所有观众都沸腾了起来！”《偶像》的策划人认为，激发观众的热情对节目至关重要：其一是呼喊声能加强选手和观众的团结氛围。其二是欢呼声象征着《偶像》节目的狂热度。其三是它能感染在家观看节目的观众，使他们参与到狂欢的场面中。
也许有人会问，《偶像》的和谐基于什么？它的真谛何在？首先它应致力于竞赛者之间和竞赛者与现场观众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其次，它要激发在家观看节目的人通过电话和短信的方式参与到节目中。图斯克常常这样鼓励家庭观众：“你们是最佳的评判者，你们现在就该拿起手机，做出自己的抉择。”
然而，《偶像》不仅仅针对竞赛者、现场群众和家庭观众，它的最终目标是整个荷兰。因为当时所有人似乎都投入到了《偶像》的盛大庆典之中，正像主持人莱诺描绘的那样：“今晚，万人空巷看节目，电话热线穿全国。荷兰正昂起了头，企盼着冠军挥手到来。”当最终揭晓冠军的时候，莱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高呼道：“整个荷兰都选的是他，整个荷兰都沸腾了！”
这当然是言过其词了，但的确有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观看了《偶像》的冠军争夺赛，观众还包括众多的非荷兰人，这里反复强调的“整个荷兰人”并非指一种外部现实，而是一个民族构成的整合与象征。这种民族团结的内涵在决赛的最后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晚带来决赛结果的人是荷兰国家教育、文化和科学事务局主任凡·列文。当他把未拆封的信封交给两位主持人时，他说他很荣幸能出席这样团结的盛会，能骄傲地颁发这个崇高的奖项。随着莱诺宣布冠军的名单，图斯克已情不自禁地高声宣布道：“荷兰，从今你有了新偶像！”
四、《偶像》的创作手法与精神
总括而言，《偶像》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视才艺节目之一，它的收视率空前。《偶像》最初的设想是把老百姓个人的演唱排出名次。它的初选阶段十分严格，并要求评委制造出一种尖酸刻薄的语境。它在播放“歪瓜裂枣落榜人”的特别节目时把《偶像》推向了阶段性高潮。这时，它采用的是逆向反演的手法，着力强调歌唱能力的缺失，象征社会和文化视角上的怪异性。这些“歪瓜裂枣落榜人”以欢快热闹的方式体面地离开。而在比赛的另一面，胜出者成功了，他们将去参加竞争更激烈的决赛，他们的成绩将是社会品质的具体体现。
紧接下来的决赛是为团结与和谐的气氛而谋划的，在决赛直播中，主持人与评委们正携手共创一种欢乐喜庆之精神，一种相聚同乐之情感。这个阶段的高潮是观众们对冠军的选拔，在经过数月的磨难与考验之后，一个普通人刹那间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偶像。他以崭新的冠军身份在竞争对手和主持人的簇拥下，步入这个盛大古典般仪式的长廊上。今晚选手们的大团圆在全体高歌同唱时达至巅峰。这样，《偶像》节目通过“逆向欢闹”的阶段性高潮升华到“偶像荣耀”的无与伦比的热力盛况，完成了它的创意定位，使和谐与排名有机统一。这就是《偶像》的创作手法，这就是《偶像》的创作精神。
五、《偶像》浓郁的商业气息
然而，《偶像》成功的背后尚存有不足与缺憾。譬如，《偶像》的决赛者属于荷兰社会的偶像，他们的歌唱水平象征着荷兰社会的品质。但纵深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社会品质是孕育在当代商业社会的本质之中的。《偶像》的入围者都是年轻英俊的人，他们衣着时髦、奔放洒脱。评委们在赞誉他们时多用“无与伦比的歌喉”、“演唱得出神入化”、“表现得精妙绝伦”之类的评语传递“杰出的演唱”之信息。这些点点滴滴都拷贝自商业社会的“成就”与“功利”的价值标准中。此外，人们还对评委的邀选和奖项的归属中的商业化影响提出了质疑。显而易见，《偶像》的价值观是奠基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功利主义社会赋予的青年文化之上的。
从“盛典”模式来看，《偶像》节目成了青少年欢闹不羁的享乐时段。它在策划时过于满足商业化娱乐的需求。例如，为了达到预期的广告收入，节目组还联动了诸如广播和因特网等其他媒体手段制造全方位的轰动效应。此外，每段节目的时长都被限制在1个小时之内，以便中间插播3次广告。
《偶像》现象，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电视现象，无疑是这种热力节目与当代价值观有机结合的体现与外延。更准确地说，《偶像》不仅如此，它还在发掘、表述、代表及探求当代的价值内涵。《偶像》是在原始电视才艺节目的框架下探索出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崭新模式的典范。
参考文献：
[1]Reijnders，S.Media Rituals and Festive Culture：Imaging the Nation in Dutch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7.
[2]Turner，Graeme.The Mass Production of Celebrity.“Celetoids”，Reality TV and the “Demotic Turn”，Internatio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
[3]Turner，Graeme.Understanding Celebrity.London：Sag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