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教育教学目标的载体，又是课堂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由于我国语文教材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文选型的，选文的优劣也就直接影响着教材整体的质量。古代小说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材选文中的地位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然而，实际上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古代小说的数量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相比，常常显得微不足道，古代小说的独特功能也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研究、编写和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的唯一机构。至今为止，人教社已经编写出版了十一套初中语文教材，而它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对时代发展的呼应，是对教育改革中新理念、新方法的诠释。从它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文教材从粗疏无序到完备规范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的回顾和总结。有鉴于此，笔者根据古代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变动情况，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人教社出版的20版初中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教材中的古代小说进行统计分析，并尝试探讨各个时期不同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增删变化的规律。另外，通过考察教材中一些经典选文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下，语文教材对古代小说选文有着不同的解读导向。通过描述它的发展轨迹，以把握其选编思路，总结其选编经验，期望能够有益于今后对这类作品的编选。
一、古代小说的界定
“古代小说”的定义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论断。如果以小说的语言特点来区别，那么可以粗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类别。白话小说的范围比较好确定，对它的界定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比较复杂的是文言小说，由于古代作品大多都是用文言写成的，而古人对于“小说”的理解不仅与现在不同，而且在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这就给厘清古代小说的范围增加了难度。
目前关于古代小说的界定大致存在三种做法，一种是偏向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小说观念来看待，但这样会将许多含有虚构性的文言小说排除在外，同时又把大批与今天的“小说”含义相差极大、内容驳杂的笔记、杂录等视为文言小说;第二种方法是严格地以西方的小说概念标准来衡量，那么唐传奇之前的很多优秀文言作品都将被排除在小说之外。因此，目前大多数文言小说汇编丛书采取的都是第三种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面尊重古人的观念，同时也采纳今人对小说的定义，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都是以兼顾古今，调和折中作为辑录的原则。具体操作时则强调“前宽后严”，对唐宋以前的文言作品持较宽的标准，对明清时期的作品就以接近现代小说概念的标准来择取。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方法来界定教材中的古代小说，在遵循现代小说概念——“小说是一种用散文形式写成的叙事性虚构作品。”[1]的同时，又考虑到一些历久成规的说法，如鲁迅先生提出的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虽然有学者认为这类小说的作者是秉着实录精神来写的，并不是真正文学意义的小说。[2]但由于它们很早就被认为是古代小说的雏形，所以本文也把这类作品归入古代小说。
在判定教材中的选文是否为古代文言小说时，不仅要看选文的来源出处，还必须考虑这篇选文是否符合上面所提出界定原则。比如《口技》和《核舟记》是两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入选次数较多的文言文，它们出自于清代张潮的文言小说《虞初新志》，但这两篇文章并不是叙事性的作品，也没有虚构的成份，更符合说明性散文的性质。因此，本文不把这样的作品视为古代小说。又如出自《聊斋志异》中的《山市》篇，全文以描写山市的景象变幻为主，没有故事情节，也应该视为文言散文。还有一种译自外国作品的文言小说，如1983版分编型教材《阅读》第三册选自林纾小说《黑奴吁天录》中的《买奴》篇，虽然也是文言形式的小说，但是由于这部小说是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改编而成，不属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范围，所以这类小说也不作统计。
二、古代小说选文比重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年来，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设也在不断摸索中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探究古代小说选文在不同版本教材中的变化情况，首先必须对它的选编情况做一个定量分析，以便得到直观可信的结果，具体包括占教材所有选文的比重和占古代作品选文的比重。
1.古代小说占所有选文比重的演变
在这20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的数量和比例统计：
从图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教社初中语文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的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选文比重整体偏低。总体来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的数量和比重都比较少，所统计的20版教材总共有3805篇选文，但古代小说只有147篇，平均每版只有7.35篇，总体平均比例为3.86%。如果从单册课本来看，20版教材共有118册课本，平均每册选文总量为32.25篇，而每册古代小说的数量为1.25篇。也就是说每册课本的古代小说大概只有1篇左右，可见其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
（2）选文比重年度分布不均衡。由比例折线图可知，历版教材中古代小说所占的比例并不均衡，占比最高的1956版为6.22%，最低的1952版为1.82%，相差4.4%，差值超过了总体平均比例的水平。相应地其比例的变化也不平稳，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选文比例有很大差異，前期的十几年中选文比例波动较大，起伏较多;而改革开放后的比例则比较稳定，高低转折的次数不多。粗略地看，其选文比例大致经历了四起三落，1950年到1956年是一起，比例由2%左右上升到了6.22%，上升幅度最大;1958年到1961年是二起，从2.22%上升到了5%以上;1963年到1987年是三起，从3.09%上升到了5.22%;1993年到2013年是四起，从2.71%上升到了4.31%，上升幅度较小。而1956年到1958年是一落，比例由6.22%降到2.22%，减少了4%，降幅最大;1961年到1963年是二落，从5%以上降到了2.42%;1987年到1993年是三落，从5.22%降到2.71%。 （3）比例上升周期长，下降周期短。从选文的比例波动中，还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比例的上升态势持续期间都较长，要经过多版教材的更替才能达到一个峰值;而下降的态势都很急剧，往往是呈现断崖式的下跌，由前一版的高峰水平陡然降到后一版的谷底。正因为比例上升周期比较长，所以一般后期修订版的比例都要高于初版的，如1958年第三套教材的比例为2.22%，而1959年修订版为4.35%，1960年修订版为4.57%;2001年第十套教材的比例为3.29%，2013年修订版为4.31%。而三次比例下跌都发生在教材改动较大，从前一套教材向后一套教材转变的过程中，如1956年第二套和1958年第三套，1987年第八套和1993年第九套，前者的比例都要远高于后者。
2.古代小说占古代作品比重的演变
古代小说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类，而古代作品除了小说之外，还包括散文、诗词和戏剧等体裁。通过把教材中古代小说的数量和比例与其他体裁的古代作品相比，可以看出它在古代作品选文中的地位如何。对20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作品进行统计，由于在所有的教材中只有1961年北师大编的教材有两篇古代戏剧作品，为方便统计，这里把它们分为古代散文、古代小说和诗词曲赋三类，戏剧作品不单独列出。
从下图的统计情况来看，各版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与其他体裁的古代作品相比有以下特点：
（1）选文占比偏低。历版教材中的古代作品平均选文篇数为56.55，而文言散文就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平均每版篇数为27.25，平均比例高达48.19%;其次是诗词曲赋，平均每版篇数为21.95，拥有接近四成的比例;而古代小说的选文最少，平均每版占比只有13%。折线图也显示，除了1950、1952和1958三版特殊时期的教材外，从1961版教材开始，古代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数量和比例都一直低于散文和诗词曲赋。从纵向来看，古代小说占古代作品选文的比例差异较大，最高的是1950版和1952版，因为这两版教材没有选入文言文和古代诗词，所以小说占比达到100%;而最低的是2000年三年制修订教材，占比只有6.72%。
（2）选文比重呈现减少的趋势。李良品先生在《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中，把1950年到2000年期间的语文教材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基础上的改进（1950-1976）、曲折经历后的反思（1977-1989）和深化改革中的发展（1990-2000）。按照这种教材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以及古代小说比例的折线图来看，其变化情况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且阶段间呈现出递减的态势。第一阶段从1950版到1963版，这是选文比例起伏最大的阶段，也是平均比例最高的阶段，9版教材中小说占古代作品的平均比例达到37.71%;第二阶段从1978版到1987版，选文比例的变化幅度在9%-18%之间，比前一阶段要稳定，6版教材的平均比例为13.83%;第三阶段从1993版到2013版，这个阶段的小说占比要明显低于前面两个阶段，除了2013版之外，其他四版教材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10%，平均比例只有8.83%。
3.古代小说选文演变的原因分析
上述两方面比重变化的特点除了受政治形势、教育论争和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古代小说自身在文学史上的发展及其选编的操作难度等因素有关。由于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制定也反映着意识形态、社会舆论的要求，所以它对教材选文的影响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与后面两个因素有着紧密联系。
（1）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育目的都要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社会支配阶层价值观念的载体，履行着“意识形态守护职能”。[3]自语文单独设科以来，教材选文可以说就一直都或明或暗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红楼梦》这部小说为例，解放后的初中语文教材一度没有从中选入任何篇目。直到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时，当时的教学大纲规定“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应该使他们充分了解祖国的过去;因此，初级中学学生学习文学，应该读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因而，1956版的初中《文学》教材也从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选入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这篇课文。但两年时间不到，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套教材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像《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这样的选文是在污蔑劳动人民，学生读了这样的作品，不但对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毫无帮助，相反，还在部分学生中间产生了向往剥削阶级享乐生活的严重偏差。[4]这使得《红楼梦》的选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学课本中都不见踪影。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红楼梦》时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那是个总纲……《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5]之后可以看到，在所统计的20版教材中，从1978版到1993版，《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篇课文连续八次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又如1958年语文分科试验被迫停止之后，在当时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前提下，人教社紧急重新编制了一套综合型语文教材，这套教材在课文总量和古代小说数量上都出现了大幅削减。而到了60年代初，国家政策有了新的调整，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和发展。1961年人教社和北师大分别新编了一套教材，这两版教材中的古代小说数量有所增加，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这些选文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政治因素对语文教材的影响力。
（2）语文教育论争的影响。语文教材的编制除了受政治因素影响外，还与社会上一些教育专家、学者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讨论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1959年《文汇报》发表了探讨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的文章，从而掀起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中“文”“道”关系的论争。两年之后，在对这场论争的总结社论中提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學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语文教育开始向工具化转变的迹象，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之中，新的大纲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并明确要求“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这也使得1963版教材的工具性特色比较突出，对选文的语言文字规范性要求很高。而古代小说本身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中的长篇小说又存在大量的方言、俗语，文白夹杂的现象也很常见，语言规范性较差;再加上这套教材只编写了前四册，选文总量不多，所以选入的古代小说仅占教材的2.42%。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论争是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的，此后各界人士对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和教材提出了许多意见。批评的焦点集中在语文“工具论”上，认为这种“工具论”在注入了西方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内涵后，与应试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忽视了语文教育的人文价值。之后在2001年颁布的新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特别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2011年的课程标准也再次强调了语文对继承传统文化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的作用。可见，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越来越受重视，对其内涵和目标的认识也在向文化、素养的方向转变。因此，新出版的教材选文在注重与时代生活联系的同时也兼顾了作品的经典性，而古代小说作为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对它的重视程度也在随之升高，从2000年修订版到2013年修订版，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所占比例逐渐增加。
（3）各种文学体裁发展不均衡。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和散文是最先发展起来的文体，如诗歌最早就有《诗经》《楚辞》，散文则有先秦诸子散文以及《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这两种文体不仅兴起时间早，而且与小说相比，它们无论在作品数量，内容广度，还是绵延时间上都要占优势。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则要晚得多，魏晋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使古代小说初具规模，直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才意味着文言小说的基本成熟。白话小说出现的时间则更晚，早期的白话小说以宋元话本为主。但无论是志人、志怪小说，还是唐传奇、宋平话，都不是它们产生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与诗文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直到明清时期，古代小说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高峰，产生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杰作，彻底打破了正统诗文长期垄断文坛的局面。因此，古代作品中各种文学体裁发展的不均衡，是造成教材中小说选文偏少的原因之一。
（4）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小说一直被古代文人所轻视，被认为是虚无荒诞、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从而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对古代读书人来说，文章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他的名声和地位。曹丕曾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也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而诗歌在古代也同样受到重视，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不读诗经就不能与人正确地交谈应对。可见诗文在古人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重视诗赋、文章，也对这两种文体的创作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小说，大多时候却被视作消遣娱乐的作品。这种对小说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也导致古代小说的创作成就，在总体上与诗歌、散文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因此，语文教材在选取古代作品时，也就自然更倾向于散文和诗歌了。
（5）节选难度的限制。在节选难度方面，相比诗词和散文的短小适中，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大多篇幅较长，如1956版《文学》教材第一册中的《岳飞枪挑小梁王》，选文总长约有2.4万字，一篇课文就占了26页纸的版面，像这样长篇巨幅的作品在综合型教材中是无法想象的。这就使得教材编者在节选小说时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节选的部分既要反映原著的精华，又要能够独立成篇。如果节选不当，有时反而会显得不伦不类。另外，长篇古代小说中存在许多性格复杂多样的“圆形人物”，他们大都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教材中节选的部分往往是围绕某一具体事情展开，只能展现这些性格特征的某个片面。再加上教学课时的限制，教师往往也只是简略地介绍下原小说的情节梗概和故事的来由。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完整把握，也不利于激发他们阅读小说原著的兴趣。因此，教材编者有时为了降低操作难度，对古代小说往往采取沿袭旧文或回避不选的态度。这从所统计的147篇古代小说选文中也可以看出一二，在这么多选文中实际上只有47篇不同的作品，其中出现过5次及以上的篇目有10篇，而这10篇选文在20版教材中总共出现了86次，占古代小说选文出现总次数的58.5%。而仅出现过一次的选文只有15篇，其余的32篇选文都出现过2次以上，可见选文重复入选的机率较大。
总之，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制与政治形势、社会讨论、课程标准和选文自身特点等多重因素都存在联系。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教材选文的变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这从古代小说选文比例的起伏波折中也可见一斑。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几十年来初中语文教材建设在不断探索中艰难地前进，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
三、选文解读导向的演变
语文教材一般由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四部分组成，在文选型教材中，范文系统和知识系统是课堂教学的主要部分，但课程内容并不等于选文或知识本身，要确定教学内容和目标还必须借助于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因为它们直接体现了教材编者的思想和意图。“教材最终落实为‘理想的读者’对该诗文‘权威的解释’，在我国语文教材中，表现为注释、助读（导读或提示、旁批或点评文字），尤其是课后练习题的指令”。[6]也就是说，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是教材编者对教师与学生理解课文的一种提示和导向。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教材对选文的解读导向也会出现差异。《范进中举》是节选自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经典片段，它在所统計的20版教材中共出现了16次，是所有古代小说中入选次数最多的一篇。下面将以它为主，兼及部分其他小说，分析它们在不同版本教材中的阅读提示、标题注释和习题设置等助读、练习系统，以此揭示古代小说选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解读导向的变化。
1.早期“文以载道”的解读导向
“文以载道”是古代一种文学创作主张，最早由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运动”中提出。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文章要传达一定的思想和道理，古代所说的“道”多是指儒家义理或封建道德。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道”的作用被过分强调，含义也转变为国家的主流思想，教材中的部分选文成为一种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 从古代小说选文的助读系统来看，其解读倾向集中于强烈批判旧社会或赞美劳动人民，如：1956年《文学》教材中《范进中举》的标题注释为“《儒林外史》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和士大夫阶层的丑态”。1952版教材选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课后提示有“这篇节选的一段只是陷害林冲的事实的一部分，可是就这一部分，已经可以表现出官僚恶霸是怎样残暴了”“林冲遇见李小二一段，充满了温暖的情谊，正和他在官府里所受的冷酷虐待构成鲜明的对照”。
从这一时期的练习系统来看，习题设置的重点在于引发学生思考古代小说的批判主旨。例如，1956年《文学》教材中《范进中举》的课后习题是这样设计的：
一、《儒林外史》是一部什么书？“范进中举”这一段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
二、范进中举以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中举以后，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三、作品怎样描写范进的发疯？这段描写讽刺什么？
四、详细叙述胡屠户说的话和他的动作。根据他的这些话和动作，说明：（一）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前后有什么不同;（二）胡屠户是个怎样的人。
在这些习题中，第一题探究课文的背景知识和社会现实，其实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选文主旨，明白“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没落和崩溃的时代”。[7]第二题和第四题要求弄清楚范进中举后生活发生的变化以及胡屠户前后态度的改变，则是引发学生去思考科举制度对旧社会读书人命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荼毒。第三题第二问关于范进发疯的讽刺对象问题，也是为了揭示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精神摧残的罪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课文的主题思想有关。至于像第三题第一问这类与艺术技巧有关的题目，只是作为点缀和辅助而已。
可以看出，这种助读和练习系统对古代小说选文解读的重点在于对封建时代的批判，并通过练习题进一步引发学生深入思索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主旨，防止学生囿于个人的情感和观点去理解。从教材注释和提示的用语来看，其运用了如“罪恶”“残暴”“丑态”“官僚恶霸”“冷酷虐待”等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来阐释作品的主题，使批判的力度显得更加犀利深刻。而对于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李小二这样的底层民众，则使用了“温暖的情谊”这类美好温馨的词语，来形容反抗英雄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带有阶级性的文本解读，传达给学生的是一种鲜明的政治爱憎情感。
2.大变革时期“文道统一”的解读导向
1959年6月开始，《文汇报》等报刊展开了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文道之争，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文道统一、文道结合，强调语文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同等重要。随后在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表现出对语文工具性的重新认识。但1964年之后的形势变化，使得1963版教材编写工作半途而废，文革时期的语文教育则完全走上了意识形态至上的道路。文革之后的十几年内，语文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继承了60年代初期“文道统一”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尽管依然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语文的重要任务，但同时也认为必须通过读写训练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从这一时期教材中古代小说的助读和练习系统来看，它的解读导向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1）依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如1978年版《语文》教材第五册中的《范进中举》的标题注释中为“《儒林外史》是清代一部章回体的长篇讽刺小说。它以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为中心，描写了这个制度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日趋崩溃的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这里点明了小说原著的性质和主旨，仍旧把揭露科举罪恶和批判封建社会作为解读的正确方向。这样的解读依然沿袭了“文以载道”时期的思路，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牢固地位。
（2）加强了“双基”训练。这一时期的教材与上一个时期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强调思想教育的同时，增加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如1963版教材第四册《冯婉贞》的课后练习题：
一、下边的话同现代语的说法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1.年十九 2.无益吾事 3.何异以孤羊投群狼 4.彼不我恩也
二、用现代语改写这篇课文第四段的一部分（从“攻一时”起，到“眾皆感奋”止）
第一题是考察语法结构，第二题是把文言文转换成现代汉语。可见，两题都重在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再如1982版分编型教材《阅读》第五册中《范进中举》的“课后练习”有二大题，一道题是注音组词，一道题是词语的替换现象，强调知识训练的倾向十分明显。
这种“文道统一”只能算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是“文”和“道”的相加而不是融合，其解读导向的实质仍然是按照“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的模式来设计的。它的本意是想挽救过去语文教育失误造成学生语文能力低下的局面，解决语文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问题。但发展到后期，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知识系统性和能力序列化的问题，语文的工具性进一步增强。
3.新世纪以学生为中心的解读导向
90年代末，开始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大讨论，各界人士对语文教育中那些陈旧的内容、破碎的肢解以及标准化的答案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我们素来没有尊重学生的传统，只知有让学生听话和学习的义务，而不知学生有对自己学习的教材，及其一系列的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通过一定程序而被采纳的权力”。[8]新世纪的语文教育要求以学生为主体，重视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创新精神，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这种以学生为主体，提倡作品多元阐释，加强语文与学生生活相联系的教育取向也反映在教材中，如在2001版课标实验教科书中的《范进中举》一文，其部分助读、练习系统如下：
阅读提示：这是发生在科举时代的故事。主人公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年年进考场，直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紧接着中了举人。这一突如其来的命运变化，引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标题注释：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题目是编者加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研讨与练习：
一、范进中举，喜极而疯，是喜剧，还是悲剧？结合课文的具体描写，谈谈你的看法。
二、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众乡邻及张乡绅对他的态度各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怎样的众生相？
三、讽刺是本文突出的艺术特征。阅读中把你认为好笑的地方标记出来，想一想笑的背后隐含着什么。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解读导向在字里行间，一改之前突出反封建、批科举、砭世俗的面貌，提示和注释中简短客观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主人公多年考试的经历和结果，还有选文的出处和原著的内容概述。虽然这里也提到了“封建社会”，但用语较之前那种感情强烈、爱憎分明的语调， 显得更加平和理性。
从习题设置来看，以往课后习题中涉及作品主题的分析时，注重的是强化编者的观点，引导学生对作品主旨形成共性的理解。如1982版《阅读》教材中《范进中举》的习题一“这篇课文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热中功名的范进知道自己中举竟欢喜得疯了，这说明了什么”，习题的前半部分已经表明了教材编者对选文的理解，后半部分设问的重点仅仅是引导学生论证前述观点的正确性而已。与之相反，2001版的习题则力图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习题明显给学生提供了自由选择的余地，使用了“谈谈你的看法”“你认为好笑的地方”这些语句，鼓励学生从不同视角形成自己的个性化理解。应当说，这种解读导向是比较合理的，它支持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同时也使文道关系真正融为一体。
四、关于古代小说选文选编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古代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编选情况，包括数量、比重和解读导向的变化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变化既反应出选文存在的问题，如数量过少、范围太窄、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合理的趋势，如强调选文的经典性，逐渐剔除一些不合时宜的作品，还有从工具性向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结合的角度转变等等。这里基于借鉴历史，展望未来的角度，对教材中古代小说的选编提出以下建议：
1.落实“文质兼美”，增加选文数量
自6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提出教材选文要做到“文质兼美”以后，它就成为语文教材一直坚持的选文标准。但从教材的实际编选来看，这一标准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落实。尤其是在早期大力提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时代，重“质”轻“文”的标准对古代小说进入语文教材也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过分强调古代小说的社会功能，那些精彩纷呈的作品对学生而言就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另外，古代小说选文的数量和比重也有待提高。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古代小说选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但作为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它们大多都是经过作家长时间打磨出来的精品，有着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遂的文化内涵。因此，教材中适当增加一些优秀的古代小说作品，不管是对增强学生的道德修养、思维能力，还是提升阅读写作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考虑学生兴趣，扩大选文来源
“语文课怎样才算成功？一定要延伸到课外阅读，让学生养成读书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精读精讲，反复操练，没有激发阅读兴趣，也没有较多的阅读量和阅读面，学生的语文素养包括写作能力是不可能提升的。”[9]因此，要让学生在学习了课本中的小说选文之后，还能有兴趣去阅读整本小说，就必须考虑学生的阅读期待。而从这些教材来看，在这方面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聊斋志异》这部以幻笔著称的小说，在由人教社编写的教材中，选入次数最多的却是一篇平淡无奇类似于普通记叙文的《狼》，共出现过十次。也许教材仅仅是从学习文言知识的角度来考虑，或者是固守所谓“不语怪、力、乱、神”的古板观念，从而屏蔽了许多有趣味的文章，但这样并不利于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其实《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想象瑰丽、充满童真趣味的短篇作品，如《鸲鹆》篇写了一只八哥能“应对便捷”，巧舌如簧，帮主人赚取路费的故事;《鸿》篇写一只雄鸿为了救出自己的伴侣，而衔来黄金送给猎人。像这些想象丰富奇特、构思精彩絕妙、充满魔幻色彩的作品，既能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次，应该扩大古代小说选文的来源。在所统计的20版教材中，共有10版选编了志人、志怪小说，2版选编了唐传奇，1版选编了宋元平话，唯独明清小说在所有版次中都没有漏选。从小说选文篇目上看，47篇不同小说选文中有30篇是明清小说，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教材编者对明清小说的重视。从选文的典范性来说，明清小说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高峰，但并不能说在这之前就没有好的作品诞生，像唐传奇中的《柳毅传》《虬髯客传》，志怪小说《宋定伯捉鬼》，宋元平话《错斩崔宁》等作品都曾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如唐传奇的作者多为当时第一流的士大夫，包括元稹、白行简、裴铏等人，他们不仅对语言的运用比后世一些平民小说家要更为出色，而且这些上层文人也绝非出于谋生的目的而写作，这就使得他们的才情和天性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小说创作中得到发挥。而且唐朝文人那种浪漫奔放、豪迈洒脱的风格，也不是后世那些念四书五经长大的文人士子可比的。尤其是自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不仅使许多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倍受煎熬，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他们日夕揣摩八股文，八股文的技法和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古文写作”“可以说，八股文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10]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着它独特的语言风格、思想文化和审美趣味。因此，初中语文教材在选择古代小说篇目时，应适当放宽视野，使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都能有所体现，让学生体会到不同时代作品的差异。
3.重视助读练习系统，导向多元解读 过去对古代小说选文的解读多集中在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谴责之上，而忽视了作品中作者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感悟等方面。要真正做到“多元解读”就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孟子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指读者应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来思考文章的旨趣。也正因为读者的生活体验、阅读趣味、文学素养和心理需要的不同，才会使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同一部作品时产生不同的理解。2011年的新课标指出“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因此，古代小说选文的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尤其是助读系统中的阅读提示要转变思想政治的解读导向，避免用公共化、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解读，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练习题的设置也应改变那种主题思想加写作特点的旧模式，减少标准化习题，增加开放式题型;允许学生联系自身实践，对教材选文进行开放、自由的联想和想象，陶冶情操、涵养心智、提升境界，真正实现文学教育的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无论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还是研究工作，都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教社20版初中语文教材古代小说选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每一版教材都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古代小说在教材中的编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教育政策、社会讨论和课程标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随着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全面普及，我们相信只要把握好这些因素对选文变化的影响，坚持从语文学科的科学性质出发，从尊重学生和传承文化的角度出发，选择那些既有教育意义又有文学魅力的古代小说，就能让学生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学习，了解祖国文学的光荣传统，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丰富自己的审美生活。
参考文献：
[1]文学理论编写组.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84.
[2]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7.
[3]吴康宁主编.课程社会学研究.新世纪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280.
[4]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93.
[5]邊彦军.毛泽东论《红楼梦》（1954-1964年）[J].红楼梦学刊，1993（04）：13-29.
[6]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23.
[7]谢昌余，何佩麟.“范进中举”的教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03）：83-92.
[8]孔庆东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99.
[9]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3-11.
[10]吴承学.简论八股文对文学创作与文人心态的影响[J].文艺理论研究.2000.（06）：79-85.
一、古代小说的界定
“古代小说”的定义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论断。如果以小说的语言特点来区别，那么可以粗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类别。白话小说的范围比较好确定，对它的界定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比较复杂的是文言小说，由于古代作品大多都是用文言写成的，而古人对于“小说”的理解不仅与现在不同，而且在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这就给厘清古代小说的范围增加了难度。
目前关于古代小说的界定大致存在三种做法，一种是偏向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小说观念来看待，但这样会将许多含有虚构性的文言小说排除在外，同时又把大批与今天的“小说”含义相差极大、内容驳杂的笔记、杂录等视为文言小说;第二种方法是严格地以西方的小说概念标准来衡量，那么唐传奇之前的很多优秀文言作品都将被排除在小说之外。因此，目前大多数文言小说汇编丛书采取的都是第三种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面尊重古人的观念，同时也采纳今人对小说的定义，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都是以兼顾古今，调和折中作为辑录的原则。具体操作时则强调“前宽后严”，对唐宋以前的文言作品持较宽的标准，对明清时期的作品就以接近现代小说概念的标准来择取。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方法来界定教材中的古代小说，在遵循现代小说概念——“小说是一种用散文形式写成的叙事性虚构作品。”[1]的同时，又考虑到一些历久成规的说法，如鲁迅先生提出的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虽然有学者认为这类小说的作者是秉着实录精神来写的，并不是真正文学意义的小说。[2]但由于它们很早就被认为是古代小说的雏形，所以本文也把这类作品归入古代小说。
在判定教材中的选文是否为古代文言小说时，不仅要看选文的来源出处，还必须考虑这篇选文是否符合上面所提出界定原则。比如《口技》和《核舟记》是两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入选次数较多的文言文，它们出自于清代张潮的文言小说《虞初新志》，但这两篇文章并不是叙事性的作品，也没有虚构的成份，更符合说明性散文的性质。因此，本文不把这样的作品视为古代小说。又如出自《聊斋志异》中的《山市》篇，全文以描写山市的景象变幻为主，没有故事情节，也应该视为文言散文。还有一种译自外国作品的文言小说，如1983版分编型教材《阅读》第三册选自林纾小说《黑奴吁天录》中的《买奴》篇，虽然也是文言形式的小说，但是由于这部小说是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改编而成，不属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范围，所以这类小说也不作统计。
二、古代小说选文比重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年来，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设也在不断摸索中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探究古代小说选文在不同版本教材中的变化情况，首先必须对它的选编情况做一个定量分析，以便得到直观可信的结果，具体包括占教材所有选文的比重和占古代作品选文的比重。
1.古代小说占所有选文比重的演变
在这20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的数量和比例统计：
从图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教社初中语文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的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选文比重整体偏低。总体来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的数量和比重都比较少，所统计的20版教材总共有3805篇选文，但古代小说只有147篇，平均每版只有7.35篇，总体平均比例为3.86%。如果从单册课本来看，20版教材共有118册课本，平均每册选文总量为32.25篇，而每册古代小说的数量为1.25篇。也就是说每册课本的古代小说大概只有1篇左右，可见其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
（2）选文比重年度分布不均衡。由比例折线图可知，历版教材中古代小说所占的比例并不均衡，占比最高的1956版为6.22%，最低的1952版为1.82%，相差4.4%，差值超过了总体平均比例的水平。相应地其比例的变化也不平稳，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选文比例有很大差異，前期的十几年中选文比例波动较大，起伏较多;而改革开放后的比例则比较稳定，高低转折的次数不多。粗略地看，其选文比例大致经历了四起三落，1950年到1956年是一起，比例由2%左右上升到了6.22%，上升幅度最大;1958年到1961年是二起，从2.22%上升到了5%以上;1963年到1987年是三起，从3.09%上升到了5.22%;1993年到2013年是四起，从2.71%上升到了4.31%，上升幅度较小。而1956年到1958年是一落，比例由6.22%降到2.22%，减少了4%，降幅最大;1961年到1963年是二落，从5%以上降到了2.42%;1987年到1993年是三落，从5.22%降到2.71%。 （3）比例上升周期长，下降周期短。从选文的比例波动中，还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比例的上升态势持续期间都较长，要经过多版教材的更替才能达到一个峰值;而下降的态势都很急剧，往往是呈现断崖式的下跌，由前一版的高峰水平陡然降到后一版的谷底。正因为比例上升周期比较长，所以一般后期修订版的比例都要高于初版的，如1958年第三套教材的比例为2.22%，而1959年修订版为4.35%，1960年修订版为4.57%;2001年第十套教材的比例为3.29%，2013年修订版为4.31%。而三次比例下跌都发生在教材改动较大，从前一套教材向后一套教材转变的过程中，如1956年第二套和1958年第三套，1987年第八套和1993年第九套，前者的比例都要远高于后者。
2.古代小说占古代作品比重的演变
古代小说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类，而古代作品除了小说之外，还包括散文、诗词和戏剧等体裁。通过把教材中古代小说的数量和比例与其他体裁的古代作品相比，可以看出它在古代作品选文中的地位如何。对20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作品进行统计，由于在所有的教材中只有1961年北师大编的教材有两篇古代戏剧作品，为方便统计，这里把它们分为古代散文、古代小说和诗词曲赋三类，戏剧作品不单独列出。
从下图的统计情况来看，各版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与其他体裁的古代作品相比有以下特点：
（1）选文占比偏低。历版教材中的古代作品平均选文篇数为56.55，而文言散文就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平均每版篇数为27.25，平均比例高达48.19%;其次是诗词曲赋，平均每版篇数为21.95，拥有接近四成的比例;而古代小说的选文最少，平均每版占比只有13%。折线图也显示，除了1950、1952和1958三版特殊时期的教材外，从1961版教材开始，古代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数量和比例都一直低于散文和诗词曲赋。从纵向来看，古代小说占古代作品选文的比例差异较大，最高的是1950版和1952版，因为这两版教材没有选入文言文和古代诗词，所以小说占比达到100%;而最低的是2000年三年制修订教材，占比只有6.72%。
（2）选文比重呈现减少的趋势。李良品先生在《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中，把1950年到2000年期间的语文教材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基础上的改进（1950-1976）、曲折经历后的反思（1977-1989）和深化改革中的发展（1990-2000）。按照这种教材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以及古代小说比例的折线图来看，其变化情况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且阶段间呈现出递减的态势。第一阶段从1950版到1963版，这是选文比例起伏最大的阶段，也是平均比例最高的阶段，9版教材中小说占古代作品的平均比例达到37.71%;第二阶段从1978版到1987版，选文比例的变化幅度在9%-18%之间，比前一阶段要稳定，6版教材的平均比例为13.83%;第三阶段从1993版到2013版，这个阶段的小说占比要明显低于前面两个阶段，除了2013版之外，其他四版教材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10%，平均比例只有8.83%。
3.古代小说选文演变的原因分析
上述两方面比重变化的特点除了受政治形势、教育论争和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古代小说自身在文学史上的发展及其选编的操作难度等因素有关。由于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制定也反映着意识形态、社会舆论的要求，所以它对教材选文的影响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与后面两个因素有着紧密联系。
（1）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育目的都要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社会支配阶层价值观念的载体，履行着“意识形态守护职能”。[3]自语文单独设科以来，教材选文可以说就一直都或明或暗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红楼梦》这部小说为例，解放后的初中语文教材一度没有从中选入任何篇目。直到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时，当时的教学大纲规定“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应该使他们充分了解祖国的过去;因此，初级中学学生学习文学，应该读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因而，1956版的初中《文学》教材也从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选入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这篇课文。但两年时间不到，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套教材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像《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这样的选文是在污蔑劳动人民，学生读了这样的作品，不但对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毫无帮助，相反，还在部分学生中间产生了向往剥削阶级享乐生活的严重偏差。[4]这使得《红楼梦》的选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学课本中都不见踪影。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红楼梦》时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那是个总纲……《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5]之后可以看到，在所统计的20版教材中，从1978版到1993版，《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篇课文连续八次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又如1958年语文分科试验被迫停止之后，在当时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前提下，人教社紧急重新编制了一套综合型语文教材，这套教材在课文总量和古代小说数量上都出现了大幅削减。而到了60年代初，国家政策有了新的调整，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和发展。1961年人教社和北师大分别新编了一套教材，这两版教材中的古代小说数量有所增加，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这些选文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政治因素对语文教材的影响力。
（2）语文教育论争的影响。语文教材的编制除了受政治因素影响外，还与社会上一些教育专家、学者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讨论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1959年《文汇报》发表了探讨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的文章，从而掀起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中“文”“道”关系的论争。两年之后，在对这场论争的总结社论中提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學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语文教育开始向工具化转变的迹象，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之中，新的大纲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并明确要求“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这也使得1963版教材的工具性特色比较突出，对选文的语言文字规范性要求很高。而古代小说本身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中的长篇小说又存在大量的方言、俗语，文白夹杂的现象也很常见，语言规范性较差;再加上这套教材只编写了前四册，选文总量不多，所以选入的古代小说仅占教材的2.42%。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论争是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的，此后各界人士对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和教材提出了许多意见。批评的焦点集中在语文“工具论”上，认为这种“工具论”在注入了西方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内涵后，与应试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忽视了语文教育的人文价值。之后在2001年颁布的新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特别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2011年的课程标准也再次强调了语文对继承传统文化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的作用。可见，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越来越受重视，对其内涵和目标的认识也在向文化、素养的方向转变。因此，新出版的教材选文在注重与时代生活联系的同时也兼顾了作品的经典性，而古代小说作为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对它的重视程度也在随之升高，从2000年修订版到2013年修订版，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所占比例逐渐增加。
（3）各种文学体裁发展不均衡。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和散文是最先发展起来的文体，如诗歌最早就有《诗经》《楚辞》，散文则有先秦诸子散文以及《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这两种文体不仅兴起时间早，而且与小说相比，它们无论在作品数量，内容广度，还是绵延时间上都要占优势。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则要晚得多，魏晋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使古代小说初具规模，直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才意味着文言小说的基本成熟。白话小说出现的时间则更晚，早期的白话小说以宋元话本为主。但无论是志人、志怪小说，还是唐传奇、宋平话，都不是它们产生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与诗文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直到明清时期，古代小说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高峰，产生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杰作，彻底打破了正统诗文长期垄断文坛的局面。因此，古代作品中各种文学体裁发展的不均衡，是造成教材中小说选文偏少的原因之一。
（4）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小说一直被古代文人所轻视，被认为是虚无荒诞、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从而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对古代读书人来说，文章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他的名声和地位。曹丕曾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也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而诗歌在古代也同样受到重视，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不读诗经就不能与人正确地交谈应对。可见诗文在古人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重视诗赋、文章，也对这两种文体的创作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小说，大多时候却被视作消遣娱乐的作品。这种对小说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也导致古代小说的创作成就，在总体上与诗歌、散文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因此，语文教材在选取古代作品时，也就自然更倾向于散文和诗歌了。
（5）节选难度的限制。在节选难度方面，相比诗词和散文的短小适中，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大多篇幅较长，如1956版《文学》教材第一册中的《岳飞枪挑小梁王》，选文总长约有2.4万字，一篇课文就占了26页纸的版面，像这样长篇巨幅的作品在综合型教材中是无法想象的。这就使得教材编者在节选小说时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节选的部分既要反映原著的精华，又要能够独立成篇。如果节选不当，有时反而会显得不伦不类。另外，长篇古代小说中存在许多性格复杂多样的“圆形人物”，他们大都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教材中节选的部分往往是围绕某一具体事情展开，只能展现这些性格特征的某个片面。再加上教学课时的限制，教师往往也只是简略地介绍下原小说的情节梗概和故事的来由。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完整把握，也不利于激发他们阅读小说原著的兴趣。因此，教材编者有时为了降低操作难度，对古代小说往往采取沿袭旧文或回避不选的态度。这从所统计的147篇古代小说选文中也可以看出一二，在这么多选文中实际上只有47篇不同的作品，其中出现过5次及以上的篇目有10篇，而这10篇选文在20版教材中总共出现了86次，占古代小说选文出现总次数的58.5%。而仅出现过一次的选文只有15篇，其余的32篇选文都出现过2次以上，可见选文重复入选的机率较大。
总之，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制与政治形势、社会讨论、课程标准和选文自身特点等多重因素都存在联系。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教材选文的变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这从古代小说选文比例的起伏波折中也可见一斑。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几十年来初中语文教材建设在不断探索中艰难地前进，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
三、选文解读导向的演变
语文教材一般由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四部分组成，在文选型教材中，范文系统和知识系统是课堂教学的主要部分，但课程内容并不等于选文或知识本身，要确定教学内容和目标还必须借助于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因为它们直接体现了教材编者的思想和意图。“教材最终落实为‘理想的读者’对该诗文‘权威的解释’，在我国语文教材中，表现为注释、助读（导读或提示、旁批或点评文字），尤其是课后练习题的指令”。[6]也就是说，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是教材编者对教师与学生理解课文的一种提示和导向。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教材对选文的解读导向也会出现差异。《范进中举》是节选自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经典片段，它在所统計的20版教材中共出现了16次，是所有古代小说中入选次数最多的一篇。下面将以它为主，兼及部分其他小说，分析它们在不同版本教材中的阅读提示、标题注释和习题设置等助读、练习系统，以此揭示古代小说选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解读导向的变化。
1.早期“文以载道”的解读导向
“文以载道”是古代一种文学创作主张，最早由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运动”中提出。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文章要传达一定的思想和道理，古代所说的“道”多是指儒家义理或封建道德。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道”的作用被过分强调，含义也转变为国家的主流思想，教材中的部分选文成为一种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 从古代小说选文的助读系统来看，其解读倾向集中于强烈批判旧社会或赞美劳动人民，如：1956年《文学》教材中《范进中举》的标题注释为“《儒林外史》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和士大夫阶层的丑态”。1952版教材选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课后提示有“这篇节选的一段只是陷害林冲的事实的一部分，可是就这一部分，已经可以表现出官僚恶霸是怎样残暴了”“林冲遇见李小二一段，充满了温暖的情谊，正和他在官府里所受的冷酷虐待构成鲜明的对照”。
从这一时期的练习系统来看，习题设置的重点在于引发学生思考古代小说的批判主旨。例如，1956年《文学》教材中《范进中举》的课后习题是这样设计的：
一、《儒林外史》是一部什么书？“范进中举”这一段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
二、范进中举以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中举以后，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三、作品怎样描写范进的发疯？这段描写讽刺什么？
四、详细叙述胡屠户说的话和他的动作。根据他的这些话和动作，说明：（一）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前后有什么不同;（二）胡屠户是个怎样的人。
在这些习题中，第一题探究课文的背景知识和社会现实，其实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选文主旨，明白“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没落和崩溃的时代”。[7]第二题和第四题要求弄清楚范进中举后生活发生的变化以及胡屠户前后态度的改变，则是引发学生去思考科举制度对旧社会读书人命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荼毒。第三题第二问关于范进发疯的讽刺对象问题，也是为了揭示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精神摧残的罪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课文的主题思想有关。至于像第三题第一问这类与艺术技巧有关的题目，只是作为点缀和辅助而已。
可以看出，这种助读和练习系统对古代小说选文解读的重点在于对封建时代的批判，并通过练习题进一步引发学生深入思索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主旨，防止学生囿于个人的情感和观点去理解。从教材注释和提示的用语来看，其运用了如“罪恶”“残暴”“丑态”“官僚恶霸”“冷酷虐待”等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来阐释作品的主题，使批判的力度显得更加犀利深刻。而对于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李小二这样的底层民众，则使用了“温暖的情谊”这类美好温馨的词语，来形容反抗英雄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带有阶级性的文本解读，传达给学生的是一种鲜明的政治爱憎情感。
2.大变革时期“文道统一”的解读导向
1959年6月开始，《文汇报》等报刊展开了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文道之争，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文道统一、文道结合，强调语文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同等重要。随后在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表现出对语文工具性的重新认识。但1964年之后的形势变化，使得1963版教材编写工作半途而废，文革时期的语文教育则完全走上了意识形态至上的道路。文革之后的十几年内，语文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继承了60年代初期“文道统一”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尽管依然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语文的重要任务，但同时也认为必须通过读写训练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从这一时期教材中古代小说的助读和练习系统来看，它的解读导向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1）依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如1978年版《语文》教材第五册中的《范进中举》的标题注释中为“《儒林外史》是清代一部章回体的长篇讽刺小说。它以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为中心，描写了这个制度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日趋崩溃的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这里点明了小说原著的性质和主旨，仍旧把揭露科举罪恶和批判封建社会作为解读的正确方向。这样的解读依然沿袭了“文以载道”时期的思路，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牢固地位。
（2）加强了“双基”训练。这一时期的教材与上一个时期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强调思想教育的同时，增加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如1963版教材第四册《冯婉贞》的课后练习题：
一、下边的话同现代语的说法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1.年十九 2.无益吾事 3.何异以孤羊投群狼 4.彼不我恩也
二、用现代语改写这篇课文第四段的一部分（从“攻一时”起，到“眾皆感奋”止）
第一题是考察语法结构，第二题是把文言文转换成现代汉语。可见，两题都重在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再如1982版分编型教材《阅读》第五册中《范进中举》的“课后练习”有二大题，一道题是注音组词，一道题是词语的替换现象，强调知识训练的倾向十分明显。
这种“文道统一”只能算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是“文”和“道”的相加而不是融合，其解读导向的实质仍然是按照“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的模式来设计的。它的本意是想挽救过去语文教育失误造成学生语文能力低下的局面，解决语文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问题。但发展到后期，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知识系统性和能力序列化的问题，语文的工具性进一步增强。
3.新世纪以学生为中心的解读导向
90年代末，开始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大讨论，各界人士对语文教育中那些陈旧的内容、破碎的肢解以及标准化的答案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我们素来没有尊重学生的传统，只知有让学生听话和学习的义务，而不知学生有对自己学习的教材，及其一系列的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通过一定程序而被采纳的权力”。[8]新世纪的语文教育要求以学生为主体，重视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创新精神，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这种以学生为主体，提倡作品多元阐释，加强语文与学生生活相联系的教育取向也反映在教材中，如在2001版课标实验教科书中的《范进中举》一文，其部分助读、练习系统如下：
阅读提示：这是发生在科举时代的故事。主人公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年年进考场，直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紧接着中了举人。这一突如其来的命运变化，引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标题注释：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题目是编者加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研讨与练习：
一、范进中举，喜极而疯，是喜剧，还是悲剧？结合课文的具体描写，谈谈你的看法。
二、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众乡邻及张乡绅对他的态度各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怎样的众生相？
三、讽刺是本文突出的艺术特征。阅读中把你认为好笑的地方标记出来，想一想笑的背后隐含着什么。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解读导向在字里行间，一改之前突出反封建、批科举、砭世俗的面貌，提示和注释中简短客观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主人公多年考试的经历和结果，还有选文的出处和原著的内容概述。虽然这里也提到了“封建社会”，但用语较之前那种感情强烈、爱憎分明的语调， 显得更加平和理性。
从习题设置来看，以往课后习题中涉及作品主题的分析时，注重的是强化编者的观点，引导学生对作品主旨形成共性的理解。如1982版《阅读》教材中《范进中举》的习题一“这篇课文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热中功名的范进知道自己中举竟欢喜得疯了，这说明了什么”，习题的前半部分已经表明了教材编者对选文的理解，后半部分设问的重点仅仅是引导学生论证前述观点的正确性而已。与之相反，2001版的习题则力图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习题明显给学生提供了自由选择的余地，使用了“谈谈你的看法”“你认为好笑的地方”这些语句，鼓励学生从不同视角形成自己的个性化理解。应当说，这种解读导向是比较合理的，它支持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同时也使文道关系真正融为一体。
四、关于古代小说选文选编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古代小说选文在教材中的编选情况，包括数量、比重和解读导向的变化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变化既反应出选文存在的问题，如数量过少、范围太窄、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合理的趋势，如强调选文的经典性，逐渐剔除一些不合时宜的作品，还有从工具性向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结合的角度转变等等。这里基于借鉴历史，展望未来的角度，对教材中古代小说的选编提出以下建议：
1.落实“文质兼美”，增加选文数量
自6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提出教材选文要做到“文质兼美”以后，它就成为语文教材一直坚持的选文标准。但从教材的实际编选来看，这一标准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落实。尤其是在早期大力提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时代，重“质”轻“文”的标准对古代小说进入语文教材也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过分强调古代小说的社会功能，那些精彩纷呈的作品对学生而言就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另外，古代小说选文的数量和比重也有待提高。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古代小说选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但作为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它们大多都是经过作家长时间打磨出来的精品，有着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遂的文化内涵。因此，教材中适当增加一些优秀的古代小说作品，不管是对增强学生的道德修养、思维能力，还是提升阅读写作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考虑学生兴趣，扩大选文来源
“语文课怎样才算成功？一定要延伸到课外阅读，让学生养成读书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精读精讲，反复操练，没有激发阅读兴趣，也没有较多的阅读量和阅读面，学生的语文素养包括写作能力是不可能提升的。”[9]因此，要让学生在学习了课本中的小说选文之后，还能有兴趣去阅读整本小说，就必须考虑学生的阅读期待。而从这些教材来看，在这方面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聊斋志异》这部以幻笔著称的小说，在由人教社编写的教材中，选入次数最多的却是一篇平淡无奇类似于普通记叙文的《狼》，共出现过十次。也许教材仅仅是从学习文言知识的角度来考虑，或者是固守所谓“不语怪、力、乱、神”的古板观念，从而屏蔽了许多有趣味的文章，但这样并不利于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其实《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想象瑰丽、充满童真趣味的短篇作品，如《鸲鹆》篇写了一只八哥能“应对便捷”，巧舌如簧，帮主人赚取路费的故事;《鸿》篇写一只雄鸿为了救出自己的伴侣，而衔来黄金送给猎人。像这些想象丰富奇特、构思精彩絕妙、充满魔幻色彩的作品，既能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次，应该扩大古代小说选文的来源。在所统计的20版教材中，共有10版选编了志人、志怪小说，2版选编了唐传奇，1版选编了宋元平话，唯独明清小说在所有版次中都没有漏选。从小说选文篇目上看，47篇不同小说选文中有30篇是明清小说，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教材编者对明清小说的重视。从选文的典范性来说，明清小说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高峰，但并不能说在这之前就没有好的作品诞生，像唐传奇中的《柳毅传》《虬髯客传》，志怪小说《宋定伯捉鬼》，宋元平话《错斩崔宁》等作品都曾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如唐传奇的作者多为当时第一流的士大夫，包括元稹、白行简、裴铏等人，他们不仅对语言的运用比后世一些平民小说家要更为出色，而且这些上层文人也绝非出于谋生的目的而写作，这就使得他们的才情和天性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小说创作中得到发挥。而且唐朝文人那种浪漫奔放、豪迈洒脱的风格，也不是后世那些念四书五经长大的文人士子可比的。尤其是自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不仅使许多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倍受煎熬，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他们日夕揣摩八股文，八股文的技法和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古文写作”“可以说，八股文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10]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着它独特的语言风格、思想文化和审美趣味。因此，初中语文教材在选择古代小说篇目时，应适当放宽视野，使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都能有所体现，让学生体会到不同时代作品的差异。
3.重视助读练习系统，导向多元解读 过去对古代小说选文的解读多集中在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谴责之上，而忽视了作品中作者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感悟等方面。要真正做到“多元解读”就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孟子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指读者应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来思考文章的旨趣。也正因为读者的生活体验、阅读趣味、文学素养和心理需要的不同，才会使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同一部作品时产生不同的理解。2011年的新课标指出“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因此，古代小说选文的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尤其是助读系统中的阅读提示要转变思想政治的解读导向，避免用公共化、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解读，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练习题的设置也应改变那种主题思想加写作特点的旧模式，减少标准化习题，增加开放式题型;允许学生联系自身实践，对教材选文进行开放、自由的联想和想象，陶冶情操、涵养心智、提升境界，真正实现文学教育的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无论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还是研究工作，都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教社20版初中语文教材古代小说选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每一版教材都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古代小说在教材中的编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教育政策、社会讨论和课程标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随着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全面普及，我们相信只要把握好这些因素对选文变化的影响，坚持从语文学科的科学性质出发，从尊重学生和传承文化的角度出发，选择那些既有教育意义又有文学魅力的古代小说，就能让学生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学习，了解祖国文学的光荣传统，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丰富自己的审美生活。
参考文献：
[1]文学理论编写组.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84.
[2]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7.
[3]吴康宁主编.课程社会学研究.新世纪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280.
[4]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93.
[5]邊彦军.毛泽东论《红楼梦》（1954-1964年）[J].红楼梦学刊，1993（04）：13-29.
[6]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23.
[7]谢昌余，何佩麟.“范进中举”的教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03）：83-92.
[8]孔庆东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99.
[9]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3-11.
[10]吴承学.简论八股文对文学创作与文人心态的影响[J].文艺理论研究.2000.（06）：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