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成名后，曾多次到北平举办画展、会晤艺术界知名人士，随着他画艺的日臻完美，遂有“南张(大千)北齐(白石)”“南张(大千)北溥(心畬)”之誉。当时的北平，荟萃了中国艺术界众多的名流、精英，如戏剧界的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马连良；收藏界的张伯驹；美术界的齐白石、溥心畬、黄宾虹、于非暗等，而这些名家高手又都是张大千的知交故旧。古都北平向来是中国艺术的一方热土，张大千对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早已心向往之。为了切磋技艺，开展画事，张大千萌生了迁居北平的念头。1936年7月，他在北平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购得一座小四合院，暂作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张大千在北平还有一处栖身之地，那就是颐和园的听鹂馆。此时的颐和园已不再是皇家御苑宫阙禁地，但也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在园内觅得一席之地。张大千通过旧王孙著名国画家溥心畬，花重金求得在听鹂馆的住所。颐和园内湖光山色、长桥卧波、亭台楼阁，风景依然，幽静的环境正是张大千梦寐以求的读书作画的好处所。不久，张大千便把妻室儿女及书画珍藏，悉数从上海搬来北平，打算长留于此。
　　
　　北平沦陷
　　
　　1937年5月16日，是张大千母亲曾友贞逝世周年忌日，张大千前往安徽郎溪扫墓，此后又回四川内江老家致祭。7月初，张大千从四川回到上海，住在卡德路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家。此刻，北方时局已危在旦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伸出魔爪。然而张大千的家眷及收藏仍留在北平，叶恭绰等好友纷纷劝他立即北上，尽快把家人及书画珍藏接来上海，以防不测。
　　张大千正在筹划北上之际，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他因而更是忧心如焚。所幸去北平的铁路线尚未中断，张大千辗转托人购得一张17日去北平的火车票，19日张大千到达北平。此时的北平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韵，大街上行人稀少，有的商家也已关门歇业，一派萧条景象，但却看不出有大祸临头的征兆。而他的妻小也已从颐和园迁回城里的罗贤胡同居住，张大千恐慌的心情便渐渐平静了下来。他在考虑：是否有必要立马回上海?张大千素来畏惧暑热，夏秋季节的上海正是酷热难当之时，若能在北平颐和园度过炎炎夏日，待秋凉之后再携家南归岂不更为惬意!但北平的时局却又让他揪心不已。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忽然想起了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老友汤尔和，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对日本的情况了若指掌。7月20日，张大千去西四牌楼钱粮胡同拜访了汤尔和，征询北平的安危。汤尔和一口保证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于是张大千打消了南归的念头。
　　张大千与汤尔和已结交多年，很是熟稔。1934年8月，张大千与三夫人杨婉君在北平结婚时，汤尔和忙里忙外，热心得很，并赠联恭贺：“举世愿为夫子妾，昔时同赏沁园春。”成为当时北平艺坛传诵一时的佳话。但是张大千并不知晓汤尔和的底细。汤是浙江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学医，1922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后来又担任过顾维钧内阁的财政总长。他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成了亲日派。就是这个汤尔和，五个月后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立法院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沦为地地道道的汉奸、民族败类。当然这是后话。
　　张大千滞留北平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芦沟桥事变”会像以往的“张北事件”、“丰台事件”一样，慢慢就会平息下来。因此，张大千便放心大胆地回颐和园避暑去了。
　　日军为了彻底占领北平，组织了10余万人的精锐之师，在3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7月28日黎明，突然向驻守南苑、西苑、北苑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29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炮火连天之时，张、杨两家，四大六小，躲在听鹂馆大戏台下的地下室里。由于附近有五口大井，水井会产生聚音及共鸣，枪炮声听起来反而比地面更为猛烈，弄得两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悉听命运的摆布。这天晚上，张大千又听得头顶上马蹄奔腾，后来才知道是宋哲元等人率领29军秘密撤离北平，退往保定驻守。
　　第二天，日军进驻颐和园，四处布置岗哨。张大千见状焦急万分，赶紧叫他会说几句日语的长子张心亮，设法躲过日军的盘查，骑脚踏车去打电话，向城里一位开洋行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求援。
　　当日，海斯乐波带着两部插有红十字旗帜的汽车来接张大千进城。想不到汽车刚一进园，就被滞留园内的妇孺老幼团团围住，央求张大千夫妇把他们带进城去。乐善好施的张大千眼见这些孤苦无援的同胞，不忍自己一走了之，决定让这些老弱妇孺乘车先走。海斯乐波面露难色，张大千向他请求道：“请你看看这份情景，我怎能忍心自己先走!你今天有办法来救我们，明天还可以再来，我若先走了，他们就不相信你还会再来，否则今天就会出事!”因此，张大千一家只得滞留园中，静待海斯乐波下次来接。
　　7月31日上午，天空乌云密布，雷雨大作。日军突然下令，要颐和园内所有的中国人到排云殿前列队集合，听候检查。张大千、杨杰两家与园内的员工家属等共约二百人顶着冷雨，等待日军的发落。一张张惊恐而愤怒的脸上流淌着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人们“像待宰的羔羊，好像随时都会被枪毙，被集体屠杀。”张大千事后回忆说。这时，一位日本士官径直走到张大千跟前，用诡谲的目光上下扫视着他。看他气宇轩昂、仪表堂堂，像个当官的，于是便伸手去摸了摸张大千饱满而光滑的额头，看是否有戴军帽的痕迹。接着又盘问他的姓名，张大千装着不懂日语(张大千早年留学日本——作者注)，没有搭腔，只掏出了一张名片给对方。日本士官看过名片，马上变得客气起来，并说他对绘画很有兴趣，曾在日本报纸上见过张大千的照片，因此觉得面熟。后来，张大千被带到一间房子里，由一位军官继续盘问，张大千仍一言不发，全由那位士官代为介绍。事后张大千被放行回家，一颗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可是回到住处一看，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经清点，一件珍藏多年的明朝雕刻梅花香筒和一幅仿黄子久的山水画被日本兵掠走了。这是张大千有生以来头一遭体验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体验到做亡国奴的屈辱和悲伤。他激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由于办通行证耽误了时间，海斯乐波8月1日才来接张大千。因载人太多，汽车中途抛锚，连推带拉，傍晚时分才回到罗贤胡同。
　　
　　祸起萧墙
　　
　　张大千心绪难平，第二天怒气冲冲地去质问汤尔和：“你不是说北平决无问题么?”“北平是没有问题嘛!我叫你不要出城，你不听劝嘛!”汤尔和陪着笑脸答道。张大千余怒难消，汤只有好言相劝，并邀请张大千去春华楼吃烤鸭，为他压惊。席间张大千愤愤地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是如何如何友好，他们占领北平后，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日军在颐和园周围发生的暴行：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兵抢劫一空，老板娘遭日本兵强暴后，不堪屈辱，上吊身亡；大有庄米店一家数口，全被日本兵枪杀；就连一位朋友的日本籍太太也未能幸免，逃难时遭到日本兵的侮辱……
　　汤尔和听后也极为气愤，声称要去质问日本占领军当局。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汤尔和拿出证据，汤尔和说这是张大千耳闻目睹的事实。次日，汤尔和给张大千去电话，声言已将此事质问日军当局，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找张大千“谈话”。张大千一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问汤该怎么办?汤却婉言推辞。
　　数日后，一名日本特务来到罗贤胡同16号，“请”张大千于次日下午3时去宪兵司令部“谈话”，面对厄运降临，家中顿时人心惶惶，看着大人小孩惊恐的神色，张大千反而镇静下来，决心明日硬着头皮前往。
　　


　　次日下午，张大千在好心同乡的陪伴下，来到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进大门登记完毕，日本兵挡住了郑同乡，只准张大千一个人前往，张大千回忆说：“这第一件事就把我的胆子吓破了，郑同乡与我面面相觑，他爱莫能助，我只有强作镇静勉力跟了进去。”张大千被带到一间小屋子里，他毕竟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日本兵对他还得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请他在沙发上坐着，又问他要喝水还是喝茶?张大千忽然想起：有人说日本人切腹之前要先喝水，难道他们要切我腹?心中不觉为之一震，事到如今也只有豁出去了。他把心一横，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喝茶!”
　　张大千一直等到下午6时，方有一位军官出来问话，说此案重大，牵涉皇军声誉，是加藤代办亲自交待下来查办的，要张大千举出事实，并说：“如果查无实据，你说此话的人就要负责!”张大千遂把所知事实一一道出。日本军官板着面孔把话听完，命令张大千不准回家，暂留宪兵队，待事情“调查清楚后再说。”于是张大千平生第一次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
　　关于扣押期间的情况，张大千后来回忆说：“他们对我还很优待，我可以看书写字，他们有意求画，我本想以此打发时间，想想又不愿在囚中为日本人作画，落人口实。倒是遣性发泄写的字，给日本人拿去不少。日本宪兵的汉学毕竟有限，就是我忧怀国事的悲愤牢骚，他们也未见看得懂。”
　　张大千被扣押之后，家里不知他的音讯，妻室儿女担惊受怕，惶恐不安。是时，汉奸报纸《兴中报》登出独家新闻，声称“张大千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消息传开，张大千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亲友、门人个个悲痛欲绝。
　　日军宪兵司令部经过多日的调查核实，不得不承认张大千所检举之事，确实不诬，为了笼络人心，平息民愤，胡乱枪毙了三名替死鬼。被囚禁一周(有的说一月——作者注)的张大千终被释放，但警告他不准离开北平，可能随时还要向他“请教”。
　　张大千被释放后，汤尔和又设宴为他压惊。张大千遭扣押之事汤尔和闭口不提，反而庆贺他“一言杀三士”，令张大千啼笑皆非。汤尔和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连张大千也说不明白。这下可好，南归无望，反而被日军软禁在北平，张大千心情无比沉重。
　　
　　威逼利诱
　　
　　回家之后，张大千决心闭门养晦，修身习艺。由于市面秩序渐渐恢复，他打算远离尘世，去颐和园静心读书作画。出城时他告诉家人，一切请帖收下就是，不必转送给他，以示谢绝所有应酬的决心。张大千后来回忆道：“闭门养晦，谢绝应酬也不行!有一天，一位朋友金潜庵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为什么不露面?我说‘闭门思过’。他说：‘我看你倒是在闭门闯祸!’警告我说：‘有人请了你两次都不到，你真的没看到帖子?’原来是日本占据北平的特务头子喜多将军请我，必然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可是金潜庵说，你再不给他面子，日本人会翻脸的，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我问啥子事嘛?他说日本人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剧，知道我与余叔岩、程砚秋是好朋友，要我出面商量排戏码，派角色。”
　　金潜庵是什么人?张大千抗战前在琉璃厂买画时结识的朋友，能说善文，待人彬彬有礼，以前见了张大千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他“八先生”(张大千行八——作者注)。时过境迁，如今，意得志满飞扬跋扈的金潜庵，外表虽然仍是斯斯文文的模样，里面却变成了贱骨头，巴结日本人，干着令人不齿的勾当。
　　所谓喜多将军，即喜多骏一，是日本陆军少将，原任东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七·七”事变以前担任过日本驻华武官，最近才调来北平，名义上是中日联络部部长、特务机关长，实际上是管理北平政务的“太上皇”，临驾于“北平维持会”会长之上。为了庆祝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喜多骏一决定于1938年元旦办一场堂会。其实，排戏码、派角色可以叫地头蛇去奔走，不一定要求张大千，而请余叔岩等京剧名角，也不一定非要张大千出面，虽然张大千与他们交情颇深，但能搬动余叔岩者大有人在，如当过袁世凯庶务的郭世五，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等，都有左右余叔岩的能耐，而且由这些人来劝余叔岩“出山”比找张大千容易得多。日本人非要张大千去找名角，实际上是逼张大千露面，拉张大千下水。张大千，中国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影响之大，人缘之广，是日本人不肯轻易放过的目标，只要他一下水，那会带动一大串，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张大千，是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是个热爱祖国的艺术家，决不会轻易就范。就在此前不久，他曾对四哥张文修说：“屈原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这是屈原《楚辞.渔父》中的句子，原意是：“虽自身高洁，但因外界环境的污染，也会蒙垢。”屈原在此表明了他宁死也不随波逐流，誓保节操的坚定意志。张大千借屈原的话来表露心迹。——作者注)‘八大（山人）’等人在明亡之后，尚终身不仕清，我是中国人，给日本人做事，岂不留下千古骂名?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我不干!读史就要使人明智、洁身。”张大千的话显示了他身为中国人的骨气!于是，他对日本人的无理纠缠、威逼利诱，采取了软顶、推诿、拖延的策略。
　　12月下旬某日，张大千被请到城里商量演戏事宜，日本人原打算让名角们义务演出，张大千立即站出来说，梨园朋友生活都很清苦，请他们唱戏应该按规矩付酬，日本人只得答应照办。他们为了粉饰太平，大讲排场，要在戏台上摆迎新筵席，边吃边看，张大千又甘冒不韪，力表反对，说这是对台上演员的不尊重，结果采取折衷办法，改吃西餐。
　　事隔不久，金潜庵又来找张大千，说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非常看重张大千，希望张大千能出来做事：故宫博物院院长、北平艺专校长，任其选择；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说：“我本一介村夫，闲散惯了，平生最怕的就是做官，也从来没有当过官。请你转告香月将军，恕我至今初衷未改。”金潜庵带着威胁的口气说：“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张大千固守民族气节，坚持不就，但终被委以北平艺专“主任教授”职务，还被迫去上了一堂课。
　　香月清司不会轻易放过张大千。此人原在日本国内任教育总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对中国的古代艺术更是垂涎三尺。他们知道张大千珍藏有不少的古代名人字画，于是又对此打起了主意。张大千后来说：“日本人对我说，知道我收藏的石涛、八大作品最多，又说知道我曾有意要把珍藏捐给南京国民政府，然后一个大转弯，诌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明言要我把名画捐给北平的伪组织，又诱惑我说，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决定把颐和园的仁寿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不仅展览你珍藏的石涛、‘八大（山人）’，而且还要展览你张大千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我心想，什么永传后世啊!我如上当就要遗臭万年!”张大千佯装答应，但说藏画均在上海，提出去上海取画(其实张大千的24箱珍藏字画，当时秘密存放在德国友人海斯乐波处)。但日本人不准张大千离开北平，几经交涉达成两点共识：
　　一、日本人同意由张大千夫人杨婉君去上海取所藏书画；
　　二、张大千列名为以寺内寿一大将出面组织的“中日艺术协会”发起人之一。
　　这是张大千的一次痛苦抉择，若不同意第二条，那么妻儿就不可能借此时机逃出虎口。张大千只有强忍悲愤与敌人巧妙周旋。他面对的敌人可不是一般的日本士兵或汉奸特务，寺内寿一是当时日本特设的华北军事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华北地区日军最高长官，是操纵亿万中国人生杀大权的活阎王。
　　1938年春夏之交，张大千夫人在友人晏济元的陪同下，带着三个孩子乘火车离平赴沪。临走时，张大千暗暗叮嘱杨婉君，到上海后不要抛头露面，更不能再回北平，悄悄等待他南归。
　　


　　诗画明志
　　
　　“七·七”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到了最后关头，每个中国人都为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和不安。张大千则用他的笔抒发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切与忧伤。七月中旬的一天，张大千来到寒玉堂拜访好友溥心畬，听着窗外令人心烦的蝉鸣，谈到北平岌岌可危的局势，二人相对扼腕。张大千情不自禁地来到画案前，展纸命笔，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秋意图》：一枯枝老树，被大风刮得摇摇欲坠，但缠绕在树上的青藤却若无其事，相安依旧。溥心畬立即赋诗一首题于画上：“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尚有树枝藤，清清犹未悟。”此画此诗，大有唐代诗人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浩叹!
　　同月，张大千赠友人常任侠泥金折扇一把，扇面画金碧山水，山上有飞檐古亭一座，亭外站立四人，负手遥望天际，如思故国，如念亲人。图上题诗曰：“西北此楼好，登临思惘然。阴晴长不定，空况最颠连。斜日红无赖，平芜绿可怜。淮南空米贱，何处问归船?”诗画似乎表达了张大千在北平的无奈处境及南归的心情。
　　11月，张大千在北平火车站见到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同乡、老友、画家晏济元，欣喜异常，并请晏济元客居罗贤胡同。两人朝夕相聚，谈诗论画，共商南返之策，决定共同举办一次画展，以筹措旅资，于是两人摆开案桌努力绘画。12月31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对中国无辜百姓进行了长达6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30万骨肉同胞成了刽子手屠刀下的冤魂。消息传到北平，张、晏正在画室赶制画展作品，听此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二人顿时目瞪口呆，相顾失色，笔坠墨破，不知所措，潸然泪下，沉痛不已……以后数日内，张大千茶饭不思，杜门不出，旋携家移住颐和园乐农轩，谢绝一切应酬，每日飞笔写书作画，以笔墨发泄自己忧怀国事的深深哀愁。
　　困居北平的张大千，由于没有卖画收入，生活日趋拮据，常以典当衣物细软维持生计。征得日军方允许，张大千曾于10月去日军华北军事总司令部所在地天津举办了一次画展，一则为了卖画，二则为了辟谣(外传张大千已被日军枪毙)。画展在天津永安饭店举行。画展期间，张大千结识了天津著名的纱布、房产实业家、古字画收藏家苑竹斋，并被邀请至苑家作客，观赏他的珍藏。10月12日，时值农历重阳佳节，正是登高怀人的时刻，然而，祖国河山破碎，亲人南北分离，令张大千感慨万端，心绪难平。于是他提笔饱蘸墨汁，酣畅淋漓地画了一幅《华岳高秋图》赠予苑竹斋，将自己1935年重游华山时所作的《满江红》一词题于画上：“寒雁来时，负手立，金天绝壁。四千里，岩岩帝座，况通呼吸。足下江山沤灭幻，眼前岁月鸢飞疾。望浮云，何处是长安?西风急。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把茱萸插遍，细倾胸臆。蓟北兵戈添鬼哭，江南儿女教人忆。渐莽然，暮霭上吟裾，龙潭里。”并写跋语于后：“乙亥重九登太华落雁峰，所赋也时隔三年，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国土半沦丧，百姓遭屠戮，深陷敌占区的张大千深刻体会到了“兴亡感，吾侪切。”悲叹“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
　　就在这年的11月，张大千还作了一幅《三十九岁自画像》：他头戴东坡峨冠，身着宋代衣衫，正襟危坐于苍劲古朴的巨松之下，罡风劲吹，松枝歪斜，但画中的张大千却巍然不动，一脸庄重坚毅的神色。身前一湾溪水，溪中几多顽石，但却阻挡不住溪水滔滔东流。这是身处逆境中的张大千坚守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忠于祖国的真实写照。画上填词一首，调寄《浣溪沙》：“十年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诗中表露出他误留北平的悔恨，也表明了他“身在曹营，心存汉室”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的坚定意志。在此，张大千不仅以诗画名志，更有立此存照的意味，让时间，让历史，让后人来评判他这段经历。
　　
　　逃出虎口
　　
　　夫人杨婉君携子去上海后，张大千日思夜想脱身之计。关于张大千的消息，上海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有的说张大千已被枪毙，有的说张大千已失足落水，有的说张大千安然无恙。在朋友门人心目中张大千生死未卜。1938年4月底，老友、印人方介堪从上海寄来一卷剪报，欲求证张大千是死是活。张大千灵机一动，即以此为由，提出去上海举办画展，公开露面，以正视听。多次找日本方面负责与文化人联络的原田隆一，张大千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掉了，我应该回上海公开露面，张大千并没有死。”原田隆一在华多年，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亦颇谙熟，知道张大千耍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便一口拒绝了。任张大千如何游说，原田隆一就是不肯松口。
　　5月上旬，有人在上海法租界举办“张大千遗作展”，由于事先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参观、购买者蜂拥而至，一百幅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此事的内幕张大千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是他一个叫胡俨号若思的门人借机敛财，依照张大千往昔的惯例，造了一百幅伪画，以“张大千遗作”名义展出，既是大千“绝笔”那更弥足珍贵了，因此百幅伪作迅即售罄。此事后来引起了大风堂门人的公愤，齐声讨伐胡俨，坚决把这个不仁不义之徒逐出大风堂。张大千在气愤之余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他再次找到原田隆一：“已经有人替我开‘遗作展’了，我如果再不露面，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证明日本人未杀我张大千?”原田隆一当然不愿日本人来背这个黑锅，即刻同意给张大千一张为期一个月的往返通行证，并告诫张大千，回北平时务必要把他收藏的石涛、八大珍品悉数带回。
　　为了不引起日本人诧异，张大千将家里的书画、字帖、文房四宝，原封不动地留下了，雇来的两位王姓佣人也未辞退，四哥张文修仍然坐堂行医，大风堂门人肖建初、何海霞照常进出，一切都跟平时没有两样。
　　6月10日，张大千拜别四哥四嫂，与北平门人告辞后，只身乘火车抵达天津，在塘沽港登上“盛京”轮赴上海。船上邂逅香港“船王”董浩云，二人意气相投，共话沧桑，感慨良多，遂结成莫逆之交。到上海后，张大千隐居李秋君家，深居简出，不敢露面。在他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海斯乐波利用德日轴心国的关系，将代为秘藏的24箱书画安全运抵上海，完好无损地归还张大千。对德国朋友的多方支助，张大千铭感肺腑。
　　与此同时，在李秋君兄妹等友人的全力帮助下，张大千赴港所需证件也已办妥。7月底，张大千一家搭乘法国邮轮“费力斯·罗索”号奔赴香港，然后转道桂林回四川。张大千望着滚滚波涛上自由飞翔的海鸥，浮想联翩，庆幸自己终于逃出了虎口，但仍惦念着还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亿万同胞，心中暗暗祈祷，全国军民团结抗战，早日打败侵略者，重振故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