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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1860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世界第一，但它却在这一年遭受了火烧圆明园的耻辱，与耻辱衔接的是国力一落千丈，世界第一真能拯救国家吗？
1860年中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数据到底来自何方？
各式各样的推断和论述，在世界第一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人们希望从中解读出近代中国苦难挫折的真正教训和带给现代的启示。还有人则希望通过做翻案文章来吸引大众关注的目光。事实如此，而数据如彼，反差判若霄壤，只消把这个矛盾摆出来，就足够赚人眼球了。
但需要追问的一点是，人们乐于引用这个数据，却从来不考虑这个数据出自何处。实际上，在任何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制造业发展史或是其它同类论著中，根本无法找到这个数据。
包括被大国崛起论的专家奉为圣经的两部巨著都没有出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大量引用贝洛赫（P. Bairoch）的《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一书。
安格斯·麦迪森带有预言性质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尤受国人追捧，因为该书以大量图表和数据暗示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将会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而美国则日薄西山，这种风水轮流转的预言特别能让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那这个数据究竟是从何而来？实际上，它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2010年在CCTV财经频道热播的纪录片《华尔街》的第四集《镀金时代》中。而且这个数据出现的地方更是奇怪，是在讲述华尔街银行大亨摩根的生平时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美国自1860年到1900年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日益攀升：“1860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美国只占1.8%，处于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占到32.9%。而到了1900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到15.8%，中国占到11.1%。”更原始的出处无法查考。
但这还不是这个数据最“吊诡”的地方，这组所谓1860年中美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数据中的数字，很“巧合”地与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1820年中美全球GDP比重中的数据一模一样。
说到全球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只有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的《175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提到过一个估算的数字，1860年，中国的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确实比美国的7.2%要高，但却比英国的19.9%低0.2个百分点。
“神话第一”：前数字时代的中国制造
其实，无论是32.9%，还是19.7%，无论在国际上的排名是第一还是第二，对1860年的中国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一个近乎于封闭并且自以为天下中心的帝国，是不需要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的，按照瑞典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打趣的说法，中华帝国乃是“一个没有邻国的帝国”，“第一”对这样一个帝国没有意义。
帝国之治理，归根结底不过两大主题：一是税收，所得赋税用以维系整个帝国系统的正常运转；二是维稳，也就是保证帝国系统的运转别出太大疵漏。
在这两大主题之下，一切与税收和维稳相关的话题才会被拿到桌面上仔细讨论，比如各省缴纳税赋数额，地方有无叛乱等等，至于贡献这些税赋之人，究竟是手工业者，作坊主，抑或是商贾、店家，农民，都无甚紧要，只要他们不造反即可。
所以，当提到制茶业时，就是“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毂击肩摩之势”；木材业，是“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锉烟业，则是“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最著名的景德镇制瓷业，有“坯房百余间，工匠数百人”，究竟有多少？就是不告诉你。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名次和数字都漫不经心的态度，创造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神话般的第一。根据布洛赫的数据，在175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2.5%，直到1830年，这个数据仍然占到29.8%，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即使数据可能有所夸张，但仍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制造”的魅力——茶叶除了满足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更远销欧美，成为一种国际风尚。仅在1855年，茶叶输出量就高达15，793，700磅，5年后更上升到40，000，000磅；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在广州依照西洋画法彩绘后，行销海外，甚至接图订制纹章瓷器，用以满足西洋贵族炫耀家世的癖好；当然，还有丝绸，这种来自东方神奇虫子吐丝织成的布匹，甚至出现在英国乡村小镇杂货铺的货架上。而衣被于天下的中国织布业，甚至将印度当成了原料产地。
但这个“世界第一”并非一架充满活力，喷吐着蒸汽高速运转的机器，而是由全国各地难以計数的小手工业者，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拼凑起来的泥足巨人。
在传统中国，制造业被认为是“副业”，与作为“本业”的农业相对，“男耕女织”是制造业的理想状态，丝绸和布匹的产出靠的不是大工厂里联合作业和机器生产，而是家庭主妇一寸一寸辛勤地踏机纺纱，其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更多是为了补贴家计。
至于我们津津乐道地提到的苏绣、闽茶、景德瓷等，大规模的生产只出现在几个地区，联合的生产方式亦甚少见，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生产模式。
在清代景德镇，往往一个窑厂的徒工就是一个家族，维系家族产业是这种制造业的根本，个人获得薪酬几乎可以微乎不计，因为所有盈利都会在家族内进行分配。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几乎不会用来进行技术革新——革新甚至是一种罪恶，很多家庭以家中的窑和手艺有着数百年的传承而自豪，技术革新被认为是“有悖祖道”。
这种“神话第一”，看起来辉煌无比，但其实就像瓷器一样，美丽、精致，但是易碎，当在工业革命下急速发展的西方的坚船利炮，像公牛一样闯进这座东方的瓷器店时，“神话第一”很快就摔得粉碎。 在此之前，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足以傲视全球，让世界承认它的龙头老大地位，但技术的革新最终将它击得粉碎，竞争者出击得又快又狠。
印度茶叶难道不比中国茶更适于西方人的肠胃吗？韦奇伍德的瓷器难道不比中国瓷更细腻，更精美吗？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时特意将一套韦奇伍德瓷器进献乾隆皇帝，无论这是不是刻意对瓷器祖国的挑衅，但马戛尔尼从围观的中国官员的眼中，都读出了他们对这种瓷器难以掩饰的喜爱。
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这背后的深刻含义——欧洲正凭借其强大的技术革新力量强占中国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当中国广大的小手工业者的密集劳动所提供的优势终于被耗尽时，中国“神话第一”的地位也走到了尽头。
1860年，英国以0.2%的优势超过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份额中拔得头筹。即使对数字不甚敏感的中国人也在这一年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中感受到了数字的力量——世界赛场，不论中国想不想，也不得不进场了。
洋务运动：“第一”终结者
“杨老爷是个西洋发明的业余爱好者”，1866年4月12日，弗里曼·米德福特，一位英国驻华公使文书，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提到他参观一位兵部官员杨老爷的府邸时留下的印象：“他有一间专门盛放我们时尚玩意儿的收藏室，屋里摆满了手枪、望远镜、钟表、气压计、温度计，还有其它洋玩意，他甚至还装备了一间摄影室。”这位杨老爷似乎也赞同修筑铁路，但是他对铁路的兴趣点则更有意义：“他确实和我谈到了在他的家乡山东修筑铁路和电线的问题，但目的是为了方便他和他的佃户以及庄头联系。”
这位赶时髦的“杨老爷”的所为所想，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西方事物并不全然排斥，甚至还有人喜爱。
早在马戛尔尼访华时，他就发现广州的中国人对他随行带来的西洋科学机械备感兴趣，如果不是赶着要走，他相信靠这些机器一定能在中国人手里赚上一笔。但将现代通讯工具的电报和铁路用于土地经营这一点，却多少蕴含了自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的本质——将西方的技术成果嫁接在中国传统的土地上，或者说是“中体西用”。
这正是1860年之前和之后中国区别最大的一点。在此之前，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承认，它维持着一个唯我独尊的幻象，这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1858年《天津条约》里“自不得提书‘夷’字”的条款之前，帝国仍然固执地对西方以蛮夷视之。
而1860年的《北京条约》，当英法再一次以绝对强势的态度重申之前条约的内容后，中国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一种对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渐建立起来。尽管是建立在西方枪炮威胁的基础上，但中国终于发现自己需要得到西方，更确切地说是得到世界的承认。
1863年—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是一个长久以来被遗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加入国际的游戏规则自觉做出的重大努力。這一切，都被包括在后来所说的“洋务运动”中。
但在中国的标准教科书中，洋务运动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反应，最后随着1895年葬身海底的北洋水师一起全盘溃败。
对计量数据一往情深的专家甚至能找出证据，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里的数据指出从186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份额跌至第二之后，到洋务运动进行到第19年的1880年，更跌至12.5%，排在美国之后，落到第三，之后则是一路下坡，直到1900年跌至令人脸红的6.2%。
这一切真的是这场洋务运动惹的祸吗？实际上，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以来，就已经注定了这种结局：长期以来中国位居的所谓第一，其实是一种不对等比较的产物，相当于瓷器与枪炮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之间的优势，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完全是数量上的，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西方的突飞猛进和技术的不断革新，这种对比的差距自然会越来越小，直到前者被后者赶超。这一点迟早会发生，只是洋务运动不幸赶上了这个时候。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像剿平太平天国的名臣胡林翼在看到西洋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时忿而吐血一样，这种强大的优势使中国人不得不既忿且服。
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在国际的竞争中，瓷器只能砸破脑袋，枪炮却能致人死命，而中国倚为立身治国根本的四书五经不足以抵挡西方的舰船快炮，由这种对现实的忧愤而引燃的寻求富强之道的务实精神，才是洋务运动的真谛。
1860年中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数据到底来自何方？
各式各样的推断和论述，在世界第一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人们希望从中解读出近代中国苦难挫折的真正教训和带给现代的启示。还有人则希望通过做翻案文章来吸引大众关注的目光。事实如此，而数据如彼，反差判若霄壤，只消把这个矛盾摆出来，就足够赚人眼球了。
但需要追问的一点是，人们乐于引用这个数据，却从来不考虑这个数据出自何处。实际上，在任何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制造业发展史或是其它同类论著中，根本无法找到这个数据。
包括被大国崛起论的专家奉为圣经的两部巨著都没有出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大量引用贝洛赫（P. Bairoch）的《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一书。
安格斯·麦迪森带有预言性质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尤受国人追捧，因为该书以大量图表和数据暗示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将会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而美国则日薄西山，这种风水轮流转的预言特别能让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那这个数据究竟是从何而来？实际上，它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2010年在CCTV财经频道热播的纪录片《华尔街》的第四集《镀金时代》中。而且这个数据出现的地方更是奇怪，是在讲述华尔街银行大亨摩根的生平时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美国自1860年到1900年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日益攀升：“1860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美国只占1.8%，处于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占到32.9%。而到了1900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到15.8%，中国占到11.1%。”更原始的出处无法查考。
但这还不是这个数据最“吊诡”的地方，这组所谓1860年中美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数据中的数字，很“巧合”地与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1820年中美全球GDP比重中的数据一模一样。
说到全球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只有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的《175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提到过一个估算的数字，1860年，中国的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确实比美国的7.2%要高，但却比英国的19.9%低0.2个百分点。
“神话第一”：前数字时代的中国制造
其实，无论是32.9%，还是19.7%，无论在国际上的排名是第一还是第二，对1860年的中国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一个近乎于封闭并且自以为天下中心的帝国，是不需要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的，按照瑞典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打趣的说法，中华帝国乃是“一个没有邻国的帝国”，“第一”对这样一个帝国没有意义。
帝国之治理，归根结底不过两大主题：一是税收，所得赋税用以维系整个帝国系统的正常运转；二是维稳，也就是保证帝国系统的运转别出太大疵漏。
在这两大主题之下，一切与税收和维稳相关的话题才会被拿到桌面上仔细讨论，比如各省缴纳税赋数额，地方有无叛乱等等，至于贡献这些税赋之人，究竟是手工业者，作坊主，抑或是商贾、店家，农民，都无甚紧要，只要他们不造反即可。
所以，当提到制茶业时，就是“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毂击肩摩之势”；木材业，是“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锉烟业，则是“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最著名的景德镇制瓷业，有“坯房百余间，工匠数百人”，究竟有多少？就是不告诉你。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名次和数字都漫不经心的态度，创造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神话般的第一。根据布洛赫的数据，在175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2.5%，直到1830年，这个数据仍然占到29.8%，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即使数据可能有所夸张，但仍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制造”的魅力——茶叶除了满足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更远销欧美，成为一种国际风尚。仅在1855年，茶叶输出量就高达15，793，700磅，5年后更上升到40，000，000磅；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在广州依照西洋画法彩绘后，行销海外，甚至接图订制纹章瓷器，用以满足西洋贵族炫耀家世的癖好；当然，还有丝绸，这种来自东方神奇虫子吐丝织成的布匹，甚至出现在英国乡村小镇杂货铺的货架上。而衣被于天下的中国织布业，甚至将印度当成了原料产地。
但这个“世界第一”并非一架充满活力，喷吐着蒸汽高速运转的机器，而是由全国各地难以計数的小手工业者，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拼凑起来的泥足巨人。
在传统中国，制造业被认为是“副业”，与作为“本业”的农业相对，“男耕女织”是制造业的理想状态，丝绸和布匹的产出靠的不是大工厂里联合作业和机器生产，而是家庭主妇一寸一寸辛勤地踏机纺纱，其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更多是为了补贴家计。
至于我们津津乐道地提到的苏绣、闽茶、景德瓷等，大规模的生产只出现在几个地区，联合的生产方式亦甚少见，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生产模式。
在清代景德镇，往往一个窑厂的徒工就是一个家族，维系家族产业是这种制造业的根本，个人获得薪酬几乎可以微乎不计，因为所有盈利都会在家族内进行分配。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几乎不会用来进行技术革新——革新甚至是一种罪恶，很多家庭以家中的窑和手艺有着数百年的传承而自豪，技术革新被认为是“有悖祖道”。
这种“神话第一”，看起来辉煌无比，但其实就像瓷器一样，美丽、精致，但是易碎，当在工业革命下急速发展的西方的坚船利炮，像公牛一样闯进这座东方的瓷器店时，“神话第一”很快就摔得粉碎。 在此之前，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足以傲视全球，让世界承认它的龙头老大地位，但技术的革新最终将它击得粉碎，竞争者出击得又快又狠。
印度茶叶难道不比中国茶更适于西方人的肠胃吗？韦奇伍德的瓷器难道不比中国瓷更细腻，更精美吗？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时特意将一套韦奇伍德瓷器进献乾隆皇帝，无论这是不是刻意对瓷器祖国的挑衅，但马戛尔尼从围观的中国官员的眼中，都读出了他们对这种瓷器难以掩饰的喜爱。
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这背后的深刻含义——欧洲正凭借其强大的技术革新力量强占中国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当中国广大的小手工业者的密集劳动所提供的优势终于被耗尽时，中国“神话第一”的地位也走到了尽头。
1860年，英国以0.2%的优势超过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份额中拔得头筹。即使对数字不甚敏感的中国人也在这一年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中感受到了数字的力量——世界赛场，不论中国想不想，也不得不进场了。
洋务运动：“第一”终结者
“杨老爷是个西洋发明的业余爱好者”，1866年4月12日，弗里曼·米德福特，一位英国驻华公使文书，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提到他参观一位兵部官员杨老爷的府邸时留下的印象：“他有一间专门盛放我们时尚玩意儿的收藏室，屋里摆满了手枪、望远镜、钟表、气压计、温度计，还有其它洋玩意，他甚至还装备了一间摄影室。”这位杨老爷似乎也赞同修筑铁路，但是他对铁路的兴趣点则更有意义：“他确实和我谈到了在他的家乡山东修筑铁路和电线的问题，但目的是为了方便他和他的佃户以及庄头联系。”
这位赶时髦的“杨老爷”的所为所想，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西方事物并不全然排斥，甚至还有人喜爱。
早在马戛尔尼访华时，他就发现广州的中国人对他随行带来的西洋科学机械备感兴趣，如果不是赶着要走，他相信靠这些机器一定能在中国人手里赚上一笔。但将现代通讯工具的电报和铁路用于土地经营这一点，却多少蕴含了自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的本质——将西方的技术成果嫁接在中国传统的土地上，或者说是“中体西用”。
这正是1860年之前和之后中国区别最大的一点。在此之前，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承认，它维持着一个唯我独尊的幻象，这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1858年《天津条约》里“自不得提书‘夷’字”的条款之前，帝国仍然固执地对西方以蛮夷视之。
而1860年的《北京条约》，当英法再一次以绝对强势的态度重申之前条约的内容后，中国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一种对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渐建立起来。尽管是建立在西方枪炮威胁的基础上，但中国终于发现自己需要得到西方，更确切地说是得到世界的承认。
1863年—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是一个长久以来被遗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加入国际的游戏规则自觉做出的重大努力。這一切，都被包括在后来所说的“洋务运动”中。
但在中国的标准教科书中，洋务运动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反应，最后随着1895年葬身海底的北洋水师一起全盘溃败。
对计量数据一往情深的专家甚至能找出证据，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里的数据指出从186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份额跌至第二之后，到洋务运动进行到第19年的1880年，更跌至12.5%，排在美国之后，落到第三，之后则是一路下坡，直到1900年跌至令人脸红的6.2%。
这一切真的是这场洋务运动惹的祸吗？实际上，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以来，就已经注定了这种结局：长期以来中国位居的所谓第一，其实是一种不对等比较的产物，相当于瓷器与枪炮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之间的优势，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完全是数量上的，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西方的突飞猛进和技术的不断革新，这种对比的差距自然会越来越小，直到前者被后者赶超。这一点迟早会发生，只是洋务运动不幸赶上了这个时候。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像剿平太平天国的名臣胡林翼在看到西洋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时忿而吐血一样，这种强大的优势使中国人不得不既忿且服。
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在国际的竞争中，瓷器只能砸破脑袋，枪炮却能致人死命，而中国倚为立身治国根本的四书五经不足以抵挡西方的舰船快炮，由这种对现实的忧愤而引燃的寻求富强之道的务实精神，才是洋务运动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