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各高校纷纷更名现象，北京科技大学也在其列。王润教授作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北京科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亲历了这次校名更改的全过程。文章就校名更改的原因、经过、社会背景、更名意义等问题与之进行了访谈。通过这一案例，也可窥见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斑。
〔关键词〕 北京钢铁学院；更名；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01-08
〔口述人：王润〕
王润（1929—），男，北京人，教授。195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1953至1957年在前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作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校长等职务。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材料学科第二、三届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委科技委一、二、三届委员；全国高校设置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全国科协四届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北京高教研究会副会长等兼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社会发展背景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各大高校为应对社会变化，纷纷改革求新。首先从外在的形式上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了各大高校更名现象，一些学校将“学院”改为“大学”，还有一些学校将带有行业特征的名词去掉。这次较大规模的高校更名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有着怎样的关联性？它到底是由中国决策层推行的组织过程，还是各大高校为在社会转型中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为此，对北京科技大学更名事件的亲历者——王润教授，就学校更名始末进行了访谈，从中对上述问题也可以窥见一斑。
一、“北京钢铁学院”名称由来及变化
宋琳（以下简称宋）：王老师您好！您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了三十余年，是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北京钢铁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也是北京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亲历了校名更改的全过程。您的这段工作经历，是我们了解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前后的不二人选。想请您详细谈谈这段历史过程。
王润（以下简称王）：好的。那就先从“钢铁学院”这个名字说起吧。建国前，我们国家大部分高等学校还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这类名字命名，它们命名的特点大部分是以城市名字、或者园林名字来命名，学校建设也大都走综合发展的道路，文理学科共建。建立新中国后，我国模仿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通过院系调整，新建了一批工科院校，北京钢铁学院就是在1952年成立的①。“钢铁学院”这个名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在此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以一种产品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命名法实际上是参考了前苏联的模式，在苏联有一所“莫斯科钢铁学院”，全称是，“以斯大林命名的莫斯科钢铁学院”。与此相仿我国冶金部采用了 “北京钢铁学院”名称。
宋：校名的背后所体现的是相应的学校建制和教育模式的确立，中国参考了前苏联的命名方法，是否也采纳了它的学校管理体制？
王：是这样的。莫斯科钢铁学院归苏联冶金部管辖，是苏联冶金部直属的一个学院。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每一个部委都设立一个或多个为他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如学校、研究院等等。我们国家建国后仿效了苏联机构设立的模式，设立了一个冶金部，相应地在其下级单位建立了一个钢铁学院，还有一个钢铁研究院。我国这套模式的设立与前苏联相似，因此北京钢铁学院与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建校模式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北京的钢铁学院是学习了苏联的钢铁学院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宋：当时冶金部所属的高等学校除了北京钢铁学院外，还有其它院校吗？
王：当时冶金部所属高校有三个，除北京钢铁学院①之外，还有在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②，它的主要专业是有色金属，再有就是东北工学
院③。冶金部曾称北京钢铁学院为冶金部所属高校里的排头兵，可见当时对钢院很重视。
宋：命名为“北京钢铁学院”，而“钢铁”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学校的学科布局也是围绕生产钢铁产品而设计的吗？都包括哪些系？哪些专业？
王：可以这么说。叫“钢铁学院”这一段时间都归冶金部领导。冶金部下设了一个教育司，教育司每年都要到冶金部所属的鞍钢、武钢、首钢等这类大型企业去做调查，了解企业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需要多少人才，然后根据调研结果由冶金部设置专业和制定招生计划，再将计划分配给所属的包括北京钢铁学院在内的高等学校。这种情况下，调研所反映的基本上是生产实际状况，因此专业设置基本上是按照生产过程、生产车间的设置来安排的。比如，某公司里有炼铁厂、炼铁车间，那么就有炼铁专业；有炼钢车间就有炼钢专业；有轧钢车间就有轧钢专业。在冶金厂里，有很多冶金炉，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冶金炉专业。所以，在当时几乎是这样一种学科设置模式，厂里有什么生产车间，钢院就设有什么专业。除此之外，还设置了一些与冶金关系密切的专业，比如当时冶金需要很多机械，专业设置上就有了一个冶金机械专业，这个专业不像别的学校单叫机械专业，而是称冶金机械专业。还有矿山机械专业，当时争论矿山机械和冶金机械有什么不同，其实一个是在矿山上用的，一个是在冶金厂用的。矿山机械是有轱辘的机械，冶金机械是没轱辘的机械①。
这种设置的一一对应关系，使人们一提到哪个专业就对应想到哪个车间，思路变得很狭窄，还曾经闹出个笑话。像当年的材料系，原来叫金相热处理，因为原来工厂里有搞金相的，有搞热处理的，都有相对应的岗位，所以设立了金相热处理专业。后来学校觉得名字范围太窄就改成了材料专业，这显得学科性更强了，但是问题是，工厂里除了材料库，没有别的车间是需要材料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误会，以为学材料专业的毕业就应分到材料库工作。 魏薇（以下简称魏）：这种专业设置有什么优缺点？
王：从好的方面看，这种专业设置与工厂所需人才联系很密切，毕业生到了车间就能干。因为这种设置比较注重专业课，且强调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在校期间会结合课程安排学生多次下厂实习，所以，学生毕业时，对厂里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到了厂里就能干活。咱们学校的毕业学生当时几乎是各大工厂的技术骨干和技术领导。这是这种专业设置的最大优点，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问题。就是专业设置比较窄，后劲儿不足，创新比较难。小改小革尚可，但是大改，提出比较新的理念很难。因为，毕业生基础不够，像数理化这种课程虽然都有安排，但是学生不够重视，学生都以为实用的东西最重要。当然，学生的这种认识是与当时的教育导向分不开，从决策层来看就有这种倾向。今天，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需要有扎实的基础，更需要有开阔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这种理念在当时的认识是不够的。
宋：苏联当时也是这样一套与生产实践完全结合在一起专业设置吗？
王：我是1953年去的苏联，当时情况也是如此。
宋：这是否可以看成计划经济体制在高等教育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王：的确是这样。
魏：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以后，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
王：这个学院成立以后，很受关注，是当时的一个名牌学校，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是分不开的。1958年“大炼钢铁”是当时我国“三面红旗”之一，这“三面红旗”分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当时称“钢帅”，全国都在为我们国家能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号召全国“以钢为纲”，所以当时“钢铁学院”这个名字非常响亮。
魏：学生报考的情况怎么样？
王：在当时没有所谓的高校排名的调查和统计，
那时，青年学生为建设新中国重工业，以能参加热火朝天的钢铁生产为荣耀，所以报考“钢铁学院”的学生还是相当踊跃的。我有一个1962年毕业的学生，他当初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四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当时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想报考北京钢铁学院，能够被录取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当时咱们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给学校立了块扁，在大理石上刻了“钢铁摇篮”②。
二、“北京钢铁学院”更名始末
宋：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高等学校纷纷更名的现象③，北京钢铁学院也在其中，它正式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是在哪一年？
王：1988年④。
宋：“大学更名”现象的集体发生，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一社会转型背景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社会运行体制与计划经时期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转型、转轨的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如何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心。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模式面临着打破、重建的现实问题。
宋：当时中国决策层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什么？
王：小平在当时有个很重要的讲话，谈科学技术问题，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85年的时候，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三个面向”的战略方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也就意味着要与世界接轨。改革开放后，各高等学校纷纷去国外访问，看看国外著名大学的设置、学科建设、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方向等等。而之前多少年来，学校几乎没有出国访问的人。
魏：钢铁学院也派人到国外高校进行考察吗？
王：是的。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校由张文奇院长①带队首先出国访问，同去的有魏寿昆教授、柯俊教授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出访了联邦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并正式签订了校级合作协定，收获很大。
宋：80年代初，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也曾出访过国外的大学吗？
王：我那时担任学院的副院长。我和章守华教授参加冶金部组织的“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长沙矿冶学院”三校访美代表团。在美国访问了十几所著名大学，重点访问冶金系和材料科学系。
魏：访问国外大学之后，感想如何？
王：访问代表回国以后感触良多。出国考察后发现，在国外，学院大多是专科一级的设置，真正的高等学校都叫大学。国外的一些专家有时候还误认为我们都是专科院校，所以当时各学校都想改成带有“大学”二字的学校。再有，通过国内外大学专业设置的对比发现，我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方针，所以，想通过更改校名为调整专业设置提供条件。
魏：国外也有高校是以学院命名的，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并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专科学院？
王：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这所大学的中文译名应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是1861年建校的私立大学，在我国清朝时期错译为“麻省理工学院”沿用至今。在北美洲“institute”是指学校、学院、大学，在我国“学院”与“大学”却是两个不同概念。依该校具有六大学院“School”，及完善的学科设置，并且在20世纪前已成为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的情况，可以译为“马萨诸塞理工大学”。
魏：在所有大学中，较早更名的是什么时间？
王：差不多都是86、87年的时候。
魏：北京钢铁学院在众多更名学校中，时间是相对较早的吗？
王：不是，可能还算比较后期的。咱们学校在1988年更名时，已经有一些学校都改了。我们也正是看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改了，才改的。
宋：在各高校中，进行更名的原则是什么？
王：有三个倾向比较突出：一是要把学院改称大学，二是把带有地方性地名去掉，改为“中国”二字，三是把体现行业特征的名字去掉，这主要指建国后成立的一些工科院校。行业背景的名字去掉后，改为什么？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北京工学院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因为美国有个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当时“理工”二字很受欢迎，各学院都想借助这个名字来打响旗号。当我们与相关单位联系更名事宜时，他们告诉我们已经晚了，这个名字已由北京工学院用了。 宋：学校更名在学校发展史应是一件大事，当时参与讨论都有哪些人？
王：学校更名问题曾在党委常委会上，校长办公会上和座谈会上多次讨论，大家都非常重视，也非常慎重。参加讲座较多的人有符荣书记①、魏寿昆教授②、柯俊教授③和我④。
宋：当时给学院再取名时，大家的建议都是什么？
王：当时有两个大方案，一个是以“中国”冠名，比如说中国地质大学、中国航空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咱们就叫“中国钢铁大学”。但是，有人认为以一个钢铁这种产品命名还是欠妥。后来提议改为“科技”了，用“科技”代替“钢铁”，仍沿用“北京”二字，因为我国已经有一所“中国科技大学”了⑤，所以就变成了“北京科技大学”了。英译名采用了魏寿昆教授和柯俊教授的建议，即“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之所以把北京Beijing放后头，说明我们学校不是北京所属的学校，而是位于北京的一所大学。学校名称中虽然没有“中国”二字，但仍是全国性的大学。
宋：当是对于学校更名，有顾虑吗？有不同意见吗？
王：确实有顾虑。当时我们在研究改名的时候考虑了这么些问题，一个是当时“北京钢铁学院”这个名字还是很受欢迎的，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有点舍不得改；再有就是当时的校友对改名这件事有些意见，当时的书记符荣和学生们谈过，有些学生仍希望保留“钢铁”二字。还有些人提出叫学院没有关系，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人家还不是叫的学院。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还是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好。
宋：当时最早提出更名的想法，是冶金部的指示，还是学校自己的主张？
王：主要是学校自己商量。那时候觉得其他学校都在着手更名这件事，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啊。也没有谁，比如冶金部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找我们说说你们这要改名儿吧，没有这种现象。
魏：当时提出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上报给冶金部时，他们的态度如何，有反对意见吗？
王：当时学校在拟定完名称后，准备上报给冶金部时，还存在顾虑，怕冶金部不同意，因为你把“钢铁”名儿给去了，行业特色没了，冶金部会同意吗？结果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改名很顺利。
宋：从全国范围看，发生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的集中更名的高校，大都是有行业背景的。
王：是这样的。
宋：紧接着，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又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原来隶属于各大部委的高校划归到教育部或者其它部门。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否说明国家早就已经设定好了，学校通过更名逐渐脱离行业背景，然后逐步将高等教育发展推向市场。
王：这不太清楚（思考），据我的经历，好像没有这么个规划，至少中央没有跟我们谈这个设想或规划问题⑥。
宋：那您认为实际上这个更名事情中央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王：我的感觉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顺应社会变化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涉及到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但是具体到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先更名，给学校发展以明确定位，还没具体到这一步。
宋：那这次高校集中更名事件更像是由民间所发动的？
王：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不是上边的行政指令，是改革开放的方针促成的这种集体行为。
三、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
意义及发展
宋：由“钢铁”改为“科技”，对于学校未来发展的意义在哪儿？
王：首先，为学校专业设置提供了发展空间，不像之前局限于设置与钢铁有关的专业。钢铁材料属于工科，工科里包含一个材料专业，材料又分成金属材料、有机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中又分钢铁和有色金属两部分。所以钢铁是材料学里的八分之一，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工科中所占的比例更小。而“科学”与“技术”包括的范围就广了，科学和技术两方面，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则既包括冶金、材料，也包括机械、信息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设置在以前“钢铁学院”名称下不便于兼容，改为科技大学之后，学校发展的空间可以拓宽了。
宋：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后，它的发展重心、规模相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吗？
王：刚开始没有。开始扩大还是在划归为教育部管理以后，因为属于冶金部管理的时候都是根据冶金部的需要来招生，每年冶金部教育司指定每个学校某个专业招几个班，在刚更名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这样。
魏：当时更名时，是否已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好了宏观规划？
王：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只是认为仅发展与钢铁生产有关的专业过于狭窄，这既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但是再朝哪个方向发展和突破并不是非常清楚。
魏：那具体学科、系、学院的设置有所考虑吗？
王：也没有。只是扣了一个大帽子，以便将来想设置什么学科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设立了。校名的更改可以一步到位，但是学校的升级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都是逐渐地在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建设过程一直在进行。
宋：北京钢铁学院时期，各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的行业背景，到北京科技大学时期，这些专业是如何慢慢调整的。您能具体谈谈吗？
王：更名前后，系里的专业慢慢就增多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建立的腐蚀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到哪个工厂去，当时也没有腐蚀车间和腐蚀厂，但是，腐蚀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年被腐蚀掉的材料数量相当惊人，如何防腐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课题。石油管道、轮船、发动机都有防腐问题，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设立这个专业，而不应限定有对应车间。又如，冶金炉专业，后来更名为热能专业了，冶金炉专业原来就是搞冶金厂里的炉子的，加热炉、高炉、平炉、转炉这些炼钢用的炉子，研究结构、设计炉子等等，后来改成了热能专业，各种能源问题，节能问题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专业面儿就宽了，名字也就相应地改了。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绝不是谁设计好的，而是根据社会需要来逐步的把专业扩大，名字再相应地变化。还有把原来属于一个学科的系合并成立了院。以前有金属材料系、压力加工系、金属物理系、材料物理化学系，后来都集中起来形成材料学院，虽然各个专业分工不同但都是围绕材料进行研究的，把这几个系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院。 魏：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之后，学校其它方面发展情况如何？比如财政经费拨款、招生、对外学术活动等等。
王：1988年更名时，学校仍然归冶金部领导，这段时间与没有更名之前情况变化不是很大。比如，当时经费申请仍然比较难，大概有三大块：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每年费用大概三千多万，各年拨款的侧重点稍有不同，整体来看，当时经费下拨还是比较困难的，基本上还是受计划经济的管束。到后来归属于教育部管理的时候，资金来源的渠道和数额都明显增多，政策放开了，学校也可以去贷款了①。
魏：当时对外交流情况如何？
王：改为大学以后，出去跟人家交流的面就广了。我们不仅跟设有钢铁冶金专业的学校交流，我们也开始关注其它的专业，目的是想如何来拓展我们的专业方向。我们还跟这样一些学校建立了校级关系，包括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加拿大的麦克麻斯特大学，还有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神奈川大学、美国滨州大学，跟国外很多大学建立了关系，我们还选派了很多老师去国外学习，学校有很多教师都曾在国际知名大学留过学。
宋：调整之后，师资队伍、学生规模、专业设置是否有所扩大？
王：这个扩增的过程都是逐渐的，但是在更名以后扩增的速度的确加快了①。
宋：学校更名为“大学“，明确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方向，而综合性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不仅应包括理、工，还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经济、管理类学科。学校对于这一类淡科发展是如何考虑？如何定位的？
王：当时应该考虑的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整体定位也是在摸索中的，所以对学校文科未来的发展也是在摸索中。在学校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确思考过文科的建设，但做得还不够。
马胜利（插话）：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确很重要。一方面体现在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这些与发达国家比，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在大学中发展文科对于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都有着其特殊的重要价值。这种人文文化的建设和对学生的熏陶，对其一生的发展都会有着“润物细无声”潜在而久远的影响。
王：的确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好好设计一下，一所综合性大学，尤其是有着浓厚工科背景的大学如何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宋：到设置院这一层建制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王：那是到90年之后了。
魏：其他大学更名后学校的发展也都如此吗？
王：差不多吧。
宋：通过您对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前后情况的介绍，总体感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很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整体发展情况，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王：确实是这样。
宋：中国有句话，叫做“名正言顺”，您能结合更名后学校的总体发展情况，概括一下这种发展思路的意义所在吗？
王：谈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所在脱离不开它的社会关联性，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它的价值在于与社会发展契合。北京科技大学经过这样一轮改革，在两个问题上是比较显著的：一是改变了过去过分专门化的限制。过去的倾向是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制定专业，结果是学生培训面狭窄，分配工作的选择性相当有限，并且研究与创造能力不足，经过这样训练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下科研生产活动的。二是，由于专业的调整，尤其是脱离冶金部，划归为教育部管理之后，学校的自主权与决策权在增大。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接受生产部门与社会机构的委托及与其合作、处置基本建设投资与经费以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逐渐增大，学校的发展开始逐步地面向市场、面向整个社会，学校的发展由被动变主动。
宋：北京科技大学经过这一轮改革，学校发展由单科性向多科性拓展，由之前带有浓重的行业背景学校向综合型大学转变，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王：当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指引下，各行各业都在转型升级，高校也必然要转型升级。我希望，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也能顺利地由所谓“行业特色”高校转型为“多学科的研究型大学”，由主要面向“钢铁工业”转变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升级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大学。我想，这样作并不妨碍我校与钢铁工业界发展密切联系，也更会促进我校具有优势的材料冶金学科的发展。我校“钢铁摇篮”的美称又增添了新意，培养的人才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钢铁般的体格，钢铁般的殷实才智。
宋：非常感谢！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也分享了您的治校心得。祝您身体健康！
王：也谢谢你们。对于学校更名，师生及校友都很关心，讲明更改校名的情况，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心愿。祝愿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后记：2013年11 月7日，在王润教授家中对其进行了访谈，参与这次访谈的还有学报编辑部马胜利老师。口述能够顺利完成，也是得到了王润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与之多次进行了沟通，并多次审阅了稿件，其严谨求实的精神令人敬佩。在此，学报编辑部深表谢意。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北京钢铁学院；更名；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01-08
〔口述人：王润〕
王润（1929—），男，北京人，教授。195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1953至1957年在前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作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校长等职务。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材料学科第二、三届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委科技委一、二、三届委员；全国高校设置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全国科协四届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北京高教研究会副会长等兼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社会发展背景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各大高校为应对社会变化，纷纷改革求新。首先从外在的形式上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了各大高校更名现象，一些学校将“学院”改为“大学”，还有一些学校将带有行业特征的名词去掉。这次较大规模的高校更名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有着怎样的关联性？它到底是由中国决策层推行的组织过程，还是各大高校为在社会转型中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为此，对北京科技大学更名事件的亲历者——王润教授，就学校更名始末进行了访谈，从中对上述问题也可以窥见一斑。
一、“北京钢铁学院”名称由来及变化
宋琳（以下简称宋）：王老师您好！您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了三十余年，是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北京钢铁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也是北京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亲历了校名更改的全过程。您的这段工作经历，是我们了解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前后的不二人选。想请您详细谈谈这段历史过程。
王润（以下简称王）：好的。那就先从“钢铁学院”这个名字说起吧。建国前，我们国家大部分高等学校还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这类名字命名，它们命名的特点大部分是以城市名字、或者园林名字来命名，学校建设也大都走综合发展的道路，文理学科共建。建立新中国后，我国模仿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通过院系调整，新建了一批工科院校，北京钢铁学院就是在1952年成立的①。“钢铁学院”这个名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在此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以一种产品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命名法实际上是参考了前苏联的模式，在苏联有一所“莫斯科钢铁学院”，全称是，“以斯大林命名的莫斯科钢铁学院”。与此相仿我国冶金部采用了 “北京钢铁学院”名称。
宋：校名的背后所体现的是相应的学校建制和教育模式的确立，中国参考了前苏联的命名方法，是否也采纳了它的学校管理体制？
王：是这样的。莫斯科钢铁学院归苏联冶金部管辖，是苏联冶金部直属的一个学院。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每一个部委都设立一个或多个为他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如学校、研究院等等。我们国家建国后仿效了苏联机构设立的模式，设立了一个冶金部，相应地在其下级单位建立了一个钢铁学院，还有一个钢铁研究院。我国这套模式的设立与前苏联相似，因此北京钢铁学院与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建校模式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北京的钢铁学院是学习了苏联的钢铁学院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宋：当时冶金部所属的高等学校除了北京钢铁学院外，还有其它院校吗？
王：当时冶金部所属高校有三个，除北京钢铁学院①之外，还有在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②，它的主要专业是有色金属，再有就是东北工学
院③。冶金部曾称北京钢铁学院为冶金部所属高校里的排头兵，可见当时对钢院很重视。
宋：命名为“北京钢铁学院”，而“钢铁”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学校的学科布局也是围绕生产钢铁产品而设计的吗？都包括哪些系？哪些专业？
王：可以这么说。叫“钢铁学院”这一段时间都归冶金部领导。冶金部下设了一个教育司，教育司每年都要到冶金部所属的鞍钢、武钢、首钢等这类大型企业去做调查，了解企业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需要多少人才，然后根据调研结果由冶金部设置专业和制定招生计划，再将计划分配给所属的包括北京钢铁学院在内的高等学校。这种情况下，调研所反映的基本上是生产实际状况，因此专业设置基本上是按照生产过程、生产车间的设置来安排的。比如，某公司里有炼铁厂、炼铁车间，那么就有炼铁专业；有炼钢车间就有炼钢专业；有轧钢车间就有轧钢专业。在冶金厂里，有很多冶金炉，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冶金炉专业。所以，在当时几乎是这样一种学科设置模式，厂里有什么生产车间，钢院就设有什么专业。除此之外，还设置了一些与冶金关系密切的专业，比如当时冶金需要很多机械，专业设置上就有了一个冶金机械专业，这个专业不像别的学校单叫机械专业，而是称冶金机械专业。还有矿山机械专业，当时争论矿山机械和冶金机械有什么不同，其实一个是在矿山上用的，一个是在冶金厂用的。矿山机械是有轱辘的机械，冶金机械是没轱辘的机械①。
这种设置的一一对应关系，使人们一提到哪个专业就对应想到哪个车间，思路变得很狭窄，还曾经闹出个笑话。像当年的材料系，原来叫金相热处理，因为原来工厂里有搞金相的，有搞热处理的，都有相对应的岗位，所以设立了金相热处理专业。后来学校觉得名字范围太窄就改成了材料专业，这显得学科性更强了，但是问题是，工厂里除了材料库，没有别的车间是需要材料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误会，以为学材料专业的毕业就应分到材料库工作。 魏薇（以下简称魏）：这种专业设置有什么优缺点？
王：从好的方面看，这种专业设置与工厂所需人才联系很密切，毕业生到了车间就能干。因为这种设置比较注重专业课，且强调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在校期间会结合课程安排学生多次下厂实习，所以，学生毕业时，对厂里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到了厂里就能干活。咱们学校的毕业学生当时几乎是各大工厂的技术骨干和技术领导。这是这种专业设置的最大优点，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问题。就是专业设置比较窄，后劲儿不足，创新比较难。小改小革尚可，但是大改，提出比较新的理念很难。因为，毕业生基础不够，像数理化这种课程虽然都有安排，但是学生不够重视，学生都以为实用的东西最重要。当然，学生的这种认识是与当时的教育导向分不开，从决策层来看就有这种倾向。今天，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需要有扎实的基础，更需要有开阔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这种理念在当时的认识是不够的。
宋：苏联当时也是这样一套与生产实践完全结合在一起专业设置吗？
王：我是1953年去的苏联，当时情况也是如此。
宋：这是否可以看成计划经济体制在高等教育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王：的确是这样。
魏：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以后，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
王：这个学院成立以后，很受关注，是当时的一个名牌学校，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是分不开的。1958年“大炼钢铁”是当时我国“三面红旗”之一，这“三面红旗”分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当时称“钢帅”，全国都在为我们国家能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号召全国“以钢为纲”，所以当时“钢铁学院”这个名字非常响亮。
魏：学生报考的情况怎么样？
王：在当时没有所谓的高校排名的调查和统计，
那时，青年学生为建设新中国重工业，以能参加热火朝天的钢铁生产为荣耀，所以报考“钢铁学院”的学生还是相当踊跃的。我有一个1962年毕业的学生，他当初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四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当时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想报考北京钢铁学院，能够被录取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当时咱们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给学校立了块扁，在大理石上刻了“钢铁摇篮”②。
二、“北京钢铁学院”更名始末
宋：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高等学校纷纷更名的现象③，北京钢铁学院也在其中，它正式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是在哪一年？
王：1988年④。
宋：“大学更名”现象的集体发生，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一社会转型背景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社会运行体制与计划经时期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转型、转轨的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如何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心。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模式面临着打破、重建的现实问题。
宋：当时中国决策层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什么？
王：小平在当时有个很重要的讲话，谈科学技术问题，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85年的时候，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三个面向”的战略方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也就意味着要与世界接轨。改革开放后，各高等学校纷纷去国外访问，看看国外著名大学的设置、学科建设、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方向等等。而之前多少年来，学校几乎没有出国访问的人。
魏：钢铁学院也派人到国外高校进行考察吗？
王：是的。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校由张文奇院长①带队首先出国访问，同去的有魏寿昆教授、柯俊教授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出访了联邦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并正式签订了校级合作协定，收获很大。
宋：80年代初，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也曾出访过国外的大学吗？
王：我那时担任学院的副院长。我和章守华教授参加冶金部组织的“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长沙矿冶学院”三校访美代表团。在美国访问了十几所著名大学，重点访问冶金系和材料科学系。
魏：访问国外大学之后，感想如何？
王：访问代表回国以后感触良多。出国考察后发现，在国外，学院大多是专科一级的设置，真正的高等学校都叫大学。国外的一些专家有时候还误认为我们都是专科院校，所以当时各学校都想改成带有“大学”二字的学校。再有，通过国内外大学专业设置的对比发现，我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方针，所以，想通过更改校名为调整专业设置提供条件。
魏：国外也有高校是以学院命名的，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并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专科学院？
王：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这所大学的中文译名应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是1861年建校的私立大学，在我国清朝时期错译为“麻省理工学院”沿用至今。在北美洲“institute”是指学校、学院、大学，在我国“学院”与“大学”却是两个不同概念。依该校具有六大学院“School”，及完善的学科设置，并且在20世纪前已成为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的情况，可以译为“马萨诸塞理工大学”。
魏：在所有大学中，较早更名的是什么时间？
王：差不多都是86、87年的时候。
魏：北京钢铁学院在众多更名学校中，时间是相对较早的吗？
王：不是，可能还算比较后期的。咱们学校在1988年更名时，已经有一些学校都改了。我们也正是看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改了，才改的。
宋：在各高校中，进行更名的原则是什么？
王：有三个倾向比较突出：一是要把学院改称大学，二是把带有地方性地名去掉，改为“中国”二字，三是把体现行业特征的名字去掉，这主要指建国后成立的一些工科院校。行业背景的名字去掉后，改为什么？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北京工学院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因为美国有个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当时“理工”二字很受欢迎，各学院都想借助这个名字来打响旗号。当我们与相关单位联系更名事宜时，他们告诉我们已经晚了，这个名字已由北京工学院用了。 宋：学校更名在学校发展史应是一件大事，当时参与讨论都有哪些人？
王：学校更名问题曾在党委常委会上，校长办公会上和座谈会上多次讨论，大家都非常重视，也非常慎重。参加讲座较多的人有符荣书记①、魏寿昆教授②、柯俊教授③和我④。
宋：当时给学院再取名时，大家的建议都是什么？
王：当时有两个大方案，一个是以“中国”冠名，比如说中国地质大学、中国航空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咱们就叫“中国钢铁大学”。但是，有人认为以一个钢铁这种产品命名还是欠妥。后来提议改为“科技”了，用“科技”代替“钢铁”，仍沿用“北京”二字，因为我国已经有一所“中国科技大学”了⑤，所以就变成了“北京科技大学”了。英译名采用了魏寿昆教授和柯俊教授的建议，即“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之所以把北京Beijing放后头，说明我们学校不是北京所属的学校，而是位于北京的一所大学。学校名称中虽然没有“中国”二字，但仍是全国性的大学。
宋：当是对于学校更名，有顾虑吗？有不同意见吗？
王：确实有顾虑。当时我们在研究改名的时候考虑了这么些问题，一个是当时“北京钢铁学院”这个名字还是很受欢迎的，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有点舍不得改；再有就是当时的校友对改名这件事有些意见，当时的书记符荣和学生们谈过，有些学生仍希望保留“钢铁”二字。还有些人提出叫学院没有关系，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人家还不是叫的学院。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还是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好。
宋：当时最早提出更名的想法，是冶金部的指示，还是学校自己的主张？
王：主要是学校自己商量。那时候觉得其他学校都在着手更名这件事，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啊。也没有谁，比如冶金部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找我们说说你们这要改名儿吧，没有这种现象。
魏：当时提出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上报给冶金部时，他们的态度如何，有反对意见吗？
王：当时学校在拟定完名称后，准备上报给冶金部时，还存在顾虑，怕冶金部不同意，因为你把“钢铁”名儿给去了，行业特色没了，冶金部会同意吗？结果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改名很顺利。
宋：从全国范围看，发生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的集中更名的高校，大都是有行业背景的。
王：是这样的。
宋：紧接着，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又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原来隶属于各大部委的高校划归到教育部或者其它部门。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否说明国家早就已经设定好了，学校通过更名逐渐脱离行业背景，然后逐步将高等教育发展推向市场。
王：这不太清楚（思考），据我的经历，好像没有这么个规划，至少中央没有跟我们谈这个设想或规划问题⑥。
宋：那您认为实际上这个更名事情中央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王：我的感觉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顺应社会变化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涉及到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但是具体到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先更名，给学校发展以明确定位，还没具体到这一步。
宋：那这次高校集中更名事件更像是由民间所发动的？
王：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不是上边的行政指令，是改革开放的方针促成的这种集体行为。
三、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
意义及发展
宋：由“钢铁”改为“科技”，对于学校未来发展的意义在哪儿？
王：首先，为学校专业设置提供了发展空间，不像之前局限于设置与钢铁有关的专业。钢铁材料属于工科，工科里包含一个材料专业，材料又分成金属材料、有机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中又分钢铁和有色金属两部分。所以钢铁是材料学里的八分之一，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工科中所占的比例更小。而“科学”与“技术”包括的范围就广了，科学和技术两方面，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则既包括冶金、材料，也包括机械、信息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设置在以前“钢铁学院”名称下不便于兼容，改为科技大学之后，学校发展的空间可以拓宽了。
宋：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后，它的发展重心、规模相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吗？
王：刚开始没有。开始扩大还是在划归为教育部管理以后，因为属于冶金部管理的时候都是根据冶金部的需要来招生，每年冶金部教育司指定每个学校某个专业招几个班，在刚更名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这样。
魏：当时更名时，是否已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好了宏观规划？
王：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只是认为仅发展与钢铁生产有关的专业过于狭窄，这既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但是再朝哪个方向发展和突破并不是非常清楚。
魏：那具体学科、系、学院的设置有所考虑吗？
王：也没有。只是扣了一个大帽子，以便将来想设置什么学科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设立了。校名的更改可以一步到位，但是学校的升级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都是逐渐地在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建设过程一直在进行。
宋：北京钢铁学院时期，各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的行业背景，到北京科技大学时期，这些专业是如何慢慢调整的。您能具体谈谈吗？
王：更名前后，系里的专业慢慢就增多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建立的腐蚀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到哪个工厂去，当时也没有腐蚀车间和腐蚀厂，但是，腐蚀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年被腐蚀掉的材料数量相当惊人，如何防腐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课题。石油管道、轮船、发动机都有防腐问题，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设立这个专业，而不应限定有对应车间。又如，冶金炉专业，后来更名为热能专业了，冶金炉专业原来就是搞冶金厂里的炉子的，加热炉、高炉、平炉、转炉这些炼钢用的炉子，研究结构、设计炉子等等，后来改成了热能专业，各种能源问题，节能问题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专业面儿就宽了，名字也就相应地改了。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绝不是谁设计好的，而是根据社会需要来逐步的把专业扩大，名字再相应地变化。还有把原来属于一个学科的系合并成立了院。以前有金属材料系、压力加工系、金属物理系、材料物理化学系，后来都集中起来形成材料学院，虽然各个专业分工不同但都是围绕材料进行研究的，把这几个系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院。 魏：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之后，学校其它方面发展情况如何？比如财政经费拨款、招生、对外学术活动等等。
王：1988年更名时，学校仍然归冶金部领导，这段时间与没有更名之前情况变化不是很大。比如，当时经费申请仍然比较难，大概有三大块：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每年费用大概三千多万，各年拨款的侧重点稍有不同，整体来看，当时经费下拨还是比较困难的，基本上还是受计划经济的管束。到后来归属于教育部管理的时候，资金来源的渠道和数额都明显增多，政策放开了，学校也可以去贷款了①。
魏：当时对外交流情况如何？
王：改为大学以后，出去跟人家交流的面就广了。我们不仅跟设有钢铁冶金专业的学校交流，我们也开始关注其它的专业，目的是想如何来拓展我们的专业方向。我们还跟这样一些学校建立了校级关系，包括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加拿大的麦克麻斯特大学，还有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神奈川大学、美国滨州大学，跟国外很多大学建立了关系，我们还选派了很多老师去国外学习，学校有很多教师都曾在国际知名大学留过学。
宋：调整之后，师资队伍、学生规模、专业设置是否有所扩大？
王：这个扩增的过程都是逐渐的，但是在更名以后扩增的速度的确加快了①。
宋：学校更名为“大学“，明确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方向，而综合性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不仅应包括理、工，还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经济、管理类学科。学校对于这一类淡科发展是如何考虑？如何定位的？
王：当时应该考虑的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整体定位也是在摸索中的，所以对学校文科未来的发展也是在摸索中。在学校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确思考过文科的建设，但做得还不够。
马胜利（插话）：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确很重要。一方面体现在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这些与发达国家比，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在大学中发展文科对于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都有着其特殊的重要价值。这种人文文化的建设和对学生的熏陶，对其一生的发展都会有着“润物细无声”潜在而久远的影响。
王：的确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好好设计一下，一所综合性大学，尤其是有着浓厚工科背景的大学如何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宋：到设置院这一层建制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王：那是到90年之后了。
魏：其他大学更名后学校的发展也都如此吗？
王：差不多吧。
宋：通过您对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前后情况的介绍，总体感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很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整体发展情况，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王：确实是这样。
宋：中国有句话，叫做“名正言顺”，您能结合更名后学校的总体发展情况，概括一下这种发展思路的意义所在吗？
王：谈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所在脱离不开它的社会关联性，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它的价值在于与社会发展契合。北京科技大学经过这样一轮改革，在两个问题上是比较显著的：一是改变了过去过分专门化的限制。过去的倾向是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制定专业，结果是学生培训面狭窄，分配工作的选择性相当有限，并且研究与创造能力不足，经过这样训练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下科研生产活动的。二是，由于专业的调整，尤其是脱离冶金部，划归为教育部管理之后，学校的自主权与决策权在增大。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接受生产部门与社会机构的委托及与其合作、处置基本建设投资与经费以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逐渐增大，学校的发展开始逐步地面向市场、面向整个社会，学校的发展由被动变主动。
宋：北京科技大学经过这一轮改革，学校发展由单科性向多科性拓展，由之前带有浓重的行业背景学校向综合型大学转变，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王：当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指引下，各行各业都在转型升级，高校也必然要转型升级。我希望，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也能顺利地由所谓“行业特色”高校转型为“多学科的研究型大学”，由主要面向“钢铁工业”转变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升级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大学。我想，这样作并不妨碍我校与钢铁工业界发展密切联系，也更会促进我校具有优势的材料冶金学科的发展。我校“钢铁摇篮”的美称又增添了新意，培养的人才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钢铁般的体格，钢铁般的殷实才智。
宋：非常感谢！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也分享了您的治校心得。祝您身体健康！
王：也谢谢你们。对于学校更名，师生及校友都很关心，讲明更改校名的情况，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心愿。祝愿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后记：2013年11 月7日，在王润教授家中对其进行了访谈，参与这次访谈的还有学报编辑部马胜利老师。口述能够顺利完成，也是得到了王润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与之多次进行了沟通，并多次审阅了稿件，其严谨求实的精神令人敬佩。在此，学报编辑部深表谢意。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