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校告上法庭的家长
　　60岁的汉堡市教育局首席律师安德里亚斯·格莱姆为学校辩护，原告通常是家长。他说：“最近十年，案件数量翻了倍。”去年，格莱姆的部门共接手了1051宗案子，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父母写下一纸诉状，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得了2分、3分或4分（德国实行六分制，1分优秀，4分及格）;因为他们认为，学校不够尽责，没有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学业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孩子天赋极高，只是老师没有发现。
　　格莱姆举的一些例子，会让人觉得这些家长疯了。
　　一次，一家人在庭前抗议他们正在读四年级的女儿的成绩单。“非常棒的分数，全是1分、2分。”格莱姆说。但是评语中写着：“你还可以在体育课上更加把劲儿。”父母起诉学校，正是因为这句话。法官要求女孩亲自出庭，扎着两条辫子的她坐在父母和律师中间。父亲对法官说：“看到成绩单里的这句话，我不会让这个孩子进我的公司工作。”
　　格莱姆说起一位母亲，她起诉的原因是学校想让她赔偿她的儿子毁坏的一件乐器。而一位父亲起诉的原因是他不想支付他的儿子从学校去游泳课路上的60欧分交通费。格莱姆说，今天他又接到了一桩类似的案子：一位父亲来到行政法庭，是因为这个成年男人一定要参加他的孩子的班级组织的郊游活动。
　　格莱姆提到的这种父母正随着一种“传染病”的迅速流传而不断增多。在他们面前，一切和孩子相关的职业群体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论是老师、医生、汽车司机，还是足球教练。
　　他们坚定不移，从不屈服。很多学校开始保护自己，设置所谓的“吻别区域”，因为不这样的话，父母会一直跟着他们的孩子来到教室，从而妨碍老师的正常教学活动。有些学校会写信劝说家长不要在上课时站在教室窗户外面朝孩子挥手致意。
　　有些家长强迫医生为他们的孩子安排疗法，以治愈他们的“差劲分数”。有些家长去上拉丁语课程，以便能够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有些家长抱怨，班里的残疾孩子可以比他们的健康孩子拥有更长的考试时间，因此造成了后者在成绩上的劣势。
　　一个温暖的周四，将近8点，汉堡克里斯提安内乌姆中学8年级b班的中学生们起立欢迎他们的老师。学校所在地是富人聚居区。一般而言，孩子们应该先上英语再上数学课，但是这一天有点不同：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课时中讲讲他们自己的父母和格莱姆描述的那类父母，深入思考如下问题：在父母的严密保护下，孩子会怎么样？
　　“太夸张了，这样的话孩子根本无法正确行事。”约纳斯说。“如果到了16岁还让父母开车送来上学，以后怎么得了？”福利特约夫说。“孩子会更加没有自信。”玛丽说。
　　“莫扎特父母”
　　这天下午来到安奈特·麦尔-桑德律所的女孩才刚上幼儿园。她的父母，一对友好、忧虑、工作繁忙的夫妇，来到这里，是为了起诉他们的女儿将要上的小学。几天前收到入学通知书的他们非常生气，因为女儿要去上的并不是他们选中的小学。“我们如此爱护她，最后却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把它撕成了碎片。”父亲说。
　　在麦尔-桑德眼中，这是一起典型案例，在庭前，她将对战来自教育局的律师安德里亚斯·格莱姆。
　　每年三四月，麦尔-桑德的委托旺季就会伴随着化为泡影的入学名额来临。她和绝望的家长们坐在会议室中，手持一份城市地图和一把尺子，衡量孩子的卧室到学校的距离，检查上学路程是否远得让人无法接受。
　　
　　她先劝说家长们不要通过非法变更地址的方式得到入学名额，然后寻找孩子必须上某所学校的理由。她总会遇到一些难以应付的暴躁家长。“他们并不是那种‘直升机父母’，”她说，“他们根本不照顾孩子。他们来找律师，却不知道孩子的成绩。”她说起一周80个小时满世界飞、周末就来处理孩子问题的父亲们，或是穿着鸭绒夹克，带着高尔夫球装备，开着陆虎揽胜（后座上常常还有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婴儿）来到学校的母亲们。“大部分是那些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的有钱人。”他们希望如同应付烦人的职场日程一样处理孩子的问题。
　　麦尔-桑德说，这些家长只是将教育委托书交给学校，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们纯粹是消费者的心理。”她说。当孩子毕业考试成绩差，或是受到“留学”之类的惩罚时，家长们的语气很快就会粗暴起来。
　　同时，这些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抱有极大的期望。“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为何他们的孩子只是一般水平。”在这些父母的人生词典中，“一般”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他们犯的错误并不是过分保护孩子，而是过度要求。他们将独特性和天才混为一谈。一个孩子的独特性是允许他们失败的，而天才不会失败，只会取得独特的成就。一旦无法取得，就是因为——从他父母的角度看——这个孩子受到了外部影响的阻碍。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莫扎特父母”。
　　坐在麦尔-桑德的办公桌不远处的是亚历山大·明西。和麦尔-桑德一样，明西也是专攻《教育法》的律师。他们是邻居，也是竞争对手，但他们用不着嫉妒对方，因为他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一个周四下午，亚历山大·明西面前坐着一位父亲，他的儿子文森特没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而这正是明西需要解决的问题。文森特并没有出现在明西面前，他和母亲去西班牙大加纳利岛打网球了。他的父亲说起以前那些重视勤奋学习、纪律和运动的教师，痛心地表示如今的父母已经不得不亲自关心孩子的学业了。
　　控告书共有11页。这位父亲批评道，学校考试评估体系和方法均存在漏洞，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给这名学生造成的特殊影响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此外，父亲还认为老师能力有限。“（我）对主考官的监考能力提出严肃质疑。在本案中，可以确定他患有糖尿病，在考试中出汗严重，给人难以集中注意力和情绪不安的印象……” 　　这位父亲确信能打赢官司。对他来说，一切只是决心和钱的问题。争取入学名额的诉讼费用为600欧元，宣布毕业考试成绩无效需要1500欧元，证明第一次法学国考成绩无效需要7500欧元（要获得德国律师资格，首先必须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
　　幼儿过度治疗风
　　有些家长向律师求助，另一些人则带着他们的孩子去看医生。如果能获得一份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计算障碍或自闭症的鉴定报告，就能拥有劣势补偿，例如延长笔试作答时间。很多父母希望借助某种疗法来消除孩子的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台自动处方机器。”儿科医生米夏尔·郝赫说。他坐在自家餐桌边，讲述那些孩子的父母是如何逼迫他的。他们拿着一份诊断书对他说：“我的儿子需要言语治疗”，“我的孩子患有认知障碍。”诸如此类。他们通常已经约好了治疗师，只是需要他开具处方。
　　20年来，郝赫都在他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诊所中治疗孩子，清楚地观察到父母们的变化，并写了一本名为《童年不是疾病》的书。“很多父母认为，宁愿让孩子患有计算障碍，也不能让他们数学分数低。”郝赫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耽于幻想，那肯定是有认知障碍;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听力障碍。”对于孩子的每种不适应学校要求的行为，父母们都能找到对应的疾病名。
　　家长们积极来到这里寻求治疗，尽管他们的孩子完全健康。如果郝赫拒绝治疗，他们就会换个医生，有的人还会威胁要在网上给他差评。
　　
　　在郝赫的诊所中，“莫扎特父母”现象上升到了一个新层次。“很多人寻找孩子的缺陷，然后让医生治疗他们，如同修补有瑕疵的汽车雨刮。”以前的父母将家教老师请入家中，如今的父母让孩子坐在治疗室里。据德国法定医疗保险的药物报告，2014年，在6-9岁的投保孩子中，约25%的男孩和超过15%的女孩都接受了入学时的言语治疗和职能治疗。
　　这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孩和超过六分之一的女孩没有健康成长，比2003年增加了超过40%。这要么是因为问题孩子确实更多了，要么是因为病态父母增加了，一些医生比以前更快开出了治疗处方。而郝赫要关注孩子是如何拿笔的，最先画什么，擅长什么，是否能蹦能跳能保持平衡，然后再做出诊断，而这明显需要更长时间。
　　这次访谈过去一周后，他的诊所迎来一个3岁的女孩，12公斤，88厘米，头围47厘米。她的妈妈带她来做预防检查。这个孩子完全健康，运动能力优秀，语言流畅，惹人喜爱。尽管如此，她还是接受了一系列治疗，来了医院3次，尽管每次医生都得出结论，她根本就没毛病。
　　“这怎么可能？首先，她有KiSS综合征（颈椎发育异常引起的平衡障碍）。”母亲说。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是孩子总是朝一边侧躺。这个女孩接受了形体治疗，尽管迄今为止这种综合征的存在还只是个未经证实的假说。“那之后她又接受了髋关节的理疗，”母亲说，“不久她又进了医院，因为我们以为她耳朵听不见。”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担忧过多。”郝赫说，“他们不问‘什么对我的孩子好？’而是问‘他以后能上大学吗？’”在2000-2011年间，德国门诊理疗数量上升了约170%，从23000例到63000例。2000年只有24000例言语治疗、职能治疗和艺术治疗，11年后已经超过了58000例。
　　“完美父母”新市场
　　如今的父母常年被压力包围。女人有两份工作，一份在公司，一份在家里;男人要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事业有成，同时还要保持关心孩子的完美父亲形象。
　　虽然无法证实以前的父母更加幸福，但是如今的年轻父母显然都很疲惫。父母们的困境催生了一个新市场：企业家们开发产品和服务，帮助父母面对日常压力。这些服务遵照电子游戏的基本原则：父母们摧毁障碍物，收集奖励分，直到他们的孩子进入下一关。
　　一个周五，汉堡佛尔姆斯私立双语学校迎来了家长信息日。该校大门常年紧闭，中小学生不能私自离开学校，放学后校长亲自将学生交给家长。“我确实如同门卫一般站在校门前，指挥家长们把车开进空位。”校长卡尔-海因茨·科尔斯腾说。
　　他未来的顾客正坐在成排摆放的椅子上，还有带着婴儿的父母来到这里。科尔斯腾提供的正是所有职场父母的梦想服务，包括7点半开始的早间幼托和到18点为止的晚间幼托，校车服务，交额外费用还可以获得假期护理——只要家长需要，孩子在学校待的时间可以比在家里更长，获得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需要的一切：特殊的毕业证书，不同的语言——只要他们想学，连现代波斯语都有。“我们的孩子在英语上完全是领跑者。”科尔斯腾说。和科尔斯腾说话时，可以感觉到他非常喜欢孩子，但有时候他说话的语气更像一个商人：“我们想让顾客满意，只有孩子成才，他们才会满意。”
　　施奈尔夫妇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有多聪明，他才6周大，坐在妈妈肚子上的背带里。37岁的丹尼斯·施奈尔和丈夫都在跨国公司工作，两人在中学时英语学习条件一般，因此进入职场后，他们花了很多功夫提高英语水平。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成长。”马尔库斯·施奈尔说。
　　世界正变得更加复杂，而很多父母不知该如何应对。吉尔斯腾·杰森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专家，她是一名父母教练。杰森开设的咨询课每小时收费150欧元。第一次会面时，她会帮助父母积极确定训练目标。“我想冷静地面对孩子的失败。”杰森让家长们思考，孩子和父母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上哈佛只是父母的梦想吗？还是说这也是孩子的愿望？
　　“孩子中心”家庭
　　玛丽是个漂亮、友好、有家教的女孩，和父母、哥哥生活在一起，如果她的成绩下滑，他们会说：“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玛丽觉得这很糟糕，她以前能得1.6分，现在只能得3.1分，对她来说这就像个噩梦。她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因此进过医院。最初她试图努力提高成绩，学习到半夜3点，睡不好，因此总是疲倦，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变得越来越差。不久她开始担心其他人会嘲笑自己，开始划伤自己的胳膊，有时她也能得2分，但这并没有让她好过些。 　　2分到底有什么不好？“它不是1分，也就是说我有没理解掌握的东西。”
　　为何那么想得1分？“它表示我掌握了所有知识，而且能打1分的人不多，我的父母会为我骄傲。”
　　在治疗中，玛丽认识到，要为自己感到骄傲。她开始一步步重新学会集中注意力，专心盯着一根蜡烛两分钟，观察从树上掉落的叶子。
　　负责治疗玛丽的医院部门主管米夏尔·舒尔特-马克沃特总是和忧心忡忡的孩子们交谈。他最近见到的一个10岁男孩说，如果通不过高中毕业考试，他的生命就终结了。
　　舒尔特-马克沃特总是在周四接待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是母亲。他会先和孩子们交谈，然后让他们做智力测试。“如果测试结果证明一个孩子很正常，他的父母常常会很失望，认为我诊断错误。”舒尔特-马克沃特说。
　　最近他也观察到，原本只存在于父母臆想中的疾病，如何慢慢真正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不少孩子家庭完整，生活条件优越，积极向上，却为成绩而绝望。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看重成绩，”舒尔特-马克沃特说，“孩子们在饮用母乳时就将压力摄入了身体。”
　　父亲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是特别聪明“这样的鬼话”。“而母亲则常常流泪，因为她们在两份‘工作’的重压下精疲力尽，而到了晚上，孩子的爸爸还要去体育俱乐部玩。”舒尔特-马克沃特称这些女人为“后勤妈妈”。一些孩子在接受治疗时说：“妈妈也坚持不下去了。”
　　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写了一本以“恐惧”为主题的书，关注40岁左右的充满恐惧和担忧的人群：他们历经了不少竞争，孩子在6-12岁之间;一旦结识新人，他们很快就会和旧伴侣分手;曾经的“伴侣中心”家庭已经演变为“孩子中心”家庭，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伴侣而不是孩子，孩子在家庭中扮演着一个他根本无法履行的角色，应对着前所未有的情感挑战。从前存在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传统的角色分工模式已经瓦解，出现“成人养育小大人”的模式。
　　信任和交流
　　克里斯提安内乌姆中学家长联合会主席、4个孩子的母亲卡提亚·康拉迪从不抱怨孩子的分数，不和孩子们一起做作业，让他们自己去看医生，理发，骑车去上学。康拉迪的孩子们分别20、18、14和12岁，其中3人都在克里斯提安内乌姆中学上学。康拉迪是个自由职业者，在家照顾孩子，同时负责学校的家长会工作。
　　“我们定期请一个年级的所有家长代表开会，一再讨论‘父母的责任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父母的最大目标必须是让孩子独立自主，他们有能力自己做到，在需要帮助时会自己给出反馈。”康拉迪说，“我很爱我的孩子，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家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这就是她的秘方。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大学，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这世上也有幸福的木工、教师、自行车售货员。
　　父母应该做什么？儿科医生郝赫的建议是：“相信您的感觉和您的育儿能力，尤其是相信您的孩子。在一个充满爱意和激发灵感的环境中，他肯定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他有时可能会走点弯路或是不能达到您梦想的所有目标，但这就是他的独特人生。”律师梅尔-桑德女士给出的建议是：“信任，时间，交流！”父母教练杰森女士表示：“父母应该改变自己，而不是孩子。”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