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1500～1563年），字鸣治，号云冈，福建怀安东门(今福州市洪山镇东门村)人。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皇子生”，与户科给事中吴希孟充正副使，颁诏于朝鲜国。他出使朝鲜所作的《使朝鲜录》，记录了出使的礼制、地理和文学作品，对研究明代嘉靖时期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和两国交流史有着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龚用卿 《使朝鲜录》 交流史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013－01
　　中国和朝鲜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十分深远，表现在诸如政治、文化及风俗习惯上。明代中朝兩国的交流更加密切，朝鲜以明朝为宗主国，两国一开始就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受中国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朝鲜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开展了中朝交往历史上有名的“诗赋外交”，龚用卿的《使朝鲜录》就是产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使朝鲜录》中的文学作品记载的是他出使的有感而发、与朝鲜友人的唱和之词，以及为朝鲜友人所作诸文，反映了龚用卿出使情况及中朝两国的文学交流。这里以《谒孔子庙记》和《谒宣圣庙坐明伦堂示生》为例，展示龚用卿出使朝鲜期间，目睹儒家文化在朝鲜发展的情况。
　　《谒孔子庙记》与《谒宣圣庙坐明伦堂示诸生》两篇一为记，一为诗，一长一短相得益彰，表达了龚用卿对朝鲜学习儒家文化的赞颂，同时反映出了中华文化对朝鲜的影响，表达了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家思想成为治国之本，儒术为尊，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诸多的封号，宣圣（汉平帝元始元年谥孔子为褒成宣公，此后诗文中多称为宣圣）即指孔子，《谒宣圣庙坐明伦堂示诸生》，是龚用卿拜谒汉城的孔子庙时所作：“丹殿巍峨敞碧林，石桥斜倚绿池深。春风气挹庭堦静，化日晴笼桧柏阴。观听桥门圜素履，趋跄讲席谒青衿。圣朝道教如天覆，万国冠裳自古今。”这首诗先描绘了孔庙的环境“丹殿巍峨”，松柏成荫，石桥斜倚，绿池深深，俨然一幅宁静悠远的古殿楼台之景，儒生士子虔诚地朝拜，努力研读，使龚用卿不禁感慨，“圣朝道教如天覆，万国冠裳自古今”。这是对儒家文化在朝鲜深入人心的一种赞颂，同时说明了在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体制下，两国文化的同源性。
　　《谒孔子庙记》一篇六百余字，开篇记叙了汉城孔庙所在的方位，“自太平馆取道而北过钟楼，转折而东，又曲而北，过王宫之东，门皆通衢，广陌连数折……即庙处也。”孔庙在太平馆之北，王宫之东，周围树林蓊郁，深阴交翠，宁静悠远，环境优雅。为迎接龚用卿的到来，儒生们持礼侍立，行进有度，秩序井然，这在龚用卿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有中华之风。
　　接下来记叙了孔庙的结构，入门正中为大成殿及两庑神座，“皆以木主得古遗意，循殿庭而东，坐明伦堂，堂与殿相值，正当其北，旁翼以斋廊，意皆诸生讲习处也。”主殿大成殿中塑像及神主皆为木质，由正殿向东走，正北方是明伦堂（明伦堂，多设于古文庙、书院、太学、学宫的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之所，是以自由的思想研究学问，弘扬文化的地方），两侧为儒生们的讲习之所，这建筑结构与中国文庙的样式一致，可见其源于中国。作为天朝使节，又是中华文化的代表，龚用卿等人依礼参拜完孔子，在明伦堂接受儒生的参拜，继而向儒生们示以训教：“圣人道教之远皇化作人之盛，而箕子之余韵遗风应可识矣，夫是之谓一道德而同风俗，夫是之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我皇明一统之治，于兹见矣。”这里他自豪于圣人教化之远，泽被四方，又赞颂了当时公认的朝鲜始祖之一的箕子之余韵遗风，为朝鲜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感慨同样的思想意识形态下，形成了同样的统治秩序，明朝与朝鲜两国，由于共同的思想文化内容，形成了密切而稳固的宗藩关系。同时他以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教导朝鲜儒生，阐述了五性为道德之教，乃是中原区别于夷狄的条件，“今东藩被我皇明之化，慕华尚义，士皆通经业儒，亹亹然回心而向道，则与圣人之所谓教者，己之心悦而诚服之，是道德可一，而风俗可同矣。”朝鲜国自建国之始就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上至国王，下至民众，积极学习中原王朝先进的儒家文化，使朝鲜儒学迅速发展，不仅风俗于中华无二，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朝鲜骄傲自称为“小中华”。在对朝鲜儒学发展情况赞扬的同时，作为明朝使臣龚用卿也对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对明朝实行事大主义政策的肯定，在最后他写道：“夫协心王室，永固藩屏，正圣人道教之大端，而今朝鲜君臣之所宜用力者也，予兹行也具见之矣。”用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规范了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总之，通过这两篇诗、记，体现了明代嘉靖时期朝鲜与明朝的友好宗藩关系，也反映了当时朝鲜国内儒学的地位及其发展情况，为今天学者研究李氏朝鲜儒学发展史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明)龚用卿.使朝鲜录[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