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家刘人云的《暮色大江》(华艺出版社2010年4月)是一部反映“文革”动乱年代的警示力作。众所周知,在“文革”高潮期间武斗频发,不少地方武斗的惨烈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有1967至1968年间发生在重庆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先后有四百多人死于武斗,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十四岁(两人),年龄最大的六十岁。死亡者年龄:二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六十九人),二十一至三十岁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六十六人),三十一至四十岁的百分之二十点九(四十一人),四十一至五十岁的百分之七点七(十五人),五十岁以上百分之二点六(五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九(最多,一百七十六人),学生百分之三十四点八(一百零四人),职员百分之四点七(十四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百分之二(六人),干部百分之一(三人),教师百分之零点六七(两人)。他们的墓地就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死亡者墓群。如今已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定为重庆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长篇小说《暮色大江》所反映出来的雨江市“文革”武斗中的腥风血雨并不亚于重庆市。这座城市同样位于长江下游之滨,小说折射出“文革”的十年,确如党中央所指出的,它是“一场浩劫”。小说是一部首次展现中国“文革”中青年红卫兵活动的惊心动魄的时代长卷。
　　作者为什么又说这部小说是“长篇历史小说”呢?显然是因为对今天五十岁以下的人来说,“文革”已是遥远的过去了,尤其是对八零后和九零后的青年说,更是如英语童话最常见的开头句:“Loog Loog ago”,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了!小说的核心情节是当时的雨江市“造反派”与“保守派”为争取政权及革命的“正统”而大打出手。虽然他们在文攻武斗方面是你死我活,但他们的旗号却都是为了打倒所谓刘邓路线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是以毛主席语录作为行动指南。然而当“文革”结束后,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残酷斗争,使他们不自觉成了这场闹剧中一颗颗混混沌沌的“棋子”。作者不无感慨地说:“历史无情地回答我们,这场内战就是‘一场误会,是一场儿戏,一场混战’。可悲的是,在这场内战中死去的两大派的战士及无辜的群众……以及解放军战士……甚至包括那些因武斗而被判刑而蹉跎一生的青年学生,都成了莫名的牺牲品,怎不叫人长叹不已!”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当年历史的真实显然是提醒人们要以史为鉴。
　　在今天,人们在读这部小说不免感到困惑的是,在当时,在上大学尚未普及的年代,小说中主人公几乎都以精英自居,自认为自己是最忠于革命路线的战士,眼睛最为雪亮,但却是干着最为愚蠢的勾当。为什么这些人竟像吃了迷幻药一样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从心理学角度看,历来人们重视智商,它意味着一个人有着聪明才智。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更看重“情商”。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等以情绪为特征的“情商”力量大于聪明、才智的“智商”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它对人的一生往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心理学家又告诫我们,如果没有理性的观照与制约,而凭情商的泛滥,其后果不堪设想,当它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时,就会形成人间浩劫。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杀了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快。同样,在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血腥活动中,失去理性的人们随处可见。在希特勒的煽动与蛊惑下,群众就如脱缰的野马,狂热而冲动,生物本能被激发出来,就如同原始人在宗教仪式的感召下出现的暴戾与疯狂。此时的个人对被施暴者实际上并无个人恩怨,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昆德拉所说的“谋杀无动机”。其实,这些领袖人物并非掌握了什么高深理论,只要用一些具有煽动性的标语口号或诗一般的语言,开动其控制的宣传机器长久反复的灌输,即用洗脑的方式,便会达到征服群众的目的。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告诉我们,群众有“趋同一致律”的趋向,即在特定事件群众结集、情感亢奋昂扬的场面中,个人思想感情必遭弱化乃至泯灭,他们会不自觉地加入到集体意识中去。即使平时独处冷静清醒的翘楚,一旦汇入群体,也会被感性所支配而被群体所同化意识趋于平均水平。“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的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勒庞将这一切归之于大众心理:一方面,大众天生的就有一种追随的奴性;另一方面,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则正看中了这一点,他们就像一颗燧石,利用大众盲从和轻信点燃了激情之火。在乌托邦革命理想的刺激下,大众的情感开始加速度冲向最高峰,成为暴力的发动机。勒邦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大学生和摆地摊的叫卖者的心理意识并无差别。其中奥妙恰如他所说“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影响”。青年学生为什么会上当受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所认为的,用造神运动方式创造出来的个人崇拜源于一种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中,首先是默祷,在默祷中,你把神圣想象得无限崇高,把自己看得无限渺小,以净化灵魂的方式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块一无所有的“空地”,由神占领取代,它就是韦伯所说的领袖魅力。《暮色大江》中的红卫兵们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高举语录本在神坛面前宣誓效忠,口中还念念有词手舞足蹈不同样也如此吗!勒庞认为一旦这种魅力被无限夸大,它就是“魅”了,必须祛掉。“祛魅”也可以翻译为“解咒”,是指世界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造神活动也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如打着各种旗号的邪教、鼓吹一夜暴富的传销以及高举绿豆疗法的神医,他们惯用的洗脑伎俩,说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文革”遗产。
　　虽然我们可以将《暮色大江》视为历史小说,但小说所反映的却是关于过去灾难事件的公共记忆,而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总是与他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就认为现实是在与过去相区分、相联系中才显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的现实每时每刻都铭刻着记忆。
　　遗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那就是因不能接受历史教训而再次重蹈历史覆辙出现恶性循环。君不见,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身穿带有纳粹标志的服装参与嬉戏,一时舆论大哗,能仅仅责怪这个只有二十岁的青年人吗?他压根儿不知道几十年前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惨剧。无独有偶,几年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美国加州上演时,当银幕上出现纳粹向一个年轻的犹太妇女开枪时,一群中学生爆发出大笑。这件事顿时引起舆论大哗,人们纷纷谴责这些中学生;1945年,在盟军所在地的柏林,一些德国平民被请去看一部关于德国士兵“暴行”的纪录片,两个十几岁的德国女孩也在观看时发出笑声,于是她俩被五个英国士兵押着去看第二遍以接受再次教育。人们之所以对这些青年人不满,是因为他们面对鲜血淋漓的暴行不仅仇恨不起来,反而是一种欣赏态度。前几年,不少青少年在看了冯小宁导演的《紫日》时,面对影片中的日本士兵用刺刀杀害中国农村老大娘的镜头不仅不愤怒,反而爆发出一片大笑。对此,冯小宁说“这样的笑声足以用可怕两个字来形容。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是为了让后代认识不到那段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的后代因为教育不足也得不到真实的认识,那就太可悲可怕了……对于‘笑场’事件的痛心与担忧,是我作为一个人、父亲、中国公民对后代的担忧”(《广州日报》5月18日)。值得一提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盒“红太阳”音乐专辑竟风靡中国大地。一时间,这表现“文革”激情万状的声音成了青年们在大街小巷追求的时尚。虽然其中不乏优美的旋律,但按汉斯力克的说法,因它是一种“乐音的运动形式”,青年人欢迎它本无可厚非,但歌词却是以粗暴的方式显现出来的盲目与迷信。如一首歌颂“文革”的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多么蛮横啊!它就是语言学家所说的“无理证明”。“文革”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对大多数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在某些地方仍存在“文革”式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痕迹。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当然,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却在人类社会多次出现过,想到此,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清末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写了《官场现形记》后,还写了《文明小史》。这是一部专写维新运动发生以后,新旧思想的冲突的小说。作家在第一回中借保定书院掌教姚老先生之口说:“老弟!你记好我一句话,以愚兄所见,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复哩!”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黄钟大吕之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