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91年初秋，我陪马积高先生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查阅资料。其时，马先生正主持整理《湘绮楼诗文集》。在卷帙劬劳的间隙，谈起以后的王闿运研究，马先生抚卷叹息说：“这是桩难事！”
　　窃以为，王氏研究之所以为难事者有三：一者王氏活了八十多岁，经历晚清民国，卷入各种政治漩涡，清流浊流，界定何易。二者此人一生勤奋治学，出入经史，雄渊宏博，仅马先生整理的诗文集就有两百多万字；学力不逮者，往往知难而返。三者王氏囿于时忌，诗文有时有意晦涩为之，据说只有其长子王代功能解，而不幸的是王代功又过早弃世，让杨钧、刘禺生等一班“粉丝”硕儒顿足抱憾。
　　不意马老叹息二十年后，周柳燕教授的《王闿运的生平与文学创作》竟然问世，而且洋洋三十余万字，成就堪称不俗。
　　一曰论世不俗。王闿运为近代大儒，而受谤于天下，无论其为文治学，抑或其教育思想、纵横之术，抑或其处世之道，都饱受时人与后人争议，褒贬之悬殊，不仅为近代历史所罕见，也令研究者畏难缩手。而周著却于急流险滩觅征途，在刀山剑林显功力。搜材既厚，考辨既明，观照既邃，结论遂觉坚实不可推移。如盛传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得到清廷重用，是王闿运向肃顺推荐，肃顺向咸丰帝保荐的结果。作者查阅了《清史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说近代诗》、《世载堂杂忆》等相关典籍，感到“所见材料不能指向同一事实”。尤其王闿运在光绪五年二月七日的日记中明确说“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似乎可以将此事一笔勾销。但周著注意到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叙肃顺被杀后诸有关人士的反应，还拈出王闿运《独行谣》“匡肃始谋帅，关防落东流”及王氏自注，又转引今人萧艾、李寿冈的相关议论，很有力地坐实了当年王氏推荐曾国藩的史实。这样于“排难解纠”中具见功力的地方，全书中还有很多，如关于《湘军志》的毁板，关于王闿运的资质，关于王闿运的交游（仅交游一项，周著列表就长达二十页）等等，凡聚讼纷纭处，就是作者学力缜密处，就是作者见大功力处。有诸多的见大功力处的书，才是一本上乘的学术力作。
　　二曰论文不俗。所谓知人论世，作者在该书前半部分还原王氏的生存状况、心理心态，力图感其所感，想其所想，与其处于同一境界，以此把握王闿运创作的心理动因，为后半部分系统阐述王氏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历来对王闿运的文学创作毁誉不一，从总的趋势上看，毁多于誉，有些攻讦者还是当今颇具权威性的大家。对此，周著认为王氏本身学养、成就涉及多门。因此，作者将其诗文研究放在纵向的文学、学术、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进行论述，结合近代文学流变、学术特征、湖湘学风以及其生产经历，呈现其文学观形成的大致背景，认真梳理其诗文创作的基本态度，进而对其诗文创作的实绩和影响，做出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评判。如针对有些评论家指责王闿运“汉魏六朝诗派”一味复古、拟古，周著就指出《独行谣》记载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重大事件，历时二十余年，涉及的具体人物达二百余人。王氏用三十章的篇幅去涵盖那么纷乱的历史、繁多的人物、厚重的主题，并借助大篇幅的自注文字，与诗句融为一体，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时空容量，视之为“独特之史乘”应不为过。通过对王氏拟古之作的系统分析，周著认为他“有意继承汉魏精神，使诗作切近现实社会，并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体现了建安诗人那种悲凉慷慨的风格”。总之，周著对王闿运的各种文学成就（诗歌、词、散文、文论及史志）都做了全面论述，新知灼见，时如春花灿然。
　　其实，王闿运是一个在乱世浊流中坚持独立的处世人格、学术品格、创作风格的人。乱世尚有王湘绮，惟恨无人作郑笺！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柳燕教授的《王闿运的生平与文学创作》是近年王氏研究难得一见的有创新力、有功力的专著。虽则有些地方略嫌孤文单证，但或为见闻所囿，或为材料固阙，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是一风华女子，而谋篇布局、行文遣句却无“雌音”，沉毅缜密，老到洗练。
　　回忆二十年前马积高先生在社科院古籍室咳唾珠玉时，我还是一个中年学人；现今一本王氏研究的专著在手，自己却已垂垂老矣！往日纵谈今日笔，只是当时已惘然。
　　且不说我以上对周著的推崇是耶非耶，马先生泉下有知，见到这本书会颇感欣慰的。这一点，我敢肯定。
　　
　　（周柳燕：《王闿运的生平与文学创作》，湖南大学出版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