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日瓦格医生》
　　
　　一
　　
　　现实主义文学是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镜子。在苏联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十月革命的艺术作品为数不 少，其中有很多出自文学大家之手，也深受读者喜爱，在苏联国内外流传较广。《日瓦格医生》的独特性在于，它虽然也是以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为背景和素材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是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却与传统的同类作品有着许多重大的差异，这使小说特别引人注意并激起了许多尖锐的非难。
　　首先，传统的描写十月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革命的背景上，在历史的发展中描述人的活动时，把主人公的活动当做反映时代精神的号筒。如富尔曼诺夫充满了乐观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恰巴耶夫》，展现了人民在革命中的忘我牺牲和大智大勇，以撼人的艺术力量证明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革命是不可阻挡的。有些作品具体地描述特定的历史事件，把人的活动当做叙述前者的载体。如阿历克塞·托尔斯泰的《粮食》(中译本曾译为《保卫察里津》)，记述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革命和反革命围绕着粮食征集在一九一八年展开的殊死斗争，其深沉的历史感和高超艺术描述形成了作品独特的魅力。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则以史诗般的恢宏勾勒出古老的顿河在十月革命风暴中的骚动和变革，以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个人命运喻示了这一历史悠远的特殊社会阶层和这一地区在革命中的新生。《日瓦格医生》则一反常态，它以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来衡量和估价某一时期甚至十月革命这种公认其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变革。它与一般的通过记述个人命运表现社会历史的作品不同，在(日瓦格医生》那里，以某种“不朽”人性，某种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作为参照系来审视革命运动和社会历史变迁，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则是以时代主流，社会公理为价值主体来记述、评判具体人物的活动和命运的。因而前者表现出审美价值和思维理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参见《日瓦格医生》中译本，第12页，以下援引此书只注页码)，而后者则基本上反映着时代精神。
　　其次，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写革命和时代对人的熏陶和改造，进而从一个方面揭示革命对于人本身，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意义。如在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中，原沙俄中尉军官狄毕奇在一九一九年这个国内战争的不平凡夏天中，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成了一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日瓦格医生》则以非常抽象的形式刻画和强调了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性中不可改变的根本素质，以个性、单一性和自主性对当时的集体意识进行审查和批判。如果说从哲学和伦理观上审视社会历史变迁构成了小说独特的视角，那么，上述一点则构成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支点。从小说的通篇内容中可以看到，主人公日瓦格医生在思想意识上一直独往独来，置身于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之外，以一种独立的理性意识，规范自己的生活，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
　　其三，这部小说又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作品不同。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著作大多以文学形式表达政治意向，或者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本身作出直接批评。而《医生》的明显特征，则是对历史事件审视的非政治性。它对社会历史事件的评判是从哲学和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日瓦格医生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如何赞赏革命，只是攻击了革命的哲学和伦理后果。小说女主人公拉拉讲道：“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汇在他人之中”(第420页)。“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合，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第554页)。在小说中，作者把革命的行为失重归结为革命阶级哲学思辨的贫困，他又进一步把这种贫困归结于“内在的衰颓”，即沙皇专制制度造成的人民理性活力的丧失。在谈到革命的消极功能方面时，小说中写道：“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第552页)。在小说中，他对革命的赞赏和批评都没有涉及到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甚至也基本没有谈到革命的经济方面。作者更多着眼的是社会秩序、人们的行为规范，生命有无安全感，幸福家庭和爱情以及个人理性价值能否得到确认和保全。
　　
　　二
　　
　　小说通篇渗透了作者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作者的哲学观是宗教人本主义的：基督教义标志着历史的开始，并指出了历史发展应遵循的道路(第13页)。人类对自己死亡之谜的探索和战胜死亡的努力，以及个体理性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才是历史的真谛和最高境界(第565页)。其伦理观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以善对善，勿以暴力抗恶，充分尊重个人的理性自觉，用理性的道德感召力量达到泛爱的宁静与和谐。这种宗教人本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但形成了小说的宗教和道德论色彩，而且构成了小说评价社会历史事件，描述人物的价值参照体系。
　　小说怎样评价十月革命，这是对小说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关键。小说从宗教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和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观出发，对十月革命及其后果做出了褒贬共存，毁誉相系的评价。
　　作者一般地否定任何压抑个性，毁灭个人价值的制度，他对十月革命前俄国旧制度的评价是批判性的。自然的逻辑结论是，他对摧毁这种旧制度原则上会采取一种赞赏态度，而不论它是由哪个阶级发动的。小说中写道：“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不管叫做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做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第247页)在这个意义上，他既赞赏二月革命，同时也以热情洋溢的词句肯定十月革命：“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第269页)。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方面：“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第566页)。另一方面，基于宗教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他常常看不到革命和突变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的必要性，把革命原因归结于个别杰出和权势人物的主观意向。基于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观，他又否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否定革命阶级对异已阶级的武力镇压。这些观念的矛盾冲突，表现在他对十月革命同时又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和批判上。日瓦格讲道：“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第367页)。小说中还写道：革命使苏俄社会“突然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这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第554页)。作者笔下的日瓦格在这种“善”的观念驱使下走向革命的反面。当红军游击队和白卫分子面对面激烈战斗的时候，身为游击队的医生，他居然将全部的同情都给予了白卫分子，朝无人处放空枪，最后还放走了一个白军俘虏。当然，应该说明的是，小说中某些谴责和批判是针对着十月革命以来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或某些事件的，不具有全局的整体的意义(如第688页关于集体化的记述)，但是作者在评价十月革命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在结论上自相牾，是显而易见的。
　　在托尔斯泰那里，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信条，是用系统的政治和伦理主张来补充的。老托尔斯泰不仅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展示了他为俄罗斯贵族阶层制定的道德伦理规范，通过《战争与和平》为理想的俄罗斯贵族形象唱起怀旧的挽歌，塑造了农民典范卡拉塔耶夫，从而描述出了一个崇高的农民—绅土的世界，作为理想社会的完美图景，并以库图佐夫对拿破仑的胜利来喻示这个世界将抵御住并战胜西方的资本世界，同时，他还通过《复活》，通过完美贵族的化身聂赫留道夫免租免债，把自己庄园的财产土地无偿赠送给农民的办法，指出了建成这种农民—绅士的“崇高”社会的途径和手段。在日瓦格医生这里，或者说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里，勿以暴力抗恶是由神启、由基督理性和宗教信条的感召力量来补充的。因而他在否定革命暴力的同时，无法，指出导致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变革的其他现实力量、手段和道路。肯定革命的正义性，但否认暴力革命的手段；虽以革命为题材，但着眼于革命的悲剧意义；写革命中的个人，但却以革命牺牲个人的幸福为归宿。这正是小说对十月革命的基本评价。
　　
　　三
　　
　　帕斯捷尔纳克说：“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就象一次爆炸，我可以在爆炸中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和懂得的所有奇妙东西都喷发出来”。因而，《日瓦格医生》实际上是他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哲学和伦理思考。小说中所表达的崇尚个人信念的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倾向，带有他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个诗人，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步入文坛后就表现出了自已独特的艺术个性，时常引起争议，且由于不为当时苏联文艺界领导人赏识，以至他的诗歌逐渐无处发表。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十年间没出版过一本诗集，这虽然使他幸免使苏联众多文学家艺术家丧生的肃反扩大化之难，但他却一概把生活中的这些林林总总当做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来考察。一九四六年日丹诺夫主持苏联意识形态工作后，对阿赫玛托娃、穆拉杰里等人的批判，更加强了他的这种观点。因而，如果详细阅读小说，可以感觉到，小说的重点在于他的哲学思考，即对扼杀个体理性价值的悲剧性的强调，而伦理方面的论述，基本上是作者为摆脱上述局面而寻找的出路和归宿。
　　在小说中，扼杀个体理性的价值、泯灭思维个性是一种社会总体氛围，并不是单单针对哪一个社会阶层的。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成了这种总体氛围的牺牲品。
　　安季波夫是养路工人的儿子，父亲因参加一九○五年革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在外省教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俄军准尉被俘往国外，十月革命的大动荡中回国投身红军，因才能卓著，忠心耿耿，被迅速提拔到革命的领导岗位，成了一代革命骄子的化身。作者为他安排的结局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在革命政权本身的整肃中，他由于曾担任沙俄军官而被当做异已分子清洗，在走投无路精神崩溃中自杀身亡。在安季波夫的悲惨结局中，作者暗喻着革命时代的理性迷误和不辨良莠，象征着一代革命者的可悲性，他们被革命窒息了个性和人性，有的甚而被革命所葬送。小说中他的妻子拉拉讲道：“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使它失去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第551页)。在安季波夫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一个基本观念，由于革命的狂热扼杀了个人理性，不仅给普通人，甚而给它自身的宠儿带来了恶运，从而反衬了个人主体意识的价值。
　　女主人公拉拉是一个法裔侨民女裁缝店主的女儿，毕业于师范专修班。她与安季波夫婚姻的变异和与日瓦格的感情结合，象征着社会革命对正常的伦理秩序和普通人幸福家庭的灾难性摧毁，形式上寄托了作者在伦理角度对革命的批判。但拉拉与前夫的离异，根本原因还在于安季波夫丧失自我后与拉拉形成精神的和感情上的隔阂。拉拉在解释自己家庭崩溃和投身于日瓦格的原因时说道：革命使“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无法见到、无法利用的力量。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第552页)。
　　如果说安季波夫的命运象征着革命的哲学悲剧，拉拉的遭际象征着革命的道德伦理悲剧，日瓦格医生颠沛流离，猝死街头，则象征着作者眼中那些极少数保持着自省自觉的个人理性的贤哲之士，最终仍然走投无路，潦倒终生。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已经确立的制度就象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中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它的结局”(第252页)。在三个主人公命运的描述中，不难感到作者为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向所作的艺术夸饰，感到作者的思想倾向与苏联社会现实的抵触和距离。但思考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经验与教训，会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暴力革命是使全社会接受发动阶级所倡导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变动，它不仅要创造新的制度实体，而且还要创造或者说推广一种新的社会哲学和思维方式。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更依赖最广大群众的参与，比任何一次革命都更依赖革命大军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和集体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常常是输送指令的、不容置疑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纪律性和服从性是被当做革命胜利的保障加以强调的。这种思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无疑对革命胜利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在革命后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哲学遗产。在革命的胜利导致领导者的威信猛增时，最高领导层甚至个别领袖的意图，特别容易变成整个阶级的整齐划一万众相同的集体性思想，它常常以牺牲和排斥个体思维，否认个体理性价值为前提，后者常常被指斥为一种异端和反动。这种情况在苏联还由于思想领域内不断的批判运动和肃反扩大化以及对领袖个人迷信的增长而得到加强。这种思维的自上而下性和思维一致、舆论一致，特别容易转换成一种革命激情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在领袖人物决策失误时，必然导致整体的盲目，以及对此持有异议的个体思维价值的排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如象大跃进运动在很多领域都表现为整体性的蛮干，八亿人民的“继续革命”成了遗害无穷的十年内乱)也表明，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局部的。这个问题只能靠建设和加强人民民主，鼓励和培养人民的科学理性来解决。但是，《日瓦格医生》中在谈到时代性的思维特征时，只是笼统地指责“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他的“个体信念的价值”依赖的是“听从道德感觉的启示”这种空泛的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抽象的信条。这也许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思想解放的形势下，作者的这部作品仍然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原因吧？
　　
　　(《日瓦格医生》，〔苏〕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版，3.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