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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已有研究相比，《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角度、写作体例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突破。文章指出，梳理古人辞书释义的零散观点及归纳蕴含在辞书编纂实践中的理论，既是解决辞书编纂现实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辞书强国梦的需要。
关键词《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辞书释义辞书体例
一、 引言
汉语辞书编纂已有两千余年的悠久历史，相继走过了辉煌阶段（先秦至清末）、新兴阶段（1911年—1949年）、辞书小国阶段（1950年—1977年）、辞书大国阶段（1978年—2000年），目前我们正逐渐步入辞书强国的行列。（张志毅 2012）
在漫长的辉煌阶段，中华民族编纂出近千种优秀辞书，拥有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但古人有关辞书的理论、观点较为零散，多在辞书的序、跋、凡例、附录中，或夹杂在释义正文、编纂者的书信或其他相关资料中。《说文解字叙》《切韵序》《中原音韵自序》，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辞典》《辞通》等辞书中章太炎、钱玄同、黎锦熙等学者的序言中，有很多辞书理论观点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凡例和吕叔湘先生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等都谈到了释义、体例等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类似《辞书研究》等专业期刊的创刊，探讨辞书理论的论著越来越多。
20世纪至今，汉语辞书理论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研究主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主要运用归纳的方法总结辞书编纂经验；一是在译介西方辞书学理论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演绎的方法，解决汉语辞书尤其是汉外辞书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前者较为切合汉语辞书的自身特点，但理论提升有限，并且主要集中在现当代辞书上，对古人编纂经验借鉴不足。正如王宁（2002）所批评的，现代辞书释义中有相当一部分义界，由于没有吸取训诂训释和传统辞书释义的合理经验，而导致义值差冗余。后者具有理论上的新颖性，但与汉语辞书编纂实践有一定的脱节，操作性稍弱。“汉语辞书具有不同于西方词典的特性，光靠引进西方先进的辞书编纂理论往往难以切中肯綮。”（引自本文所评王东海、王丽英《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以下引用该书文字，不再一一注明）。因此，汉语辞书编纂需要我们在借鉴国外辞书学理论的同时，立足汉语实际，借鉴前人智慧，向外看的同时向后看。
辞书编纂的辉煌阶段，古人关于辞书释义的零散观点需要总结，蕴含在辞书编纂实践中的理论需要梳理。这不仅是解决当今辞书编纂实践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辞书强国梦的需要。辞书强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一流的辞书学人才、编纂一流的辞书文本，更需要先进的辞书学理论，尤其是符合汉语自身且能够输出的辞书学理论。张志毅（2012）指出：“要成为辞书强国，辞书原创理论必须先行，尤其是必须输出领先的辞书理论。”这需要我们集古今学者智慧，整合并提升出汉语辞书的独特理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服务于本土汉语辞书理论的对外输出，服务于辞书强国梦的实现，这是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价值的体现。
已有的辞书史研究著作多依据时间脉络侧重编纂史、出版史的介绍。雍和明等的《中国辞典史论》已呈现出一定的新颖性，对研究的時间、空间维度进行了拓展，研究的辞书类型更加丰富。王东海、王丽英的《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以下简称《热点研究》）将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热点研究》是王东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核心成果，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2月出版。全书共十六章。第一章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查考功能、资源功能、教学功能、辅助表达功能和规范功能这五大元功能将汉语语文词典类型分为理解型、生成型和规范型。后十五章分为三编，每五章为一编。上编为新类型学视野的汉语辞书理论的发展，主要论述了辞书理论史的分期、辞书本体理论要素发展及三种类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中编为辞书意义观的建构与发展，在对中西方意义理论述评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辞书义项的生成、多义词义项的处理及义项结构分析法和辞书释义方法的演变。下编为当前辞书理论热点研究及展望，分别对技术、出版、管理、应用、人才五大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热点研究》在辞书的分类、辞书理论史分期等问题上进行了新探索，研究角度和写作体例也与已有辞书史著作有很大不同。
二、 研究内容上的新突破
1. 关于汉语辞书的分类问题
《热点研究》将辞书的功能问题和辞书的类型问题相结合，依据辞书的核心功能确定类型。作者立足汉语辞书编纂的实际，参考西方一些适用于汉语辞书特点的分类理念，提出基于五大元功能的汉语语文词典类型三分法，即将侧重查考功能和资源功能的词典称为理解型词典，把侧重教学和辅助表达功能的词典称为生成型词典，把侧重规范功能的词典称为规范型词典。书中还概括出了各类型辞书的特点，指出它们的区别所在。这种分类兼顾了学术性和操作性，体现出了词典的工具性和应用性特点。
作者从古今出现的汉语辞书类型的角度出发，对名实不符的已有辞书术语界定进行纠偏。以生成型词典中的表达词典为例。有学者将其称为“语汇词典”，并界定为“语汇词典是为了作诗押韵、查找辞藻典故和对偶词而编纂的专项词典”；也有学者称为“写作词典”。这两个界定都有些窄。前者主要侧重古代辞书，后者主要侧重书面语，均有漏失的一面。《热点研究》则称其为“辅助表达型词典”，简称“表达词典”，它是词典辅助口语或书面表达功能的集中体现。
2. 关于汉语辞书理论史的分期问题
已有的辞书理论史分期研究大多和朝代史分期一致或大体一致，这也是很多学科史研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热点研究》则吸收辞书编纂史和语言学史的相关研究，结合汉语辞书本体要素、辞书研究要素和辞书编纂工作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根据每一阶段辞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或辞书编纂及研究中的新突破等辞书的新质特点，将辞书理论史分为古代辞书理论期、现代辞书理论期和当代辞书理论期。 其中，古代辞书理论期主要包括萌芽奠定期（下限为两汉）和发展完善期（下限为《马氏文通》的出版），体现为传统辞书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完善；现代辞书理论期主要包括转型期（下限为1975年全国第一次辞书规划、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和成熟期（主要时间段为改革开放30年），体现为基于传统辞书理论的转型与大发展；当代辞书理论期指二次转型期（当前期及未来发展期），辞书理论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实验性，体现为意义中心侧重点向用法中心侧重点的转变。
在简要探讨辞书体例、立目、例证等辞书本体理论要素和编纂者、编纂的组织等辞书工作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作者着重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教学功能与学习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第二，辅助表达功能与表达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第三，规范功能与规范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书中还详细梳理了每一功能和类型的辞书分别在萌芽奠定期、发展完善期、转型期、成熟期和二次转型期的特点及表现。
3. 关于辞书与语言规划的关系问题
在梳理教学功能与学习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规范功能与规范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这两个问题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辞书与语言规划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早已有学者提出，但专门从理论史角度探讨辞书的规范功能和其所承担的规范任务，该书为首次。
古代辞书规范与教育相结合，与取仕相结合，起到了较好的典范引导效应。古代树立以辞书的规范功能来带动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传统是比较合理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分规范功能与资源功能、不分共时与历时的问题。现当代辞书主要存在着与语言文字规范相矛盾和不同辞书规范内容不统一等问题，《热点研究》建议：“未来的法定规范工作要以规范性词典为推广和补充载体，以其规范功能的发挥为核心，有效引导社会语言文字通用层面的应用。”从发展史角度得出的该建议与当前西方构建的以辞书为载体的语言文字规范体系是一致的。
4. 关于汉语辞书释义的演变问题
在汉语辞书理论史的所有问题中，读者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汉语辞书释义的演变问题，这也是《热点研究》作者着墨最多的部分，用近150页的篇幅探讨了辞书释义的五个大问题，即中西方意义理论的发展与辞书意义观的理论基础，词义、语境义理论的发展与辞书义项（类型义）的生成，义项类型理论的发展与辞书多义词义项处理，辞书义项微观结构分析法的发展和辞书释义方法的发展。
可以看出，作者并非就释义谈释义，而是从宏观的指导思想（即哲学领域的词义观、哲学对辞书释义的影响等）、具体的指导理论（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等）、辞书的本体理论等角度共同探讨汉语辞书的释义问题，因而在梳理辞书理论史的同时，能够不断提出新范畴和新命题。例如，在当代辞书理论的二次转型期，在多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观照下，作者提出辞书意义观中的义项应定位为“语境类型义”的观点；在发生学视角的历时义序方面，提出将静态词义谱和动态引申义列相结合的思路；在语用学视角的共时义序方面，提出语用义序的理论，并根据共时词典的规范中心和用法中心的侧重不同，提出义项类型、义序排列原则。这些都显示出了作者理论的深度，也正是梳理辞书理论史的目的所在。
三、 研究角度的新突破
《热点研究》从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关注现实三个维度出发，学术视野开阔，尤其注重各学科理论之间的交互影响。
辞书理论史的研究难度较大，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训诂学功底，還需要具有前沿的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眼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在借鉴层面，坚持向古、向外两个方向的借鉴，尝试结合汉语传统的训诂学和词汇学理论、西方的词典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全书引用的外文论著达三十多项，张志毅在该书序言《视学术为生命》中赞叹：“一个汉语出身的汉语研究者，能有如此的外向眼光，实在难能可贵。”
古今结合、中西融汇的研究思路几乎贯穿全书始终，作者在向后看的同时也向外看。例如，关于辞书释义方法，作者不仅梳理了传统训诂学的释义思路，还探讨了工程语义分析（释义元语言）、知识本体（Ontology）、原型范畴等对辞书释义的影响。关于辞书意义观建立的研究，不仅梳理了我国古代的哲学词义观，还探讨了西方符号学词义观，从一元指称到多分多元，提及皮尔斯的“三项说”、奥格登等的“语义三角”、黑格尔的“语义梯形说”、麦尔尼科夫的“语义正方形说”，特别是引入了Petofi（佩多菲）立体金字塔模型——语义三角的立体化，以及该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即张志毅站在学术思想史的高度提出的七因素说。
作者结合传统训诂学、词源学关于本义、引申义与引申义列的研究，西方描写语义学家Cruse（克鲁斯）提出的“词义谱”概念，以及认知心理学的梯度原则和原型范畴，提出辞书中多义词义序的两大视角： 第一，发生学视角，即根据历史时间发展顺序，将多义词的义项用环式、链式、网状拓扑模式按引申和产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第二，语用学视角，即着眼于语言教学与语言使用，只选择多义词的共时使用义项，按基本义、常用义在前，转义、偏僻义在后的顺序排列。探讨学习型辞书在二次转型期受到核心词理论、词价理论时提及Ronald Carter（罗纳德·卡特）的界定核心词的十个标准、Michael McCarthy（米歇尔·卡斯）的英文口语词基本核心词汇构成和JeanGuy Savard（琼·盖伊·萨瓦尔德）的词价（lexical value）理论，这些理论对学习型辞书在选词上减少主观经验干扰、增强语料实态数据支撑起到了指导作用。
作者不局限于就史论史，而是落脚在理论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上，并撷取当前辞书理论研究中的技术热点、出版热点、管理热点、应用热点和人才热点等进行重点探讨，体现出本研究的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向后看与向外看的同时也向前看。其中，技术热点主要是关于电子词典的发展、关于词典编纂与数字资料库建设、关于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基于网络的出版社词典编纂工作流等辞书编纂现代化的思考；出版热点主要是关于作为知识产品的汉语辞书核心竞争力的研究；管理热点主要是关于辞书的资源功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词典转向的研究；应用热点主要是关于表达词典辅助学生语言能力提升的研究；人才热点主要是关于辞书队伍建设的研究。这些热点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弱点。作者梳理了辞书理论史，探讨了当前的研究热点，同时展望了辞书理论研究的未来，给读者以启示。 四、 写作体例的新突破
在写作体例方面，已有研究大都依据单一时间维度写作，形成简单的线性模式。该书突破常规的按历史朝代编排的架构，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即将历史的线性梳理、现实的面上描写与个案的焦点剖析相结合。这一方法易于细致、集中、深入地观察汉语辞书核心理论要素的发展演变。
该书紧紧围绕辞书理论史中最为核心的五个理论点进行专题史式研究——辞书理论史分期、辞书类型史、意义观发展史、释义方法发展史、辞书理论当下热点。线的梳理、面的构建均以点的剖析为基础。例如，在梳理辞书释义方法发展史时，作者认为辞书（尤其是历时辞书）释义一定要高度关注汉语史的研究方法，并从历时使用、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三个角度，用近六千字的篇幅，详细解剖了“猴急”“喉急”和“喉极”这一具体案例，使我们认识到与训诂学相配合的、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是现代词典释义可靠性的重要保证。对当前辞书理论研究面的构建，作者主要撷取技术方面的辞书编纂现代化、出版方面的汉语辞书核心竞争力、管理方面的辞书资源功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词典转向、应用方面的表达词典辅助学生语言能力提升和人才方面的辞书队伍建设这五个方面的热点深入探讨，每一热点又对不同的个案进行剖析。例如，关于辞书编纂现代化，作者分别研究了电子词典、数字资料库、字网、词典编纂工作流和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五个个案。
学术史的写作需要有长期深入的思考，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热点研究》作者长期致力于辞书学理论及辞书史的研究，对辞书释义、辞书体例、辞书功能、辞书类型、辞书分期、辞书队伍等问题有很多新见解。因此，《热点研究》能够在诸多方面取得新突破。
该书的不足之处，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篇幅所限，只关注了汉语辞书核心理论要素的发展演变，其实还可以将辞书体例、辞书选词立目、辞书评论等专题的发展演变史以后续成果的形式呈现，进而增强该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从微观方面来说，个别地方偶存校对问题，例如第34页的标题为“二次转型期（四大转向）”，从文中表述来看似应为“五大转向”，表现在辞书类型、指导理论、义项书证、编纂技术和编纂思路五个方面。但瑕不掩瑜，该书的成就是开创性的。
五、 进一步思考
汉语辞书理论史是一项复杂的课题，需要很多学者长期深入继续研究。除《热点研究》作者已经完成的部分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单就释义而论，不同时期的辞书，分别以何种释义方式为主？训诂学的义界与现代辞书释义中的下定义有什么区别？不同时期的辞书中表达同一功能的释义提示词分别有哪些？训诂程式化用语与传统和现代辞书的释义提示词之间是直接的继承关系吗？辞书的中观结构、参见系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又是如何演变的？递训就是循环释义吗？释义中应该凸显出义位的哪些陪义和义域？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辞书理论史研究中回答。
辞书释义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已有研究比较侧重形式层面，忽视内容层面。从内容层面来看，训诂学及传统辞书较为关注义位的表意特征和指物特征，靠前科学语感和经验性、常识性认知；现代辞书则兼顾范畴特征、表意特征和指物特征，具有逻辑因素，是科学认知与日常经验认知的复合物。语文辞书释义的中心任务就是从繁芜多样的区别性特征中提取出最有价值的若干个，并以最优化的组合将其线性排列。提取哪些？如何组合？这是古今辞书释义中差别最大的部分，也是衡量编者学识高低、辞书质量优劣、释义是否优化的重要标准。
辞书释义“一则由简单趋于繁富，一则由笼统而趋向明晰。这是辞书、字典在释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新趋势”（周祖谟 2007： 82）。释义内容由古至今逐渐趋向精细化、明晰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辞书释义精细化与简适化是一对矛盾，精细化要求增强区别度、丰化义值和义域，简适化要求精练释义语言、简化义值和义域。这对矛盾的解决，同样需要立足汉语实际，借鉴前人智慧。
在对辞书释义演变史全面描写的基础上，还应对不同时期影响辞书释义的原因进行阐释。首先是辞书编纂的宏观指导思想（哲学理念）的转变。理念演绎辞书，不同的编纂理念演绎出不同的辞书释义。传统语文性辞书编纂思想是原子观占主导地位，现代语文性辞书编纂思想是整体观占主导地位。这种转变导源于20世纪以来的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新思潮。辞书释义需要有整体观的指导，需要有词义系统性的理念。其次是辞书编纂具体指导理论的转变。从训诂学阶段到传统语义学时期，再到现代语义学时期，辞书的上位指导理论不同，人们对词义的认识不同，辞书释义也不同。在传统语义学阶段，“还没有对汉语语义（词义）进行微观的结构分析和宏观的系统分析”（苏宝荣 2000： 13）。结构语义学指导下的义位分析已经深入到义位的内部微观结构，而一些新的释义方式多结合新兴的语言学理论，例如《热点研究》作者所说的框架语义学的框架元素与动词释义、原型范畴理论与名词释义、情感评价理论与词的附加色彩、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释义的语域标记等。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的产生增加了辞书释义方法的科学性。第三，辞书编纂手段和技术的转变。由传统的勾乙式、卡片载体向语料库、数据库与信息挖掘、全文检索、语义网络的转变，对辞书释义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在现代编纂技术下才可能实现控制辞书释义元语言、实现“同场同模式”和“同类同模式”等现代辞书理念，这是训诂学及传统辞书所不具备的。同时，辞书编纂者和辞书编纂目的也会影响辞书释义。辞书编纂者是个体还是群体，编纂者学术素养的高低，辞书编纂目的是为经学服务还是供人们查阅。这些也会导致释义有很大变化。
辞书释义理论史的研究任务比较艰巨，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事半功倍。可以采用这样几种研究方法： 第一，建立汉语语文辞书序、跋、凡例等项的数据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全面搜集辞书的序、跋、凡例、附录等项中的古人零散观点，搜集夹杂在释义正文、编纂者的书信或日记等相关资料中的理论，依据类别进行梳理。建立数据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该项工作任务量较大，可多人、多单位集体协作。第二，共时和历时结合，在共时描写基础上进行历时对比研究，分析异同，探究原因。训诂学阶段，可重点研究《说文》、今本《玉篇》、《字汇》和《康熙字典》，兼顾其他；传统语义学阶段，可重点研究《辞源》和《国语辞典》，兼顾其他；现代语义学阶段可重点研究《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各版本流变，兼顾其他。对每部辞书的释义方式、释义原则、释义内容等详细分析。第三，内省与实证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内省式的判断和語言数据的观察分别是定性和定量研究的重要手段。（于屏方 2007： 19）定性取舍要有量的依据，定性结果要有量的限制。（安华林 2005： 11）少量举例不足以说明问题，全量统计的可操作性不强，本着若干语义场内封闭统计的原则（即足量），可以对选定的辞书采用系统抽样法，对每部辞书每隔若干页取1页，将抽样范围内的义项归入若干语义场，并分别统计释义类别和百分比。进而减少随意性、个别性、非公理性，增加系统性、普遍性、公理性，确保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第四，叙述和评议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辞书释义理论史的研究，既要看前人说了什么（训诂学阶段主要体现在辞书的序、跋、凡例，尤其是夹杂在释义正文中），还要看做了什么（即蕴含在辞书编纂实践中的辞书释义理论），按照学术专题，梳理相关观点，并加以评论。既要研究辞书，又不拘泥辞书本身，对辞书释义内容的研究必须结合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文化等宏观的背景。尤其对释义演变原因的分析，不同时期为什么要凸显出该义项的范畴特征、指物特征或者表意特征，古代辞书，甚至传统辞书为什么有些义项不能体现出释义的客观性、规范性等原则（有些是科学发展原因，有些是社会文化原因），需要从宏观角度探讨。
科学的辞书理论史的构建应基于对辞书体例、辞书释义、选词立目、注音、例证、辞书评论、辞书修订等辞书各要素和辞书研究要素发展演变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安华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3. 王东海.汉语辞书理论史的分期研究.辞书研究，2013（3）.
4. 王宁.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中国语文，2002（4）.
5. 于屏方.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 袁世旭，张志毅.新词语的义域变化.辞书研究，2011（3）.
7. 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中国辞典史论.北京： 中华书局，2006.
8. 章宜华.语义学与词典释义.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 张志毅.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辞书研究，2012（1）.
10. 周祖谟.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石家庄050024）
（责任编辑郎晶晶）
关键词《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辞书释义辞书体例
一、 引言
汉语辞书编纂已有两千余年的悠久历史，相继走过了辉煌阶段（先秦至清末）、新兴阶段（1911年—1949年）、辞书小国阶段（1950年—1977年）、辞书大国阶段（1978年—2000年），目前我们正逐渐步入辞书强国的行列。（张志毅 2012）
在漫长的辉煌阶段，中华民族编纂出近千种优秀辞书，拥有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但古人有关辞书的理论、观点较为零散，多在辞书的序、跋、凡例、附录中，或夹杂在释义正文、编纂者的书信或其他相关资料中。《说文解字叙》《切韵序》《中原音韵自序》，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辞典》《辞通》等辞书中章太炎、钱玄同、黎锦熙等学者的序言中，有很多辞书理论观点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凡例和吕叔湘先生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等都谈到了释义、体例等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类似《辞书研究》等专业期刊的创刊，探讨辞书理论的论著越来越多。
20世纪至今，汉语辞书理论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研究主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主要运用归纳的方法总结辞书编纂经验；一是在译介西方辞书学理论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演绎的方法，解决汉语辞书尤其是汉外辞书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前者较为切合汉语辞书的自身特点，但理论提升有限，并且主要集中在现当代辞书上，对古人编纂经验借鉴不足。正如王宁（2002）所批评的，现代辞书释义中有相当一部分义界，由于没有吸取训诂训释和传统辞书释义的合理经验，而导致义值差冗余。后者具有理论上的新颖性，但与汉语辞书编纂实践有一定的脱节，操作性稍弱。“汉语辞书具有不同于西方词典的特性，光靠引进西方先进的辞书编纂理论往往难以切中肯綮。”（引自本文所评王东海、王丽英《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以下引用该书文字，不再一一注明）。因此，汉语辞书编纂需要我们在借鉴国外辞书学理论的同时，立足汉语实际，借鉴前人智慧，向外看的同时向后看。
辞书编纂的辉煌阶段，古人关于辞书释义的零散观点需要总结，蕴含在辞书编纂实践中的理论需要梳理。这不仅是解决当今辞书编纂实践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辞书强国梦的需要。辞书强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一流的辞书学人才、编纂一流的辞书文本，更需要先进的辞书学理论，尤其是符合汉语自身且能够输出的辞书学理论。张志毅（2012）指出：“要成为辞书强国，辞书原创理论必须先行，尤其是必须输出领先的辞书理论。”这需要我们集古今学者智慧，整合并提升出汉语辞书的独特理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服务于本土汉语辞书理论的对外输出，服务于辞书强国梦的实现，这是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价值的体现。
已有的辞书史研究著作多依据时间脉络侧重编纂史、出版史的介绍。雍和明等的《中国辞典史论》已呈现出一定的新颖性，对研究的時间、空间维度进行了拓展，研究的辞书类型更加丰富。王东海、王丽英的《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以下简称《热点研究》）将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热点研究》是王东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核心成果，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2月出版。全书共十六章。第一章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查考功能、资源功能、教学功能、辅助表达功能和规范功能这五大元功能将汉语语文词典类型分为理解型、生成型和规范型。后十五章分为三编，每五章为一编。上编为新类型学视野的汉语辞书理论的发展，主要论述了辞书理论史的分期、辞书本体理论要素发展及三种类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中编为辞书意义观的建构与发展，在对中西方意义理论述评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辞书义项的生成、多义词义项的处理及义项结构分析法和辞书释义方法的演变。下编为当前辞书理论热点研究及展望，分别对技术、出版、管理、应用、人才五大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热点研究》在辞书的分类、辞书理论史分期等问题上进行了新探索，研究角度和写作体例也与已有辞书史著作有很大不同。
二、 研究内容上的新突破
1. 关于汉语辞书的分类问题
《热点研究》将辞书的功能问题和辞书的类型问题相结合，依据辞书的核心功能确定类型。作者立足汉语辞书编纂的实际，参考西方一些适用于汉语辞书特点的分类理念，提出基于五大元功能的汉语语文词典类型三分法，即将侧重查考功能和资源功能的词典称为理解型词典，把侧重教学和辅助表达功能的词典称为生成型词典，把侧重规范功能的词典称为规范型词典。书中还概括出了各类型辞书的特点，指出它们的区别所在。这种分类兼顾了学术性和操作性，体现出了词典的工具性和应用性特点。
作者从古今出现的汉语辞书类型的角度出发，对名实不符的已有辞书术语界定进行纠偏。以生成型词典中的表达词典为例。有学者将其称为“语汇词典”，并界定为“语汇词典是为了作诗押韵、查找辞藻典故和对偶词而编纂的专项词典”；也有学者称为“写作词典”。这两个界定都有些窄。前者主要侧重古代辞书，后者主要侧重书面语，均有漏失的一面。《热点研究》则称其为“辅助表达型词典”，简称“表达词典”，它是词典辅助口语或书面表达功能的集中体现。
2. 关于汉语辞书理论史的分期问题
已有的辞书理论史分期研究大多和朝代史分期一致或大体一致，这也是很多学科史研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热点研究》则吸收辞书编纂史和语言学史的相关研究，结合汉语辞书本体要素、辞书研究要素和辞书编纂工作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根据每一阶段辞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或辞书编纂及研究中的新突破等辞书的新质特点，将辞书理论史分为古代辞书理论期、现代辞书理论期和当代辞书理论期。 其中，古代辞书理论期主要包括萌芽奠定期（下限为两汉）和发展完善期（下限为《马氏文通》的出版），体现为传统辞书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完善；现代辞书理论期主要包括转型期（下限为1975年全国第一次辞书规划、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和成熟期（主要时间段为改革开放30年），体现为基于传统辞书理论的转型与大发展；当代辞书理论期指二次转型期（当前期及未来发展期），辞书理论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实验性，体现为意义中心侧重点向用法中心侧重点的转变。
在简要探讨辞书体例、立目、例证等辞书本体理论要素和编纂者、编纂的组织等辞书工作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作者着重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教学功能与学习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第二，辅助表达功能与表达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第三，规范功能与规范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书中还详细梳理了每一功能和类型的辞书分别在萌芽奠定期、发展完善期、转型期、成熟期和二次转型期的特点及表现。
3. 关于辞书与语言规划的关系问题
在梳理教学功能与学习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规范功能与规范型辞书编纂理念的发展这两个问题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辞书与语言规划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早已有学者提出，但专门从理论史角度探讨辞书的规范功能和其所承担的规范任务，该书为首次。
古代辞书规范与教育相结合，与取仕相结合，起到了较好的典范引导效应。古代树立以辞书的规范功能来带动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传统是比较合理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分规范功能与资源功能、不分共时与历时的问题。现当代辞书主要存在着与语言文字规范相矛盾和不同辞书规范内容不统一等问题，《热点研究》建议：“未来的法定规范工作要以规范性词典为推广和补充载体，以其规范功能的发挥为核心，有效引导社会语言文字通用层面的应用。”从发展史角度得出的该建议与当前西方构建的以辞书为载体的语言文字规范体系是一致的。
4. 关于汉语辞书释义的演变问题
在汉语辞书理论史的所有问题中，读者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汉语辞书释义的演变问题，这也是《热点研究》作者着墨最多的部分，用近150页的篇幅探讨了辞书释义的五个大问题，即中西方意义理论的发展与辞书意义观的理论基础，词义、语境义理论的发展与辞书义项（类型义）的生成，义项类型理论的发展与辞书多义词义项处理，辞书义项微观结构分析法的发展和辞书释义方法的发展。
可以看出，作者并非就释义谈释义，而是从宏观的指导思想（即哲学领域的词义观、哲学对辞书释义的影响等）、具体的指导理论（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等）、辞书的本体理论等角度共同探讨汉语辞书的释义问题，因而在梳理辞书理论史的同时，能够不断提出新范畴和新命题。例如，在当代辞书理论的二次转型期，在多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观照下，作者提出辞书意义观中的义项应定位为“语境类型义”的观点；在发生学视角的历时义序方面，提出将静态词义谱和动态引申义列相结合的思路；在语用学视角的共时义序方面，提出语用义序的理论，并根据共时词典的规范中心和用法中心的侧重不同，提出义项类型、义序排列原则。这些都显示出了作者理论的深度，也正是梳理辞书理论史的目的所在。
三、 研究角度的新突破
《热点研究》从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关注现实三个维度出发，学术视野开阔，尤其注重各学科理论之间的交互影响。
辞书理论史的研究难度较大，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训诂学功底，還需要具有前沿的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眼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在借鉴层面，坚持向古、向外两个方向的借鉴，尝试结合汉语传统的训诂学和词汇学理论、西方的词典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全书引用的外文论著达三十多项，张志毅在该书序言《视学术为生命》中赞叹：“一个汉语出身的汉语研究者，能有如此的外向眼光，实在难能可贵。”
古今结合、中西融汇的研究思路几乎贯穿全书始终，作者在向后看的同时也向外看。例如，关于辞书释义方法，作者不仅梳理了传统训诂学的释义思路，还探讨了工程语义分析（释义元语言）、知识本体（Ontology）、原型范畴等对辞书释义的影响。关于辞书意义观建立的研究，不仅梳理了我国古代的哲学词义观，还探讨了西方符号学词义观，从一元指称到多分多元，提及皮尔斯的“三项说”、奥格登等的“语义三角”、黑格尔的“语义梯形说”、麦尔尼科夫的“语义正方形说”，特别是引入了Petofi（佩多菲）立体金字塔模型——语义三角的立体化，以及该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即张志毅站在学术思想史的高度提出的七因素说。
作者结合传统训诂学、词源学关于本义、引申义与引申义列的研究，西方描写语义学家Cruse（克鲁斯）提出的“词义谱”概念，以及认知心理学的梯度原则和原型范畴，提出辞书中多义词义序的两大视角： 第一，发生学视角，即根据历史时间发展顺序，将多义词的义项用环式、链式、网状拓扑模式按引申和产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第二，语用学视角，即着眼于语言教学与语言使用，只选择多义词的共时使用义项，按基本义、常用义在前，转义、偏僻义在后的顺序排列。探讨学习型辞书在二次转型期受到核心词理论、词价理论时提及Ronald Carter（罗纳德·卡特）的界定核心词的十个标准、Michael McCarthy（米歇尔·卡斯）的英文口语词基本核心词汇构成和JeanGuy Savard（琼·盖伊·萨瓦尔德）的词价（lexical value）理论，这些理论对学习型辞书在选词上减少主观经验干扰、增强语料实态数据支撑起到了指导作用。
作者不局限于就史论史，而是落脚在理论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上，并撷取当前辞书理论研究中的技术热点、出版热点、管理热点、应用热点和人才热点等进行重点探讨，体现出本研究的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向后看与向外看的同时也向前看。其中，技术热点主要是关于电子词典的发展、关于词典编纂与数字资料库建设、关于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基于网络的出版社词典编纂工作流等辞书编纂现代化的思考；出版热点主要是关于作为知识产品的汉语辞书核心竞争力的研究；管理热点主要是关于辞书的资源功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词典转向的研究；应用热点主要是关于表达词典辅助学生语言能力提升的研究；人才热点主要是关于辞书队伍建设的研究。这些热点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弱点。作者梳理了辞书理论史，探讨了当前的研究热点，同时展望了辞书理论研究的未来，给读者以启示。 四、 写作体例的新突破
在写作体例方面，已有研究大都依据单一时间维度写作，形成简单的线性模式。该书突破常规的按历史朝代编排的架构，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即将历史的线性梳理、现实的面上描写与个案的焦点剖析相结合。这一方法易于细致、集中、深入地观察汉语辞书核心理论要素的发展演变。
该书紧紧围绕辞书理论史中最为核心的五个理论点进行专题史式研究——辞书理论史分期、辞书类型史、意义观发展史、释义方法发展史、辞书理论当下热点。线的梳理、面的构建均以点的剖析为基础。例如，在梳理辞书释义方法发展史时，作者认为辞书（尤其是历时辞书）释义一定要高度关注汉语史的研究方法，并从历时使用、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三个角度，用近六千字的篇幅，详细解剖了“猴急”“喉急”和“喉极”这一具体案例，使我们认识到与训诂学相配合的、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是现代词典释义可靠性的重要保证。对当前辞书理论研究面的构建，作者主要撷取技术方面的辞书编纂现代化、出版方面的汉语辞书核心竞争力、管理方面的辞书资源功能与语言文字工作的词典转向、应用方面的表达词典辅助学生语言能力提升和人才方面的辞书队伍建设这五个方面的热点深入探讨，每一热点又对不同的个案进行剖析。例如，关于辞书编纂现代化，作者分别研究了电子词典、数字资料库、字网、词典编纂工作流和开放式辞书编纂与共享模式五个个案。
学术史的写作需要有长期深入的思考，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热点研究》作者长期致力于辞书学理论及辞书史的研究，对辞书释义、辞书体例、辞书功能、辞书类型、辞书分期、辞书队伍等问题有很多新见解。因此，《热点研究》能够在诸多方面取得新突破。
该书的不足之处，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篇幅所限，只关注了汉语辞书核心理论要素的发展演变，其实还可以将辞书体例、辞书选词立目、辞书评论等专题的发展演变史以后续成果的形式呈现，进而增强该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从微观方面来说，个别地方偶存校对问题，例如第34页的标题为“二次转型期（四大转向）”，从文中表述来看似应为“五大转向”，表现在辞书类型、指导理论、义项书证、编纂技术和编纂思路五个方面。但瑕不掩瑜，该书的成就是开创性的。
五、 进一步思考
汉语辞书理论史是一项复杂的课题，需要很多学者长期深入继续研究。除《热点研究》作者已经完成的部分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单就释义而论，不同时期的辞书，分别以何种释义方式为主？训诂学的义界与现代辞书释义中的下定义有什么区别？不同时期的辞书中表达同一功能的释义提示词分别有哪些？训诂程式化用语与传统和现代辞书的释义提示词之间是直接的继承关系吗？辞书的中观结构、参见系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又是如何演变的？递训就是循环释义吗？释义中应该凸显出义位的哪些陪义和义域？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辞书理论史研究中回答。
辞书释义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已有研究比较侧重形式层面，忽视内容层面。从内容层面来看，训诂学及传统辞书较为关注义位的表意特征和指物特征，靠前科学语感和经验性、常识性认知；现代辞书则兼顾范畴特征、表意特征和指物特征，具有逻辑因素，是科学认知与日常经验认知的复合物。语文辞书释义的中心任务就是从繁芜多样的区别性特征中提取出最有价值的若干个，并以最优化的组合将其线性排列。提取哪些？如何组合？这是古今辞书释义中差别最大的部分，也是衡量编者学识高低、辞书质量优劣、释义是否优化的重要标准。
辞书释义“一则由简单趋于繁富，一则由笼统而趋向明晰。这是辞书、字典在释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新趋势”（周祖谟 2007： 82）。释义内容由古至今逐渐趋向精细化、明晰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辞书释义精细化与简适化是一对矛盾，精细化要求增强区别度、丰化义值和义域，简适化要求精练释义语言、简化义值和义域。这对矛盾的解决，同样需要立足汉语实际，借鉴前人智慧。
在对辞书释义演变史全面描写的基础上，还应对不同时期影响辞书释义的原因进行阐释。首先是辞书编纂的宏观指导思想（哲学理念）的转变。理念演绎辞书，不同的编纂理念演绎出不同的辞书释义。传统语文性辞书编纂思想是原子观占主导地位，现代语文性辞书编纂思想是整体观占主导地位。这种转变导源于20世纪以来的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新思潮。辞书释义需要有整体观的指导，需要有词义系统性的理念。其次是辞书编纂具体指导理论的转变。从训诂学阶段到传统语义学时期，再到现代语义学时期，辞书的上位指导理论不同，人们对词义的认识不同，辞书释义也不同。在传统语义学阶段，“还没有对汉语语义（词义）进行微观的结构分析和宏观的系统分析”（苏宝荣 2000： 13）。结构语义学指导下的义位分析已经深入到义位的内部微观结构，而一些新的释义方式多结合新兴的语言学理论，例如《热点研究》作者所说的框架语义学的框架元素与动词释义、原型范畴理论与名词释义、情感评价理论与词的附加色彩、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释义的语域标记等。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的产生增加了辞书释义方法的科学性。第三，辞书编纂手段和技术的转变。由传统的勾乙式、卡片载体向语料库、数据库与信息挖掘、全文检索、语义网络的转变，对辞书释义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在现代编纂技术下才可能实现控制辞书释义元语言、实现“同场同模式”和“同类同模式”等现代辞书理念，这是训诂学及传统辞书所不具备的。同时，辞书编纂者和辞书编纂目的也会影响辞书释义。辞书编纂者是个体还是群体，编纂者学术素养的高低，辞书编纂目的是为经学服务还是供人们查阅。这些也会导致释义有很大变化。
辞书释义理论史的研究任务比较艰巨，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事半功倍。可以采用这样几种研究方法： 第一，建立汉语语文辞书序、跋、凡例等项的数据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全面搜集辞书的序、跋、凡例、附录等项中的古人零散观点，搜集夹杂在释义正文、编纂者的书信或日记等相关资料中的理论，依据类别进行梳理。建立数据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该项工作任务量较大，可多人、多单位集体协作。第二，共时和历时结合，在共时描写基础上进行历时对比研究，分析异同，探究原因。训诂学阶段，可重点研究《说文》、今本《玉篇》、《字汇》和《康熙字典》，兼顾其他；传统语义学阶段，可重点研究《辞源》和《国语辞典》，兼顾其他；现代语义学阶段可重点研究《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各版本流变，兼顾其他。对每部辞书的释义方式、释义原则、释义内容等详细分析。第三，内省与实证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内省式的判断和語言数据的观察分别是定性和定量研究的重要手段。（于屏方 2007： 19）定性取舍要有量的依据，定性结果要有量的限制。（安华林 2005： 11）少量举例不足以说明问题，全量统计的可操作性不强，本着若干语义场内封闭统计的原则（即足量），可以对选定的辞书采用系统抽样法，对每部辞书每隔若干页取1页，将抽样范围内的义项归入若干语义场，并分别统计释义类别和百分比。进而减少随意性、个别性、非公理性，增加系统性、普遍性、公理性，确保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第四，叙述和评议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辞书释义理论史的研究，既要看前人说了什么（训诂学阶段主要体现在辞书的序、跋、凡例，尤其是夹杂在释义正文中），还要看做了什么（即蕴含在辞书编纂实践中的辞书释义理论），按照学术专题，梳理相关观点，并加以评论。既要研究辞书，又不拘泥辞书本身，对辞书释义内容的研究必须结合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文化等宏观的背景。尤其对释义演变原因的分析，不同时期为什么要凸显出该义项的范畴特征、指物特征或者表意特征，古代辞书，甚至传统辞书为什么有些义项不能体现出释义的客观性、规范性等原则（有些是科学发展原因，有些是社会文化原因），需要从宏观角度探讨。
科学的辞书理论史的构建应基于对辞书体例、辞书释义、选词立目、注音、例证、辞书评论、辞书修订等辞书各要素和辞书研究要素发展演变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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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祖谟.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石家庄050024）
（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