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名门，光绪帝的瑾妃、珍妃为其姑母；她才情出众，能诗会画，曾以画技知名于平沪；她心存大义，曾上书坚决反对伪满洲国的建立，失败后与溥仪断绝关系，前往香港以画画为生。她叫唐石霞，满族姓他他拉氏，一个被历史湮没的奇女子。在其口述回忆录《我眼中的末代皇帝》中，她为我们讲述了与溥仪之弟溥杰那段纠缠着民族家国利益的婚姻往事——
　　被遗忘的“傅杰原配夫人”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曾经是我的丈夫。
　　促成这段婚事的，是我的四姑母瑾太妃和溥杰的母亲瓜尔佳氏。当年这两位长辈的关系极好，四姑母提出这桩婚事时，她早已请人测定了溥杰与我的生辰八字，吻合相生，双方家长一拍即合，立刻订了婚。那年我17岁，溥杰14岁，正符合那个时代“女大三，抱金砖”的吉利说法。很快，由堪舆界师傅为我们选择了良辰吉日，溥杰带着丰盛的礼物，到我家行了纳聘之礼。清宫皇室也十分重视，特派了与双方都有亲属关系的内务府大臣耆龄，出任纳聘的带领和督导，使这门亲事从订婚时起，就蒙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
　　我和溥杰正式结婚是在4年之后，吉日是1924年1月12日，那时我已经21岁，他也18岁进入成年了。我们结婚的新房在醇亲王府内，是男家精心油饰一新的宽敞漂亮的大屋，记得由公婆——醇亲王载沣和他的福晋瓜尔佳氏亲自定名为“树德堂”。按满族古律，新房树德堂的所有桌椅摆设均由我们女家过礼陪嫁，只是新婚花被和床褥是由男方置办。其他一切婚俗与汉人差不多，溥杰向新娘花轿射三箭啦，我迈马鞍啦，他掀盖头啦，一起喝交杯酒啦，两个人共同吃子孙饽饽长寿面啦……全部一应做齐，最终结为百年之好。
　　不过，由于我俩婚后相处时间较短，竟然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溥杰的原配，后来有人把他的日本太太嵯峨浩说成是他的发妻，这当然是错误信息。误传的一个因由颇令我为之唏嘘，人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日本的书报杂志甚至戏剧电影，多年来不断制造“溥杰及其夫人嵯峨浩”的各种报道、传闻和故事，还有朋友告诉我，日本电影界筹划拍摄了一部日剧《流转的王妃，最后的皇弟》，大讲溥杰和嵯峨浩的恩爱故事。但是，中国制作的关于我和溥杰的这类宣传作品则很少，仅有的一些涉及溥杰和我的文字，只是以偏概全地说他与我感情极差。

　　说实话，溥杰对我曾倾注爱慕和支持，是我的又一幸运。有两幅扇面，是为我记录这部口述历史的惠伊深保存多年的我的画作，它很能说明我和溥杰的亲密关系。这两幅国画花卉扇面上有我的“怡莹”（唐石霞，字怡莹）签名和图章，画上还有溥杰的题字，以及他的签名和图章。这两幅扇面都是我画画他题字，是表明我们夫妻恩爱合作的精品。画中写明赠给“啸桐”和“双桐花馆主”，目的是恳请我和溥杰的老朋友及亲戚、我九姊唐梅的丈夫——画家惠孝同斧正。我的姐夫惠孝同，就是替我记写口述的惠伊深的父亲。这两幅扇面真迹，是姐夫惠孝同生前交予惠伊深保存的早年纪念物，它证明了我和溥杰当年的意趣相投、互爱互敬。这两幅扇面，创作于乙丑年，亦即我和溥杰结婚的第二年。
　　溥杰曾着力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使我免遭日本军政恶势力毒手，那也是让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更大的堪称幸运之事。很多人知道，我俩的爱好兴趣不同，溥杰喜欢习武、读书、书法，我喜欢写诗、绘画、跳舞。政治取向不同更使我们有时出现截然相反的立场差异，那是无法弥合、不能融通的。
　　例如当年，溥杰在日本人策划下，配合他的哥哥溥仪，紧锣密鼓准备“复辟皇室”时，曾邀我去“新京”，被我拒绝了。日本关东军头领第一次劝他娶个日本妻子时，溥杰出于正道的传统，开始时也曾拒绝，他义正词严地反驳日本人：“我有太太，不能再娶。”但是后来，政治形势巨变，日本人软硬兼施，向他描绘东洋女人如何温顺服从的同时，更暗示他娶个日本太太是政治需要，警告他不能再拒绝。日本军界透露信息，会直接出面，武力威逼溥杰与我离婚。
　　这时，溥杰异常害怕，他估计我若全然不知，在家被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硬逼离婚，按我的性格会坚决不从，肯定会招来横祸。于是，他接受了要他娶日本太太的“好意”，同时，私下却急匆匆秘密潜回家中，找到我，说明情势紧急，催我迅速逃跑保命：“三十六计走为上！”溥杰怕我应付日本特务追捕时发生不测，竟然塞给我一把手枪，说必要时保命自卫。我吓了一跳，拿着从没摸过的枪械，出了一身冷汗。溥杰的举止郑重，显示形势严峻、不可小觑，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他对我的一片真心，感人至深。
　　我没有犹豫，按溥杰的意见，立即避险逃亡。我出走后，先用假名住进了北京西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几天后我得到消息，日本军人真的闯入我家，扑空之际，竟然可笑地逼我的弟弟在我和溥杰的“离婚”文件上替我签了字。我不敢在北京久留，连忙转赴天津，由于害怕不懂如何使用的手枪反会招惹麻烦，偷偷在行前将其扔进了城外的护城河里。没了手枪，我的心反而踏实宁静许多，闭目静思，自己以前雖做过一些让溥杰并不满意的事，但在我面临生死的关头，他完全不计前嫌，不愧是我曾经的挚友，让我感觉与他相处的缘分中，按上天的安排，幸运是不可抹掉的组成部分。
　　当然，换个角度看，与溥杰结婚，也是我的悲哀。那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了。
　　我和溥杰正式结婚后，仍有时住在紫禁城里，婚后不久，我们就被赶出了“皇宫”，自此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坎坷之路。我们住过醇亲王府北府，也住过我们唐家，还住过张学良宅第，又住过溥仪的天津张园府邸，甚至后来我流落全国各地，漂泊香港；溥杰则走上建立伪满洲国的邪路，投靠日本，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锒铛入狱……
　　我和溥杰性格迥异，爱好不同，政治取向相反，决定了我们迟早会分道扬镳的结局。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身份，处于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在婚姻生活中长时间维持着各过各的生活状态，表面上是保持各人的自由空间，实际很多时候是若即若离。我不能爱真正爱的人，不敢放开胆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长时间保留着十分虚幻的“皇家福晋”的名分，今日想来，这也算是我曾经无法排解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