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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文字的学者谁都不否认这样一个方法：那就是古文字的研究必须紧紧联系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生活状况，否则对文字形义的解释就是空中楼阁。
自许慎开始，到段玉裁、郭沫若、唐兰等大家的研究无不证明的这种方法是正确可行的。但是原则归原则，在具体文字的解形释义中，人们都往往犯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即使是学风严谨、学识渊博的专家也难免偶尔有失察之处。
“女”是个非常简单的汉字，对它的甲文的形和义解释已不存在任何问题。形是—个跽跪的女性，义是代表女性。但在说解“女”字时的造字理据时，多以为：古代妇女地位低，所以“女”字象一个敛着手跪坐着的人。“女”“奴”音近，有人认为“女”字本象女奴。即认为，因为古代女性地位低下，所以造字时人们便把这种主观认识和客观现象融入了字形之中，以一个跪着的人形寓意女性地位低于男性。这种理据表面看来无懈可击，还似乎颇有道理，又符合古代女性确实地位低于男性的客观事实。但仔细察来，却发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
一、对于汉字的产生或起源的确切历史时期，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和考古材料已不可考。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学术界一般公认甲文所记载的是商代后期(约前1世纪～前11世纪)占卜资料。根据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推断，最早的文字应在商代后期以前就产生了。{尚书-多士》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但因为远古先民书写文字的材料易于腐烂，事实上早就化为泥土了。值得庆幸的是商人占卜时用的是龟甲兽骨，而且把占卜的过程和结果用当时的文字记载在这些龟甲兽骨上。因为龟甲兽骨材质的耐腐性，才能在三千年后的今天还能基本保持原貌，使今人得以见识那个时代的文字，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概貌。当然，后来又发现了早于甲骨卜辞的一些符号，如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符号或文字。但因为数量少，不成体系，只以单个的符号形式出现，而不是以记录语言似句子的形式出现，人们至今难以确认那些符号的性质。因此，在没有发现更多更完整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把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文字来讨论。
二、“女”的造字理据自然是融入了造字当时人们对女性的态度或认识。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女”字产生确切年代，我们只能述说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材料证明“女”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那么商代乃至更早的年代里，女性的地位又如何呢？是否也如儒学盛行时代里成为男性的附庸呢?
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的研究成果都表明，人类早期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由母系氏族转变向父系氏族转变的阶段。这种转变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远古时期，女性的政治、社会、政治地位远非后世儒学盛行时代那般低下。即使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中后期，女性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仍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197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非常完整未曾盗过的商代墓葬，墓葬的主人为妇好，故称为“妇好墓”，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共计青铜器1900多件，其中青铜器480多件，礼器200多件，两者共计有1600多斤重。还有700多件玉器，7000多个海贝。
这一切足以证明妇好生前地位的显赫。而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学者们推断妇好为商王武丁的妻子，但她并非如后世帝王后妃般养在深宫。甲骨卜辞中记载妇好曾率领13000多人出征并大获全胜而归，她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将军。另外，甲骨卜辞中记载商代政治社会地位显赫的女性还有妇尚、妇衣等。这一切确凿的考古文献都证明在商代，妇女的地位远非人们心目中的那么低下，而成为男人的附庸。当时男女的区别更多在于体力上的强弱而导致的社会分工之不同，但这是就整体而言。妇好的例子证明当时女性也能和男性一们驰骋疆场，杀敌立功，这在当时应不是绝无仅有的。自周朝开始，周公制礼直到孔子时代乃到后世儒学一统天下，女性的地位才逐渐沦落。因此，人们以为“女”的造字理据是以跽跪的人形乃至女俘的形象代表女性地位的低下，是站不住脚的。
三、“女”字字形中那个跽跪的人形不表示当时女性地位低下，其实还可以从其它的甲文字形中得到旁证。 甲文“若”的初文，字形中人也为跪形，无论学者们把这个字的本义解为“顺”还是“承诺”，都没有“地位低下”之义。此外，“艺”“仰”“即”“既”“监”“承”“丞”等的甲文字形中，人形也为跽跪之形，其义均与地位低下无关。
四、那么，甲文“女”的造字理据到底何在呢?为什么要用一个跽跪的女人形来表示女性?或者说表示女性的“女”字要用一个跪着的女人形而不是其它形体呢?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随着华夏民族逐渐以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男女分工日渐明显。因为上古耕作用具的原始落后，多为石器或木器或天然的蚌壳制作，农耕种植过程从开垦荒地到播种除草、收割脱粒，既是一个长期的时间周期，更是一种异常繁重的体力活。甲文的“男”“力”字造形理据即充分证明了这—点。因此，女性逐渐从农耕种植中退出，让位于体力体格均胜出一筹的男性。女性退居家中，主要从事纺织和繁育后代的工作，这是男女分工的不同。另一方面，上古先民居家时常见的姿式即是跽跪，无论男女均一样。这是因为上古时期既无凳椅之类，而上古时期男女服饰与秦汉以后迥异之故。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乃是身前—块遮羞布，而后增为前后两块，最后变成围裙即“裳”。至殷商时期，大多普通人仍然是赤足、胫衣、短裙，下身贴身的并无今日之裤衩。时至今日，湘方言中的南县话仍把裤子称为“小衣”。自然，穿着这样的服装，无论男女，居家时最好的方式便是跽跪，这样才能把不雅之处藏起来，而“箕踞”乃是最为不雅、最不尊重他人的。
根据以上理由，我们认为甲文“女”的造字理据在于反映了上古时期男女分工的不同和女性居家时的一种状态，而非反映造字之时男尊女卑之意识和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李孝定在《甲骨文集释》中说得比较客观“象跽而两手有所操作之形。女红之事多在室内也。”在文字学研究中。古文字析形释义阐述造字理据时的这种“以今律古”的流弊，事实上是由来己久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武”时说：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对此早有学者指出：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止戈为武”这种观念是后代哲人对战争意义的一种进步思考，而绝非上古先民造字时所能意识到的。把后人的思想观念附会强加到上古先民造字的理据中，无疑是不科学的。裘锡圭也说：“止戈为武”的说法出自《左传》，历史相当古，但是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当初造‘武’字的人所能够具有的。”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其间沧海桑田，人们的观念认识也几经变易，我们对古文字造字意图和理据的说解切忌以今律古，穿凿附会，主现臆断，凭空想象。严谨朴实的研究方法才不枉包括文字学在内的传统“小学”被称之为“朴学”。
注释：
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③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喻述君，湖南城市学院）
自许慎开始，到段玉裁、郭沫若、唐兰等大家的研究无不证明的这种方法是正确可行的。但是原则归原则，在具体文字的解形释义中，人们都往往犯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即使是学风严谨、学识渊博的专家也难免偶尔有失察之处。
“女”是个非常简单的汉字，对它的甲文的形和义解释已不存在任何问题。形是—个跽跪的女性，义是代表女性。但在说解“女”字时的造字理据时，多以为：古代妇女地位低，所以“女”字象一个敛着手跪坐着的人。“女”“奴”音近，有人认为“女”字本象女奴。即认为，因为古代女性地位低下，所以造字时人们便把这种主观认识和客观现象融入了字形之中，以一个跪着的人形寓意女性地位低于男性。这种理据表面看来无懈可击，还似乎颇有道理，又符合古代女性确实地位低于男性的客观事实。但仔细察来，却发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
一、对于汉字的产生或起源的确切历史时期，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和考古材料已不可考。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学术界一般公认甲文所记载的是商代后期(约前1世纪～前11世纪)占卜资料。根据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推断，最早的文字应在商代后期以前就产生了。{尚书-多士》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但因为远古先民书写文字的材料易于腐烂，事实上早就化为泥土了。值得庆幸的是商人占卜时用的是龟甲兽骨，而且把占卜的过程和结果用当时的文字记载在这些龟甲兽骨上。因为龟甲兽骨材质的耐腐性，才能在三千年后的今天还能基本保持原貌，使今人得以见识那个时代的文字，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概貌。当然，后来又发现了早于甲骨卜辞的一些符号，如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符号或文字。但因为数量少，不成体系，只以单个的符号形式出现，而不是以记录语言似句子的形式出现，人们至今难以确认那些符号的性质。因此，在没有发现更多更完整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把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文字来讨论。
二、“女”的造字理据自然是融入了造字当时人们对女性的态度或认识。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女”字产生确切年代，我们只能述说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材料证明“女”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那么商代乃至更早的年代里，女性的地位又如何呢？是否也如儒学盛行时代里成为男性的附庸呢?
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的研究成果都表明，人类早期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由母系氏族转变向父系氏族转变的阶段。这种转变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远古时期，女性的政治、社会、政治地位远非后世儒学盛行时代那般低下。即使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中后期，女性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仍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197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非常完整未曾盗过的商代墓葬，墓葬的主人为妇好，故称为“妇好墓”，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共计青铜器1900多件，其中青铜器480多件，礼器200多件，两者共计有1600多斤重。还有700多件玉器，7000多个海贝。
这一切足以证明妇好生前地位的显赫。而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学者们推断妇好为商王武丁的妻子，但她并非如后世帝王后妃般养在深宫。甲骨卜辞中记载妇好曾率领13000多人出征并大获全胜而归，她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将军。另外，甲骨卜辞中记载商代政治社会地位显赫的女性还有妇尚、妇衣等。这一切确凿的考古文献都证明在商代，妇女的地位远非人们心目中的那么低下，而成为男人的附庸。当时男女的区别更多在于体力上的强弱而导致的社会分工之不同，但这是就整体而言。妇好的例子证明当时女性也能和男性一们驰骋疆场，杀敌立功，这在当时应不是绝无仅有的。自周朝开始，周公制礼直到孔子时代乃到后世儒学一统天下，女性的地位才逐渐沦落。因此，人们以为“女”的造字理据是以跽跪的人形乃至女俘的形象代表女性地位的低下，是站不住脚的。
三、“女”字字形中那个跽跪的人形不表示当时女性地位低下，其实还可以从其它的甲文字形中得到旁证。 甲文“若”的初文，字形中人也为跪形，无论学者们把这个字的本义解为“顺”还是“承诺”，都没有“地位低下”之义。此外，“艺”“仰”“即”“既”“监”“承”“丞”等的甲文字形中，人形也为跽跪之形，其义均与地位低下无关。
四、那么，甲文“女”的造字理据到底何在呢?为什么要用一个跽跪的女人形来表示女性?或者说表示女性的“女”字要用一个跪着的女人形而不是其它形体呢?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随着华夏民族逐渐以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男女分工日渐明显。因为上古耕作用具的原始落后，多为石器或木器或天然的蚌壳制作，农耕种植过程从开垦荒地到播种除草、收割脱粒，既是一个长期的时间周期，更是一种异常繁重的体力活。甲文的“男”“力”字造形理据即充分证明了这—点。因此，女性逐渐从农耕种植中退出，让位于体力体格均胜出一筹的男性。女性退居家中，主要从事纺织和繁育后代的工作，这是男女分工的不同。另一方面，上古先民居家时常见的姿式即是跽跪，无论男女均一样。这是因为上古时期既无凳椅之类，而上古时期男女服饰与秦汉以后迥异之故。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乃是身前—块遮羞布，而后增为前后两块，最后变成围裙即“裳”。至殷商时期，大多普通人仍然是赤足、胫衣、短裙，下身贴身的并无今日之裤衩。时至今日，湘方言中的南县话仍把裤子称为“小衣”。自然，穿着这样的服装，无论男女，居家时最好的方式便是跽跪，这样才能把不雅之处藏起来，而“箕踞”乃是最为不雅、最不尊重他人的。
根据以上理由，我们认为甲文“女”的造字理据在于反映了上古时期男女分工的不同和女性居家时的一种状态，而非反映造字之时男尊女卑之意识和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李孝定在《甲骨文集释》中说得比较客观“象跽而两手有所操作之形。女红之事多在室内也。”在文字学研究中。古文字析形释义阐述造字理据时的这种“以今律古”的流弊，事实上是由来己久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武”时说：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对此早有学者指出：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止戈为武”这种观念是后代哲人对战争意义的一种进步思考，而绝非上古先民造字时所能意识到的。把后人的思想观念附会强加到上古先民造字的理据中，无疑是不科学的。裘锡圭也说：“止戈为武”的说法出自《左传》，历史相当古，但是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当初造‘武’字的人所能够具有的。”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其间沧海桑田，人们的观念认识也几经变易，我们对古文字造字意图和理据的说解切忌以今律古，穿凿附会，主现臆断，凭空想象。严谨朴实的研究方法才不枉包括文字学在内的传统“小学”被称之为“朴学”。
注释：
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③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喻述君，湖南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