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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烙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编印过程中，斯大林主义种种表现的实例可以反映出政治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斯大林主义；政治化；意识形态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5－0168－06
出版《列宁全集》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头等任务。《列宁全集》在苏联共出版过五版，从其出版的历史来看，每一版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列宁全集》第一版的出版是为了纪念列宁诞辰50周年(1919年)，这是列宁在世时汇编列宁著作的最初尝试。《列宁全集》第二版及与之内容完全相同的第三版则是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1924年)。《列宁全集》第四版出版的决定可以说是在直接否定第二、三版的基础上作出的。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中对专门从事编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它“在好几卷《列宁全集》的附录、注释和评注中，犯了极其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责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速重新出版《列宁全集》。第四版的出版和成书年代是在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斯大林版的《列宁全集》。到了1957年1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苏共即作出了出版《列宁全集》第五版的决定，这一版直接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也带上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显著烙印。但由于第五版在文献收载、文字校勘、资料编撰等方面都比前四版有了明显的突破，目前仍是俄罗斯学者研究和引用的标准版本。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列宁全集》第四版。上引决定清楚地表明了出版第四版的目的是要纠正第二、三版中的“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所谓“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呢?这一严重提法背后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
联共(布)中央在把这顶政治帽子加于第二、三版时，特别提到了第二、三版的第13卷，该卷收载的是列宁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而涉及列宁这样一部哲学著作的附录和注释到底犯了何等严重的政治错误?先看注2。该注很长，基本上是一篇总结列宁写作该书和研究哲学(直到写作该书以后)的若干阶段的小文，属于客观介绍性质。在该注中有两个敏感之处：一处提到加米涅夫，说他于1909年2月25日在《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宣传“造神说”的错误；另一处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是讲1914年1月31日由列宁同他们共同署名写给《真理之路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对波格丹诺夫的最新哲学言论持批判态度。注释的这两处肯定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现了他们同列宁观点的一致性。再看第13卷的附录。附录中收载了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此文是由列宁本人作为附录编入《唯批》一书单行本的第二版(1920年)的。第四版未收入这篇列宁本人添作附录的文章，显然与此文的作者、于1937年遭到镇压的涅夫斯基有关。对第二、三版的批评虽然可以用这些具体的说法来解释，但实际上第二、三版的政治问题更多的涉及编者本身。让我们回到第二、三版看看其编者的变迁。在第二版开始出书时，加米涅夫为主编，同年问世的第1卷以及第二年问世的第2、3卷在扉页上所署编者也仅为加米涅夫一人。然而，从1927年起(也就是从第4卷起)的以下各卷，不再署加米涅夫的名字，而是换成布哈林、莫洛托夫、斯克沃尔佐夫一斯捷潘诺夫、萨韦利耶夫数人集体署名。1929年，布哈林陷入同加米涅夫同样的命运，也失去了参与第二、三版编辑工作的资格。从1930年起所出各卷，编者的署名中少了布哈林，补进了阿多拉茨基。到1932年第二、三版的编印工作全部完成时，1932年5月7日《真理报》发表的介绍第二、三版的文章正式宣称，第二、三版的编者是阿多拉茨基、莫洛托夫、萨韦利耶夫。到后来重印第二、三版时，又从已署加米涅夫、布哈林名字的各卷上抹去这两人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在斯大林体制形成过程中被定性为反对派而被清洗的人物。
第二、三版共30卷，编印于1925－1932年。从成书年代可以看出，这是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内斗争白热化的时期，是斯大林击败其政治对手、最终确立斯大林体制的时期。这一时代烙印鲜明地显现在第二、三版的编者头上。也就是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开始向意识形态领域进攻，把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逐渐政治化，以致对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苏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斯大林指出，当前理论思想与实际工作成就“脱节”，要求理论工作必须“赶上”和“超过”实际工作，强调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党的政策等问题上，都应该有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提法”。很快哲学界对此作出反应。在哲学界，通过对德波林学派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批判，得出了“坚决地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的政治结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以米丁学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斯大林明确确认了理论领域中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的直接关系，斯大林说，“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号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很快，这一号召波及史学领域，而对史学领域的进攻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仍是斯大林。1931年10月，斯大林发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斯大林给正常的学术研究扣上了“反党”、“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吓人的政治帽子，把学术问题进一步上升为政治问题。。如果说斯大林掌握哲学领域旨在从思想理论上控制学术界的话，那么向史学领域，特别是党史领域的进攻，对斯大林来说则有直接的用处。这也就是说，自此，历史特别是党史被蓄意篡改、歪曲、伪造而被纳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话语系统。
斯大林在各个领域中并在各种场合下强调自己忠诚马克思主义，谴责对手背离马克思主义，同时制造“两个领袖”论。他发表并一版再版《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著作。1935－1938年间，斯大 林授命并主持、修订而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可以说是斯大林思想的集大成。在学习《简明教程》时，人们突出的印象是，斯大林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合法继承者。列宁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也得以阐释，但是经过了斯大林的加工。结果，在当时及以后党史领域中只有一部标准的《简明教程》，其他著作所涉及的俄共(布)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的评价均需与其“口径”一致，不能越雷池一步。《简明教程》成了歪曲历史真相、“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充斥历史唯心主义的杰作。有学者在研究当时的意识形态时说，当时除《简明教程》外几乎再没有新的史学著作问世，有的也只是整理出版唯一可以面世的俄共代表大会记录：所谓研究，也只是加写前言、注释和人名，以及文献索引之类。殊不知，就是这样的工作也逃不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亦即斯大林化，这也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列宁全集》第四版整理出版情况的用意所在。
在一切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后，以《简明教程》的出版为契机，启动了否定旧版《列宁全集》、编印新版《列宁全集》的工作。在编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的过程中，如同编写《简明教程》一样，突出斯大林的意旨和痕迹无处不在。在编印《列宁全集》中体现斯大林主义，这虽然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随处可见的事实。
《列宁全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需要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经历了《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实践，在这些方面均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原则。如整版书籍的框架和结构、篇目收文的原则、严谨的校勘、完备的体例、丰富翔实的参考资料等，这些都要求把《列宁全集》的编印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任何唯政治化的思维和手段对于《列宁全集》的编印来说都是致命之伤，有违基本的客观原则和科学要求。
可以证实，斯大林本人直接干预过第四版的一些具体收文。比如，斯大林反对把列宁的哲学名著《哲学笔记》收入第四版，认为不必“把列宁的遗产抻得太长”。也就是说，斯大林可以决定“《列宁全集》中发表哪些著作，不发表哪些著作”。有鉴于此，第四版的编者们处处体现斯大林主义，对此，第四版的“总说明”作了很好的印证。首先“总说明”中说：“第四版最全面地实现了斯大林同志早在1923年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名义写的公开信中发出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必须仔细地收集列宁的全部著作……使它们成为党和人民的财产。”这里提到的所谓“公开信”是指1923年7月8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俄共中央筹建列宁研究院公告》。这一“公告”由作为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和作为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加米涅夫共同签署。加米涅夫是列宁研究院的筹建者以及《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主持者，斯大林当时并未参与其事，显然是以总书记的身份挂名而已。而且就如所提到的“公告”名称一样，这一“公告”是以俄共中央的集体名义发布的，如果要强调个人的作用，也应该提及加米涅夫的名字。而第四版“总说明”的提法有意回避提及在编辑列宁著作方面曾起过巨大作用的反对派人物加米涅夫，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其次在“总说明”中还明确指出：“列宁著作的分卷是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科学的党史分期的。”第四版因此从分卷次到其他方面的编辑指导思想，如注释的编写等都表现出对《简明教程》的依从。再有，“总说明”也毫不隐讳这一版着意突出斯大林的做法。它说：“收集在第四版的有与斯大林同志的活动有关的大量列宁文献……”“总说明”的这些宗旨无不体现在整个第四版的编辑当中，其主要具体做法如下：
1、整版选材回避反映现实的题材，对全书的整体比重有所影响。《列宁全集》第四版开始工作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快20年了，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领导苏俄社会主义七年多的时间，但列宁文献中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应该是新版《列宁全集》予以重点选材和收载的对象，但鉴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方面的编选工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例如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文献，阐述对外开放问题的文献，涉及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文献等等，被很有限地选人第四版，即使收载了一些，也有大量的删节。这里以比较典型的有关“租让”方面的文献为例。第四版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大加删节，仅在1920年11月－1921年3月(相当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文献中就删节了近20处。“租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是列宁提出实施的一个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俄国落后经济的办法，虽然实际上并未实行。现在看来，这一办法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是在斯大林体制下却遭到批判，在《简明教程》中认为租让原则是“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列宁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没能被认真地加以体会和利用。
2、文献取舍带有明显的主观目的性。第四版中有些篇目的取舍目的性十分明显，主要宗旨在于抬高或突出斯大林个人。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收那些会有损斯大林形象或表现列宁不同意或反对斯大林意见的文献。这里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就是不收列宁最后的几篇书信和文章，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文第二版第43卷)。这几篇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献由于直接负面评价了斯大林及表现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观点而被隐瞒多年。再有一种方法则是多收有助于抬高斯大林威望和形象的文献，即使有些文献内容并不突出。如“总说明”中提到的《任命斯大林为南俄粮务领导者》(中文第一版第27卷第392页)本为一般的国务文件，但由于它是关于斯大林的，因此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提及并收载。而这一文件作为由列宁签署的一项任命令，后经苏共马列研究院考证不能算做列宁文献，所以后来的第五版未收载，中文第二版也采纳了这一考证未收载。
3、打破常规的文献编排体例，为我所用，这主要体现在书信的处理上。从《列宁全集》第一版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整版编排框架，即著作卷和书信卷分列；同时也规定了这样的特例，即列宁的某些书信体文献，如果是为公开发表和作为党的文件而写的或者是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理论意义的，可以不看作一般书信而看成著作编入著作卷，不编入书信卷。第四版的编者一般是遵循这一体例的，但对涉及斯大林的文献却打破常例，为我所用。收进第四版的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件(包括电报之类)，一律不当作“书信”而当成“著作”编入著作卷。从这些书信的内容看，很明显，既不是为公开发表和作为党的文件而写，又不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理论意义，其升格为著作的用意很明显。 第四版中，诸如此类的列宁给斯大林的信，据粗略统计，不下20余件。
4、利用文字校勘在收录文献上做文章。文字校勘工作是针对列宁文献所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有些是对列宁手稿的辨识，有些是对不同版本的辨别，原本应是纯学术工作，但在第四版中也被编者用来为斯大林的“政治”服务。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列宁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有一句话：“有一定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提出质询……”(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77页)。第四版编者把句中“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见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440页)这十几个字给校勘掉了。而此时斯大林正任党的总书记，又是中央委员。据两个版本的出版说明看，第五版说按列宁口授并修改过的秘书的笔记刊印，而第四版说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同速记记录作过校订”。即使第四版说明同速记记录作过校订，但这并不能表明编者就是按原文照录，仍可能作有利于斯大林的校勘。
5、修改列宁文献的标题。列宁文献的标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列宁文献即有标题，这按实际情况照录即可。一种是原文献没有标题，而由编者根据文献内容添加上去。如果说对第二种情况编者加入自己的意图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第一种情况编者是不可任意更改的。但在第四版中，这种更改却恰恰发生了。如列宁1922年5月5日写的《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181－183页)，俄文第四版编者把标题改成了《给斯大林转政治局委员的信(对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315－317页)，这样一改，斯大林的名字就出现于正标题。对于没有标题的文献，编者便有了极大的发挥余地。如列宁1922年10月13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220－223页)，从信的内容来看，是写给全体中央委员的，因为刚开过中央全会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而且中央书记处也在会后把此信分送给全体中央委员，因此标题拟成这样是合理的。但第四版编者却把该文献的标题拟成《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给斯大林的信》(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337－340页)，由此看来，似乎此信是写给斯大林个人的。
6、利用参考资料的编选来贯彻编者的意图。参考资料如“总说明”和各分卷的“说明”、“注释”、“列宁生平事业年表”等，其编写的最大特点是让实实在在的史实说话。回避史实或随心所欲地添加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字，只会影响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说上述列举的几种表现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小动作”还必须受到一定的客观限制，那么，第四版对各项参考资料的编写，则由于不会受什么约束而直接地表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参考资料，尤其是“注释”，对联共(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列宁的思想和活动的介绍，完全以《简明教程》的提法为准绳，甚至在诠释一般历史名词时凡是能和斯大林联系上的都尽量联系上，哪怕生硬牵强，并且直接把《简明教程》的话和斯大林的话作为注文。如第四版在给列宁的早期文献《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作篇名题注时，引用了《简明教程》评论“合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几段话后，同时在此介绍斯大林早期的革命活动，注文道：“斯大林同志在1898年即还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求学时，曾批评过那些拥护‘合法马克思主义’并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麦撒墨达西社’多数派首脑，当时，他已熟悉列宁的著作，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这篇文章给了斯大林同志很深的印象。据一位当时接近和熟悉斯大林的同志的回忆，斯大林同志读完克·土林(列宁)的这一著作后说：‘我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他。’”(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96－497页第78注)这个注对斯大林的吹捧是很直接的，先不说以《简明教程》的标准来解释历史是否具有绝对权威，单说以斯大林在中学求学时而且并未得到证实的活动来对待“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般历史名词本身，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7、利用对涉及联共(布)内反对派的文献的处理。其实，上述所列各项在涉及反对派的文献中都有体现，在这里单独列出是因为第四版在这方面的处理十分明显或可以称之为十分露骨。所谓反对派人物大多是联共(布)党内的高层领导人，这些人都是与列宁共同战斗过、后来共事过的战友，实际上也是斯大林的战友。在列宁的文献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这些战友，不仅如此，文献数量还很巨大。列宁在世时，俄共(布)党内生活气氛民主，在高层领导人当中，经常会因为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生争论，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列宁在争论中对反对派的批评常常相当严厉，甚至毫不留情，但这并不影响列宁与这些人的共事与合作。然而在列宁逝世、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党内外一切大权之后，反对派的命运就成为命定的了。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开展大规模“肃反”、把反对派头面人物消灭殆尽之后，自然产生了如何处理反对派的尖锐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列宁大量涉及反对派的文献，一个是如何处理涉及反对派的资料。但不管是客观存在的文献，还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资料的编写，均为恣意妄为地对待反对派、拿反对派开刀提供了绝佳机会。
在列宁文献的取舍上，第四版编者尽量不收有肯定或赞扬反对派人物内容的文献，而能显示反对派人物“错误”的文献尚可收进一点。关于书信，收入第四版的列宁给反对派人物的书信，一般只能编入书信卷，而不能编入著作卷；即使有幸收入的也是因为信的内容是批评反对派的工作或理论的，这样的例子随手翻翻第四版第34、35的书信两卷就可看到。关于利用校勘方法，一般是通过校勘方法删掉个别有利于反对派的句子。如1917年3月30日《致雅·斯·加涅茨基》(中文第一版第35卷，中文第二版第47卷)中提到加米涅夫时有一句话：“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这句话在第四版“校勘”后消失了。再如对文献标题的处理。著名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两文(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原有标题，被第四版编者“处理”后，其中的“同志”一词就被处理掉了。列宁当年称与之论战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同志，斯大林则称他们为“人民的敌人”。第四版编者还不惜使用“避讳法”避免反对派人物的姓名直接出现在文献中。如1911年2月列宁在《致中央俄国委员会》一信的最后签名处有一脚注说：“下面是列宁和其他两个中央委员的签名”(中文第一版第17卷第91、555页)。而经第五版的校 勘，原文应该是“接下去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中文第二版第20卷第162页)，原来“其他两个中央委员”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又如1919年4月25日《致·尼·伊布哈林》一信(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576页)，第四版把标题改为《给(真理报)编辑部》，并删去信前的称呼语“布哈林同志”(中文第一版第35卷第382页)，不让读者知道这封信就是写给当时《真理报》的主编布哈林的。通过参考资料的直接阐述来贬低反对派人物，是第四版编者可以放手做的事。如果仔细阅读第四版所作“注释”的文字，可以发现从用语到事实都极力贬低反对派而抬高斯大林。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
由以上种种实例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指导下，第四版编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斯大林主义。因为这些编辑工作，对于那些不大了解历史，尤其是不大了解许多历史细节的普通读者来说，在学习《列宁全集》时自然会得出斯大林永远站在列宁一边并且一向正确的结论。而为什么说第四版的编者付出极大努力呢，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第四版在参考资料中缺少人名索引。人名索引是第二、三版就有的基本参考资料，而第四版独缺人名索引，也是因为编者在准备编写人名索引时可能遇到了困难，也就是如何评价反对派人物。首先为反对派人物树碑立传本身就是问题，其次如何评价这些人物也颇为棘手。因此第四版编者干脆不设人名索引，以免担负太多的政治风险。也有可能的是，第四版编者是有意回避做人物小传的，可能是在高压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只是一种妄加猜测或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但是基于斯大林时期大量学者参与制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事实，所以很难说，编者在编辑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其主动和被动的成分到底是多少。
《列宁全集》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和时代烙印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当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这种带有十分明显特征的产物也随之发生变化。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进行了事实上及某种理论上的批判，但带有赫鲁晓夫时代不彻底的特征。而从批判到清算，需要在苏联的各个领域进行。这样，对《列宁全集》第四版的清算也不能幸免。1957年1月，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到一年，苏共中央即通过了编印第五版的决定。这一决定在提到第四版时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但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对比第四版及之前的第三版的：“《列宁全集》第四版尽管收载了五百多篇第三版没有收的弗·伊·列宁的著作，但仍不是完备的全集，因为其中未收入刊载在《列宁全集》第三版、《列宁文集》和期刊上的许多作品。”如果仔细读一下就可以从中读出一点奥妙之处，并会发出疑问，即为什么在第三版之后的第四版会没有收第三版的一些文献呢。
实际上，对第四版《列宁全集》的拨乱反正首先还不是从编印第五版开始的。
首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1956－1959年期间曾专门以“勘误表”的方式对第四版各卷的注释作过政治性的订正，第1－33卷约有409处，而其中为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作的订正，也即删去斯大林著作和《简明教程》的引文的订正，约为357处，占87.3％。这期间我国正翻译俄文第四版以出中文第一版，曾根据苏联的勘误对中文第一版某些卷的注释文字进行校勘，所以，现行中文第一版第1－33卷的注释文字和原文并不完全一致。
其次，第四版有10个补卷即第36－45卷(中文第一版只翻译、出版了其中的第36－39卷)。为第四版出补卷，也是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作出决定的，工作的进行与第五版同步，而后五卷(第41－45卷)出书已是在第五版的工作即将结束和结束以后(1965－1967年)。这些补卷游离于第四版本身，实际上成为第五版工作的一个部分。表面上看，这10个补卷可以与前面的35卷共同构成一套全集，但要从内在的编辑思想看，这两个部分可以说并不协调。
然而，这些对第四版的修修补补不足以弥补其缺陷，因此编印第五版势在必行。从第五版本身看，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改进。一是第五版的文献收载量比第四版大得多。第五版取广采博收的方针，努力汇集列宁文献。当然，那些在第四版中有意不收的文献大多被第五版收载。二是第五版的文字校勘工作中利用了第一版和第二、三版，它对以前各版都有变动，但对第四版的变动最多。第四版对列宁文献所作的删改，在第五版中一般都恢复了本来面目。三是第五版的参考资料同第四版相比有了较大改进。首先是行文风格更贴近资料的写法，更加客观。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撰写不再回避重大事件和人物，这尤其体现在第五版恢复了人名索引这一项目。诚然，第五版人名索引也带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如当时许多反对派人物还尚未平反，因此所作的政治评价也有着意回避或失之公允之处，但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信息。须知，当时即使从苏联的权威性大型工具书《苏联大百科全书》(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编印的第二版或者斯大林以后编印的第三版)中也找不到有关这些反对派人物的资料。而第五版的“斯大林”条对斯大林作了直接的批判，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中文第二版未采用第五版的注文，“斯大林”条仅作简历介绍。
第五版对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有一定的克服，但仍然带有其时代的烙印。在第五版编印所处的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只及于政治方面，还未达到意识形态的许多具体问题。苏共历史(包括列宁阶段)中被斯大林主义所歪曲的许多地方尚未纠正，由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禁区尚未打破，空白尚未填补。而最为严重的是，第五版一些分卷前言中用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关于现实政治的观点诠释列宁当年的思想，使列宁的思想蒙上一层“现代”色彩，实际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也背离了列宁的思想本身。因此，第五版在克服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时自己也落入了政治化的陷阱。
[责任编辑：文 义]
[关键词]《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斯大林主义；政治化；意识形态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5－0168－06
出版《列宁全集》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头等任务。《列宁全集》在苏联共出版过五版，从其出版的历史来看，每一版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列宁全集》第一版的出版是为了纪念列宁诞辰50周年(1919年)，这是列宁在世时汇编列宁著作的最初尝试。《列宁全集》第二版及与之内容完全相同的第三版则是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1924年)。《列宁全集》第四版出版的决定可以说是在直接否定第二、三版的基础上作出的。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中对专门从事编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它“在好几卷《列宁全集》的附录、注释和评注中，犯了极其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责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速重新出版《列宁全集》。第四版的出版和成书年代是在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斯大林版的《列宁全集》。到了1957年1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苏共即作出了出版《列宁全集》第五版的决定，这一版直接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也带上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显著烙印。但由于第五版在文献收载、文字校勘、资料编撰等方面都比前四版有了明显的突破，目前仍是俄罗斯学者研究和引用的标准版本。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列宁全集》第四版。上引决定清楚地表明了出版第四版的目的是要纠正第二、三版中的“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所谓“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呢?这一严重提法背后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
联共(布)中央在把这顶政治帽子加于第二、三版时，特别提到了第二、三版的第13卷，该卷收载的是列宁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而涉及列宁这样一部哲学著作的附录和注释到底犯了何等严重的政治错误?先看注2。该注很长，基本上是一篇总结列宁写作该书和研究哲学(直到写作该书以后)的若干阶段的小文，属于客观介绍性质。在该注中有两个敏感之处：一处提到加米涅夫，说他于1909年2月25日在《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宣传“造神说”的错误；另一处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是讲1914年1月31日由列宁同他们共同署名写给《真理之路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对波格丹诺夫的最新哲学言论持批判态度。注释的这两处肯定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现了他们同列宁观点的一致性。再看第13卷的附录。附录中收载了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此文是由列宁本人作为附录编入《唯批》一书单行本的第二版(1920年)的。第四版未收入这篇列宁本人添作附录的文章，显然与此文的作者、于1937年遭到镇压的涅夫斯基有关。对第二、三版的批评虽然可以用这些具体的说法来解释，但实际上第二、三版的政治问题更多的涉及编者本身。让我们回到第二、三版看看其编者的变迁。在第二版开始出书时，加米涅夫为主编，同年问世的第1卷以及第二年问世的第2、3卷在扉页上所署编者也仅为加米涅夫一人。然而，从1927年起(也就是从第4卷起)的以下各卷，不再署加米涅夫的名字，而是换成布哈林、莫洛托夫、斯克沃尔佐夫一斯捷潘诺夫、萨韦利耶夫数人集体署名。1929年，布哈林陷入同加米涅夫同样的命运，也失去了参与第二、三版编辑工作的资格。从1930年起所出各卷，编者的署名中少了布哈林，补进了阿多拉茨基。到1932年第二、三版的编印工作全部完成时，1932年5月7日《真理报》发表的介绍第二、三版的文章正式宣称，第二、三版的编者是阿多拉茨基、莫洛托夫、萨韦利耶夫。到后来重印第二、三版时，又从已署加米涅夫、布哈林名字的各卷上抹去这两人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在斯大林体制形成过程中被定性为反对派而被清洗的人物。
第二、三版共30卷，编印于1925－1932年。从成书年代可以看出，这是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内斗争白热化的时期，是斯大林击败其政治对手、最终确立斯大林体制的时期。这一时代烙印鲜明地显现在第二、三版的编者头上。也就是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开始向意识形态领域进攻，把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逐渐政治化，以致对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苏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斯大林指出，当前理论思想与实际工作成就“脱节”，要求理论工作必须“赶上”和“超过”实际工作，强调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党的政策等问题上，都应该有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提法”。很快哲学界对此作出反应。在哲学界，通过对德波林学派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批判，得出了“坚决地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的政治结论。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以米丁学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斯大林明确确认了理论领域中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的直接关系，斯大林说，“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号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很快，这一号召波及史学领域，而对史学领域的进攻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仍是斯大林。1931年10月，斯大林发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斯大林给正常的学术研究扣上了“反党”、“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吓人的政治帽子，把学术问题进一步上升为政治问题。。如果说斯大林掌握哲学领域旨在从思想理论上控制学术界的话，那么向史学领域，特别是党史领域的进攻，对斯大林来说则有直接的用处。这也就是说，自此，历史特别是党史被蓄意篡改、歪曲、伪造而被纳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话语系统。
斯大林在各个领域中并在各种场合下强调自己忠诚马克思主义，谴责对手背离马克思主义，同时制造“两个领袖”论。他发表并一版再版《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著作。1935－1938年间，斯大 林授命并主持、修订而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可以说是斯大林思想的集大成。在学习《简明教程》时，人们突出的印象是，斯大林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合法继承者。列宁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也得以阐释，但是经过了斯大林的加工。结果，在当时及以后党史领域中只有一部标准的《简明教程》，其他著作所涉及的俄共(布)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的评价均需与其“口径”一致，不能越雷池一步。《简明教程》成了歪曲历史真相、“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充斥历史唯心主义的杰作。有学者在研究当时的意识形态时说，当时除《简明教程》外几乎再没有新的史学著作问世，有的也只是整理出版唯一可以面世的俄共代表大会记录：所谓研究，也只是加写前言、注释和人名，以及文献索引之类。殊不知，就是这样的工作也逃不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亦即斯大林化，这也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列宁全集》第四版整理出版情况的用意所在。
在一切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后，以《简明教程》的出版为契机，启动了否定旧版《列宁全集》、编印新版《列宁全集》的工作。在编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的过程中，如同编写《简明教程》一样，突出斯大林的意旨和痕迹无处不在。在编印《列宁全集》中体现斯大林主义，这虽然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随处可见的事实。
《列宁全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需要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经历了《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实践，在这些方面均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原则。如整版书籍的框架和结构、篇目收文的原则、严谨的校勘、完备的体例、丰富翔实的参考资料等，这些都要求把《列宁全集》的编印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任何唯政治化的思维和手段对于《列宁全集》的编印来说都是致命之伤，有违基本的客观原则和科学要求。
可以证实，斯大林本人直接干预过第四版的一些具体收文。比如，斯大林反对把列宁的哲学名著《哲学笔记》收入第四版，认为不必“把列宁的遗产抻得太长”。也就是说，斯大林可以决定“《列宁全集》中发表哪些著作，不发表哪些著作”。有鉴于此，第四版的编者们处处体现斯大林主义，对此，第四版的“总说明”作了很好的印证。首先“总说明”中说：“第四版最全面地实现了斯大林同志早在1923年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名义写的公开信中发出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必须仔细地收集列宁的全部著作……使它们成为党和人民的财产。”这里提到的所谓“公开信”是指1923年7月8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俄共中央筹建列宁研究院公告》。这一“公告”由作为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和作为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加米涅夫共同签署。加米涅夫是列宁研究院的筹建者以及《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主持者，斯大林当时并未参与其事，显然是以总书记的身份挂名而已。而且就如所提到的“公告”名称一样，这一“公告”是以俄共中央的集体名义发布的，如果要强调个人的作用，也应该提及加米涅夫的名字。而第四版“总说明”的提法有意回避提及在编辑列宁著作方面曾起过巨大作用的反对派人物加米涅夫，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其次在“总说明”中还明确指出：“列宁著作的分卷是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科学的党史分期的。”第四版因此从分卷次到其他方面的编辑指导思想，如注释的编写等都表现出对《简明教程》的依从。再有，“总说明”也毫不隐讳这一版着意突出斯大林的做法。它说：“收集在第四版的有与斯大林同志的活动有关的大量列宁文献……”“总说明”的这些宗旨无不体现在整个第四版的编辑当中，其主要具体做法如下：
1、整版选材回避反映现实的题材，对全书的整体比重有所影响。《列宁全集》第四版开始工作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快20年了，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领导苏俄社会主义七年多的时间，但列宁文献中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应该是新版《列宁全集》予以重点选材和收载的对象，但鉴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方面的编选工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例如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文献，阐述对外开放问题的文献，涉及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文献等等，被很有限地选人第四版，即使收载了一些，也有大量的删节。这里以比较典型的有关“租让”方面的文献为例。第四版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大加删节，仅在1920年11月－1921年3月(相当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文献中就删节了近20处。“租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是列宁提出实施的一个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俄国落后经济的办法，虽然实际上并未实行。现在看来，这一办法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是在斯大林体制下却遭到批判，在《简明教程》中认为租让原则是“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列宁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没能被认真地加以体会和利用。
2、文献取舍带有明显的主观目的性。第四版中有些篇目的取舍目的性十分明显，主要宗旨在于抬高或突出斯大林个人。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收那些会有损斯大林形象或表现列宁不同意或反对斯大林意见的文献。这里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就是不收列宁最后的几篇书信和文章，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文第二版第43卷)。这几篇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献由于直接负面评价了斯大林及表现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观点而被隐瞒多年。再有一种方法则是多收有助于抬高斯大林威望和形象的文献，即使有些文献内容并不突出。如“总说明”中提到的《任命斯大林为南俄粮务领导者》(中文第一版第27卷第392页)本为一般的国务文件，但由于它是关于斯大林的，因此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提及并收载。而这一文件作为由列宁签署的一项任命令，后经苏共马列研究院考证不能算做列宁文献，所以后来的第五版未收载，中文第二版也采纳了这一考证未收载。
3、打破常规的文献编排体例，为我所用，这主要体现在书信的处理上。从《列宁全集》第一版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整版编排框架，即著作卷和书信卷分列；同时也规定了这样的特例，即列宁的某些书信体文献，如果是为公开发表和作为党的文件而写的或者是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理论意义的，可以不看作一般书信而看成著作编入著作卷，不编入书信卷。第四版的编者一般是遵循这一体例的，但对涉及斯大林的文献却打破常例，为我所用。收进第四版的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件(包括电报之类)，一律不当作“书信”而当成“著作”编入著作卷。从这些书信的内容看，很明显，既不是为公开发表和作为党的文件而写，又不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理论意义，其升格为著作的用意很明显。 第四版中，诸如此类的列宁给斯大林的信，据粗略统计，不下20余件。
4、利用文字校勘在收录文献上做文章。文字校勘工作是针对列宁文献所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有些是对列宁手稿的辨识，有些是对不同版本的辨别，原本应是纯学术工作，但在第四版中也被编者用来为斯大林的“政治”服务。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列宁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有一句话：“有一定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提出质询……”(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77页)。第四版编者把句中“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见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440页)这十几个字给校勘掉了。而此时斯大林正任党的总书记，又是中央委员。据两个版本的出版说明看，第五版说按列宁口授并修改过的秘书的笔记刊印，而第四版说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同速记记录作过校订”。即使第四版说明同速记记录作过校订，但这并不能表明编者就是按原文照录，仍可能作有利于斯大林的校勘。
5、修改列宁文献的标题。列宁文献的标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列宁文献即有标题，这按实际情况照录即可。一种是原文献没有标题，而由编者根据文献内容添加上去。如果说对第二种情况编者加入自己的意图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第一种情况编者是不可任意更改的。但在第四版中，这种更改却恰恰发生了。如列宁1922年5月5日写的《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181－183页)，俄文第四版编者把标题改成了《给斯大林转政治局委员的信(对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315－317页)，这样一改，斯大林的名字就出现于正标题。对于没有标题的文献，编者便有了极大的发挥余地。如列宁1922年10月13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220－223页)，从信的内容来看，是写给全体中央委员的，因为刚开过中央全会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而且中央书记处也在会后把此信分送给全体中央委员，因此标题拟成这样是合理的。但第四版编者却把该文献的标题拟成《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给斯大林的信》(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337－340页)，由此看来，似乎此信是写给斯大林个人的。
6、利用参考资料的编选来贯彻编者的意图。参考资料如“总说明”和各分卷的“说明”、“注释”、“列宁生平事业年表”等，其编写的最大特点是让实实在在的史实说话。回避史实或随心所欲地添加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字，只会影响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说上述列举的几种表现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小动作”还必须受到一定的客观限制，那么，第四版对各项参考资料的编写，则由于不会受什么约束而直接地表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参考资料，尤其是“注释”，对联共(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列宁的思想和活动的介绍，完全以《简明教程》的提法为准绳，甚至在诠释一般历史名词时凡是能和斯大林联系上的都尽量联系上，哪怕生硬牵强，并且直接把《简明教程》的话和斯大林的话作为注文。如第四版在给列宁的早期文献《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作篇名题注时，引用了《简明教程》评论“合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几段话后，同时在此介绍斯大林早期的革命活动，注文道：“斯大林同志在1898年即还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求学时，曾批评过那些拥护‘合法马克思主义’并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麦撒墨达西社’多数派首脑，当时，他已熟悉列宁的著作，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这篇文章给了斯大林同志很深的印象。据一位当时接近和熟悉斯大林的同志的回忆，斯大林同志读完克·土林(列宁)的这一著作后说：‘我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他。’”(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96－497页第78注)这个注对斯大林的吹捧是很直接的，先不说以《简明教程》的标准来解释历史是否具有绝对权威，单说以斯大林在中学求学时而且并未得到证实的活动来对待“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般历史名词本身，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7、利用对涉及联共(布)内反对派的文献的处理。其实，上述所列各项在涉及反对派的文献中都有体现，在这里单独列出是因为第四版在这方面的处理十分明显或可以称之为十分露骨。所谓反对派人物大多是联共(布)党内的高层领导人，这些人都是与列宁共同战斗过、后来共事过的战友，实际上也是斯大林的战友。在列宁的文献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这些战友，不仅如此，文献数量还很巨大。列宁在世时，俄共(布)党内生活气氛民主，在高层领导人当中，经常会因为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生争论，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列宁在争论中对反对派的批评常常相当严厉，甚至毫不留情，但这并不影响列宁与这些人的共事与合作。然而在列宁逝世、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党内外一切大权之后，反对派的命运就成为命定的了。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开展大规模“肃反”、把反对派头面人物消灭殆尽之后，自然产生了如何处理反对派的尖锐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列宁大量涉及反对派的文献，一个是如何处理涉及反对派的资料。但不管是客观存在的文献，还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资料的编写，均为恣意妄为地对待反对派、拿反对派开刀提供了绝佳机会。
在列宁文献的取舍上，第四版编者尽量不收有肯定或赞扬反对派人物内容的文献，而能显示反对派人物“错误”的文献尚可收进一点。关于书信，收入第四版的列宁给反对派人物的书信，一般只能编入书信卷，而不能编入著作卷；即使有幸收入的也是因为信的内容是批评反对派的工作或理论的，这样的例子随手翻翻第四版第34、35的书信两卷就可看到。关于利用校勘方法，一般是通过校勘方法删掉个别有利于反对派的句子。如1917年3月30日《致雅·斯·加涅茨基》(中文第一版第35卷，中文第二版第47卷)中提到加米涅夫时有一句话：“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这句话在第四版“校勘”后消失了。再如对文献标题的处理。著名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两文(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原有标题，被第四版编者“处理”后，其中的“同志”一词就被处理掉了。列宁当年称与之论战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同志，斯大林则称他们为“人民的敌人”。第四版编者还不惜使用“避讳法”避免反对派人物的姓名直接出现在文献中。如1911年2月列宁在《致中央俄国委员会》一信的最后签名处有一脚注说：“下面是列宁和其他两个中央委员的签名”(中文第一版第17卷第91、555页)。而经第五版的校 勘，原文应该是“接下去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中文第二版第20卷第162页)，原来“其他两个中央委员”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又如1919年4月25日《致·尼·伊布哈林》一信(中文第二版第48卷第576页)，第四版把标题改为《给(真理报)编辑部》，并删去信前的称呼语“布哈林同志”(中文第一版第35卷第382页)，不让读者知道这封信就是写给当时《真理报》的主编布哈林的。通过参考资料的直接阐述来贬低反对派人物，是第四版编者可以放手做的事。如果仔细阅读第四版所作“注释”的文字，可以发现从用语到事实都极力贬低反对派而抬高斯大林。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
由以上种种实例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指导下，第四版编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斯大林主义。因为这些编辑工作，对于那些不大了解历史，尤其是不大了解许多历史细节的普通读者来说，在学习《列宁全集》时自然会得出斯大林永远站在列宁一边并且一向正确的结论。而为什么说第四版的编者付出极大努力呢，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第四版在参考资料中缺少人名索引。人名索引是第二、三版就有的基本参考资料，而第四版独缺人名索引，也是因为编者在准备编写人名索引时可能遇到了困难，也就是如何评价反对派人物。首先为反对派人物树碑立传本身就是问题，其次如何评价这些人物也颇为棘手。因此第四版编者干脆不设人名索引，以免担负太多的政治风险。也有可能的是，第四版编者是有意回避做人物小传的，可能是在高压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只是一种妄加猜测或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但是基于斯大林时期大量学者参与制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事实，所以很难说，编者在编辑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其主动和被动的成分到底是多少。
《列宁全集》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和时代烙印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当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这种带有十分明显特征的产物也随之发生变化。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进行了事实上及某种理论上的批判，但带有赫鲁晓夫时代不彻底的特征。而从批判到清算，需要在苏联的各个领域进行。这样，对《列宁全集》第四版的清算也不能幸免。1957年1月，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到一年，苏共中央即通过了编印第五版的决定。这一决定在提到第四版时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但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对比第四版及之前的第三版的：“《列宁全集》第四版尽管收载了五百多篇第三版没有收的弗·伊·列宁的著作，但仍不是完备的全集，因为其中未收入刊载在《列宁全集》第三版、《列宁文集》和期刊上的许多作品。”如果仔细读一下就可以从中读出一点奥妙之处，并会发出疑问，即为什么在第三版之后的第四版会没有收第三版的一些文献呢。
实际上，对第四版《列宁全集》的拨乱反正首先还不是从编印第五版开始的。
首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1956－1959年期间曾专门以“勘误表”的方式对第四版各卷的注释作过政治性的订正，第1－33卷约有409处，而其中为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作的订正，也即删去斯大林著作和《简明教程》的引文的订正，约为357处，占87.3％。这期间我国正翻译俄文第四版以出中文第一版，曾根据苏联的勘误对中文第一版某些卷的注释文字进行校勘，所以，现行中文第一版第1－33卷的注释文字和原文并不完全一致。
其次，第四版有10个补卷即第36－45卷(中文第一版只翻译、出版了其中的第36－39卷)。为第四版出补卷，也是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作出决定的，工作的进行与第五版同步，而后五卷(第41－45卷)出书已是在第五版的工作即将结束和结束以后(1965－1967年)。这些补卷游离于第四版本身，实际上成为第五版工作的一个部分。表面上看，这10个补卷可以与前面的35卷共同构成一套全集，但要从内在的编辑思想看，这两个部分可以说并不协调。
然而，这些对第四版的修修补补不足以弥补其缺陷，因此编印第五版势在必行。从第五版本身看，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改进。一是第五版的文献收载量比第四版大得多。第五版取广采博收的方针，努力汇集列宁文献。当然，那些在第四版中有意不收的文献大多被第五版收载。二是第五版的文字校勘工作中利用了第一版和第二、三版，它对以前各版都有变动，但对第四版的变动最多。第四版对列宁文献所作的删改，在第五版中一般都恢复了本来面目。三是第五版的参考资料同第四版相比有了较大改进。首先是行文风格更贴近资料的写法，更加客观。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撰写不再回避重大事件和人物，这尤其体现在第五版恢复了人名索引这一项目。诚然，第五版人名索引也带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如当时许多反对派人物还尚未平反，因此所作的政治评价也有着意回避或失之公允之处，但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信息。须知，当时即使从苏联的权威性大型工具书《苏联大百科全书》(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编印的第二版或者斯大林以后编印的第三版)中也找不到有关这些反对派人物的资料。而第五版的“斯大林”条对斯大林作了直接的批判，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中文第二版未采用第五版的注文，“斯大林”条仅作简历介绍。
第五版对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有一定的克服，但仍然带有其时代的烙印。在第五版编印所处的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只及于政治方面，还未达到意识形态的许多具体问题。苏共历史(包括列宁阶段)中被斯大林主义所歪曲的许多地方尚未纠正，由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禁区尚未打破，空白尚未填补。而最为严重的是，第五版一些分卷前言中用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关于现实政治的观点诠释列宁当年的思想，使列宁的思想蒙上一层“现代”色彩，实际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也背离了列宁的思想本身。因此，第五版在克服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时自己也落入了政治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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