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整理者按:1981年11月至12月,曾任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同志,分6次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从建立到消失的过程,其中涉及到我党和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这个回忆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忆录的标题和文中的小标题都是我加的,特此说明。
一、学习无线电
1930年,我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后进入苏区,牺牲)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苏区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派翁瑛(后进入苏区,叛变)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每分钟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15瓦功率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1937年在西路军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苏区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苏区来的,姓王(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有一天,陈寿昌突然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瑛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瑛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接替陈寿昌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得太久了,我们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发现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她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得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乐少华还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后叛变)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二、进入苏区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虽然同岁,但我显得大一点,于是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我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我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并告诉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我们。再有,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
1931年11月我们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组织上为我们指定的旅店内。那时,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果然,当晚有人按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接了头,并已为我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我们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同我们接头。
我们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我们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但那时每晚都要查店,于是我们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为徐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与我们接头的同志要我们第二天去一个天主教堂医院拿药,那里有交通在等我们。
第二天,我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我们当即改装,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他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走了将近大半天,他又告诉我们:“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们喊我们“老共”,可是并不管我们。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我这个一直在城里长大,过惯城市生活的学生,几乎无法走这样的乡村小路,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我们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我才慢慢地摸进村里。到了老乡家,这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任炳煌,还有一个姓戴,一个已忘记了姓名。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交通员告诉我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有酒有肉,成仿吾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为我们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虽然是稻草,身上盖的虽然是草帘,但心里踏实,睡得很香。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我们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这里距离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100里路,当天行军50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
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我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我留下,他们五人先走。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他们出发以后,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对我那两条不听用的腿进行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我决定继续赶路。在天色将黑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新县)。
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问明我的身份后,就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见到了先到的五个同志,他们让我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我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后带我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在军委机关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彼此交谈进入苏区的见闻,越谈越兴奋。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句话,新人新事是那样的吸引我们,看来我们都开始热爱上这块土地了。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地下党工作呢?同志间虽然也很亲切,但由于环境的限制,接触的圈子狭小,视野不可能开阔,更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总觉得有点距离。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苏区的这段生活是永远令我怀念的,我从来没有过得那么快活、那么兴奋、那么舒畅。
从到达苏区的第二天起,清晨听到号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机关、部队、民兵,全都涌入“红场”,进行操练。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人热情奔放,个个心胸开朗,这里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各种私心杂念一扫而光。我深深地感到,这才是万众一心,这样的队伍是不会被打垮的。更可贵的是苏区的所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到“红场”,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的间隙,广泛地和群众、干部接触,谈话、散步,晚集会也是如此。节假日也要在“红场”搞各种活动,大家在一起演戏、唱歌、赛球、开运动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毫无拘束,同享欢乐。当时我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青年,在这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怎么能不激动呢?真是什么事都想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每天的情绪都在亢奋之中。
三、器材奇缺,无法建立电台
我到苏区是为筹备建立电台的。可是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电台暂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比我们先期到达苏区的蔡威、王子纲他们首先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才,我和徐以新来后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这个训练班不仅搞无线电,也搞有线电,电话也归我们管。那时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现在还在的有游正刚、冯吉禄、徐明德、刘息生、陶万荣等同志,耿协祥同志也是此时来学机务并兼学报务的。担任教师的除蔡威、王子纲外,还有钱钧、戴国栋、马文波等(钱、戴二人1932年过平汉铁路时离开部队,不知下落)。
在未建立电台前,组织上要我临时在军委参谋部工作,主管谍报和机要方面的事。而电台方面的工作,只好一方面训练人才,一方面积极收集电讯器材进行筹备。在1931年活捉岳维峻(冯玉祥部的一个军长,被俘后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也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东西,如棉花、布匹等,我们撤离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下令杀掉了)那次战役中,曾缴获到不少电讯器材,同时让军委的特务队通过红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汉为我们再购买一些。那时,如电池、变压器、电子管等重要器材,还是可以买到的。
电台虽然建立不起来,但我们还是在军委机关找了一间房子,组装了收音机,架起天线,装好各种设备,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开始只收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苏区消息闭塞,在当时那也是新鲜的,经过我们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苏区的红军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样的仗,再作为我们的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来。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台发报机,但试叫几次,均未叫通。直至1931年底,我们占领了黄安县城,活捉了敌师长赵冠英,才缴获了一部不完整的电台,还是缺东少西,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四、“天”赐良机
未到苏区之前,我不认识张国焘。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到军委的小餐厅吃饭,见一个人正站在桌旁闷头吃饭,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好问他。我觉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开朗。这时一个警卫员进来和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他是江西萍乡口音(我也是萍乡人),就估计他可能是张国焘,可我不好问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我问他是否是萍乡人,他说是,我说我也是;他说他是北路人,我说我是南路人。他马上说:“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户。”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北乡张姓也是个望族。”张问我:“从上海来?来了几个人?同谁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张又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在浙江杭州。”张说:“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子。”当张知道我们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时候,他表示对使用无线电通讯不放心,怕敌人偷听去。我们予以解释后,他又急于建立电台,催我们赶快搞起来。我们告诉他现在器材不全,他就亲自把保卫局长周纯全找来,当面交代他要想方设法到外地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中央分局没有人管我们,军委参谋部也不管我们,我们由张国焘直接领导,他指定周纯全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东西都由周负责。周还管我们的吃用,他把缴获的最好的手表也给了我们。当时正进行“肃反”(周也是管“肃反”的),由于“肃反”扩大化,常常是上午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下午就不见了。那时有三大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我、王子纲和蔡威由于刚到苏区,身上还有几个钱,遇到伙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新集的小饭铺炒两个菜吃吃。有一天,周纯全对我说:“小宋,你们要注意,想吃东西不要到馆子里去吃,可以买回家来吃。现在苏区有一个吃喝委员会,以吃吃喝喝为掩护,收集苏区的情报,如果有人说你们是吃喝委员会的,就不好办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小饭铺去吃饭了。不过,这说明周纯全和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信任我们的。
攻克黄安以后,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东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电源,有发电机没有汽油,电池也难以买到。发报机中的线圈和电容器也缺,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特别是汽油,很难搞到。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1930年初,国民党军的一架德式教练机因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被我军俘获。1931年夏,这架飞机修复后转移到新集,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驾驶员龙文光(后改名龙赤光)被俘。有了这架飞机,军委成立了航空局,龙文光经教育释放后当了局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钱钧(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并派一个班的同志日夜守护。战斗中缴获的汽油都要送到机场,因此飞机场存有不少汽油。
一天下午,“红场”正在开运动会,我是总指挥。突然,军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来找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刻去飞机场。原来他得到情报,龙文光要驾机逃跑。给我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汽油从机场运走。蔡表示同意,并说:电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顺。他还指示我把飞机上的汽油也放光运走,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见机行事吧。
吃过晚饭,我带了几个战士,连夜行军50里,到达机场后,找到龙文光,我说:电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借,他说可以。我又说:这里只有十几桶,不够用。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连飞机上的汽油也要借给我们。这时,他脸色十分难看,半天才说:你们拿吧。我说:你们帮我们把汽油放出来,他说你们自己倒吧。我一听,这不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的确不知道飞机上的油箱在哪里。好在我懂得一点机械,大胆地爬上飞机,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飞机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来,这次不仅解决了汽油,连机油、润滑油都解决了。我们找了百多个民工,挑的挑,担的担,把所有的油都运了回来。
五、终于有了电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电子管和电池,特别是发报机上的5瓦大型电子管,特工在武汉也买不到,因此,电台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来。
1932年2月间,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 又见到了徐向前。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是在1931年11月下旬,他在黄安战役负伤后,在新集养伤,在军委我见到了他,但没有交谈。我早已耳闻他是一位有名的红军将领,见面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派儒将的风度。这次在潢川前线指挥部,徐向前亲切地接见了我。指挥部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政委陈昌浩、参谋主任舒玉璋,他们都睡在地铺上。他们三人同我谈了很久,徐向前言辞不长,态度亲切,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舒玉璋对有关电台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陈昌浩在一旁也不时插上几句话。徐向前叫舒玉璋把电台交给我带回,并简要地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带我到阵地上进行了参观,行前又赠送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另一匹我一直骑到长征路上。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我们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三四月间,我们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王子纲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又快又明。好的报务员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话,从手法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谁打来的。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们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他们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诤(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的,译电工作就一直落在我的身上。一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向我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续收到用电报发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祖国各地,相距千里,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
战役结束后,我和钱钧及兵工厂厂长(姓丁)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我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领导还交给我两个被俘人员,让我带回,一个是马文波(总参三部原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是机务员。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陶方荣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那时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那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600多人。
六、过平汉路进行外线作战
1932年9月初,部队从皖西北回到黄麻地区。这时,蒋介石集中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新集的大沙河发大水,国民党的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集,主力部队在七里坪及冯寿二打了一仗,这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五个主力师,武器好,火力强、装备完整优良,并配有十几个团的杂牌军。这场战斗虽然我们也消灭了敌军几千人,缴获机步枪五千余支,特别是缴获了蒋军主力部队很多的自动步枪,装配到我军每连两支,火力得到了加强。可我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仅师团级干部就死伤不少。十一师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甘济时光荣牺牲了(后为李先念接任),全师指战员都为之流泪。十一师师长刘英,头骨被打碎,脑浆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师师长陈赓、副师长何畏均身负重伤,他们都是被担架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副总指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申熙同志是黄埔二期的学生,是我党一个非常有才干的领导人,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他。
干部死伤,兵员也大大减少,士气受到了影响。情况紧急,鄂豫皖的领导包括张国焘在内,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胆怯、害怕。对此,张国焘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报告,其中提到,我地处北为陇海路,东是津浦线,南临长江天险,西靠平汉路,红军回旋余地不大。不久,中央回电,这是一封关键性的电报,内容是:望你们避开内线作战,即不在敌人包围圈里防御打仗,无论如何要摆脱在内线作战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跳到外线去与敌人兜圈子,寻找敌军弱点,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召开了黄柴畈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从哪个方向跳到外线呢?向皖西北方向发展,经蚌埠到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兵盘踞,当然不行;北越陇海路则是一马平川,也不好办;南渡长江,困难更多。研究的结果,认为平汉路的敌军兵力较弱,决定跳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我们及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个作战方针。(待续)
(责任编辑 汪文庆)
一、学习无线电
1930年,我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后进入苏区,牺牲)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苏区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派翁瑛(后进入苏区,叛变)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每分钟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15瓦功率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1937年在西路军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苏区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苏区来的,姓王(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有一天,陈寿昌突然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瑛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瑛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接替陈寿昌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得太久了,我们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发现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她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得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乐少华还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后叛变)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二、进入苏区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虽然同岁,但我显得大一点,于是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我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我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并告诉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我们。再有,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
1931年11月我们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组织上为我们指定的旅店内。那时,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果然,当晚有人按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接了头,并已为我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我们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同我们接头。
我们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我们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但那时每晚都要查店,于是我们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为徐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与我们接头的同志要我们第二天去一个天主教堂医院拿药,那里有交通在等我们。
第二天,我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我们当即改装,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他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走了将近大半天,他又告诉我们:“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们喊我们“老共”,可是并不管我们。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我这个一直在城里长大,过惯城市生活的学生,几乎无法走这样的乡村小路,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我们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我才慢慢地摸进村里。到了老乡家,这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任炳煌,还有一个姓戴,一个已忘记了姓名。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交通员告诉我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有酒有肉,成仿吾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为我们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虽然是稻草,身上盖的虽然是草帘,但心里踏实,睡得很香。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我们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这里距离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100里路,当天行军50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
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我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我留下,他们五人先走。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他们出发以后,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对我那两条不听用的腿进行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我决定继续赶路。在天色将黑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新县)。
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问明我的身份后,就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见到了先到的五个同志,他们让我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我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后带我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在军委机关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彼此交谈进入苏区的见闻,越谈越兴奋。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句话,新人新事是那样的吸引我们,看来我们都开始热爱上这块土地了。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地下党工作呢?同志间虽然也很亲切,但由于环境的限制,接触的圈子狭小,视野不可能开阔,更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总觉得有点距离。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苏区的这段生活是永远令我怀念的,我从来没有过得那么快活、那么兴奋、那么舒畅。
从到达苏区的第二天起,清晨听到号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机关、部队、民兵,全都涌入“红场”,进行操练。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人热情奔放,个个心胸开朗,这里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各种私心杂念一扫而光。我深深地感到,这才是万众一心,这样的队伍是不会被打垮的。更可贵的是苏区的所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到“红场”,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的间隙,广泛地和群众、干部接触,谈话、散步,晚集会也是如此。节假日也要在“红场”搞各种活动,大家在一起演戏、唱歌、赛球、开运动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毫无拘束,同享欢乐。当时我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青年,在这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怎么能不激动呢?真是什么事都想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每天的情绪都在亢奋之中。
三、器材奇缺,无法建立电台
我到苏区是为筹备建立电台的。可是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电台暂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比我们先期到达苏区的蔡威、王子纲他们首先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才,我和徐以新来后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这个训练班不仅搞无线电,也搞有线电,电话也归我们管。那时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现在还在的有游正刚、冯吉禄、徐明德、刘息生、陶万荣等同志,耿协祥同志也是此时来学机务并兼学报务的。担任教师的除蔡威、王子纲外,还有钱钧、戴国栋、马文波等(钱、戴二人1932年过平汉铁路时离开部队,不知下落)。
在未建立电台前,组织上要我临时在军委参谋部工作,主管谍报和机要方面的事。而电台方面的工作,只好一方面训练人才,一方面积极收集电讯器材进行筹备。在1931年活捉岳维峻(冯玉祥部的一个军长,被俘后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也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东西,如棉花、布匹等,我们撤离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下令杀掉了)那次战役中,曾缴获到不少电讯器材,同时让军委的特务队通过红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汉为我们再购买一些。那时,如电池、变压器、电子管等重要器材,还是可以买到的。
电台虽然建立不起来,但我们还是在军委机关找了一间房子,组装了收音机,架起天线,装好各种设备,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开始只收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苏区消息闭塞,在当时那也是新鲜的,经过我们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苏区的红军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样的仗,再作为我们的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来。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台发报机,但试叫几次,均未叫通。直至1931年底,我们占领了黄安县城,活捉了敌师长赵冠英,才缴获了一部不完整的电台,还是缺东少西,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四、“天”赐良机
未到苏区之前,我不认识张国焘。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到军委的小餐厅吃饭,见一个人正站在桌旁闷头吃饭,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好问他。我觉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开朗。这时一个警卫员进来和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他是江西萍乡口音(我也是萍乡人),就估计他可能是张国焘,可我不好问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我问他是否是萍乡人,他说是,我说我也是;他说他是北路人,我说我是南路人。他马上说:“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户。”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北乡张姓也是个望族。”张问我:“从上海来?来了几个人?同谁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张又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在浙江杭州。”张说:“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子。”当张知道我们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时候,他表示对使用无线电通讯不放心,怕敌人偷听去。我们予以解释后,他又急于建立电台,催我们赶快搞起来。我们告诉他现在器材不全,他就亲自把保卫局长周纯全找来,当面交代他要想方设法到外地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中央分局没有人管我们,军委参谋部也不管我们,我们由张国焘直接领导,他指定周纯全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东西都由周负责。周还管我们的吃用,他把缴获的最好的手表也给了我们。当时正进行“肃反”(周也是管“肃反”的),由于“肃反”扩大化,常常是上午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下午就不见了。那时有三大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我、王子纲和蔡威由于刚到苏区,身上还有几个钱,遇到伙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新集的小饭铺炒两个菜吃吃。有一天,周纯全对我说:“小宋,你们要注意,想吃东西不要到馆子里去吃,可以买回家来吃。现在苏区有一个吃喝委员会,以吃吃喝喝为掩护,收集苏区的情报,如果有人说你们是吃喝委员会的,就不好办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小饭铺去吃饭了。不过,这说明周纯全和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信任我们的。
攻克黄安以后,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东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电源,有发电机没有汽油,电池也难以买到。发报机中的线圈和电容器也缺,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特别是汽油,很难搞到。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1930年初,国民党军的一架德式教练机因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被我军俘获。1931年夏,这架飞机修复后转移到新集,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驾驶员龙文光(后改名龙赤光)被俘。有了这架飞机,军委成立了航空局,龙文光经教育释放后当了局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钱钧(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并派一个班的同志日夜守护。战斗中缴获的汽油都要送到机场,因此飞机场存有不少汽油。
一天下午,“红场”正在开运动会,我是总指挥。突然,军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来找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刻去飞机场。原来他得到情报,龙文光要驾机逃跑。给我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汽油从机场运走。蔡表示同意,并说:电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顺。他还指示我把飞机上的汽油也放光运走,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见机行事吧。
吃过晚饭,我带了几个战士,连夜行军50里,到达机场后,找到龙文光,我说:电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借,他说可以。我又说:这里只有十几桶,不够用。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连飞机上的汽油也要借给我们。这时,他脸色十分难看,半天才说:你们拿吧。我说:你们帮我们把汽油放出来,他说你们自己倒吧。我一听,这不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的确不知道飞机上的油箱在哪里。好在我懂得一点机械,大胆地爬上飞机,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飞机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来,这次不仅解决了汽油,连机油、润滑油都解决了。我们找了百多个民工,挑的挑,担的担,把所有的油都运了回来。
五、终于有了电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电子管和电池,特别是发报机上的5瓦大型电子管,特工在武汉也买不到,因此,电台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来。
1932年2月间,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 又见到了徐向前。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是在1931年11月下旬,他在黄安战役负伤后,在新集养伤,在军委我见到了他,但没有交谈。我早已耳闻他是一位有名的红军将领,见面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派儒将的风度。这次在潢川前线指挥部,徐向前亲切地接见了我。指挥部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政委陈昌浩、参谋主任舒玉璋,他们都睡在地铺上。他们三人同我谈了很久,徐向前言辞不长,态度亲切,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舒玉璋对有关电台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陈昌浩在一旁也不时插上几句话。徐向前叫舒玉璋把电台交给我带回,并简要地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带我到阵地上进行了参观,行前又赠送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另一匹我一直骑到长征路上。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我们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三四月间,我们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王子纲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又快又明。好的报务员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话,从手法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谁打来的。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们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他们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诤(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的,译电工作就一直落在我的身上。一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向我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续收到用电报发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祖国各地,相距千里,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
战役结束后,我和钱钧及兵工厂厂长(姓丁)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我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领导还交给我两个被俘人员,让我带回,一个是马文波(总参三部原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是机务员。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陶方荣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那时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那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600多人。
六、过平汉路进行外线作战
1932年9月初,部队从皖西北回到黄麻地区。这时,蒋介石集中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新集的大沙河发大水,国民党的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集,主力部队在七里坪及冯寿二打了一仗,这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五个主力师,武器好,火力强、装备完整优良,并配有十几个团的杂牌军。这场战斗虽然我们也消灭了敌军几千人,缴获机步枪五千余支,特别是缴获了蒋军主力部队很多的自动步枪,装配到我军每连两支,火力得到了加强。可我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仅师团级干部就死伤不少。十一师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甘济时光荣牺牲了(后为李先念接任),全师指战员都为之流泪。十一师师长刘英,头骨被打碎,脑浆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师师长陈赓、副师长何畏均身负重伤,他们都是被担架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副总指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申熙同志是黄埔二期的学生,是我党一个非常有才干的领导人,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他。
干部死伤,兵员也大大减少,士气受到了影响。情况紧急,鄂豫皖的领导包括张国焘在内,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胆怯、害怕。对此,张国焘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报告,其中提到,我地处北为陇海路,东是津浦线,南临长江天险,西靠平汉路,红军回旋余地不大。不久,中央回电,这是一封关键性的电报,内容是:望你们避开内线作战,即不在敌人包围圈里防御打仗,无论如何要摆脱在内线作战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跳到外线去与敌人兜圈子,寻找敌军弱点,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召开了黄柴畈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从哪个方向跳到外线呢?向皖西北方向发展,经蚌埠到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兵盘踞,当然不行;北越陇海路则是一马平川,也不好办;南渡长江,困难更多。研究的结果,认为平汉路的敌军兵力较弱,决定跳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我们及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个作战方针。(待续)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