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唐纳德·特朗普二0一六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就是：特朗普这位被美国民主党人和自由左翼人士视为有着“威权人格”的新总统，是否会成为美国民主的威胁？哈佛大学政府系两位颇具影响力的教授斯蒂文·莱维茨基和丹尼尔·扎布拉特也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作品，就是后来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民主是如何死的？》（How Democracies Die）。尽管莱维茨基和扎布拉特的这部作品主要关注的是美国民主，但他们其实是声名鹊起的比较政治学者。其中，莱维茨基是“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这一概念的主要论述者和拉丁美洲政治专家，扎布拉特是欧洲政治专家及《保守党与民主的诞生》（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一书的作者。因此，他们的优势在于，能利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背景，时时以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做参照，来评判当今美国民主政体面临的可能风险。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美国不再是一个“例外”。

一

　　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曾区分民主政体“死亡”的三种类型：从民主到军事政变，从民主到内战，以及从民主到行政政变。很多人往往更关注军事政变是如何搞垮民主的，比如，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但莱维茨基和扎布拉特更关注民主政体是如何被民选领袖搞垮的，即从民主到行政政变的民主崩溃类型。他们这样说：“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多数民主崩溃并不是由将军和士兵所引发的，而是由民选政府本身所引发的。”换言之，“民主不是死在将军们的手中，而是死在民选领导人的手中”。
　　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民选领导人会威胁民主本身的存续呢？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民主政体的重要威胁来自德谟咯葛（demagogue）。“德谟咯葛”这个词，一般被译成民粹领袖（populist leader）。在两位古希腊哲人的笔下，这当然算不上是一个好词。德谟咯葛往往是极富煽动力的政治人物，他们善于许下许多动听的诺言，取得一大批轻信群众的追随，总是号称代表群众或者人民，并把反对者斥责为人民的敌人。他们还常常鼓动穷人攻击富人，挑唆群众推翻精英，借助这诸种手段控制了政治权力，甚至最后还颠覆了民主政体。这样，德谟咯葛就从民选的领导人变成了威权主义的领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八十多岁高龄的哈维·曼斯菲尔德教授讲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还总喜欢把德谟咯葛作为一个重点内容来进行分析。
　　在莱维茨基和扎布拉特看来，特朗普就是当代美国民主的德谟咯葛——当然，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许多美国共和党人一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或者是美国民主党攻击特朗普这位共和党总统的新标签。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各种民主政体——包括经常被政治学界视为“例外”的美国民主政体——都很难避免德谟咯葛的出现。而不同民主政体的差异主要在于，当德谟咯葛出现以后，它们是如何应对的？或者说，为什么在有的民主政体之下，德谟咯葛不仅兴起了，而且还执掌大权，甚至最终颠覆了民主政体，比如像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而在有的民主政体之下，类似的情形却没有发生，比如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比利时。从逻辑上说，德谟咯葛想要取代民主政体，需要跨越两个关键障碍：第一，德谟咯葛要通过选举完成从一般的民粹活动家到实际掌权者的转变;第二，已然掌权的德谟咯葛还要采取一系列手段来削弱民主政体下各种支持民主的力量、机构与制度，最终完成去民主化。莱维茨基和扎布拉特喜欢将这些支持民主的力量、机构与制度称为民主的“护栏”（guardrail）或民主的“守门人”（gatekeeper），而我更乐意将它们统称为民主的“防火墙”。
　　无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还是九十年代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首先都必须要完成从一般的民粹活动家向实际掌权者的转换。莱维茨基和扎布拉特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德谟咯葛进入政治中心舞台并最终控制政治权力，通常都是在建制派的配合下完成的。正是建制派的支持、联盟或背书，德谟咯葛才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是德谟咯葛从权力的边缘走向权力的中心的重要机制。
　　这里所谓的建制派，就是德谟咯葛兴起之前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政治家、主要政党与政治精英们。这些民主派的政治力量，本来应该是民主政体的守卫者。但是，当德谟咯葛兴起时，当极端主义——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崛起时，如果建制派政治家或政党觉得这是一支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并且是易于控制的政治力量，他们就有可能选择跟新兴的德谟咯葛和极端派建立政治联盟。但这种政治联盟对民主政体来说可能恰恰是一个“致命的联盟”（fateful alliance）。正是主流建制派的背书，德谟咯葛就获得了从权力边缘切人权力中心的政治机会。本来，如果所有主要建制派都选择排斥德谟咯葛和极端派，后者就无法获得在权力中心崛起的政治机会。在此过程中，建制派的一个幻觉是，他们总认为可以控制刚刚兴起的德谟咯葛与极端派，但德谟咯葛的特质就决定了它们一旦获得机会，就会反过来胁迫或控制建制派，甚至干脆消灭建制派。希特勒和查韦斯尽管身处不同的大陆、相隔半个多世纪，但他们起初都是在主流建制派的支持下获得掌权机会的。
　　相比于德国和委内瑞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比利时与芬兰，甚至是二0一六年的奥地利，同样面临着新兴的德谟咯葛的潜在威胁。但是，这几个国家的民主建制派对可能威胁民主政体的德谟咯葛保持着足够高的警惕性。他们尽管做法各异，但总体上都能够跟极端派保持政治距离（distancing），将民主共同体的长期利益置于短期的政党利益之上，并在必要时组建超越意识形态的民主派大联盟。这种做法就为民主政体提供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使得民主政体即便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下也能獲得维系民主生存所需要的政治能量。这里的逻辑在于，当德谟咯葛兴起之时，尽管他们看上去引人瞩目，甚至声势浩大，但实际上，考虑到民主政体下沉默的大多数，德谟咯葛代表的政治力量起初往往就是极端主义的少数派。当建制派组建民主派大联盟时，这极端的少数派是很容易被击败的。反过来，如果有建制派试图在政治上借助、仰仗、利用甚至控制德谟咯葛与极端派，那么这恰恰为德谟咯葛最终开启控制政治权力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