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芬村8000名画工夜以继日赶制世界名画复制品销往全球，成为时代景观的同时也面临转型的痛楚。
　　每个周末，不少阿姆斯特丹本地人和游客都会来到位于辛厄尔运河南岸的梵高博物馆。到了晚上，这座由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著名建筑常常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块，就像文森特·梵高的油画。欣赏了两百余幅梵高的真迹后，人们陆续从博物馆涌出。一些人走进邻近的纪念品商店，一边端详着梵高油画的复制品，一边与店主赫拉德讨价还价。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的人们或许不知道，就在此时，中国深圳的一座小村庄里，大量画工正提笔绘制《星空》、《向日葵》和《自画像》。这些“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向日葵》们，将乘坐飞机、轮船，经过数日甚至累月的颠簸回到梵高的故乡，成为畅销品。
　　赵小勇走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的人群中，看着人们手臂下夹着的“梵高油画”。他认得这些油画中，哪些是自己的作品。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临摹梵高作品，完成了九万多张梵高油画订单。不少人称为他为“中国梵高”。赵小勇来自深圳大芬村。一年的时间里，他和大芬村的画工们可以制作一百多万幅油画。这些技法熟练、装帧精美、规格不一的“世界名画”被运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占据着全球油画市场60%的份额。

　　大芬村距离深圳布吉镇只有三公里，被两条交叉的主干道包夹着，周围挤满了大量商铺、餐馆和旅舍。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大海报：“世界油画，中国大芬”。村口的巨型石制画板上写着的“大芬油画村”，以及旁边一座手执画笔的雕塑颇为显眼。村子里除了三条短街，便是横纵分列的小巷，到处都是绘画工作室和画廊。沿着狭窄的街巷溜达，半小时便能逛完整个村子。

遇见梵高

　　赵小勇第一次来到大芬村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小作坊。
　　1996年底，有一天，赵小勇下班后在宿舍里画画。一个老乡看到后，夸他画得漂亮，说自己的哥哥在大芬村靠画画赚钱。赵小勇第一次知道画画也能卖钱。几天之后，老乡带他去大芬村玩。
　　他第一次亲眼见识油画绘制过程。看着画工们熟练地画画，速度快，还漂亮，很羡慕。回到工厂，他对老乡说，想去大芬村画画。老乡让他做好心理准备，画油画需要学习，可能半年，甚至一年。
　　赵小勇已经在这家陶瓷工艺厂打了四年工，作为一个熟练工，他的月薪是一千一百多元。每天的工作是在那些瓶瓶罐罐上画娃娃、衣服和花，他有些腻味。而且老工友都走了，没剩几人，惟一让他留恋的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女友。他想换个新工作，但要与画画有关，工资也要更高一点。赵小勇从小喜欢画画。1972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阳农村，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父亲是当地机械厂仓库管理员，在他读初一时去世，大哥接了父亲的班。二哥擅长工笔画和书法，每天晚上都会在家画，把水浒一百零八将画成一册书。他很小的时候就坐在一旁看二哥画。后来，二哥去深圳打工，他就在家练素描、水粉画，学着画花草、人物。

　　16岁他初中毕业，成绩不好，觉得读书无用，就去附近的邵阳、娄底等城市打工，想给家里赚钱。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推板车，一天赚六七元。做了几个月便吃不消。1987年10月，他也到了深圳，两个月的时间里，他骑着旧单车，到处找工厂排队应聘。因为是外地人，一次也没能成功。刚去的时候，住在二哥宿舍，没多久便被工厂轰了出来。没地方住，就跟着几个一起找工作的老乡跑到山上，搭个帐篷，睡在树底下，甚至墓地里。
　　没有工作，最怕派出所查户口、查暂住证。有一次，他被抓了，在收容所关了一天一夜，“里面好多人”。他叔叔花了350元才把人赎出来。那时候，派出所查得严，赎金又高，他只能躲起来。
　　二哥终于在电子厂帮他找到一份做汽车录音机磁带的工作，三百块钱一个月。过了六七个月，工厂效益不好，他没有本地户口，被裁了。心里憋屈，身上又没钱，找工作找到哭。他想找跟画画有关的工作，跑到横岗，好几个月后才在一家藤篮厂找到了一份给泥人上色的工作，做了两年，又去了陶瓷工艺厂。因为喜欢绘画，他每天下班后都会画点东西。
　　1997年8月，赵小勇和老乡一起辞职，来到大芬村。当时，这里只有香港画商黄江开设的一家油画工厂和几百名画工。赵小勇最初和老乡的哥哥张正京合租，跟着后者学习油画。张正京在深圳做了十年商品油画，从黄江那里拿订单，回家自己画，定期交货。
　　刚开始的时候，赵小勇什么都想画，觉得风景画漂亮，又看着人物画有意思，找不到定位，始终画不好。两个月不到，他就开始失去信心，不想画了。张正京建议他画梵高的画。梵高的画订单多，张画不完，分给他一些订单，让他赚些生活费和房租。
　　赵小勇画了两三个月，在张正京的指点下，开始慢慢上手。他从张老师家搬了出来单做，在大芬村租了个月租300元的单间。刚开始，他找过黄江多次，想拿订单，都碰了壁。黄说他还达不到出货的水平。“这个是有门槛的，我还没到那个阶段。” 　　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发现《向日葵》和《咖啡馆》最好卖，有段时间就只画这两样。一个星期画两三幅，然后背到市区的各家画廊去卖。二哥看他赚不到钱，劝他不如开家文具店。他有些动摇，但想想自己爱好画画，决定先不管赚不赚钱，还是要有信心。
　　到大芬村一年以后，赵小勇画梵高顺手了很多，渐渐只画梵高的画，对其他画没了兴趣。他开始买梵高的画册和书，研究梵高的画。有一次，他看到一本定价五百多元的梵高画册，攒了很久的钱才买上。他慢慢喜欢上这位大师，也常常琢磨“每幅画代表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画”一类的问题。
　　赵小勇手上的闲钱，几乎都买了关于油画的书。他常常去技艺好的画师家，一边看他们画画，一边聊天，渐渐学到些油画技巧。时间长了，画师们也会到他那儿聊天，看他正在画画，顺手指点一二。这种零星、持续的学习，让他的油画技艺长进不少。

　　晚上，黄江经常在村子里溜达，看到赵小勇的行画有进步，给了他一捆画布。 “这才是真正的订单。”赵小勇说。 他向黄江交货，被打回来重改。之后，黄江只给他一些单价几元到几十元的低档画订单。他觉得没劲，赚不了钱，也不是梵高的画，就开始去村外找订单。
　　第一年不算成功，不过把女友接到大芬村结婚让他感到安慰。

大芬油画村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一座村庄。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成了油画村第一人。
　　1987年，画商黄江和一个朋友搭伙在罗湖区黄贝岭办了一间油画工厂。他从香港接来油画订单，招揽了六十多名画工到这套600平米的房子里，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不过，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他月租金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多块。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在厂里画画没有归宿感，真的就跟泥水匠一样。”画商俞隆（化名）入行时曾经是一家油画工厂的画工。他回忆，那时候在工厂里，穿得又烂又脏，像个叫花子，到处都是烟头，没什么尊严可言。老板之间恶性竞争，把价格杀得很低，最后杀到画工身上。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租金便宜，我的画工还要最少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说，当他找到大芬村时，便决定留下来。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画画不会受到外边的影响。”
　　大芬村离布吉镇只有三公里，买颜料、画笔等材料也方便。这里打车到罗湖口岸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回香港拿订单、样板也方便。1989年农历八月，他租了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黄贝岭时期的徒弟黄通一路追随。晋江时期的徒弟周晓鸿当时还在黄贝岭另一家油画工厂，听说黄江到了大芬村，也跟了过来。
　　这些画工都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除了有经验的画工，新人必须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应聘时要现场画一张画。过关之后，黄江再对他们进行十天到数月的商业油画技能培训。“训练他们的色彩观念，教他用笔，怎么画天空啊，怎么画树之类的。因为画商业画不是搞艺术原创，而且，早期的订单都是比较简单的画，有基础很快就能上手。有些年轻人教他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工做订单了。”黄江介绍。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工匠之间的技艺传承。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1987年，他在香港承接了沃尔玛的订单后，后者便成为他的稳定客户。那个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很快。刚开始一个月订单就有数千张风景画，之后每个月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订单多了，他开始把业务外包给美院、小画商，或者其他画工。
　　这年4月，一个法国客户需要找人在一个半月之内完成36万张油画。黄江的厂子当时每月最多能画10万张。他估算，这样的订单量至少需要一千多人。虽然有赔钱的风险，黄江依然接了这笔订单，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接下的最大一笔订单。“赚钱肯定要有胆量。”黄江介绍，这笔订单只有三幅样稿，分别是树荫、土屋和房子，都是比较简单的小画，需要各画12万张。他开始联系广州美院教师，以及东莞、晋江的画商，总共找了一千多人赶工。
　　由于画比较简单，他甚至像那些制造业工厂一样，采用了“流水线式”生产模式：一人画天空，一人画水，一人画树，轮流完成同一幅画。“三个人这样一个小时能画20张画，效率提高了几倍。”最终，他按时完成了这批订单。不过，在大芬村画商龙腾飞看来，所谓“流水线式”模式只是一种过于夸张的说法。这笔订单，他是以每张六元的价格接的，单张成本三元左右，赚了一百多万元。“老外给我六块，他在国外可以卖到三十多块。”黄江认为，这条产业链最赚钱的环节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他们大多自己在村里租房住，当时一个单间月租只要一两百块。这些人从黄江那里接到订单，就在家里画。“在我的画厂里，要受我管制，他们喜欢自由，只要按时交货，想什么时候画都可以。”黄江说。 　　这种订单转包的模式开始成为黄江最核心的业务，他不再自己画画，也不养画工了。他租的那幢小楼，一楼专门用来收画，二楼存货和自住。

　　到1990年代中期，大芬村已经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福建人郭荣（化名）看到商机，开始到大芬村开店，向画工们出售画笔、画布、颜料等配套商品。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行画进入中国大陆

　　已经70岁的黄江是广东四会人，在广州长大。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兴趣，中学时多次参加绘画比赛。1966年“上山下乡”，他去了一间农场做知青，日子苦闷，也没条件画画。1970年，他游过深圳河跑到香港。他在写字楼里做过服务生，每天端茶递水、扫地、擦桌子，月薪200港币。做了半年，他觉得没前途，又去做装修，给人装铁闸门、焊接门窗，一天12块钱。后来，他还试过修理工。
　　1974年，黄江的朋友从广州美术学院出来之后，也跑到香港，专门画商品油画，也叫行画。有一次，黄江去看这个朋友，发现他系着名牌皮带，每个月赚三千多港币。“那时候，香港的银行经理一个月也才赚一千多块，我老爸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黄江很羡慕，觉得自己绘画水平并不比朋友差，也开始加入行画领域。
　　行画起源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传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大陆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19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三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黄江在朋友那里接受一段时间的行画技巧培训之后，便跟后者接一点订单。尽管技术还不熟练，但到1975年他每个月已经能赚到五六百港币。刚开始，他尝试过很多种题材。黄江觉得，风景画相对简单，不用像画人物那样要求严谨，“最容易蒙混过关，树干不要太大或者太小就可以了。”每天重复画同一幅画，枯燥无聊，不过，时间长了，技术也熟练了，他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画。熟悉行画产业以后，他开始自己联系行画贸易公司，直接拿订单。
　　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了一套80平的房间，开办画室。他收了12个学徒，订单主要来自两家分别名为“集美”和“世界”的贸易公司。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招了五六个画工。到香港八年后，黄江终于有钱在香港启德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
　　在澳门工作室，有一名张姓美术老师主要给黄江画猫和老虎，是福建晋江人。1983年，张老师建议黄江去人工、租金更便宜的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两人在晋江金井镇开了间油画厂，并办了绘画培训班，为油画村培训行画人才，总共招了60人左右。黄江在香港联系订单，进材料，张老师负责画厂管理和学员培训。他们也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大陆的人。
　　这一年，金井镇人周晓鸿17岁，在亲戚的介绍下进入了黄江的培训班。他先学习了几个月素描，之后才学水彩和油画。由于一些学员零基础，所以学习时间长达一年。周晓鸿从小喜欢绘画，初中在学校拿过美术奖，学得快，把行画的每种题材都学了一遍。在临摹测试合格后，他开始正式画行画。“没经过专门的行画培训，即使美院毕业生也画不来，没这种效率。”周晓鸿说。在黄江的油画村没多久，他一个月便能拿到300块钱。当时，其他领域的普通职工月薪一般只有几十元。
　　这间油画厂只做了两年便被迫关闭。有一次，张老师和他的一个亲戚看到黄江带来的样板之后，绕开油画厂，单独跑到香港接单。黄江发现之后，终止了合作。

　　黄江带着周晓鸿等部分徒弟前往广州。最初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办画厂，黄江暂时回了香港，周晓鸿则回晋江老家画行画去了。不久黄江前往江门市，开设了一间画厂。同时，他在广州海珠区中山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几十平米的厂房，也开了一间油画厂，招揽了几十名画工。订单每月飞涨。1987年，他又跑到深圳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中国梵高”

　　1999年，赵小勇背着自己的画到长隆附近，向一个香港画商自荐。画商觉得不错，给他发了十张梵高油画订单，《咖啡馆》画五张，《星空》画五张。他领回样稿之后，画得非常认真、细致，一幅画差不多画了两天。交货时对方很满意，又给他发了20张订单。此后，他有了固定的订单来源，收入好转了很多。订单多了，行画水平也逐步提升。
　　这一年，大芬村出现了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福建人郭荣看到了商机，也开了一家顺发画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之后，周晓鸿也办了画廊。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
　　赵小勇与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四楼。他们把客厅改成画室，各据一半。赵小勇把自己的画一张张钉在客厅墙上，地上也整整齐齐地码了很多“梵高油画”，还在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牌子。“老板一看能（被）打动。”赵小勇说。他这一层的画师，都是画梵高的，不少人画的时间比他长，比他好。那时候，来大芬村的客户多了，不少画师也开始有了这样的觉悟，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 　　有一天，香港的高先生看到“专画梵高”的牌子，爬上四楼，在客厅里转了十几分钟，对赵小勇的画兴趣浓厚。他当时便给赵小勇下了一笔20张画的订单，单价180元，一个月后收货。“香港人亲自来采购的肯定是大老板。”赵小勇判断。当时正值盛夏，赵小勇每天打着赤膊在客厅画画。他一般下午两点开始画，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收工，很少像师父张正京那样通宵画。很多老画师喜欢晚上画画的时候开着收音机。到了晚上，大芬村到处都是收音机的声音。大家都没睡，也不会吵到别人。
　　交完货不到一星期，赵小勇听到楼下小卖部喊，“四楼的，姓赵的，有电话”，下楼去接，原来是高先生打来的，问他明天在吗，想过来详谈。第二天，高先生向他下了80张梵高画订单。第三次200张。再往后订单越来越多，赵小勇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想找人。他妻子看着订单多了，心里很高兴，说也想学画。他开始教妻子画行画。她原来在工艺品厂是“大笔”，负责上色，涂颜料。两个月不到，她已经能承担调颜料和打底的工作。
　　到2000年，高先生每个月发来的订单都有500张，后来甚至有一笔5000张的订单——梵高的《鸢尾花》。人手依旧不够，赵小勇不想把订单发给别人，陆续把在竹子林摆地摊的四弟和在老家的小舅子喊来帮忙。最忙的时候，四个人一个月要画一千多张大小不一的梵高作品。依然忙不过来，他就买了一套油印设备，直接印底稿，省去了用铅笔起底稿的工序，然后再手工补充、上色，效率倍增。如今，在大芬村到处都能看到做电脑喷绘的商店，在行画领域，机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工，效率提高了，行画的价格也下去了。“有的画卖得贵，要求临摹得一模一样，自己拿笔起底稿怕走样，就用喷绘，画得也快。”赵小勇解释。
　　此时，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
　　这种变化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各种报道越来越多。在不少人眼中，深圳这座新兴城市只是一片文化沙漠，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出现，不啻于甘露降临。
　　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新建步行街，整修街道。同时，邀请媒体进行各种宣传推广，把大芬油画村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名片”。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惟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这座村庄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
　　2003年以后，大芬村行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赵小勇忙得没办法，终于对外招徒弟。他的画室最多时候有八个人干活，包括他们夫妻。他租了两套房，妻子做饭，给画工包吃包住。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通称“荷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梵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梵高的油画，人们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国内外的媒体开始找他采访，称他为“中国梵高”。找他下订单的画商也越来越多，他忙不过来，大多没接。
　　从1997年到现在，赵小勇和他的妻子、弟弟、小舅子等已经临摹了九万幅梵高作品，仅《鸢尾花》就画了两万幅，《向日葵》差不多一万幅，之后是《星空》、《咖啡馆》。熟练以后，六个人半个月就能画500幅画。

　　很多人把这些数据视为他们的某种成绩。然而，像机械一样高强度地重复，有时候会让赵小勇烦躁不安，感觉画腻了，只想把画笔扔掉。有时候，他会觉得不如回工厂，每天过得更充实。曾经跟他一起到大芬村的同乡，最后便是因为觉得太枯燥，离开了。在赶完一批高强度订单之后，如果新订单不着急，赵小勇都要休息几天，哪里都不去，只在画室里打打牌。
　　赵小勇认为自己算是个平和安静的人，总能克制这种偶尔的烦躁情绪。“已经走上这条路，没法回头了。”他常常这样劝说自己，何况是为了赚钱。在行画市场最景气的几年，他的画室一个月能收入七八万块钱，而成本只要一万左右。但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八九年。现在的画工做得好的，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差的不过一两千而已。

画家们

　　1999年9月，19岁的杨福徐从报纸上看到大芬村招工启事的时候，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
　　他刚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在老家找不到事做，就从广西钦州跑到深圳，想找一份跟美工有关的工作。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深圳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大芬村招聘有绘画基础的人，他便跑了过去。
　　到了大芬村，他有些失望。这里只是个小村庄，楼房破旧，道路乱糟糟，也没有画廊。画室就是个小作坊，老板租套房子，从外面接点订单，请画工在里面画画。好些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通铺。面试就是现场临摹一张水彩人物画。他有些犹豫，不过，想到半年没找到工作，“能画画就已经很不错了。”
　　画室的人多数是晚上画画。有的时候碰到赶订单，需要连轴转，甚至连续通宵一周，只能白天稍微睡一下。一个通宵，他可以临摹六七张小水彩画，干一个星期能赚一千来块钱。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碰到。
　　虽然杨福徐在艺术院校受过专业的色彩、素描训练，但基本功再好，也很难在这类临摹画中体现出来。很多画工从一开始就像工匠一样，跟着师父学画行画，很多技巧就是公式一样，叶子、云怎么画都有固定标准。不过，同样是临摹，两者在订单价格上并不会有什么区别。
　　2003年，由于政府大力推广、引导，为次年的文博会造势，大芬村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原创画家，尤其是东北画家纷纷驻扎大芬村，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这个以复制名画闻名的小村庄，第一次出现了原创绘画。 　　文博会之后，来大芬村的画家越来越多。大芬村的部分画师们也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开始尝试原创。
　　杨福徐看到这些画家刚到大芬村就在画原创，觉得这些画既可以卖，又符合自己的感觉，也试着画些原创作品。他依然会接一些订单，不过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画，否则就会画得很累。
　　2007年，杨福徐停了工作，跑到北京，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宋庄待了半年，2009年初回到大芬村。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转折点，原创的眼界变宽了，绘画作品与过往也有很大不同。“我没走偏，如果一开始就去画行画，陷进去了，要脱身就很难了。”他觉得画久了行画，要想跳出来做原创，有太多局限性。“把脑子画坏了，他们应该走出去看看。还要看他们想的是星辰大海还是小富即安。小富容易满足，做原创太难。”独立策展人李旭认为。
　　杨福徐认为大芬村的原创是“很实在的”，而北京人玩当代风格，“很疯狂”。他的作品风格写实，在北京与周围画家有些格格不入，也没有市场。他也做过尝试，用夸张技法创作一些符号性强烈的作品，比如《大迁徙》系列，但最终还是回到写实的老路上。
　　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回北京。一年多的经历，让他感受到那边更好的艺术氛围。“在大芬搞原创，心确实比较浮躁，一些当初跟我一起做原创的画师朋友，最后迫于现实压力，坚持不下来，又去接行画订单。而且这边经常有交易，会影响你的状态，人很容易就跟着市场走，不自觉就跟风了。”杨福徐说。
　　大芬村以复制名画出名，过去十几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过，“大芬村”三字也会让一些真正想成为原创画家的人感受到压力。一些从大芬村走出来的画家，因为害怕偏见而隐瞒身份，只说是从广东来的。在市场上，同样的原创作品，如果人们知道作者来自大芬村，它可能就卖不上价，“至少心理上会降价。”杨福徐介绍，这几年，人们对大芬村原创作品的印象慢慢有了一些改观。
　　杨福徐因为坚持做原创，而画作有一段时间又遇到瓶颈，卖画的收入只能基本维持房租。最惨的时候，一年只有三四万收入，生活出现压力。直到2012年才有了一些转机，作品慢慢被接受，找他的人也多了。经过十几年的沉淀，他已经成长为知名画家，作品多次获奖。
　　发达的商业市场，吸引着原创画家们聚集到大芬村。大芬村目前有两百多位原创画家。黑龙江画家王同行介绍，大芬村良好的画画气氛吸引了他。“大芬这些画师，白天晚上都在画，不管他们画什么，这么勤奋，太敬业。”大芬村配套完备，买材料比别的地方方便很多。而且，这里市场发达，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去，能养活自己。在他老家黑龙江，作品只能免费送人，没有市场。2006年，画商贺克均创办了大芬村惟一一家拍卖行，为这里的原创作品提供了一条出路。
　　2013年，独立策展人李旭找了大芬村60位画师创作自画像，参展回顾中国当代艺术三十余年发展史的大型展览——“时代肖像”。他认为，这些有梦想的草根画师一直在复制油画，缺乏表达自己的权利和渠道，“时代肖像”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渠道，“他们第一次表达自我，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危机与变化

　　圣诞节到了，天气转凉，冷风嗖嗖地钻进了巷子。陈锡堂紧了紧外套，起身拉好挂在巷子口的橡胶门帘，之后回到小椅子上，继续画画。去年以来，他每个月领到的订单越来越少。
　　他身前的案板上，放着调色板、颜料、画笔，以及正在播放广播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瀑布风景画，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块画布，上面的瀑布已经画了一半。他两侧是七八张已经完成的大小画作，或铺在案板上，或挂在墙上。陈锡堂左手扶牢斜靠在墙面上的方木条，右手拿起画笔，枕着木条，继续画画。木条长约一米，棱角早已磨没了，枕着它，右手不用一直悬着，倒也轻松些。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停下来看看手机上的那张样板画，偶尔也会和身后的画工闲聊几句。
　　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陈锡堂都会来这条巷子里画画，一直到晚上10点才收工，回楼上出租屋。这条巷子有六七米长，宽不到两米，两面墙壁被分成四块。两年前，他租了其中一块墙面，作为自己的工作间。其他几块被他的同学租了。2015年以来，22岁的陈锡堂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少了，去年情况更差，订单少的时候，收入不够养活自己。2012年，他跟着同乡到大芬村来画行画，如今却有了转行的想法。

　　实际上，行画市场在2008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迷。当年经济危机爆发，大芬村行画的主要市场欧美遭遇衰退。大芬村在经历了五年的辉煌之后，失去了最大的客户群。很多画工一张订单也接不到，不得不离开大芬村，甚至扔掉画笔转行。
　　赵小勇的大客户高先生发来的订单越来越少，从每月至少一批，到两个月一批，2009年全年只有一批订单。第二年，他便再也没有找过赵小勇。“可能生意不好，转行了。”他估计。徒弟们也各自散了，只剩下几个亲戚。
　　目前，大芬村共有1200间画廊，从业人员八千多人。2015年产值为42.9亿元人民币。
　　订单变少的时候，赵小勇在大芬村中心街附近开了一间小画廊，挂一些高仿梵高画，渐渐接些中高档油画订单，想借此转型升级。他运气不错，新店开张不久，一个荷兰客户在大芬村闲逛的时候，看到他的画廊，说像梵高博物馆。这个荷兰人叫赫拉德，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旁边卖纪念品和梵高油画印刷品。他对赵小勇画的梵高作品感兴趣，决定把这些油画带到荷兰去卖。赫拉德的订单比高先生的少了很多，不过，因为赵小勇已经有些名气了，找他的也不少，生意并不差。
　　2016年，赫拉德的订单也没了。赵小勇认为赫拉德要的产品都太便宜，赚不了钱，没意思，也不想再过一幅画重复几十张的生活。“什么事情都会腻。”年岁渐大，他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冲劲，一天画一幅两幅，就累了，第二天怎么也不想再画。 　　自从行业在2008年发生变化之后，当地政府一直在鼓励大芬村油画村转型升级，一方面把市场调整到国内，另一方面则是往原创方向发展。“原创来带动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作品之外，还包括原创的艺术衍生品，做自己的知识产权输出这块。”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人员王可介绍，2017年1月6日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中青年油画展上，大芬村有49件作品参展。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龙腾飞已经逐步把市场转向国内。这几年的订单多数来自国内。所以，他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
　　过去30年，行画在中国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2005年以前，临摹西方古典名画是最好的生意，直到现在依然有大量的画工在临摹达芬奇、梵高等巨匠的作品。从2005年开始，装饰画兴起，符合西方当代画家审美的作品做成画册，拿到国内，被人们大量复制。如今，大规模简单复制的商品油画市场越来越狭窄，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开始寻求创新模式。
　　“整个环境的变化，会让传统的行画行业不断萎缩，尽管它不会消失。毕竟有价格优势，而且市场培育了这么多年，依然有一些固定的客户。但只是简单地复制，缺乏创新，跟不上家居软装的需求。”欧阳俊明说。他在大芬村有过一家画廊，如今在村子外围开办了一家工厂，主要生产创意装饰画，根据软装市场的风向，设计一些创意软装产品，把原创与家装市场结合，材料除了传统绘画的那些，也包括纺织物、石头、玻璃、铜片等等。
　　龙腾飞几年前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他在大芬村附近的南岭开设总面积一万平米的创意工厂，开始做介于收藏和低端市场之间的创意装饰画。与传统的行画不同，这些画作不再只是用颜料和画布，在色彩、材质等方面都有变化。“比如，我拿一把沙子，撒在上面，好看就行。”龙腾飞介绍。龙腾飞被很多人视为大芬村转型最成功的画商之一。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龙腾飞这样的经济实力，很多人的转型相对简单些，是从低档行画转向更加精致的中高档行画。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改变，依然在重复着过去简单直接的复制。为了生存，没订单只能压价，以廉价争夺订单。“在广交会上明码标价。有人标200元一平米，就会有人标150元，抢夺客户，形成恶性竞争。这样一搞，赚不到钱，而且质量也下降了，市场也坏了。”龙腾飞介绍。大芬油画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孝逵认为，市场无秩序，没人来管理，只会伤害这个行业。
　　梦想
　　赵小勇画了半辈子的梵高作品，不少人把他这样的画工称为“中国梵高”。他特别想看看梵高的真迹到底是怎样的。他说这是他从临摹梵高作品开始就有的梦想。
　　2014年8月，在摄影师余海波和他女儿余天琦的陪同下，赵小勇和他的两个朋友终于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见到了梵高的真迹。他自己出钱，请余天琦帮忙联系，办手续。
　　在梵高博物馆，看着画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馆》真迹，他萌生了做原创绘画的想法，用梵高的手法、色彩画一些自己的原创画。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只是纯粹地模仿，赚钱养家。
　　他还是想做高仿油画。“现在看到梵高的画了，就想更接近他的画。让自己的水平再提高一层，价钱再高一点。”
　　从梵高博物馆出来，赵小勇还去了一些梵高作品中的地点，了解它们是怎么画出来的。在咖啡馆门口，他还在现场画了一幅《咖啡馆》。他站在画架前画了40分钟，不少人过来围观。期间，隔壁的咖啡厅说他影响了生意，让他挪挪位置。在自己的画廊里，他翻出这幅《咖啡馆》说。
　　赵小勇在荷兰呆了半个月。回国之后，他按照1：1的尺寸，又画了几幅梵高作品，每幅都花了三四天时间。他拿出过去自己临摹的梵高作品对比，觉得差距明显。“你看这个色彩多丰富。”他指着新画自我评价道。
　　2016年，他在宁波建了一家新画廊，这个九十多平方米的画廊主要是为了实践他做原创画和梵高高仿画的想法。
　　荷兰之行后，赵小勇开始尝试画自己的原创画，先后画了五幅，包括他自己的《自画像》和老家的风景画。这些原创作品都有着浓郁的梵高风格，已经卖出几幅，均价超过5000元。
　　“我的原创画有梵高的影子。我就想以梵高的影子来创作，看着跟梵高的东西差不多，但是有加进我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赵小勇说希望糅进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他说，依然有做画家的梦想，“就努力去做，看缘分咯。艺术不是那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