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杨导演的作品《向日葵》以父子关系为视角，连缀起画家张向阳的成长轨迹。这一成长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弑父”的冲动，但却最终归于和解。这个反抗一皈依的过程实则是一种普泛性的人生困境，它彰显了“自我”这一概念的虚妄——“主体”归根到底只能在“他者”的目光中被建构。
　　　[关键词]　《向日葵》“弑父”　“自我”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史诗，其中的波澜壮阔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电影的一个伟大之处。便是能把这史诗优美地呈现为一部心灵的成长史，绵绵密密，荡气回肠。更有一些佳作。将这原本个人化的诗篇引入一种人类普遍的境遇之中，由此唤起更为广博的感动与思考。张杨导演2005年的作品《向日葵》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向日葵》以画家张向阳的成长为线索，分三部分叙述：1976年(9岁)、1987年(20岁)和1999年(32岁)。在电影里，连缀起张向阳的人生轨迹的是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影片以父子关系为视角，展现了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成长起来的人的心灵史。而当我们更为细致地分析，便会发现，我们从影片中所能体悟到的，已远远超越个案式的父子关系，而上升到对一种普遍性的人生困境的思考。
　　自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之后，“弑父”便成为心理分析、艺术分析乃至社会文化分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语词。“弑父”代表对上辈人的拒绝与反抗、独立的渴望，以及对“自我”的追求。在影片里，张向阳亦是从小就充满“弑父”的渴望。9岁才见到刚从干校回来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弥补缺失的父爱。就被剥夺了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权利，而被逼着在家里画画。于是，年少的他选择试图用缝纫机和炮竹毁掉自己的手来反抗这一“从天而降”的陌生权威。20岁第一次恋爱，怀孕的女友寄来的信被父母截到，父亲领着女孩去做流产手术，女孩与他分手。他愤怒地朝父亲大喊：“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关系!”32岁成家立业，父亲让他尽早要个孩子，他不愿意，并赌气似的发誓决不会为了父亲要孩子。就这样，他在父亲的权威阴影下成长着、挣扎着、反抗着，从幼年一直到成年，始终如此。
　　在俄狄浦斯的故事里，主人公最终在无意中完成了“弑父”的行为。而在影片《向日葵》里，我们发现，一直试图“弑父”的张向阳最终却一次又一次有意无意地选择与父亲和解。9岁，把燃烧的炮竹握在手里的他被视为舍己为人的小英雄，反而得到父亲赞许的目光。20岁，离家出走的他最终还是流着泪向掉进冰窟的父亲伸出了手。33岁，他终于决定要承担自己去做父亲的角色。最重要的，他最后选择的职业——也是让他获得成功的事业——恰是他反抗父亲的最初缘由——绘画。
　　于是，一个困境摆在面前：如果你最初拼命反抗的、坚决抵制的、视若草芥的东西，最后被证明恰恰是正确的、合理的、对你有利的，那该是怎样的尴尬?
　　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年轻时，“自我”被认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父辈被理所当然地置于“自我”的对立面，成为被否定的对象。然而，当年岁渐长，许多人会慢慢发现，父母当年的话才是不二真理。回首年少轻狂的日子，或懊悔、或惭愧。更多的是尴尬与困惑：当年的反抗错了吗?
　　在我看来，错的不是年轻、不是反抗。而是所谓的“自我”。在年轻时的追寻中。“自我”被假定为一个独立于以父辈为代表的外在世界的自足体，标榜着“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思考、“我的”信念，而事实上，这个“自我”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幻象。人并不是自我塑造、自我满足的。而是被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所建构出来的。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在其“主体”理论中认为，“自我”总是在与他人的映照中才得以认识自己。因此，自我只是想象中的他人，而他人就是想象中的自我。“自我的结构告诉我们。自我从来就不完全是主体。从本质上说，主体与他人有关”[1]。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我”，而只有“他者”中的“我”。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他者”体现为历史、传统、文化的数代积累沉淀，并集中凝聚在他身边以“父亲”为名的那个人身上。因此，“弑父”的；中动必将屈服于“恋父”的结局，因为在“父亲”的身上才有真正的“自我”的根源。在《向日葵》中，当张向阳最终按照父亲指给他的路获得成功，他与父亲终于握手言和。这是对年少时所追求的所谓“自我”的叛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真正的“自我”的皈依。
　　而影片似乎在最开始就暗示了这一结局。还只会爬的时候，张向阳就在父母的“职业测试”里主动选择了画笔。在漫长的反抗——皈依之路上，人生兜兜转转，若有永恒之智者，必将暗暗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