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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一名年轻的德国驾驶员操纵一架德国客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这起上百人遇难的自杀式坠机事故让全世界在恐惧中愕然——约书亚·哈默详细调查了坠机当天所发生的事。
让-塞巴斯蒂安.博德攀着直升机上垂下的绳索，沿着法国阿尔卑斯山陡峭的悬崖下探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20分钟之前，隶属法国宪兵山地救援队的他与3名同事接到里昂市一家航空管制中心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一架飞机在尼斯西北部的三主教大区上空失去联络并从雷达上消失，该地区遍布着约9千英尺高的山峰。现在的时间是2015年3月24日周二上午11点10分，博德从四人座直升机上向下降，直到踩在地面上。山坡上遍布的残骸碎片中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以及缕缕青烟，航机燃油的气味让他周围的空气愈发凝重。博德三十出头，身形高大健壮，留着短短的络腮胡子，他小心地朝斜下方的黑色碎石堆走去，脑子里默记着沿途看到的物品：一具人体躯干、鞋、行李箱、飞机座椅、一小部分机身，四处都是散落的手和脚。他可以马上断定，这是飞机全速冲向山体后被彻底粉碎的状态。他感到错愕，但仍继续执行任务，他打开对讲机，向总部报告：不可能有生还者。
片刻之后，博德发现了飞机的牌照，这是一架德国的飞机。他走过了山坡，又穿过一条狭沟，找到了可能的撞击点。他奉命不得触碰任何证据，所以每次他遇到一部分人体残肢——有些甚至是从头骨脱落下来的破碎的脸部皮肤，面具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他就在地面插上一个小色签。抵达这片山区25分钟之后，他发现了—个鞋盒大小的橙色长方形物体。俯下身去，他才惊觉这就是驾驶舱话音记录仪（俗称“黑匣子”），虽然外表有损伤但整体完好。“通常这个匣子要花上三四天才能找到，这次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近期某天的清晨他带我重返坠机现场的时候告诉我，那是他近9个月以来第一次回去。“全凭一点儿运气。”
博德用无线电通知了同事，几小时之内，一个由鉴证专家组成的小组已经把黑匣子运往马赛随后又运往巴黎。接下去的几天里，博德和其他人在现场的残骸中继续寻找着线索，博德还在旁边露宿了一晚。躺在黑漆漆的帐篷里，被无边的寂静包围时，他想到了机上的乘客以及他们最后几分钟的恐怖。“我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他回忆道，“这让人彻夜难眠。”
但是，9525航班因何坠毁这一谜团是不能在山里被解开的。在博德发现现场后的36小时之内，法国当局就对话音记录仪进行了分析——并揭开了这次坠机背后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第一部分：之前
博德沿着山崖下降之前2小时，巴塞罗那安普拉特机场2号航站楼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登机口，地面服务人员开始安排乘客登机。50岁的马丁·马修斯是德国汽车配件巨头霍富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是144名乘客中较早登机的，他的座位在飞机前部。马修斯是一名足球迷，喜欢登山，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子女，他要到杜塞尔多夫转机前往英格兰中部城市伍尔弗汉普顿，与结发25年的妻子团聚。优秀的歌剧演员玛丽亚·拉德那刚刚在巴塞罗那演完了一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齐格飞》，她坐在第19排，与她的伴侣、保险经纪人萨沙·申克和两人襁褓中的儿子菲利克斯在一起。来自德国城市哈尔滕的16名高中生和两名老师在度过了为期一周的交流项目之后，精疲力竭，他们坐在这个满客航班的后面几排。学生中有一个开朗的15岁女孩，她叫莉亚·德鲁佩尔，梦想是成为专业的音乐家和戏剧演员，她最好的朋友和邻居卡亚.威斯特曼也在飞机上，她也是15岁。
这架空中客车飞机预计起飞时间是9点35分，但延误了26分钟之后，才被推离登机口，滑向跑道起飞，飞越城市上空，微微倾斜着向北飞去。驾驶舱内，已有6千飞行小时的资深机长帕特里克·桑德海姆在广播中为飞机晚点向乘客致歉，并且承诺会尽量在途中把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某个时刻，桑德海姆跟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提到自己没来得及在登机前去洗手间。“你随时可以去，”卢比茨告诉他。10点27分，飞机达到了3万8千英尺的巡航高度之后，桑德海姆让卢比茨做降落准备（这是个短途航班，飞行时间为两小时），这项例行工作包括检测油量，确保襟翼和起落架正常，并更新降落机场情况与天气信息。卢比茨的反应很奇怪。“但愿吧，”他说。“看情况。”不知桑德海姆是否注意到副驾驶言辞古怪。1分钟之后，桑德海姆把座椅向后推，打开驾驶舱门出去，并在身后关好门，往厕所去了。那时是10点30分。
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家人都叫他安迪，从小就梦想飞行。他的家乡在蒙塔鲍尔，德国西南部杜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之间的一座生机，勃勃的小镇，人口12万，四周有翠绿的山峦环绕。他是银行家刚特·卢比茨和妻子、钢琴教师厄苏拉的长子，他小时候很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童年时代，卢比茨就热切地希望能够当上飞行员，在卧室的墙上贴满了空中客车、波音和汉莎航空的海报。他是—名专业的滑翔机飞行员，很多个周末都在蒙塔鲍尔的一家飞行俱乐部度过。汉莎航空曾经在他高中毕业纪念册的封底刊登过一则广告，问道：“你想实现自己的飞行梦吗？”对于卢比茨这个严于律己，并在2007年毕业班上被评为“最有秩序第三名”的学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2008年高中毕业后，他直接申请了汉莎公司的飞行学院，录取率为5%，他是其中之一。
同年9月，卢比茨进入位于德国北部不来梅的汉莎航空飞行培训学校，这里共有200名学员，先学习一年飞行理论，然后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实际飞行训练。但是入学仅两个月之后的11月，卢比茨退学回家了。又过了两周，蒙塔鲍尔的一名心理医生诊断出卢比茨有“强烈的抑郁倾向”并且试图自杀，并随即对他采取了集中心理干预治疗，还开了喜普妙和米尔塔扎平两种强效的抗抑郁药物。这名心理医生（其姓名依照德国隐私法受到保护）认为他病发的部分诱因是“生存环境的改变”，意思是他搬到不来梅，与父母和弟弟分离。卢比茨的家人告诉调查人员，他在新环境中“没来由的产生了失败的恐惧”。根据杜塞尔多夫的一名检察官整理的案卷中说，他的崩溃伴随着耳鸣，就是耳朵里有声音几乎持续不停地环绕——一种常见的抑郁症并发症。 卢比茨接受了9个月的心理治疗。2009年7月，治疗半年后，医生宣布在药物作用下他的“病情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并且给德国航空部门去信，建议让卢比茨继续在不来梅受训：“病人的机敏性以及心理健康完全正常，没有记忆力障碍。治疗已经结束。”实际上这位医生直到10月仍然在继续为卢比茨治疗——并且还在让他服用强效抗抑郁药物，此时距离他向官方确认卢比茨康复已经过去-3个月。德国航空管理部门又过了几个月才恢复了卢比茨的学生飞行驾照和适合飞行的健康证明，但在其档案中加入了SIC的标注，意思是“特别需要定期复查”。这个标注将一直保留在卢比茨的记录中。如果他再次接受抑郁症心理治疗或者药物干预，那就等于他需要自动停飞。卢比茨自己也非常清楚，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自己飞行生涯的结束。
2010年初，卢比茨完成了在不来梅的课程，随后准备到亚利桑那州的汉莎飞行学院继续为期4个月的训练，他需要填写一张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的飞行学员登记表格。表格中有一项要求填写是否曾被诊断出“患有任何类型的精神障碍、抑郁、焦虑，等等”，卢比茨撒了谎。他选了“无”，而该选项下方要求详述过去三年接受的医学治疗的栏目里，他什么都没写。卢比茨把表格提交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之后4天，德国一名为美方核查文件的医生发现了卢比茨的虚假声明并上报了此事。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撒谎可能导致飞行员因伪证罪而入狱或者永远被取消飞行资格。然而，在卢比茨的个案上，这个错误只是延长了审核时间，但并没有改变结果。“我们无法确认你目前拥有合法的飞行员健康证明，”一名航管局的官员给他回复。“鉴于你过往有过抑郁病史，请让你的医生出具一份详情说明。”换句话说，卢比茨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这一次，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抑郁症病史，也遵照要求提供了医生的证明。显然这次他两边都过关了。几周之后，他启程前往亚利桑那。
在凤凰城郊外古德伊尔的飞行学院，卢比茨完成了100小时的飞行训练时数一有些是在一架6人座比奇博纳扎小飞机上完成，有些是在飞行模拟器上——然后于2011年春天回到德国，继续进行喷气客机的飞行实习，同时在汉莎公司担任一名空中乘务员（这是成为飞行员的惯常途径）。他的精神疾病没有复发的记录，2013年秋天，他加入德国之翼，并且迅速获得职业晋升，成为执飞德国与西欧短途航线的副驾驶。
卢比茨医疗记录上的标注要求汉莎航空医学中心定期对他的状况进行复查，但是卢比茨向汉莎公司的医生报到的频次以及接受检查的细致程度，均不得而知。2012年联合国监管小组发布的报告中批评航空业对年轻飞行员缺少必要的检查，并声称“传统的检查方式”并不足以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一名叫作布莱恩.亚历山大的纽约律师正在代表德国之翼遇难者家属发起集体诉讼，他本人也是持照飞行员，他说，类似的检查非常潦草。“系统的缺陷在于，它默许‘自我评估’所以会导致事实被隐瞒，”他最近告诉我。“你只需要填好这份扯淡的表格，你撒谎也没关系，你还是被批准继续工作。”
2013年，卢比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从事教师工作的凯瑟琳.哥德巴赫搬进了杜塞尔多夫一套豪华公寓内，哥德巴赫后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是“稳定和谐的”。他们计划结婚并且生两个小孩。卢比茨偶尔会在周末回到蒙塔鲍尔，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时候和父亲一起跑跑半程马拉松。同事和朋友都形容他具备一个职业民航飞行员的全部素质：根据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提交的案卷形容，他“为人安静，有好胜心，坚决，并且工作勤奋”。
但是卢比茨的稳定表现并没有持续太久。重度抑郁症发病率为六分之一，并且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在康复后会有一两次复发。卢比茨的病在2014年圣诞节之前复发。不过，最初症状是心因性的：卢比茨认为自己快要失明了。他开始每周看三到四次眼科和神经科医生，说自己看到星星、光环、闪电、条纹和飞虫。他还患有光敏感和重影。“他很害怕。”一名眼科医生记录道。医生们用多种先进设备对他的眼睛和大脑进行了检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一名脑神经医生诊断他患有“疑病障碍”。据（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提供的）一份病历显示，他“反复多次强调这些症状对其视力的影响，无法接受其他诊断结果，包括心理疾病方面的诊断。实际上，他此时已主动中断了治疗”。他的家庭医生的诊断是“急性精神病”，催促他赶快到心理门诊进行治疗。但他无视她的建议。
不过，卢比茨似乎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视力下降可能是心理原因导致的。1月，他的妈妈找到了几年前为卢比茨治疗过9个月的那位蒙塔鲍尔的心理医生。当月，他回到了那家诊所，2009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回来。检方文件显示，那位医生知道卢比茨的抑郁症复发了。卢比茨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而且——在保持正常工作日程和飞行任务的同时一开始继续服用此前的两种强效药物。遵照医生的建议，他开始在一份取名为“幸福日记”的文档中记录自己的积极想法。卢比茨一直受失眠所苦，但经过治疗有一些改善。“三个半小时的深度睡眠。”他在一则日记中提到。“一口气睡了四小时。”他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
德国隐私法总体来说严格，但是他们会允许心理医生在判定病人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可能性的时唳，通知相关部门（包括其雇主）。但是卢比茨的医生似乎并没有想把卢比茨旧病复发的情况告诉汉莎公司，而这一决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智族》联系了蒙塔鲍尔的这位医生，但他拒绝谈论自己治疗卢比茨的详情。
3月初，卢比茨开始有寻死的念头。他上网搜索最有效的自杀方式：“制造一氧化碳”、“喝汽油”、“哪种毒药杀人不痛苦？”3月18日，杜塞尔多夫的一名医生给卢比茨开了一张为期四天的病假条，病因是“持续的视力障碍，原因不明”。几天之后，卢比茨在家想出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新方法。3月20日晚上，他上网搜索了空中客车A320客机驾驶舱的落锁原理。
3月22日，回去上班前一天，卢比茨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周日决定”的标题以及机场代码BCN，即巴塞罗那，这张纸是之后从他公寓的垃圾中被找到的。在标题下面，他列出了几个选择：“找到继续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内心愿望”、“对抗压力和失眠”、“让自己放松”。23日，周一，他执飞了杜塞尔多夫到柏林的往返航班，同班飞行员回忆说他的行为举止完全正常。当晚，凯瑟琳——后来她说自己没发觉男友精神状态不稳定——因为工作回家很晚，两人还一起去超市买好了下周需要的食物。第二天一早，卢比茨把自己的奥迪车停在了杜塞尔多夫机场的一个停车位，进入早7点飞巴塞罗那航班的驾驶舱。据该航班的黑匣子显示，途中桑德海姆曾离开驾驶舱片刻，卢比茨趁们把飞机的自动巡航高度短暂调整到100英尺，这是系统允许的最低高度——他在为回程进行测试。在被空管中心发现之前，他就迅速调回原数值了。 9525航班上，桑德海姆起身上洗手间，留下卢比茨独自一人在驾驶舱内，他立即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向左转动驾驶舱门的扳钮开关，从“正常”转为“上锁”的状态，并禁用了桑德海姆的紧急状况开门密码。片刻之后，他把自动驾驶调整到“让飞机下降至100英尺高度”。10点31分，刚刚飞过法国土伦沿岸的飞机离开了巡航高度，开始以3500英尺每分钟，或者58英尺每秒的速度下降。这时，乘客们或许能感觉到飞机在急剧下降以及气压变化，只是未必会有人在意。不过，法国空管人员注意到了这次未授权的线路改变，并与航班联系。卢比茨没有回答。
桑德海姆在3分钟后返回，当时是10点34分。在驾驶舱外的小键盘上，他输入自己的密码，然后按下了开门键。请求被拒绝。“是我！”他大喊了一声，敲着驾驶舱门。正准备推车出去向乘客提供饮料和小吃的乘务员们都望过来。闭路摄像机把机长的图像传送到驾驶舱内的一块小显示屏上。卢比茨没有反应。桑德海姆觉得不妙，开始大力敲击舱门。卢比茨仍然没有任何回应。“看在上帝的分上，”机长大喊。“把门打开！”此时飞机的高度为2万5千英尺。已经明显感觉到飞机在急速下降的乘客们开始陷入恐慌，并离开座位在过道上走动。
10点39分，桑德海姆让一名乘务员把藏在飞机后部的撬棍拿来，机长握住铁质的把手，开始凿门，然后又试图把门撬开。此时飞机已经下降到1万英尺高度，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越来越近了。驾驶舱内，卢比茨把氧气面罩戴在头上。“打开这该死的门！”桑德海姆尖叫着，乘客在迷茫与恐惧中看着他。卢比茨平静地呼吸着。10点40分，警报响起：“近地，近地！拉起，拉起！”飞机继续下降到7千英尺。警报系统发出尖锐的“砰砰砰”的声音，表示飞机已经非常接近地面。60秒之后，空客飞机的右翼在5千米高度撞击山崖。此后，话音记录仪捕捉到的声音就只有警报声与尖叫声。片刻之间，客机以每小时403英里的速度撞上山体。
第二部分：之后
一架飞机在法国失事的消息刚刚传到德国西南部的哈尔滕小镇的时候，亨德里克德鲁佩尔正在12年级的英语课上。“由于刚刚发生了不幸的事件，”高中的校长通过广播对全校宣布。“今天停课。回家去吧。”
亨德里克迷茫地在走廊里溜达。他注意到老师们都在相拥而泣。然后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从巴塞罗那起飞的德国之翼的航班失事了，所有人，包括他的妹妹莉亚，15名同学和两名老师都遇难了。几个月之前，德鲁佩尔家还为这16名从三个西班牙语班级中抽签选中参加一周交换项目的学生们举办了一个派对。亨德里克惊悚地意识到，那些孩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
德鲁佩尔的家位于哈尔滕郊外的利普马赛多夫村，是一幢小砖房。亨德里克和我站在二楼莉亚的房间里，这是个很典型的青春期女生的房间，她去世后还保持着原状：一张乱糟糟的床，一幅美剧《生活大爆炸》的海报，一摞《暮光之城》系列小说，写着德语和英语励志格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的铭牌，还有美丽娇小的莉亚与朋友们搂在一起的合影，其中包括同在失事中遇难的卡亚·威斯特曼。亨德里克指着一张白色的小梳妆台，上面都是用了一半的化妆品、面霜、瓶瓶罐罐，乱七八糟地摆着，好像她今天早上还刚刚用过。有几只瓶子上面散落着黑色粉末，是前来采集莉亚指纹的法医鉴证人员留下的，指纹会帮助鉴别失事现场的部分遗骸。“我从学校回到家，那是个冬天，一天将尽，没有人在这儿。”现在已经19岁的亨德里克说。他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看起来像年轻版的爱德华·斯诺登。“通常我进来的时候，莉亚都会在，我们一起聊天、看电视。现在我会点起一支蜡烛，在想象中告诉她过去的这一天我过得如何。”
亨德里克的妈妈安妮在客厅见到了我们。她年约50岁，看起来很憔悴，她坐在沙发上，拿出一本相册，是巴塞罗那的寄宿家庭在莉亚死后寄来的。她一言不发，把相册递给我。我翻阅着那几十张青春洋溢的照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死了——晚餐时的、聚会时的，还有漫游博物馆和海边散步时的。安妮打开智能手机上的Whatsapp应用，滑过一张莉亚去巴塞罗那时的登机牌照片，还有她假装害怕乘坐廉价航空的讯息，她尝试用西班牙语跟妈妈说话（“再见，妈妈”）的录音，应该是在派对上，背景很喧闹。每一条普通的讯息现在看来都像是有预兆的。
我尽量柔和地问亨德里克，他是否曾经尝试想象，在那最后的8分钟里，莉亚经历了什么。几番犹豫之后，他告诉我，他看到莉亚和卡亚一起坐在飞机尾部，周围都是老师和同学，在巴塞罗那最后一晚的狂欢之后他们一定都很累。“我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最后那一刻，”他说。“而在最后一刻，或许瞬间。肾上腺素会飙升，然后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
“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安妮插嘴。
“我们不知道，”亨德里克说。“也不想知道。而且，无论如何，我觉得想这件事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把记忆阻隔掉也并不容易。去年夏天，来自哈尔滕的遇难者家属飞往马赛，然后搭乘大巴车前往距离失事地点最近的村庄勒维冈，参加一次集体葬礼，重达数吨且无法通过DNA测试确认身份的遗骸在此处下葬。（克劳斯·拉德那，歌剧演员玛丽亚·拉德那的父亲拒绝参加这次葬礼，他说，坟墓中肯定有安德里亚斯·卢比茨本人的部分遗骸。“那里埋葬着149名受害者与1名凶手，”他说。“他们不应该被葬在—起。这让我无法接受，难以置信。”）返回杜塞尔多夫的班机上，飞机遇到了强风和雷电天气，客棚在半个小时内都处于剧烈颠簸中。让家属们不禁回想起自己心爱家人最后几分钟的惨状，更不能抑制地加剧自身的惊惧，更让那噩梦般的时刻痛苦倍增。“新的画面进入我的脑海，”亨德里克回忆，“你根本无法把它们阻隔出去。”
德国之翼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也是汉莎航空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汉莎航空是欧洲最大的，也是德国最著名乃至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建立，曾经是第三帝国官方航空公司，二战后倒闭，并于1953年重组成为德国的国家航空公司。它拥有615架飞机一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编队之一——飞往六大洲101个国家的261个目的地，2014年利润近10亿欧元。现已私有化的汉莎公司是战后德国高效与可靠的标志。但是，一名可信赖的员工犯下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给公司的名誉带来了影响。全世界都在惊讶，这家广受仰慕的德国企业怎能允许一个精神异常的危险人物驾驶他们的飞机？汉莎很快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了参加葬礼的路费和相关资助——每个家庭5万欧元——他们的联络官员们看起来也是真心悲痛，并且为自己人引发的这场悲剧而感到羞耻。不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斯波尔在事件发生后一时间显得毫无头绪，还在温和地向全世界保证卢比茨的情况“百分之百适合飞行”，并坚持认为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航空公司的审查机制。然后，汉莎的一位发言人形容航空公司也和遇难乘客一样是“受害者”，让家属们怒不可遏。“如果是恐怖分子把飞机炸掉了，那你可以说自己是受害者，”亨德里克.德普佩尔告诉我。“但你的员工把其他乘客都害死了，你不是受害者。”汉莎当然有权哀悼自己的机组，但是航空公司的回应中所缺少的是为此罪行负责的态度。（德国与法国的检控方仍在继续调查，除了卢比茨之外，是否还有人应该为此受到惩处；但还没有提交控诉。） 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态度已经让遇难者家属不悦，那么另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则让他们愈加愤怒：那就是钱。按照欧洲相关法律的规定，航空公司在坠机事件中需要担负的责任极为有限，相关条例认定，每一架次的航班都有一定风险，乘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这一风险——因此，汉莎给每位遇难者的家庭提供了数额甚微的25000欧元作为“安抚费”，此外还为他们支付了葬礼费用和出席葬礼的路费。每个家庭获得的赔偿总额，是斯波尔274万年薪的三十六分之一。被激怒的家属们很快就团结起来准备反抗。
柏林的航空律师艾尔玛·吉姆拉代表72个遇难者家庭中的42家，要求汉莎为遇难者的每一位直系亲属提供平均25万欧元的赔偿。但是汉莎拒绝了，家属们也无计可施。德国的意外死亡责任法规定很严格，意味着汉莎对所有遇难者支付的赔偿金额以美国标准来说是低到惊人。该公司也无须为受害者家属蒙受的精神痛苦支付一分钱，除非这些人能够提供医生证明，确认他们是由于亲人去世而患上了身心疾病。经过多次谈判之后，吉姆拉说，汉莎同意支付每位家属1万欧元作为额外的精神赔偿。“他们说那是一个‘善意的姿态’。”律师轻蔑地说道。汉莎通过律师团拒绝就此诉讼以及这篇报道的其他内容发表任何意见。但是航空公司坚持认为这起失事是一次“悲剧事件”，超出他们控制的范围。
“这不是悲剧事件，”克劳斯.拉德那说。“这是一次大屠杀。”
汉莎未必能这么轻松地摆平这件事。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纽约律师布莱恩.亚历山大计划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向航空公司索取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赔偿金。亚历山大想要证明的是，卢比茨行为的根源——也是机上乘客最后几分钟内无以名状的恐惧的根源一是他在航空公司监管下于美国受训的那关键的4个月。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受害者家属就可以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一并且也能驳斥汉莎坚称公司也是卢比茨罪行的“受害者”的说辞。
“你如何给8分钟的惊恐定赔？”亚历山大在办公室里问我。他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中城，是美国最大的航空法律事务所克林德勒
让-塞巴斯蒂安.博德攀着直升机上垂下的绳索，沿着法国阿尔卑斯山陡峭的悬崖下探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20分钟之前，隶属法国宪兵山地救援队的他与3名同事接到里昂市一家航空管制中心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一架飞机在尼斯西北部的三主教大区上空失去联络并从雷达上消失，该地区遍布着约9千英尺高的山峰。现在的时间是2015年3月24日周二上午11点10分，博德从四人座直升机上向下降，直到踩在地面上。山坡上遍布的残骸碎片中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以及缕缕青烟，航机燃油的气味让他周围的空气愈发凝重。博德三十出头，身形高大健壮，留着短短的络腮胡子，他小心地朝斜下方的黑色碎石堆走去，脑子里默记着沿途看到的物品：一具人体躯干、鞋、行李箱、飞机座椅、一小部分机身，四处都是散落的手和脚。他可以马上断定，这是飞机全速冲向山体后被彻底粉碎的状态。他感到错愕，但仍继续执行任务，他打开对讲机，向总部报告：不可能有生还者。
片刻之后，博德发现了飞机的牌照，这是一架德国的飞机。他走过了山坡，又穿过一条狭沟，找到了可能的撞击点。他奉命不得触碰任何证据，所以每次他遇到一部分人体残肢——有些甚至是从头骨脱落下来的破碎的脸部皮肤，面具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他就在地面插上一个小色签。抵达这片山区25分钟之后，他发现了—个鞋盒大小的橙色长方形物体。俯下身去，他才惊觉这就是驾驶舱话音记录仪（俗称“黑匣子”），虽然外表有损伤但整体完好。“通常这个匣子要花上三四天才能找到，这次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近期某天的清晨他带我重返坠机现场的时候告诉我，那是他近9个月以来第一次回去。“全凭一点儿运气。”
博德用无线电通知了同事，几小时之内，一个由鉴证专家组成的小组已经把黑匣子运往马赛随后又运往巴黎。接下去的几天里，博德和其他人在现场的残骸中继续寻找着线索，博德还在旁边露宿了一晚。躺在黑漆漆的帐篷里，被无边的寂静包围时，他想到了机上的乘客以及他们最后几分钟的恐怖。“我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他回忆道，“这让人彻夜难眠。”
但是，9525航班因何坠毁这一谜团是不能在山里被解开的。在博德发现现场后的36小时之内，法国当局就对话音记录仪进行了分析——并揭开了这次坠机背后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第一部分：之前
博德沿着山崖下降之前2小时，巴塞罗那安普拉特机场2号航站楼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登机口，地面服务人员开始安排乘客登机。50岁的马丁·马修斯是德国汽车配件巨头霍富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是144名乘客中较早登机的，他的座位在飞机前部。马修斯是一名足球迷，喜欢登山，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子女，他要到杜塞尔多夫转机前往英格兰中部城市伍尔弗汉普顿，与结发25年的妻子团聚。优秀的歌剧演员玛丽亚·拉德那刚刚在巴塞罗那演完了一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齐格飞》，她坐在第19排，与她的伴侣、保险经纪人萨沙·申克和两人襁褓中的儿子菲利克斯在一起。来自德国城市哈尔滕的16名高中生和两名老师在度过了为期一周的交流项目之后，精疲力竭，他们坐在这个满客航班的后面几排。学生中有一个开朗的15岁女孩，她叫莉亚·德鲁佩尔，梦想是成为专业的音乐家和戏剧演员，她最好的朋友和邻居卡亚.威斯特曼也在飞机上，她也是15岁。
这架空中客车飞机预计起飞时间是9点35分，但延误了26分钟之后，才被推离登机口，滑向跑道起飞，飞越城市上空，微微倾斜着向北飞去。驾驶舱内，已有6千飞行小时的资深机长帕特里克·桑德海姆在广播中为飞机晚点向乘客致歉，并且承诺会尽量在途中把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某个时刻，桑德海姆跟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提到自己没来得及在登机前去洗手间。“你随时可以去，”卢比茨告诉他。10点27分，飞机达到了3万8千英尺的巡航高度之后，桑德海姆让卢比茨做降落准备（这是个短途航班，飞行时间为两小时），这项例行工作包括检测油量，确保襟翼和起落架正常，并更新降落机场情况与天气信息。卢比茨的反应很奇怪。“但愿吧，”他说。“看情况。”不知桑德海姆是否注意到副驾驶言辞古怪。1分钟之后，桑德海姆把座椅向后推，打开驾驶舱门出去，并在身后关好门，往厕所去了。那时是10点30分。
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家人都叫他安迪，从小就梦想飞行。他的家乡在蒙塔鲍尔，德国西南部杜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之间的一座生机，勃勃的小镇，人口12万，四周有翠绿的山峦环绕。他是银行家刚特·卢比茨和妻子、钢琴教师厄苏拉的长子，他小时候很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童年时代，卢比茨就热切地希望能够当上飞行员，在卧室的墙上贴满了空中客车、波音和汉莎航空的海报。他是—名专业的滑翔机飞行员，很多个周末都在蒙塔鲍尔的一家飞行俱乐部度过。汉莎航空曾经在他高中毕业纪念册的封底刊登过一则广告，问道：“你想实现自己的飞行梦吗？”对于卢比茨这个严于律己，并在2007年毕业班上被评为“最有秩序第三名”的学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2008年高中毕业后，他直接申请了汉莎公司的飞行学院，录取率为5%，他是其中之一。
同年9月，卢比茨进入位于德国北部不来梅的汉莎航空飞行培训学校，这里共有200名学员，先学习一年飞行理论，然后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实际飞行训练。但是入学仅两个月之后的11月，卢比茨退学回家了。又过了两周，蒙塔鲍尔的一名心理医生诊断出卢比茨有“强烈的抑郁倾向”并且试图自杀，并随即对他采取了集中心理干预治疗，还开了喜普妙和米尔塔扎平两种强效的抗抑郁药物。这名心理医生（其姓名依照德国隐私法受到保护）认为他病发的部分诱因是“生存环境的改变”，意思是他搬到不来梅，与父母和弟弟分离。卢比茨的家人告诉调查人员，他在新环境中“没来由的产生了失败的恐惧”。根据杜塞尔多夫的一名检察官整理的案卷中说，他的崩溃伴随着耳鸣，就是耳朵里有声音几乎持续不停地环绕——一种常见的抑郁症并发症。 卢比茨接受了9个月的心理治疗。2009年7月，治疗半年后，医生宣布在药物作用下他的“病情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并且给德国航空部门去信，建议让卢比茨继续在不来梅受训：“病人的机敏性以及心理健康完全正常，没有记忆力障碍。治疗已经结束。”实际上这位医生直到10月仍然在继续为卢比茨治疗——并且还在让他服用强效抗抑郁药物，此时距离他向官方确认卢比茨康复已经过去-3个月。德国航空管理部门又过了几个月才恢复了卢比茨的学生飞行驾照和适合飞行的健康证明，但在其档案中加入了SIC的标注，意思是“特别需要定期复查”。这个标注将一直保留在卢比茨的记录中。如果他再次接受抑郁症心理治疗或者药物干预，那就等于他需要自动停飞。卢比茨自己也非常清楚，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自己飞行生涯的结束。
2010年初，卢比茨完成了在不来梅的课程，随后准备到亚利桑那州的汉莎飞行学院继续为期4个月的训练，他需要填写一张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的飞行学员登记表格。表格中有一项要求填写是否曾被诊断出“患有任何类型的精神障碍、抑郁、焦虑，等等”，卢比茨撒了谎。他选了“无”，而该选项下方要求详述过去三年接受的医学治疗的栏目里，他什么都没写。卢比茨把表格提交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之后4天，德国一名为美方核查文件的医生发现了卢比茨的虚假声明并上报了此事。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撒谎可能导致飞行员因伪证罪而入狱或者永远被取消飞行资格。然而，在卢比茨的个案上，这个错误只是延长了审核时间，但并没有改变结果。“我们无法确认你目前拥有合法的飞行员健康证明，”一名航管局的官员给他回复。“鉴于你过往有过抑郁病史，请让你的医生出具一份详情说明。”换句话说，卢比茨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这一次，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抑郁症病史，也遵照要求提供了医生的证明。显然这次他两边都过关了。几周之后，他启程前往亚利桑那。
在凤凰城郊外古德伊尔的飞行学院，卢比茨完成了100小时的飞行训练时数一有些是在一架6人座比奇博纳扎小飞机上完成，有些是在飞行模拟器上——然后于2011年春天回到德国，继续进行喷气客机的飞行实习，同时在汉莎公司担任一名空中乘务员（这是成为飞行员的惯常途径）。他的精神疾病没有复发的记录，2013年秋天，他加入德国之翼，并且迅速获得职业晋升，成为执飞德国与西欧短途航线的副驾驶。
卢比茨医疗记录上的标注要求汉莎航空医学中心定期对他的状况进行复查，但是卢比茨向汉莎公司的医生报到的频次以及接受检查的细致程度，均不得而知。2012年联合国监管小组发布的报告中批评航空业对年轻飞行员缺少必要的检查，并声称“传统的检查方式”并不足以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一名叫作布莱恩.亚历山大的纽约律师正在代表德国之翼遇难者家属发起集体诉讼，他本人也是持照飞行员，他说，类似的检查非常潦草。“系统的缺陷在于，它默许‘自我评估’所以会导致事实被隐瞒，”他最近告诉我。“你只需要填好这份扯淡的表格，你撒谎也没关系，你还是被批准继续工作。”
2013年，卢比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从事教师工作的凯瑟琳.哥德巴赫搬进了杜塞尔多夫一套豪华公寓内，哥德巴赫后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是“稳定和谐的”。他们计划结婚并且生两个小孩。卢比茨偶尔会在周末回到蒙塔鲍尔，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时候和父亲一起跑跑半程马拉松。同事和朋友都形容他具备一个职业民航飞行员的全部素质：根据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提交的案卷形容，他“为人安静，有好胜心，坚决，并且工作勤奋”。
但是卢比茨的稳定表现并没有持续太久。重度抑郁症发病率为六分之一，并且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在康复后会有一两次复发。卢比茨的病在2014年圣诞节之前复发。不过，最初症状是心因性的：卢比茨认为自己快要失明了。他开始每周看三到四次眼科和神经科医生，说自己看到星星、光环、闪电、条纹和飞虫。他还患有光敏感和重影。“他很害怕。”一名眼科医生记录道。医生们用多种先进设备对他的眼睛和大脑进行了检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一名脑神经医生诊断他患有“疑病障碍”。据（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提供的）一份病历显示，他“反复多次强调这些症状对其视力的影响，无法接受其他诊断结果，包括心理疾病方面的诊断。实际上，他此时已主动中断了治疗”。他的家庭医生的诊断是“急性精神病”，催促他赶快到心理门诊进行治疗。但他无视她的建议。
不过，卢比茨似乎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视力下降可能是心理原因导致的。1月，他的妈妈找到了几年前为卢比茨治疗过9个月的那位蒙塔鲍尔的心理医生。当月，他回到了那家诊所，2009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回来。检方文件显示，那位医生知道卢比茨的抑郁症复发了。卢比茨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而且——在保持正常工作日程和飞行任务的同时一开始继续服用此前的两种强效药物。遵照医生的建议，他开始在一份取名为“幸福日记”的文档中记录自己的积极想法。卢比茨一直受失眠所苦，但经过治疗有一些改善。“三个半小时的深度睡眠。”他在一则日记中提到。“一口气睡了四小时。”他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
德国隐私法总体来说严格，但是他们会允许心理医生在判定病人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可能性的时唳，通知相关部门（包括其雇主）。但是卢比茨的医生似乎并没有想把卢比茨旧病复发的情况告诉汉莎公司，而这一决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智族》联系了蒙塔鲍尔的这位医生，但他拒绝谈论自己治疗卢比茨的详情。
3月初，卢比茨开始有寻死的念头。他上网搜索最有效的自杀方式：“制造一氧化碳”、“喝汽油”、“哪种毒药杀人不痛苦？”3月18日，杜塞尔多夫的一名医生给卢比茨开了一张为期四天的病假条，病因是“持续的视力障碍，原因不明”。几天之后，卢比茨在家想出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新方法。3月20日晚上，他上网搜索了空中客车A320客机驾驶舱的落锁原理。
3月22日，回去上班前一天，卢比茨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周日决定”的标题以及机场代码BCN，即巴塞罗那，这张纸是之后从他公寓的垃圾中被找到的。在标题下面，他列出了几个选择：“找到继续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内心愿望”、“对抗压力和失眠”、“让自己放松”。23日，周一，他执飞了杜塞尔多夫到柏林的往返航班，同班飞行员回忆说他的行为举止完全正常。当晚，凯瑟琳——后来她说自己没发觉男友精神状态不稳定——因为工作回家很晚，两人还一起去超市买好了下周需要的食物。第二天一早，卢比茨把自己的奥迪车停在了杜塞尔多夫机场的一个停车位，进入早7点飞巴塞罗那航班的驾驶舱。据该航班的黑匣子显示，途中桑德海姆曾离开驾驶舱片刻，卢比茨趁们把飞机的自动巡航高度短暂调整到100英尺，这是系统允许的最低高度——他在为回程进行测试。在被空管中心发现之前，他就迅速调回原数值了。 9525航班上，桑德海姆起身上洗手间，留下卢比茨独自一人在驾驶舱内，他立即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向左转动驾驶舱门的扳钮开关，从“正常”转为“上锁”的状态，并禁用了桑德海姆的紧急状况开门密码。片刻之后，他把自动驾驶调整到“让飞机下降至100英尺高度”。10点31分，刚刚飞过法国土伦沿岸的飞机离开了巡航高度，开始以3500英尺每分钟，或者58英尺每秒的速度下降。这时，乘客们或许能感觉到飞机在急剧下降以及气压变化，只是未必会有人在意。不过，法国空管人员注意到了这次未授权的线路改变，并与航班联系。卢比茨没有回答。
桑德海姆在3分钟后返回，当时是10点34分。在驾驶舱外的小键盘上，他输入自己的密码，然后按下了开门键。请求被拒绝。“是我！”他大喊了一声，敲着驾驶舱门。正准备推车出去向乘客提供饮料和小吃的乘务员们都望过来。闭路摄像机把机长的图像传送到驾驶舱内的一块小显示屏上。卢比茨没有反应。桑德海姆觉得不妙，开始大力敲击舱门。卢比茨仍然没有任何回应。“看在上帝的分上，”机长大喊。“把门打开！”此时飞机的高度为2万5千英尺。已经明显感觉到飞机在急速下降的乘客们开始陷入恐慌，并离开座位在过道上走动。
10点39分，桑德海姆让一名乘务员把藏在飞机后部的撬棍拿来，机长握住铁质的把手，开始凿门，然后又试图把门撬开。此时飞机已经下降到1万英尺高度，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越来越近了。驾驶舱内，卢比茨把氧气面罩戴在头上。“打开这该死的门！”桑德海姆尖叫着，乘客在迷茫与恐惧中看着他。卢比茨平静地呼吸着。10点40分，警报响起：“近地，近地！拉起，拉起！”飞机继续下降到7千英尺。警报系统发出尖锐的“砰砰砰”的声音，表示飞机已经非常接近地面。60秒之后，空客飞机的右翼在5千米高度撞击山崖。此后，话音记录仪捕捉到的声音就只有警报声与尖叫声。片刻之间，客机以每小时403英里的速度撞上山体。
第二部分：之后
一架飞机在法国失事的消息刚刚传到德国西南部的哈尔滕小镇的时候，亨德里克德鲁佩尔正在12年级的英语课上。“由于刚刚发生了不幸的事件，”高中的校长通过广播对全校宣布。“今天停课。回家去吧。”
亨德里克迷茫地在走廊里溜达。他注意到老师们都在相拥而泣。然后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从巴塞罗那起飞的德国之翼的航班失事了，所有人，包括他的妹妹莉亚，15名同学和两名老师都遇难了。几个月之前，德鲁佩尔家还为这16名从三个西班牙语班级中抽签选中参加一周交换项目的学生们举办了一个派对。亨德里克惊悚地意识到，那些孩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
德鲁佩尔的家位于哈尔滕郊外的利普马赛多夫村，是一幢小砖房。亨德里克和我站在二楼莉亚的房间里，这是个很典型的青春期女生的房间，她去世后还保持着原状：一张乱糟糟的床，一幅美剧《生活大爆炸》的海报，一摞《暮光之城》系列小说，写着德语和英语励志格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的铭牌，还有美丽娇小的莉亚与朋友们搂在一起的合影，其中包括同在失事中遇难的卡亚·威斯特曼。亨德里克指着一张白色的小梳妆台，上面都是用了一半的化妆品、面霜、瓶瓶罐罐，乱七八糟地摆着，好像她今天早上还刚刚用过。有几只瓶子上面散落着黑色粉末，是前来采集莉亚指纹的法医鉴证人员留下的，指纹会帮助鉴别失事现场的部分遗骸。“我从学校回到家，那是个冬天，一天将尽，没有人在这儿。”现在已经19岁的亨德里克说。他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看起来像年轻版的爱德华·斯诺登。“通常我进来的时候，莉亚都会在，我们一起聊天、看电视。现在我会点起一支蜡烛，在想象中告诉她过去的这一天我过得如何。”
亨德里克的妈妈安妮在客厅见到了我们。她年约50岁，看起来很憔悴，她坐在沙发上，拿出一本相册，是巴塞罗那的寄宿家庭在莉亚死后寄来的。她一言不发，把相册递给我。我翻阅着那几十张青春洋溢的照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死了——晚餐时的、聚会时的，还有漫游博物馆和海边散步时的。安妮打开智能手机上的Whatsapp应用，滑过一张莉亚去巴塞罗那时的登机牌照片，还有她假装害怕乘坐廉价航空的讯息，她尝试用西班牙语跟妈妈说话（“再见，妈妈”）的录音，应该是在派对上，背景很喧闹。每一条普通的讯息现在看来都像是有预兆的。
我尽量柔和地问亨德里克，他是否曾经尝试想象，在那最后的8分钟里，莉亚经历了什么。几番犹豫之后，他告诉我，他看到莉亚和卡亚一起坐在飞机尾部，周围都是老师和同学，在巴塞罗那最后一晚的狂欢之后他们一定都很累。“我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最后那一刻，”他说。“而在最后一刻，或许瞬间。肾上腺素会飙升，然后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
“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安妮插嘴。
“我们不知道，”亨德里克说。“也不想知道。而且，无论如何，我觉得想这件事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把记忆阻隔掉也并不容易。去年夏天，来自哈尔滕的遇难者家属飞往马赛，然后搭乘大巴车前往距离失事地点最近的村庄勒维冈，参加一次集体葬礼，重达数吨且无法通过DNA测试确认身份的遗骸在此处下葬。（克劳斯·拉德那，歌剧演员玛丽亚·拉德那的父亲拒绝参加这次葬礼，他说，坟墓中肯定有安德里亚斯·卢比茨本人的部分遗骸。“那里埋葬着149名受害者与1名凶手，”他说。“他们不应该被葬在—起。这让我无法接受，难以置信。”）返回杜塞尔多夫的班机上，飞机遇到了强风和雷电天气，客棚在半个小时内都处于剧烈颠簸中。让家属们不禁回想起自己心爱家人最后几分钟的惨状，更不能抑制地加剧自身的惊惧，更让那噩梦般的时刻痛苦倍增。“新的画面进入我的脑海，”亨德里克回忆，“你根本无法把它们阻隔出去。”
德国之翼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也是汉莎航空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汉莎航空是欧洲最大的，也是德国最著名乃至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建立，曾经是第三帝国官方航空公司，二战后倒闭，并于1953年重组成为德国的国家航空公司。它拥有615架飞机一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编队之一——飞往六大洲101个国家的261个目的地，2014年利润近10亿欧元。现已私有化的汉莎公司是战后德国高效与可靠的标志。但是，一名可信赖的员工犯下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给公司的名誉带来了影响。全世界都在惊讶，这家广受仰慕的德国企业怎能允许一个精神异常的危险人物驾驶他们的飞机？汉莎很快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了参加葬礼的路费和相关资助——每个家庭5万欧元——他们的联络官员们看起来也是真心悲痛，并且为自己人引发的这场悲剧而感到羞耻。不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斯波尔在事件发生后一时间显得毫无头绪，还在温和地向全世界保证卢比茨的情况“百分之百适合飞行”，并坚持认为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航空公司的审查机制。然后，汉莎的一位发言人形容航空公司也和遇难乘客一样是“受害者”，让家属们怒不可遏。“如果是恐怖分子把飞机炸掉了，那你可以说自己是受害者，”亨德里克.德普佩尔告诉我。“但你的员工把其他乘客都害死了，你不是受害者。”汉莎当然有权哀悼自己的机组，但是航空公司的回应中所缺少的是为此罪行负责的态度。（德国与法国的检控方仍在继续调查，除了卢比茨之外，是否还有人应该为此受到惩处；但还没有提交控诉。） 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态度已经让遇难者家属不悦，那么另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则让他们愈加愤怒：那就是钱。按照欧洲相关法律的规定，航空公司在坠机事件中需要担负的责任极为有限，相关条例认定，每一架次的航班都有一定风险，乘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这一风险——因此，汉莎给每位遇难者的家庭提供了数额甚微的25000欧元作为“安抚费”，此外还为他们支付了葬礼费用和出席葬礼的路费。每个家庭获得的赔偿总额，是斯波尔274万年薪的三十六分之一。被激怒的家属们很快就团结起来准备反抗。
柏林的航空律师艾尔玛·吉姆拉代表72个遇难者家庭中的42家，要求汉莎为遇难者的每一位直系亲属提供平均25万欧元的赔偿。但是汉莎拒绝了，家属们也无计可施。德国的意外死亡责任法规定很严格，意味着汉莎对所有遇难者支付的赔偿金额以美国标准来说是低到惊人。该公司也无须为受害者家属蒙受的精神痛苦支付一分钱，除非这些人能够提供医生证明，确认他们是由于亲人去世而患上了身心疾病。经过多次谈判之后，吉姆拉说，汉莎同意支付每位家属1万欧元作为额外的精神赔偿。“他们说那是一个‘善意的姿态’。”律师轻蔑地说道。汉莎通过律师团拒绝就此诉讼以及这篇报道的其他内容发表任何意见。但是航空公司坚持认为这起失事是一次“悲剧事件”，超出他们控制的范围。
“这不是悲剧事件，”克劳斯.拉德那说。“这是一次大屠杀。”
汉莎未必能这么轻松地摆平这件事。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纽约律师布莱恩.亚历山大计划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向航空公司索取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赔偿金。亚历山大想要证明的是，卢比茨行为的根源——也是机上乘客最后几分钟内无以名状的恐惧的根源一是他在航空公司监管下于美国受训的那关键的4个月。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受害者家属就可以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一并且也能驳斥汉莎坚称公司也是卢比茨罪行的“受害者”的说辞。
“你如何给8分钟的惊恐定赔？”亚历山大在办公室里问我。他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中城，是美国最大的航空法律事务所克林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