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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早8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方微博发布路况：全路网严重拥堵，交通指数8.5，平均速度：20.9公里／小时。其中：二环内严重拥堵，二环至四环间严重拥堵，四环至五环间中度拥堵。
这一天，感慨“交通压力大”的微博数量达到上百万。
“开学第一天，北京交通太夸张，开车上班堵了三个小时在路上，刚到单位，手脚麻木加头晕目眩!!!”
“开学第一天，以为出了交通事故了，后来发现是到了一所小学门口，都是家长。”
但是，不过是一些新上学的“一年级小豆包”为什么会给交通制造这么大的压力?
家住朝阳区的小雨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母亲张琳为这一天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每天督促儿子早睡早起，开学前一晚，8点就把孩子“摁床上”，以便确保第二天早上6点顺利起床。之后，他们要一起赶地铁，到几站地远的另外一个学区去上学。
小雨虽是刚刚加入数量庞大的“择校生”群体，但这股择校热潮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蔓延至今，越来越旺。2009年初，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曾晓东教授的主持下，辽宁、江苏、广西、山东及宁夏5个省(自治区)10个大中城市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家长接受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择校行为调查”。调查显示，12183个有效样本量中，有4973位学生属于“择校”，占学生总数的40.5％。
而在今年1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中更指出，一些地方的择校已明显由“小升初”延伸到“幼升小”，甚至更向前延伸到“择幼儿园”开始，一些中小学就近入学的学生比率，只有不到20％。
如果将中国义务教育比做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择校热无疑是它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它看上去像发烧，但怎么也降不下温。它是身体的病态，却同时维持着它的亢奋。它被诟病和唾弃，亦被追赶、趋之若鹜。这似乎是一个终极命题、一个囚徒困境。“谁不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看着儿子走入校门后，张琳匆匆赶到西城区上班，同事纷纷祝贺：“你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啊!”张琳也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好坏，总算迈出去了”。过去半年时间，张琳全家的生活重心都在小雨身上——努力让儿子上一所“还可以”的小学。
虽然结果还算令家人满意，但张琳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对孩子上学“不走心”的妈妈，“起步就比别人晚了”。
“怎么，你还没开始给小雨报名小学?”今年刚刚过完年，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家长们就开始讨论起报考学校的事。眼看其他家长都把周边的小学考察一圈了，有的甚至一年前就报名了，张琳这才意识到要抓紧了，拿着别人提供的“周边学校明细”挨个研究。
“我以前觉得，小学嘛，就那点东西，大不了自己教也没事，但是转了一圈周围的学校，才发现真是不一样。”张琳试图总结和丈夫考察的感受：有的学校有游泳池；有的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有的学校老师打扮得体，说话有条理，对家长也很有礼貌；有的老师则一看就冷冰冰……
张琳想不到的是，小学里的名堂，光靠“考察”是看不全的。在网络上搜索“幼升小”，会出现约360万条相关结果。包括各地的政策信息、名校的招生简章分析、择校攻略、学区房资讯，还有大大小小的经验交流论坛。几百万条的资讯，像是个无底洞的豁口，让人看得心慌。
细心家长根据教学环境、教学质量、升学率等专门排出了《北京小学名校排名》，在一份2012最新排名中，前15名全部来自海淀、西城和东城，家长们还将学校分为一级一类，一级二类，二级一类等等，注明各校的择校费用、涨跌趋势，以及择校的性价比。
一个月后，本着“就近原则”，张琳选了四家学校，开始打电话登记、报名、面试。本来觉得起步虽然晚了点，但总算是赶上了大部队的步伐，可面试那天，张琳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不走心了”。
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在登记的时候都填上去；还有爷爷把孙子幼儿园所有获奖的证书，包括跳绳比赛、演讲比赛，全部都附在登记表上……“当时我家孩子为了练习普通话也学了朗诵，但谁想到考小学的时候还会用上这些。”张琳不免焦虑起来。
并不是只有这所小学在面试。北京几乎所有的重点小学，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入学测试，考察数学、识字、特长等等。百度文库中有几千份这样的“北京幼升小测试题”，一些还颇有难度。比如：将1到10按“1，3，7，8；2，4，6；5，9；10”分成4组，请问是按什么方式分的?
答案是按汉语拼音的4个声调来分的。
小雨和其他孩子被老师带到别处单独面试后，几百位家长被安排在大教室里等候，顺便填表格，注明工作单位、住处、学历，以及“你能为学校做点什么”……有心机的家长，早已准备好一份颇具特色的个人简历，附在登记表后。
张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自己片区的学校肯定能上。“片区的小学也还不错，就是老学校，硬件不好”，她安慰自己。和张琳一样，小区里有七八家都在这所学校报了名，不过都是“用来保底”，一旦“择校”成功，“保底”就将被放弃。
忐忑了两个月后，张琳终于收到了两份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经过一番辗转，她收到了一个银行账户，并心知肚明地向里面汇了3万元钱：这是跨区上学需交纳的“择校费”，虽属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可作为家长，既然好学校收了自己的孩子，交点钱并不成问题，“没办法，谁不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啊!”张琳说。
为什么选小学?是升初中的关键
到现在，张琳仍然觉得为了孩子上学的事，自己操心不够，“邻居里有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早就买学区房了”。
家住朝阳区的王磊便是未雨绸缪的家长之一。他们的女儿珊珊，一年前才刚上幼儿园，但夫妇俩已经开始研究那些海量的“择校秘笈”，并对症实践。
为了应对小学入学测试，王磊的妻子每天教孩子认图形、数字排列，周末带孩子上舞蹈课、钢琴课；即便现在是在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还是给孩子报了个课外英语班…… 王磊家所归属的片区学校是一所新筹建的小学，考察了几次后，王磊对其师资水平产生了担忧，“为什么选择小学啊，是升初中的关键。”
在北京，小学升初中的主要途径是“对口入学”，即一所小学和三四所中学结成对应关系，该小学的毕业生在这几所中学中择校升学。这本是按“就近入学”原则制订出的政策，但在“择校”被默许的情况下，热门中学的对口小学身价水涨船高，家长希望能够在孩子入小学时“一次投资”，就可以获得重点初中、甚至重点高中的“长远收益”。
作为“对口入学”原则的补充，北京的小升初还有“推优政策”——不同小学拥有不同向重点中学推荐优秀学生的名额；以及“占坑班”——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不同类型。
据2011年8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在集中了最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北京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推优、特长、占坑及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择校比例已经超过了电脑派位、就近入学的比例。
王磊家其实比较幸运——妻子在西城区一家国企，和附近的一所重点小学有“共建关系”，单位每年有名额，适龄职工子女可以“破例跨区”上这所学校。
不过，共建名额也要竞争。在江苏盐城，支柱国企、高校、政府部门都曾入股办学，作为回报，每15万股金，每年有1个入学指标，股东单位把入学指标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指标不够，股东可以委托学校出题，在单位内部选拔；私人股东掌握的名额则成为“黑市”商品，盐城初级中学的“名额转让费”，一度被炒到了3万5千元一个。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额，是像王磊这样的普通家长们高攀不上的“条子生”。
“没名额我都不知道该咋考虑啊，是找人?还是花钱?……”但有一点王磊是肯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上片区的小学，“怎么样也要去个重点”。
择校竞争，各显神通。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乃桂一语中的，“中国大陆的择校主要体现为一种由广大家长自下而上发起，以金钱、关系以及权力等方式竞逐公立(重点)学校优质学额的现象。”
“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曾晓东教授主持的调查中，有一个数字让她惊讶，“所有被调查城市中，超过70％的家长都赞成择校。”
对此，王磊很无奈：“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据《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一些被家长称为“牛小”的小学，实验设备从英国进口，校庆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运动会在鸟巢举行，学生文艺表演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教育资源不均衡被认为是择校热的直接原因。细究起来，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短暂确立的重点学校制度、恢复高考后实行的发展重点中小学等政策，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并导致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独生子女政策让家长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日益迫切……这些社会、经济、文化的深远背景，都是择校现象的深层注解。
“城市的择校现象比农村的返校现象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的择校问题比欠发达地区的严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亮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择校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当超过7成的家长都赞成择校时，他们的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将竞争力作为终极目标的家长们，越来越多地考虑10年后的另一种选择：出国。为此，他们必须在每一阶段深思熟虑。
“可以肯定，普通高中跟公立学校相比，毫无竞争力。”家住顺义区的林竹最终为孩子选择了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她不用像公立学校一样考虑过年过节给老师送什么礼，入学不需要特别面试，不用学奥数，车接车送，包一天三餐，而且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特别亲切。据说，一位老师在学校批评了一位学生，放学后还特地打电话问家长，孩子有没有因此而不高兴。
尽管这所学校学费不菲，一年6万块，但她算了一笔账：在中关村附近上一所好的公立学校，找关系、择校费、找房子，一年下来最少要十几万。
这所私立学校为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到了高中，学校会分剑桥高中和普通高中，前者针对出国留学，后者则是国内大学方向。
高斌的儿子今年刚入幼儿园，但已经想好，以后“要铺一条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路”。因此，他对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只有一个择校准则——真正注重素质教育的好学校。
上幼儿园之前，3岁的儿子就被高斌安排到“全英语”环境生活，每天八九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跟着一个英语老师做游戏，家长可以在旁边照看，但“不能用中文说话”。
“每个家长心中好学校的标准都不一样。”在高斌眼里，大部分升学率高的学校可达不到他的好学校标准。遍访京城，他终于发现了一所中学符合自己的标准——注重提高学生创造力，培养学生的领导力，是在搞真正的素质教育。
“家长们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是值得尊重的。第一步，至少要让择校变得可被讨论。”曾晓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她看来，“‘就近入学’只能是一种政策目标上的完美。”在人口流动的现实需求与社会分层环境下，国家应该放弃这种完美，通过标准透明、程序公开，在阳光下运作招生，公办学校可以区分为精英和普通，并借助民办和补习学校，严格学区划片标准，分担择校压力。
不过这样的观点，在教育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取消择校制度，坚持就近入学。“政府用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办教育，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一种普适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办学校不允许分成三六九等，所以选择性应该体现在民办学校上。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关于择校的立场，学界观点异同。然而，不论是公众意见，还是择校产生的后果，中国教育界一直缺乏实证研究数据。
进入21世纪，国家政策终于转为关注教育均衡、增强薄弱学校以解决择校现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等。”
9月13日，教育部表示，要把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比率和招收择校生的比率纳入考核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指标体系，切实缓解“择校热”。
当然，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这样的进程仍然缓慢无期，指望不上。他们的所有目光和心情，仍然在唯一的孩子身上。
开学一周多了，张琳的“家长qq群”每天都有人在讨论孩子上学的事，发什么书了，形体裤和彩色粉笔在哪买，留了什么作业……最近，家长们讨论的话题是，教师节该送什么礼、怎么送。
以为如释重负的张琳这才意识到，入了小学根本不是得到解脱，简直是又上了一层“小夹板”。现在，儿子小雨从周一到周五的课后辅导课都被安排满了，科普魔术，小小建筑师，书法……张琳的考虑是：“都学着，谁知道以后哪个有用。”
说起现在最担心的事，张琳想了一会儿，“高考，全家户口都不在这，不知道以后什么政策。”
这一天，感慨“交通压力大”的微博数量达到上百万。
“开学第一天，北京交通太夸张，开车上班堵了三个小时在路上，刚到单位，手脚麻木加头晕目眩!!!”
“开学第一天，以为出了交通事故了，后来发现是到了一所小学门口，都是家长。”
但是，不过是一些新上学的“一年级小豆包”为什么会给交通制造这么大的压力?
家住朝阳区的小雨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母亲张琳为这一天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每天督促儿子早睡早起，开学前一晚，8点就把孩子“摁床上”，以便确保第二天早上6点顺利起床。之后，他们要一起赶地铁，到几站地远的另外一个学区去上学。
小雨虽是刚刚加入数量庞大的“择校生”群体，但这股择校热潮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蔓延至今，越来越旺。2009年初，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曾晓东教授的主持下，辽宁、江苏、广西、山东及宁夏5个省(自治区)10个大中城市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家长接受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择校行为调查”。调查显示，12183个有效样本量中，有4973位学生属于“择校”，占学生总数的40.5％。
而在今年1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中更指出，一些地方的择校已明显由“小升初”延伸到“幼升小”，甚至更向前延伸到“择幼儿园”开始，一些中小学就近入学的学生比率，只有不到20％。
如果将中国义务教育比做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择校热无疑是它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它看上去像发烧，但怎么也降不下温。它是身体的病态，却同时维持着它的亢奋。它被诟病和唾弃，亦被追赶、趋之若鹜。这似乎是一个终极命题、一个囚徒困境。“谁不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看着儿子走入校门后，张琳匆匆赶到西城区上班，同事纷纷祝贺：“你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啊!”张琳也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好坏，总算迈出去了”。过去半年时间，张琳全家的生活重心都在小雨身上——努力让儿子上一所“还可以”的小学。
虽然结果还算令家人满意，但张琳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对孩子上学“不走心”的妈妈，“起步就比别人晚了”。
“怎么，你还没开始给小雨报名小学?”今年刚刚过完年，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家长们就开始讨论起报考学校的事。眼看其他家长都把周边的小学考察一圈了，有的甚至一年前就报名了，张琳这才意识到要抓紧了，拿着别人提供的“周边学校明细”挨个研究。
“我以前觉得，小学嘛，就那点东西，大不了自己教也没事，但是转了一圈周围的学校，才发现真是不一样。”张琳试图总结和丈夫考察的感受：有的学校有游泳池；有的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有的学校老师打扮得体，说话有条理，对家长也很有礼貌；有的老师则一看就冷冰冰……
张琳想不到的是，小学里的名堂，光靠“考察”是看不全的。在网络上搜索“幼升小”，会出现约360万条相关结果。包括各地的政策信息、名校的招生简章分析、择校攻略、学区房资讯，还有大大小小的经验交流论坛。几百万条的资讯，像是个无底洞的豁口，让人看得心慌。
细心家长根据教学环境、教学质量、升学率等专门排出了《北京小学名校排名》，在一份2012最新排名中，前15名全部来自海淀、西城和东城，家长们还将学校分为一级一类，一级二类，二级一类等等，注明各校的择校费用、涨跌趋势，以及择校的性价比。
一个月后，本着“就近原则”，张琳选了四家学校，开始打电话登记、报名、面试。本来觉得起步虽然晚了点，但总算是赶上了大部队的步伐，可面试那天，张琳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不走心了”。
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在登记的时候都填上去；还有爷爷把孙子幼儿园所有获奖的证书，包括跳绳比赛、演讲比赛，全部都附在登记表上……“当时我家孩子为了练习普通话也学了朗诵，但谁想到考小学的时候还会用上这些。”张琳不免焦虑起来。
并不是只有这所小学在面试。北京几乎所有的重点小学，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入学测试，考察数学、识字、特长等等。百度文库中有几千份这样的“北京幼升小测试题”，一些还颇有难度。比如：将1到10按“1，3，7，8；2，4，6；5，9；10”分成4组，请问是按什么方式分的?
答案是按汉语拼音的4个声调来分的。
小雨和其他孩子被老师带到别处单独面试后，几百位家长被安排在大教室里等候，顺便填表格，注明工作单位、住处、学历，以及“你能为学校做点什么”……有心机的家长，早已准备好一份颇具特色的个人简历，附在登记表后。
张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自己片区的学校肯定能上。“片区的小学也还不错，就是老学校，硬件不好”，她安慰自己。和张琳一样，小区里有七八家都在这所学校报了名，不过都是“用来保底”，一旦“择校”成功，“保底”就将被放弃。
忐忑了两个月后，张琳终于收到了两份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经过一番辗转，她收到了一个银行账户，并心知肚明地向里面汇了3万元钱：这是跨区上学需交纳的“择校费”，虽属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可作为家长，既然好学校收了自己的孩子，交点钱并不成问题，“没办法，谁不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啊!”张琳说。
为什么选小学?是升初中的关键
到现在，张琳仍然觉得为了孩子上学的事，自己操心不够，“邻居里有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早就买学区房了”。
家住朝阳区的王磊便是未雨绸缪的家长之一。他们的女儿珊珊，一年前才刚上幼儿园，但夫妇俩已经开始研究那些海量的“择校秘笈”，并对症实践。
为了应对小学入学测试，王磊的妻子每天教孩子认图形、数字排列，周末带孩子上舞蹈课、钢琴课；即便现在是在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还是给孩子报了个课外英语班…… 王磊家所归属的片区学校是一所新筹建的小学，考察了几次后，王磊对其师资水平产生了担忧，“为什么选择小学啊，是升初中的关键。”
在北京，小学升初中的主要途径是“对口入学”，即一所小学和三四所中学结成对应关系，该小学的毕业生在这几所中学中择校升学。这本是按“就近入学”原则制订出的政策，但在“择校”被默许的情况下，热门中学的对口小学身价水涨船高，家长希望能够在孩子入小学时“一次投资”，就可以获得重点初中、甚至重点高中的“长远收益”。
作为“对口入学”原则的补充，北京的小升初还有“推优政策”——不同小学拥有不同向重点中学推荐优秀学生的名额；以及“占坑班”——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不同类型。
据2011年8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在集中了最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北京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推优、特长、占坑及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择校比例已经超过了电脑派位、就近入学的比例。
王磊家其实比较幸运——妻子在西城区一家国企，和附近的一所重点小学有“共建关系”，单位每年有名额，适龄职工子女可以“破例跨区”上这所学校。
不过，共建名额也要竞争。在江苏盐城，支柱国企、高校、政府部门都曾入股办学，作为回报，每15万股金，每年有1个入学指标，股东单位把入学指标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指标不够，股东可以委托学校出题，在单位内部选拔；私人股东掌握的名额则成为“黑市”商品，盐城初级中学的“名额转让费”，一度被炒到了3万5千元一个。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额，是像王磊这样的普通家长们高攀不上的“条子生”。
“没名额我都不知道该咋考虑啊，是找人?还是花钱?……”但有一点王磊是肯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上片区的小学，“怎么样也要去个重点”。
择校竞争，各显神通。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乃桂一语中的，“中国大陆的择校主要体现为一种由广大家长自下而上发起，以金钱、关系以及权力等方式竞逐公立(重点)学校优质学额的现象。”
“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曾晓东教授主持的调查中，有一个数字让她惊讶，“所有被调查城市中，超过70％的家长都赞成择校。”
对此，王磊很无奈：“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据《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一些被家长称为“牛小”的小学，实验设备从英国进口，校庆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运动会在鸟巢举行，学生文艺表演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教育资源不均衡被认为是择校热的直接原因。细究起来，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短暂确立的重点学校制度、恢复高考后实行的发展重点中小学等政策，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并导致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独生子女政策让家长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日益迫切……这些社会、经济、文化的深远背景，都是择校现象的深层注解。
“城市的择校现象比农村的返校现象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的择校问题比欠发达地区的严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亮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择校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当超过7成的家长都赞成择校时，他们的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将竞争力作为终极目标的家长们，越来越多地考虑10年后的另一种选择：出国。为此，他们必须在每一阶段深思熟虑。
“可以肯定，普通高中跟公立学校相比，毫无竞争力。”家住顺义区的林竹最终为孩子选择了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她不用像公立学校一样考虑过年过节给老师送什么礼，入学不需要特别面试，不用学奥数，车接车送，包一天三餐，而且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特别亲切。据说，一位老师在学校批评了一位学生，放学后还特地打电话问家长，孩子有没有因此而不高兴。
尽管这所学校学费不菲，一年6万块，但她算了一笔账：在中关村附近上一所好的公立学校，找关系、择校费、找房子，一年下来最少要十几万。
这所私立学校为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到了高中，学校会分剑桥高中和普通高中，前者针对出国留学，后者则是国内大学方向。
高斌的儿子今年刚入幼儿园，但已经想好，以后“要铺一条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路”。因此，他对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只有一个择校准则——真正注重素质教育的好学校。
上幼儿园之前，3岁的儿子就被高斌安排到“全英语”环境生活，每天八九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跟着一个英语老师做游戏，家长可以在旁边照看，但“不能用中文说话”。
“每个家长心中好学校的标准都不一样。”在高斌眼里，大部分升学率高的学校可达不到他的好学校标准。遍访京城，他终于发现了一所中学符合自己的标准——注重提高学生创造力，培养学生的领导力，是在搞真正的素质教育。
“家长们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是值得尊重的。第一步，至少要让择校变得可被讨论。”曾晓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她看来，“‘就近入学’只能是一种政策目标上的完美。”在人口流动的现实需求与社会分层环境下，国家应该放弃这种完美，通过标准透明、程序公开，在阳光下运作招生，公办学校可以区分为精英和普通，并借助民办和补习学校，严格学区划片标准，分担择校压力。
不过这样的观点，在教育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取消择校制度，坚持就近入学。“政府用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办教育，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一种普适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办学校不允许分成三六九等，所以选择性应该体现在民办学校上。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关于择校的立场，学界观点异同。然而，不论是公众意见，还是择校产生的后果，中国教育界一直缺乏实证研究数据。
进入21世纪，国家政策终于转为关注教育均衡、增强薄弱学校以解决择校现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等。”
9月13日，教育部表示，要把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比率和招收择校生的比率纳入考核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指标体系，切实缓解“择校热”。
当然，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这样的进程仍然缓慢无期，指望不上。他们的所有目光和心情，仍然在唯一的孩子身上。
开学一周多了，张琳的“家长qq群”每天都有人在讨论孩子上学的事，发什么书了，形体裤和彩色粉笔在哪买，留了什么作业……最近，家长们讨论的话题是，教师节该送什么礼、怎么送。
以为如释重负的张琳这才意识到，入了小学根本不是得到解脱，简直是又上了一层“小夹板”。现在，儿子小雨从周一到周五的课后辅导课都被安排满了，科普魔术，小小建筑师，书法……张琳的考虑是：“都学着，谁知道以后哪个有用。”
说起现在最担心的事，张琳想了一会儿，“高考，全家户口都不在这，不知道以后什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