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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施昌东同志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是为中国美学史宏伟结构打基础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开中国美学史的先声。
美学这门新兴学科，在解放前虽然有少数人研究，但并不系统。解放以后，先是传入了苏联的美学理论，但失之粗糙，教条主义习气很浓，而且往往将文艺理论与美学理论混为一谈，常常模糊两者的研究对象。这个流弊，在后来我们不少美学论文中还存在。在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美学在中国曾吸引了不少研究者，但因为开创阶段，大都集中于名实之辩、概念之争，这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当时报刊上争得很热烈，后来还编出了好几本《美学讨论集》记录了这一盛事。接着就来到了十年浩劫之际，社会上的美丑都颠倒了，当然也不再会容许研究美学，现在该到了美学真正发皇的新时期。
中国人研究美学，不但要总结外国的经验，当然更主要的还要总结自己民族的经验。只有研究自己民族的美学传统，总结出其特点、规律，才能对世界的美学理论增添新东西，才能有所贡献。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就会失去生命力；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建立，也只有建立在我们民族的特点的基础上。这应该从那里入手？应该从整理我们民族的美学的思想遗产着手，切不可忘了自己的老祖宗。
当然，这呼吁已久矣夫非一日了。由于上述的客观原因，似乎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这方面的系统的著作出版。因此，施昌东同志这书，就开了这个先声。自然，这还不是中国美学史的分册，但这却是中国美学史的扎实的基础。如果循此一直写到晚近，一定能够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中国美学史的雏型。听说作者虽以抱病之身，曾立下宏誓，有志尽瘁于此，我们祝愿他的成功。
本书的特点是：概念明确，逻辑严密，文字质朴，时有创见。作者不骛炫耀，不矜宏博，而是严格地从美学研究对象去钩稽搜求，因此，读者所见到的诸子美学思想，是真正的美学思想，不是引申意义上的美学思想。作者在这方面使用的概念十分明确。在先秦诸子中，“美”“善”不分，对“美”的概念使用还不十分自觉。因此，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美”，有美学意义上的“美”，如不加以严格区别，容易含混，以致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作者从分析概念出发，进一步区别概念的性质，这方法是可取的。例如，作者在分析孔子对“美”和“善”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使用方式时，就总结出了这样的规律：“如果说，使用‘善’这个概念时，可以不顾事物的形式，而只顾事物的内容(道德思想、功用、价值等等)，那末，使用‘美’这个概念(美学的)时，就不能只顾内容不顾形式了。因而‘美’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是被用来从事物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或从事物的具体形象上来反映和评价事物的品质的。”(第3页)这样，就把握了这两个概念的特征，也进而把握了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对“美”的看法。
作者在分析诸子美学思想时，先求得诸子对“美”的看法，对“美感”的看法，然后及其审美评价，再及其对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看法，最后找出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将散见在诸子篇什中的一鳞半爪都汇集起来、理得清清楚楚，因此逻辑十分严密。作者又尽力从诸子的思想实际出发，不生搬硬套一些美学概念加以附会。
作者根据自己的分析，引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指出墨子的“非乐”思想“并不是一般地绝对地反对音乐活动、更不是一般地绝对地反对和否定音乐本身，他不过是反对‘王公大人’违背‘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违反‘先质而后文’的做法而已。”(第41页)又如肯定了法家美学思想的进步作用，指出“那种认为法家没有美学理论，是文艺的绝对否定论者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毫无根据的。”(第151页)而这种理论是相当流行的。“四人帮”利用法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厌恶和尚，恨及袈裟”。作者所取的态度是科学的。再如，据作者分析，孔子和荀子都用“君子比德”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美，即认为自然物之所以美得为人们所观赏，在于自然物本身的形象表现具有与人的美德相类似的特征，从而指出“这种对于自然美的看法，有其普遍的意义”，“所以自然美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美’的一种象征或一种特殊形式的表现”(第3页)。作者的这种观点是前人未曾说过的。
当然，在这本书中，有些观点我还不能苟同，例如，对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完全简单地归之为人性论，否认不同阶级之间有“共同美”存在，似乎还可以商榷；对韩非赞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也作为反复古主义来简单肯定，不分析其另一面的反动性，似又失之过偏。不过这都是白譬微瑕。
作者在序言中谈到自己是在与癌症斗争中完成本书的，同时据报导，作者又在这期间完成了另一规模巨大的著作：《“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印)，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见《复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的《学术流派评介》)。作者曾身处逆境，又为病魔蹂躏，还以这样坚强的意志，顽强的工作精神，奋发有为地为祖国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施昌东著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0.52元)
美学这门新兴学科，在解放前虽然有少数人研究，但并不系统。解放以后，先是传入了苏联的美学理论，但失之粗糙，教条主义习气很浓，而且往往将文艺理论与美学理论混为一谈，常常模糊两者的研究对象。这个流弊，在后来我们不少美学论文中还存在。在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美学在中国曾吸引了不少研究者，但因为开创阶段，大都集中于名实之辩、概念之争，这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当时报刊上争得很热烈，后来还编出了好几本《美学讨论集》记录了这一盛事。接着就来到了十年浩劫之际，社会上的美丑都颠倒了，当然也不再会容许研究美学，现在该到了美学真正发皇的新时期。
中国人研究美学，不但要总结外国的经验，当然更主要的还要总结自己民族的经验。只有研究自己民族的美学传统，总结出其特点、规律，才能对世界的美学理论增添新东西，才能有所贡献。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就会失去生命力；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建立，也只有建立在我们民族的特点的基础上。这应该从那里入手？应该从整理我们民族的美学的思想遗产着手，切不可忘了自己的老祖宗。
当然，这呼吁已久矣夫非一日了。由于上述的客观原因，似乎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这方面的系统的著作出版。因此，施昌东同志这书，就开了这个先声。自然，这还不是中国美学史的分册，但这却是中国美学史的扎实的基础。如果循此一直写到晚近，一定能够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中国美学史的雏型。听说作者虽以抱病之身，曾立下宏誓，有志尽瘁于此，我们祝愿他的成功。
本书的特点是：概念明确，逻辑严密，文字质朴，时有创见。作者不骛炫耀，不矜宏博，而是严格地从美学研究对象去钩稽搜求，因此，读者所见到的诸子美学思想，是真正的美学思想，不是引申意义上的美学思想。作者在这方面使用的概念十分明确。在先秦诸子中，“美”“善”不分，对“美”的概念使用还不十分自觉。因此，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美”，有美学意义上的“美”，如不加以严格区别，容易含混，以致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作者从分析概念出发，进一步区别概念的性质，这方法是可取的。例如，作者在分析孔子对“美”和“善”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使用方式时，就总结出了这样的规律：“如果说，使用‘善’这个概念时，可以不顾事物的形式，而只顾事物的内容(道德思想、功用、价值等等)，那末，使用‘美’这个概念(美学的)时，就不能只顾内容不顾形式了。因而‘美’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是被用来从事物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或从事物的具体形象上来反映和评价事物的品质的。”(第3页)这样，就把握了这两个概念的特征，也进而把握了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对“美”的看法。
作者在分析诸子美学思想时，先求得诸子对“美”的看法，对“美感”的看法，然后及其审美评价，再及其对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看法，最后找出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将散见在诸子篇什中的一鳞半爪都汇集起来、理得清清楚楚，因此逻辑十分严密。作者又尽力从诸子的思想实际出发，不生搬硬套一些美学概念加以附会。
作者根据自己的分析，引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指出墨子的“非乐”思想“并不是一般地绝对地反对音乐活动、更不是一般地绝对地反对和否定音乐本身，他不过是反对‘王公大人’违背‘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违反‘先质而后文’的做法而已。”(第41页)又如肯定了法家美学思想的进步作用，指出“那种认为法家没有美学理论，是文艺的绝对否定论者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毫无根据的。”(第151页)而这种理论是相当流行的。“四人帮”利用法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厌恶和尚，恨及袈裟”。作者所取的态度是科学的。再如，据作者分析，孔子和荀子都用“君子比德”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美，即认为自然物之所以美得为人们所观赏，在于自然物本身的形象表现具有与人的美德相类似的特征，从而指出“这种对于自然美的看法，有其普遍的意义”，“所以自然美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美’的一种象征或一种特殊形式的表现”(第3页)。作者的这种观点是前人未曾说过的。
当然，在这本书中，有些观点我还不能苟同，例如，对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完全简单地归之为人性论，否认不同阶级之间有“共同美”存在，似乎还可以商榷；对韩非赞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也作为反复古主义来简单肯定，不分析其另一面的反动性，似又失之过偏。不过这都是白譬微瑕。
作者在序言中谈到自己是在与癌症斗争中完成本书的，同时据报导，作者又在这期间完成了另一规模巨大的著作：《“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印)，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见《复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的《学术流派评介》)。作者曾身处逆境，又为病魔蹂躏，还以这样坚强的意志，顽强的工作精神，奋发有为地为祖国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施昌东著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0.5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