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腊月，我第一次跟随堂兄到诸暨用鸡毛换糖，时年23岁。据说那里的鸡毛非常好，特别是阉鸡毛，诸暨人将其当宝贝，非要用瓷碗换不可，那地方碗奇缺。我跟堂兄各买来120只大碗，加上糖和小百货等装成一担，约有160斤，然后到荷叶塘火车站上火车。
　　车到诸暨直埠站，还要挑15里路才到目的地江藻村，那里住着十几位鸡毛换糖人。我与堂兄住在一户农家，费用一宿两餐一元钱，价格还算合理。
　　晚上，堂兄教了我一些生意上的常识，如闲时“开门做”，忙时“关门做”。“开门做”是说生意清淡时走出宿处就做，因为担子轻，一天到晚也换不了多少货。然而旺季就不行了，如果“开门做”，担子就会越挑越重，越挑越远，待到傍晚回住处就会辛苦至极。所以，旺季必须采用“关门做”的办法，即先将担子挑到十里路之外，再慢慢往回做。这样，随着换来的东西增多，担子越来越重，但越挑越近，能省下许多气力。
　　诸暨人习惯农历十二月廿四杀年鸡，至廿八基本杀完，那几天是换糖人最忙碌的时间。为了能多收些鸡毛，我起早摸黑拼命地干，做了三天，换来许多鸡毛，心里非常高兴。我发现堂兄收来的鸡毛光泽度比我的好许多。堂兄说：“诸暨人每家都用风箱拉风烧饭，风箱内有块拉风板，是用最好的公鸡毛穿成的，而这些毛正是我们要的‘三把毛’。你换的毛都是肥田毛，像这样的毛只用针和糖换就行，用碗换就亏本了。”
　　正月初十回到家，我粗粗一算赚了三十多元钱，比起生产队两角分红已算很不错了。
　　到了1972年，由于生产队的收益越来越低，走鸡毛换糖之路的人更多了。东山无水西山走，于是有人走出省界，到了江西。
　　秋收完毕，农事空闲，义乌工商部门开始做鸡毛换糖临时许可证，经营地址局限于省内。为了便于涂改，我在填写经营地址時，写上“江山”，待证领到手后，把“山”字改为“西”字，许可证上的经营地址就变成了江西。
　　1975年，廿三里废旧市场的破棕衣单价从原来的三角猛涨到七角，鸡毛换糖人就到处收集破棕衣。仅一年，就把省内的破棕衣基本收完，换糖人又开始向省外拓进。
　　一次，同村陈军法的表姐夫来探亲，他在江西彬江火车站工作。在交谈中得知那地方从来没有鸡毛换糖人去过，我马上会同下骆宅村的骆光祥火速赶赴彬江去经营。根据往常经验，破棕衣山区为多，离彬江60里的双林公社就是山区。为了生意，我俩不辞劳苦，挑担前往。
　　山区村庄稀少，但每户门外墙上都挂有新旧不等的棕衣，有的将破烂的棕衣塞在泥墙洞里挡风，有的盖在茅房上遮雨，也有丢在门前柴草丛中的。我将拨浪鼓一摇，高喊破棕衣换香干（香皂），他们欣喜若狂，纷纷去家里拿破棕衣来换。一块香皂一件，不一会儿就换了满满一担。一连三天，我换来180斤，合一块香皂换三斤。香皂时价每块一角四，利润相当不错。干我们这一行的当时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到处都要管，一旦被有关部门抓住，货物就会被没收。为防万一，我们将换来的破棕衣挑到彬江，在陈军法表姐夫家屋后的柴堆中藏起来，然后重新回双林经营。
　　当时，我和骆光祥租住在一农户家里。一天晚上10时许，十几个民兵在两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指挥下，包围了我们的住处。我们在睡梦中惊醒，未等穿衣下床，两名警察早已破门而入，用手枪指着我俩，强行搜身。警察搜去了证明，命令我们挑担去公社，我们无可奈何，只得从命。
　　次日一早，警察将我们押到会议室。只见前面摆着三张办公桌，中间坐着彬江公社的书记，两侧是派出所所长与工商所所长。三位领导品茶抽烟，昂首挺胸，大有“三司会审”之势。他们把我们两个换糖佬的事当成大案来审了。不过，我们除鸡毛换糖外并无其他违法之事，他们七审八审也审不出什么来，最后没收我们的担子与所有小商品了事。
　　我俩空着手来到陈军法表姐夫家。我忙去屋后柴堆里找破棕衣，幸好尚在，心里欣慰许多。只要破棕衣在，担子虽被没收，还不至于亏本。
　　1978年，我还被强行送到“投机倒把学习班”学习。这些事已经过去好多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