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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宋韵是什么呢？宋韵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最近，浙江省提出“守根铸魂、筑牢新高地，交出文化高分报表”“让南宋文化这张浙江文化金名片更加深入人心，走向世界”的新要求。杭州市也要大力推进宋韵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建设。为此，我们邀请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徐吉军所长就如何打造浙江宋代文化的品牌、擦亮浙江和杭州南宋文化金名片，撰写系列专稿，本刊将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最近，浙江省提出“守根铸魂、筑牢新高地，交出文化高分报表”“让南宋文化这张浙江文化金名片更加深入人心，走向世界”的新要求。
那么，宋韵是什么呢？宋韵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宋代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共存世三百余年。在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钱穆《国史大纲》一书认为：宋代社会有三个新现象：一是学术文化的传播更加普及;二是政治权力解放得更加彻底，出现了“白衣卿相”的局面;三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其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无论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还是文化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深邃、宗教的兴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等方面，都达到了以往诸朝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向高峰，不仅给近千年来的华夏文化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认识，早在清末就已经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和首肯。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史学大师陈寅恪也明确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当今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更是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同样持这一观点，他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 Jacques Gernet ）《南宋社会生活史》中认为：“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宋代的韵味，具体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以文立国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时代。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鉴于唐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以及为避免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以致君权削弱局面的重现，宋太祖赵匡胤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尊师崇儒，大兴学校，重视人才，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把书籍看成“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宋太宗更是勤奋读书，常常“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在此背景下，教育更加普及，藏书更加丰富，让文化知识不再垄断于贵族手中，农、工、商甚至妇女这些社会下层民众也都得到了读书识字的机会，普通百姓人家均奉行“家贫子读书”并以为为圭臬，从而发掘出文化更大的发展空间，出现了“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的壮观场面。
宋代统治者确立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范式，十分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官吏，担任朝廷和各州县的要职，并规定宰相须用读书人。重视科举选士，实行“取士不问家世，孤寒得以崭露头角”的宽松政策，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在选拔官吏方面打破门阀等级制度，取消官僚贵族在科举方面的特权，看重寒门子弟，放宽科举资格，扩大录取范围，不拘一格选人才，使大批出身贫寒但有才学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有机会走上仕途，肩负起国家重任。据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所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史》载：宋代“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由此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象。像范仲淹、王安石、寇准、晏殊、韩琦、欧阳修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涌现出来的一代名相。同时，统治者实行厚待文人士大夫的国策。凡有官职的官员，在经济上除了有充裕的“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利，还有冬春服装、祭祀经费及各种名目赏赐。从而促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在宋朝社会中普遍盛行。
宋代统治者还广开言路，鼓励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指陈时弊。宋太祖在太庙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给士大夫们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使人人“无以触讳为惧”。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称赞的那样：“终宋之世，文人无欧刀之辟。”
二是官员以天下为己任
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内忧外患不断。由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其人生价值取向亦从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过去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一切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立志报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百姓疾苦，勤政爱民。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敢于针砭时弊，慷慨进言，积极献策，力求变革。在宋代，针对官吏腐败、冗兵冗政造成的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益衰坏”的危机，“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想在士大夫之间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北宋王禹偁首开改革思潮开始，历经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直到南宋灭亡前夕，文天祥还在向朝野大声疾呼进行政治改革。可以说，变法自强的思想始终贯穿赵宋一朝。这样的一种革新思潮强烈而又恳切，自然而然地促使两宋文化呈现出一种革新的时代特征。另外，从王安石“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的论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辛弃疾“要挽银河仙浪， 西北洗胡沙”，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 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终宋享国运的三百年间，士大夫们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理念。他们忠贞不屈，浩气纵横，为世代中国人民所敬仰。有鉴于此，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论宋代风俗时说道：“《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于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持同样的看法，说：“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可以说终宋享国运的三百年间，士大夫们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理念。他们忠贞不屈，浩气纵横，为世代中国人民所敬仰。有鉴于此，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论宋代风俗时说道：“《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于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持同样的看法，说：“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
不仅文臣如此，武将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也是以死报国，表现出了炽热的爱国激情。几百年来，杨家将、岳家军等精忠报国、抗击外敌的历史故事，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化为我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待续）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最近，浙江省提出“守根铸魂、筑牢新高地，交出文化高分报表”“让南宋文化这张浙江文化金名片更加深入人心，走向世界”的新要求。
那么，宋韵是什么呢？宋韵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宋代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共存世三百余年。在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钱穆《国史大纲》一书认为：宋代社会有三个新现象：一是学术文化的传播更加普及;二是政治权力解放得更加彻底，出现了“白衣卿相”的局面;三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其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无论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还是文化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深邃、宗教的兴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等方面，都达到了以往诸朝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向高峰，不仅给近千年来的华夏文化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认识，早在清末就已经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和首肯。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史学大师陈寅恪也明确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当今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更是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同样持这一观点，他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 Jacques Gernet ）《南宋社会生活史》中认为：“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宋代的韵味，具体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以文立国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时代。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鉴于唐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以及为避免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以致君权削弱局面的重现，宋太祖赵匡胤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尊师崇儒，大兴学校，重视人才，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把书籍看成“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宋太宗更是勤奋读书，常常“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在此背景下，教育更加普及，藏书更加丰富，让文化知识不再垄断于贵族手中，农、工、商甚至妇女这些社会下层民众也都得到了读书识字的机会，普通百姓人家均奉行“家贫子读书”并以为为圭臬，从而发掘出文化更大的发展空间，出现了“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的壮观场面。
宋代统治者确立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范式，十分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官吏，担任朝廷和各州县的要职，并规定宰相须用读书人。重视科举选士，实行“取士不问家世，孤寒得以崭露头角”的宽松政策，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在选拔官吏方面打破门阀等级制度，取消官僚贵族在科举方面的特权，看重寒门子弟，放宽科举资格，扩大录取范围，不拘一格选人才，使大批出身贫寒但有才学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有机会走上仕途，肩负起国家重任。据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所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史》载：宋代“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由此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象。像范仲淹、王安石、寇准、晏殊、韩琦、欧阳修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涌现出来的一代名相。同时，统治者实行厚待文人士大夫的国策。凡有官职的官员，在经济上除了有充裕的“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利，还有冬春服装、祭祀经费及各种名目赏赐。从而促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在宋朝社会中普遍盛行。
宋代统治者还广开言路，鼓励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指陈时弊。宋太祖在太庙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给士大夫们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使人人“无以触讳为惧”。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称赞的那样：“终宋之世，文人无欧刀之辟。”
二是官员以天下为己任
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内忧外患不断。由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其人生价值取向亦从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过去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一切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立志报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百姓疾苦，勤政爱民。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敢于针砭时弊，慷慨进言，积极献策，力求变革。在宋代，针对官吏腐败、冗兵冗政造成的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益衰坏”的危机，“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想在士大夫之间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北宋王禹偁首开改革思潮开始，历经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直到南宋灭亡前夕，文天祥还在向朝野大声疾呼进行政治改革。可以说，变法自强的思想始终贯穿赵宋一朝。这样的一种革新思潮强烈而又恳切，自然而然地促使两宋文化呈现出一种革新的时代特征。另外，从王安石“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的论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辛弃疾“要挽银河仙浪， 西北洗胡沙”，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 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终宋享国运的三百年间，士大夫们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理念。他们忠贞不屈，浩气纵横，为世代中国人民所敬仰。有鉴于此，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论宋代风俗时说道：“《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于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持同样的看法，说：“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可以说终宋享国运的三百年间，士大夫们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理念。他们忠贞不屈，浩气纵横，为世代中国人民所敬仰。有鉴于此，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论宋代风俗时说道：“《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于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持同样的看法，说：“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
不仅文臣如此，武将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也是以死报国，表现出了炽热的爱国激情。几百年来，杨家将、岳家军等精忠报国、抗击外敌的历史故事，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化为我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待续）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