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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悲剧都遵循“始乱终弃”这一文学原型，在男女两性爱情中通常以男将女弃和女性的无奈、堕落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而告终。女性之所以受到如此爱情困境桎梏，主要是因为其性别所致的生理弱势和天性弱点，以及男权社会的种种藩篱所致。然而，女性仍然可以通过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社会的教育和引导，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来摆脱经济上和精神上对男性的依附，在爱情中实现与男性的人格平等，从而冲出爱情困境的牢笼，收获爱的希望与美好。
关键词：女性 爱情 悲剧 困境 突围 主题意识
爱情悲剧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爱情是全人类人性之向往与渴望，情之所动足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悲剧则因其矛盾性和破坏性容易激起人们的怜悯同情、甚至恐惧愤怒等情愫，两者结合便“不得其平则鸣”，引无数作者与读者竞折腰。爱情悲剧悲在何处？有男女主人公真心相爱海誓山盟，却因为等级门第或世族恩怨等原因最终悲壮殉情，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英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而更多的则是男将女弃，以女主人公的隐忍、无奈、困惑、绝望、甚至死亡而告终，这种爱情悲剧19世纪以来达到历史之最，经典名著不胜枚举，如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美国德莱塞的《珍妮姑娘》（1911），和中国阎真的《因为女人》（2007），等等。
一、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爱情悲剧及其“原型”
《安娜·卡列尼娜》《珍妮姑娘》和《因为女人》三部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发生背景有很大差异，因此具有典型代表性。首先，故事发生的国别和时代不同，三个故事分别发生在俄国封建农奴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期，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快速发展期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其次，三位女性原生家庭所处社会阶级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同，安娜属于俄国上流社会的贵族阶级，生活状况较好；珍妮处于美国社会底层，家庭异常贫困；而柳依依则出生在生活水平一般的中国普通家庭。另外，女性受教育层次不一，安娜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在思想感情和聪明才智上甚至优于其他贵族妇女；珍妮至18岁还没学过任何手艺；而柳依依则是中国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
但是，不论这些故事背景多么迥异，故事情节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遵循着同一模式：女性都年轻漂亮，男性则或有权、有钱，或有知识，或兼而有之，男女两人一见钟情，爱情迅速升温并很快同居，男性最终却因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生理欲望而冷淡疏远或绝情抛弃女性，而女性却只能在对爱情的希冀中独自落寞孤寂、堕落沉沦，甚至了却生命。这种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所抽离出来的具有共同性、相通性、并不断得以重复的深层模式，被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称之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原型”，即“一个或一组文学象征，它们在文学中为作家们反复地运用因而形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弗莱，1997）。中国有学者则根据唐代元稹《莺莺传》中莺莺对张生所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而将上述爱情悲剧中的“原型”具体名之为“始乱终弃”（刘汉波等，2003）。这种“原型”表达了作家对人类、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体现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虑。
随着19世纪以来女权运动持续高涨，女性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然而以“始乱终弃”为原型的作品数量仍在持续攀升，爱情悲剧依然在重复上演，像历史魔咒一样桎梏着女性。那么，为什么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知识背景的女性，在爱情悲剧里都是最终的受难者和恶果的承担者？女性在爱情里究竟面临着哪些困境？她们又能否突围？
二、女性爱情的困境
三部作品中对读者的感情造成强烈冲击的莫过于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爱情是她们一生的信仰，是她们生命核心价值所在。率真勇敢的安娜为了爱情，全然不顾上流社会的排斥与嘲讽，甚至在爱情与亲情的抉择中毅然抛却了深爱的儿子。然而，当她在爱情里渐渐受到冷落，她开始变得敏感、嫉妒与神经质，发展到极致，便是彻底的绝望。没有了爱情，对生命也毫不在乎无所畏惧了，于是便选择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延续对失爱的抗争和爱情的渴望。善良隐忍的珍妮明知莱斯特不会与她成婚，忍受着他家人的强烈反对与无情白眼，充分发挥了只要能够与莱斯特在一起什么都愿意的个人牺牲精神；为了让莱斯特能保有遗产和地位，把他拱手让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怨言和抗争，而且在心底里仍然渴望他能归来；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也对他照顾有加直至送终，她把自己的牺牲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受教育有知识的柳依依在室友们视爱情为游戏，对爱情嗤之以鼻的环境中，依然把爱情看得神圣美好，坚持自己对这份美好的幻想与向往，然而在遭到夏伟凯的无情背叛后，她在对爱的不断希望与失望中逐渐堕落与沉沦，不再珍爱自己的身体，随意践踏自己的感情。
爱情让女性或绝望到极致，或隐忍到极致，或堕落到极致，总之是牺牲到极致，极致的反面实则是她们内心深处永远难以撼动的对爱情的热烈渴望。在把爱情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男人们看来，把爱情视为生命全部的女人的确让人无法理解，她们偏执疯狂、自我作贱、不可理喻。为什么女人会是这样？
阎真作品的标题“因为女人”即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因为她们是女人。女人天性敏感多疑，感情丰富，视爱如命，因此“女人的命运存在着天然的悲剧性，逃不脱的”。继孔子为代表的“女性祸水说”，曹雪芹为代表的“女性清纯说”和波德莱尔的“罪恶的花朵”两面说之后，阎真提出了“女性天性说”。他认为前三种评判的主观性太强，没有抓住女性客观“天性”这一症结，并提出女人的天性是分析女性和女性问题的最科学入口，只有抓住这个症结，才能对女性作出正确的评判（龙长吟，2008）。
因此，针对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阎真大胆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有力补充：“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阎真一语击中要害，犀利地揭示出女性爱情悲剧“原型”的最内核原因——性别。 因为是女性，她们才会视爱情为信仰和生命，才会把男人放在生命和生活的中心，才会在爱情里迷失自我、找不到出口。情感上对男性的极度依赖，使得女性在身体上对男性具有非常强烈的独占欲，在生活上对物质具有难以抑制的控制欲，以博得男性的喜爱与欢心。女性生理上的弱势及天性中对爱欲和物欲的追求，使得她们在身体、经济和精神等各个方面不得不依附于男性，从而形成了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被物化，没有独立人格与尊严，不得不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禁锢和各种道德伦理枷锁的束缚。在渥伦斯基、莱斯特、夏伟凯、秦一星和宋旭升们不懈追求地位、金钱、权力、或仅仅是性欲的时候，女性完全被他们当成了生活里的附属品、装饰品和调味品。
三、女性爱情困境的突围
如果说由于女性性别所决定的女性生理弱势和天性弱点注定了女性爱情天然悲剧，那么在社会文明程度日渐发达和女性社会地位明显提升的当代历史背景下，女性能否通过克服自身天性弱点，冲破男权社会藩篱，从爱情困境中突围，从而破解女性爱情天然悲剧的历史魔咒呢？
女性实现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是问题之核心与关键，“自助者，天助”。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魏国英，2000）。它的内涵主要包括权利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性意识等；衡量标准主要在于女性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体、自觉构建自己的生活，认识到女性自身特质、塑造真正女性气质，认识并自觉承担平衡各种角色，正确认识男性并与男性和谐发展；发展状态主要包括主体意识有待唤醒的自我迷失阶段，觉醒和成长期的自我矛盾阶段，成熟期的自我认可与平衡阶段，如果自我迷失和矛盾阶段缺乏自律和引导，便会出现主体意识发展的异化，自我否定、放荡不羁（王素芳，2015）。
安娜、珍妮和柳依依们把男性放在生命中心，把爱情当做一生信仰，加之生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自我主体意识处于自我迷失阶段或者自我否定状态。因此，女性要首先实现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发现自身优势、不断提升自我，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此为基础，获得自我的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从而实现自我的人格独立和与男性的人格平等。如此，才能在爱情里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与男性平等和谐地相处。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除了女性内力动因之外，还需要社会的关心、教育和引导。受教育不仅可以使女性获得能够独立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本领，而且可以培养女性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处事能力，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基础条件，也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前提。同时，政府和教育也应该创造条件引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对女性开展基本的女性生理、心理、尤其是爱情和婚姻等方面的教育和咨询，并能在女性主体意识处于自我迷失或否定时给予及时干预和帮助，从而使越来越多女性学会平衡自身多元化角色、学会与男性友好和谐相处、收获美满爱情婚姻，避免爱情悲剧发生。
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是女性从爱情困境中解围的重要外因。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日益提升，然而男性中心的传统思想却难以剔除，女性在有形或无形中仍然被贬低和歧视。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弥漫更是加剧了女性由被物化到进一步被商品化的风险。因此，整个社会应该增强男女人格平等意识、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以此促进男女在爱情中的平等地位和男女两性关系的健康发展，从而避免女性爱情悲剧的发生。
注：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2014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批准文号：142400411171。
参考文献：
[1] [俄]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 [美]西奥多·德莱塞，潘庆舲译：《珍妮姑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3] 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吴持哲译：《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刘汉波、刘勇：《爱情悲剧：始乱终弃原型及成因》，《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3年第7期。
[6] 龙长吟：《现代女性的天然悲剧——评阎真长篇新作〈因为女人〉》，《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7]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王素芳：《觉醒与成长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http：//eladies.sina.com.cn/nx/2005/0603/1102164424.html，2015年1月10日。
（魏京京，河南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关键词：女性 爱情 悲剧 困境 突围 主题意识
爱情悲剧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爱情是全人类人性之向往与渴望，情之所动足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悲剧则因其矛盾性和破坏性容易激起人们的怜悯同情、甚至恐惧愤怒等情愫，两者结合便“不得其平则鸣”，引无数作者与读者竞折腰。爱情悲剧悲在何处？有男女主人公真心相爱海誓山盟，却因为等级门第或世族恩怨等原因最终悲壮殉情，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英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而更多的则是男将女弃，以女主人公的隐忍、无奈、困惑、绝望、甚至死亡而告终，这种爱情悲剧19世纪以来达到历史之最，经典名著不胜枚举，如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美国德莱塞的《珍妮姑娘》（1911），和中国阎真的《因为女人》（2007），等等。
一、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爱情悲剧及其“原型”
《安娜·卡列尼娜》《珍妮姑娘》和《因为女人》三部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发生背景有很大差异，因此具有典型代表性。首先，故事发生的国别和时代不同，三个故事分别发生在俄国封建农奴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期，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快速发展期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其次，三位女性原生家庭所处社会阶级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同，安娜属于俄国上流社会的贵族阶级，生活状况较好；珍妮处于美国社会底层，家庭异常贫困；而柳依依则出生在生活水平一般的中国普通家庭。另外，女性受教育层次不一，安娜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在思想感情和聪明才智上甚至优于其他贵族妇女；珍妮至18岁还没学过任何手艺；而柳依依则是中国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
但是，不论这些故事背景多么迥异，故事情节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遵循着同一模式：女性都年轻漂亮，男性则或有权、有钱，或有知识，或兼而有之，男女两人一见钟情，爱情迅速升温并很快同居，男性最终却因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生理欲望而冷淡疏远或绝情抛弃女性，而女性却只能在对爱情的希冀中独自落寞孤寂、堕落沉沦，甚至了却生命。这种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所抽离出来的具有共同性、相通性、并不断得以重复的深层模式，被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称之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原型”，即“一个或一组文学象征，它们在文学中为作家们反复地运用因而形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弗莱，1997）。中国有学者则根据唐代元稹《莺莺传》中莺莺对张生所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而将上述爱情悲剧中的“原型”具体名之为“始乱终弃”（刘汉波等，2003）。这种“原型”表达了作家对人类、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体现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虑。
随着19世纪以来女权运动持续高涨，女性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然而以“始乱终弃”为原型的作品数量仍在持续攀升，爱情悲剧依然在重复上演，像历史魔咒一样桎梏着女性。那么，为什么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知识背景的女性，在爱情悲剧里都是最终的受难者和恶果的承担者？女性在爱情里究竟面临着哪些困境？她们又能否突围？
二、女性爱情的困境
三部作品中对读者的感情造成强烈冲击的莫过于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爱情是她们一生的信仰，是她们生命核心价值所在。率真勇敢的安娜为了爱情，全然不顾上流社会的排斥与嘲讽，甚至在爱情与亲情的抉择中毅然抛却了深爱的儿子。然而，当她在爱情里渐渐受到冷落，她开始变得敏感、嫉妒与神经质，发展到极致，便是彻底的绝望。没有了爱情，对生命也毫不在乎无所畏惧了，于是便选择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延续对失爱的抗争和爱情的渴望。善良隐忍的珍妮明知莱斯特不会与她成婚，忍受着他家人的强烈反对与无情白眼，充分发挥了只要能够与莱斯特在一起什么都愿意的个人牺牲精神；为了让莱斯特能保有遗产和地位，把他拱手让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怨言和抗争，而且在心底里仍然渴望他能归来；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也对他照顾有加直至送终，她把自己的牺牲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受教育有知识的柳依依在室友们视爱情为游戏，对爱情嗤之以鼻的环境中，依然把爱情看得神圣美好，坚持自己对这份美好的幻想与向往，然而在遭到夏伟凯的无情背叛后，她在对爱的不断希望与失望中逐渐堕落与沉沦，不再珍爱自己的身体，随意践踏自己的感情。
爱情让女性或绝望到极致，或隐忍到极致，或堕落到极致，总之是牺牲到极致，极致的反面实则是她们内心深处永远难以撼动的对爱情的热烈渴望。在把爱情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男人们看来，把爱情视为生命全部的女人的确让人无法理解，她们偏执疯狂、自我作贱、不可理喻。为什么女人会是这样？
阎真作品的标题“因为女人”即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因为她们是女人。女人天性敏感多疑，感情丰富，视爱如命，因此“女人的命运存在着天然的悲剧性，逃不脱的”。继孔子为代表的“女性祸水说”，曹雪芹为代表的“女性清纯说”和波德莱尔的“罪恶的花朵”两面说之后，阎真提出了“女性天性说”。他认为前三种评判的主观性太强，没有抓住女性客观“天性”这一症结，并提出女人的天性是分析女性和女性问题的最科学入口，只有抓住这个症结，才能对女性作出正确的评判（龙长吟，2008）。
因此，针对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阎真大胆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有力补充：“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阎真一语击中要害，犀利地揭示出女性爱情悲剧“原型”的最内核原因——性别。 因为是女性，她们才会视爱情为信仰和生命，才会把男人放在生命和生活的中心，才会在爱情里迷失自我、找不到出口。情感上对男性的极度依赖，使得女性在身体上对男性具有非常强烈的独占欲，在生活上对物质具有难以抑制的控制欲，以博得男性的喜爱与欢心。女性生理上的弱势及天性中对爱欲和物欲的追求，使得她们在身体、经济和精神等各个方面不得不依附于男性，从而形成了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被物化，没有独立人格与尊严，不得不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禁锢和各种道德伦理枷锁的束缚。在渥伦斯基、莱斯特、夏伟凯、秦一星和宋旭升们不懈追求地位、金钱、权力、或仅仅是性欲的时候，女性完全被他们当成了生活里的附属品、装饰品和调味品。
三、女性爱情困境的突围
如果说由于女性性别所决定的女性生理弱势和天性弱点注定了女性爱情天然悲剧，那么在社会文明程度日渐发达和女性社会地位明显提升的当代历史背景下，女性能否通过克服自身天性弱点，冲破男权社会藩篱，从爱情困境中突围，从而破解女性爱情天然悲剧的历史魔咒呢？
女性实现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是问题之核心与关键，“自助者，天助”。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魏国英，2000）。它的内涵主要包括权利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性意识等；衡量标准主要在于女性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体、自觉构建自己的生活，认识到女性自身特质、塑造真正女性气质，认识并自觉承担平衡各种角色，正确认识男性并与男性和谐发展；发展状态主要包括主体意识有待唤醒的自我迷失阶段，觉醒和成长期的自我矛盾阶段，成熟期的自我认可与平衡阶段，如果自我迷失和矛盾阶段缺乏自律和引导，便会出现主体意识发展的异化，自我否定、放荡不羁（王素芳，2015）。
安娜、珍妮和柳依依们把男性放在生命中心，把爱情当做一生信仰，加之生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自我主体意识处于自我迷失阶段或者自我否定状态。因此，女性要首先实现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发现自身优势、不断提升自我，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此为基础，获得自我的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从而实现自我的人格独立和与男性的人格平等。如此，才能在爱情里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与男性平等和谐地相处。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除了女性内力动因之外，还需要社会的关心、教育和引导。受教育不仅可以使女性获得能够独立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本领，而且可以培养女性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处事能力，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基础条件，也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前提。同时，政府和教育也应该创造条件引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对女性开展基本的女性生理、心理、尤其是爱情和婚姻等方面的教育和咨询，并能在女性主体意识处于自我迷失或否定时给予及时干预和帮助，从而使越来越多女性学会平衡自身多元化角色、学会与男性友好和谐相处、收获美满爱情婚姻，避免爱情悲剧发生。
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是女性从爱情困境中解围的重要外因。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日益提升，然而男性中心的传统思想却难以剔除，女性在有形或无形中仍然被贬低和歧视。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弥漫更是加剧了女性由被物化到进一步被商品化的风险。因此，整个社会应该增强男女人格平等意识、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以此促进男女在爱情中的平等地位和男女两性关系的健康发展，从而避免女性爱情悲剧的发生。
注：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2014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批准文号：142400411171。
参考文献：
[1] [俄]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 [美]西奥多·德莱塞，潘庆舲译：《珍妮姑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3] 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吴持哲译：《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刘汉波、刘勇：《爱情悲剧：始乱终弃原型及成因》，《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3年第7期。
[6] 龙长吟：《现代女性的天然悲剧——评阎真长篇新作〈因为女人〉》，《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7]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王素芳：《觉醒与成长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http：//eladies.sina.com.cn/nx/2005/0603/1102164424.html，2015年1月10日。
（魏京京，河南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