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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你生命的一本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被许多人问过，也问过许多人。
我读书不求甚解，有的囫囵吞枣过去了，有的读了一个章节放下了，但如果要说影响我生命的一本书，也许要算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这套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是存在着这样博闻强记的学问人，几乎每一句话里都隐藏着一个或数个典故。也是这套书，成为我的阅读基础，《管锥编》里钱先生经常拿来引用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是我大学时代最常细读的类书。更重要的是，在《管锥编》里，我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思维方法，我一直运用这种方法写作，获益良多。
不过，在我采访过的那些生于民国时代人的口中，最常被提起的书是巴金的《家》。一位老太太跟我说，她从兄长那里偷偷翻到《家》，读着读着便泪流满面——“我觉得如果不逃，我就是梅表姐”，于是，她在订婚的前夜连夜逃离了家。多年之后，她已经儿女双全，回到家乡，遇到那个曾经被她逃婚的“未婚夫”。他笑着说，那本《家》，当年其实是他借给她的兄长的。他劝父母不要追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作家。李健吾曾说，那时候他们抱着巴金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他自己的情绪，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他们的心，宣泄了他们悒郁不忿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人生的新路。
在逃婚途中，老太太曾给巴金写信，很多年后她仍然记得其中一句：“我说‘巴金先生，现在是觉慧在给你写信，祝福我吧’。”我问她，你收到回信吗？她笑着说，“巴金有那么多读者，哪里来得及给我回信？”
是的，当年给巴金写信的读者确实数不胜数，但他却被其中一封信感动流泪，信上写着：“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这封信，来自17岁的天津少女杨静如。
在杨家的照片里，很容易认出静如——最美的那一个。她出生于1919年9月12日，我们更熟悉的是她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苡。
杨家是大家族，静如的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是我国第一代的银行家。杨毓璋有三房太太，静如的母亲徐燕若是第二位夫人。静如自己回忆，“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静如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征兆很复杂，既吉又凶，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
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男孩5岁时，杨毓璋去世了。而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后来则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他还写了一本英文自传，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
作为杨毓璋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管大太太叫“母亲”，自己的母亲叫“娘”。静如则和姐姐一起，划归为“姨太太生的”。幸好，大太太并不跋扈。他们的母亲天性温柔，但关键时刻非常坚强。父亲去世后，姑妈让静如的母亲殉节。母亲拒绝了，她回答：“我有3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3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母亲对待子女还算开明。静如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了一封信，收到一张照片作为回信，下边用派克蓝墨水笔签上“Sincerely yours Norma Shearer”，静如“用手指头沾沾口水去轻抹一下字尾”，发现是真的签名。这样的举动太不“闺秀”，但母亲并没有训斥，只是说：“不好好念书，写什么信！”
静如在中西女校读书，是个有名的活泼小姑娘。读小学的时候，她崇拜一个女老师，于是和同学们约好，跑到教室的窗外，一见到老师就不停地喊“Anna Situ，I love you”，老师最终“温和地批评了我们，就哄散了”。
静如喜欢和堂哥们一起玩。“七叔家的沪哥”“八叔家的四哥”和静如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迷恋《三个火枪手》，“四哥非常漂亮，我们就叫他阿托士。五哥又笨又胖，我们就叫他颇图斯。我哥哥最小，就叫达特安”。哥哥们问，“谁是密里迪（小说里的反派女人）？”姐姐敏如摇摇头，结果还没上学的静如大喊：“我是密里迪！”因为密里迪好看。
静如崇拜哥哥杨宪益，也是她敏感地发现，哥哥的家庭女教师喜欢上了哥哥，她告诉了母亲。为了防止丑闻发生，母亲决定让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哥哥走后，姐姐敏如去了燕京大学，只剩下静如一个人。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中西女校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杨家虽然开明，但并不允许静如参加。静如非常苦闷，在这时，她看了巴金的《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写的就是我们家嘛”：
完全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像得不得了。家里也不是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但是他们家有鸣凤，我们家有来凤。他们家有老爷太太，我们家也有老爷太太。我祖父的画像是齐白石画的。（杨苡接受文化记者李怀宇采访）
静如向巴金倾诉心事，很快就收到了回信。母親没有反对他们的通信——她自己也是冰心和张资平等人的读者。静如没有隐瞒巴金的来信，母亲会一一拆开，检查后再给静如。但静如隐瞒了另一个人的来信——巴金的哥哥李尧林。李尧林当时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经巴金介绍，开始和静如通信。静如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1938年大年三十晚上，“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
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他课余为一个姓冯的富裕人家做家教。冯家小姐和静如一起学画，过了正月十五，冯小姐突然笑嘻嘻地走到静如面前：“李先生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玩？”
从来“不见生人”的静如一下子窘得红了脸，但她还是和李尧林见了面，他没想到面前是这样一位淑女，“他还以为我很小呢”。“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静如用12块钱的生活费买了3张唱片（4块钱一张的红心唱片），邀请李尧林一起欣赏，两人还一起去看了电影。 静如给李尧林写的信是让佣人传送的，假装说是写给同学某小姐，信通过同学转到李尧林手里；李尧林的回信则偷偷藏在书里，成功逃过静如母亲的检查，甚至连哥哥杨宪益也被蒙在鼓里。
1937年，静如从中西女中毕业，考上了南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前夕，她和女同学们在天津著名的国货售品所里挑选了一件“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做旗袍”，配白色的皮鞋，在照相馆里拍了照。彼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姑娘们绝对不会想到，不久后，她们即将天各一方。
天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静如想去昆明读书，母亲不同意，巴金在信中劝静如“忍耐”。后来，还是哥哥杨宪益帮了妹妹，“我哥觉得我在家不安全，所以给母亲写信，劝她早放我走，日本人早晚会进租界”。
走之前，静如去见了李尧林，对他说：“我们昆明见。”
1938年7月7日，静如从天津坐船前往香港：“邮轮很大，上面有舞厅、餐厅，但大部分人都是去香港。我们则是在香港待10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旧称），这时就坐二等舱了。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到了昆明，靜如感受到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她想要报考西南联大，但听说要考数学，担心会考不过。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提示她，“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因为南开的学生自动进入联大，于是静如去问报考老师，他一查，很高兴地说“欢迎复校”。静如说：“所以我什么都没考，就进了联大。”静如的学号是“N2214”，那时候在联大，北大学生的学号开头是“P”，清华学生是“T”，南开学生则是“N”。
她在天津时考的是中文系，本来也打算上中文系。结果有一天，古琴家郑颖孙先生对她说：“杨小姐，走走走，带你去见一个人。”“谁？”“你崇拜的沈从文呀！”静如激动得心都好像要蹦出来了。穿着长袍、一口湖南话的沈先生表扬19岁的静如有勇气离开富有的家，来昆明吃苦。那天后来说了什么，静如都不大记得了。但她听了沈从文的劝告，“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静如就这样进了外文系。一进宿舍，她很快发现，有一个叫陈蕴珍（即萧珊，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的室友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曾经给巴金写过信。另一位室友叫王树藏，是萧乾的女友。静如说，在宿舍里，她们经常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西南联大的上课氛围是自由的，三校合一，师资强大，牛人辈出，给静如上课的老师有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在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
沈从文说静如不用功，静如自己承认，“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抗战的日子那么艰苦，吃着可能夹杂着老鼠屎的八宝饭，日常还要跑警报。可是静如不觉得苦，她说，所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打赢。
西南联大有很多社团，研究《红楼梦》有之，研究《老子》亦有之。静如打算去“高原文艺社”，因为他们的黑板报办得好，而且社里有当时已小有名气的诗人穆旦。一天晚上，文艺社在开会，静如冒冒失失地走进去，直接说自己想加入高原，大家回应：欢迎欢迎。
文艺社里还有一个和静如相熟的人，那就是之前在表姐的订婚宴上见过的赵瑞蕻。赵瑞蕻几乎对静如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追求她。有很多人问过静如，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静如笑着说，其实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无非就是交换诗看看，但你会知道，这个人待你是不同的。
静如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热心地帮忙修改，改完之后，静如拿来一看，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追求静如的人很多，但她仍旧在等一个人，那个人曾答应她，会来昆明。可是，他始终没有来。经过漫长的等待，静如和李尧林的通信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抱怨，越来越多的矛盾，越来越多的误解。
1940年，静如接受了赵瑞蕻的求婚。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之后，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很久以后，静如才得知，李尧林曾订了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的船票，准备到昆明，但不知为何，最后又把票退了。
大二就结婚的静如后来转学到金陵女子大学，又因为生小孩耽误了课程，不得不去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算是联大借读生。在重庆，有一天，巴金请她吃饭，去了之后，她还见到了萧珊和巴金的一个表弟。巴金点了猪脑，萧珊就笑话说：“李先生（指巴金）就喜欢吃猪脑。”巴金回答：“吃猪脑补脑子。”后来静如才知道，巴金和萧珊打算结婚了，这顿“猪脑宴”大概算是订婚宴。
1945年，静如收到了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李先生（指李尧林）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巴金见到了哥哥最后一面，李尧林对弟弟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朋友们来探病，他却总说“蛮好”。有一天夜里，李尧林忽然醒过来，对巴金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两天后，李尧林离开了，病因是“肋膜炎”，但大家都说他其实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
静如这时才知道，在巴金的大哥去世后，承担起李家生计的是李尧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家人的生活。也许正因如此，他不敢、也不愿回应与静如之间的情愫，一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静如想起他们恢复通信后，李尧林写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静如伤心得大哭。 后来，巴金把李尧林保存的唱片都送给了静如。静如想起他们在天津时，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抄给她的一份英文歌词，这首歌叫《让我们相逢在梦之门》——仿佛早早预示了一种不祥。静如说：“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那些唱片，她再也没听过。
赵瑞蕻和静如的婚书很有趣，一般的婚书写：“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他们俩的婚书上没写“志同道合”，静如说，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静如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两人的志趣挺相投的：赵瑞蕻是司汤达《红与黑》的汉译第一人，静如则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介绍给中国读者。
“呼啸山庄”这个名字也是静如想出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了梁实秋的翻译，他把书名翻译成“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翻译《呼啸山庄》的时候，静如生活在一个环境特别差的丙等房里，只要刮风，房子就一副要倒塌的模样，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的静如有点害怕。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静如的灵感呼啸而来，她至今得意“呼啸山庄”这个名字——确实是神来之笔。
不管在什么時期，静如和丈夫赵瑞蕻，还有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总是用最大的乐观和热情对待生活。他们之间经常保持通信，互相讲着老朋友的故事。有记者去采访静如，她讲着讲着，会忽然走到房间里的某张照片前，说道：“就是他（她）哎！”“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静如爱惜旧物，也爱惜老朋友。她的瑙玛·希拉签名照被赵瑞蕻烧了，她总会念叨：“哎，我那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30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女儿赵蘅总劝父亲：“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1999年春节前夜，赵瑞蕻因心脏病发辞世。
2009年，翻译家杨宪益去世，享年95岁。静如说，“我是真的崇拜我哥”。2017年，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去世，享年102岁。静如说姐姐“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
静如的家很小，客厅只有12平方米，同时也做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舒适）”。年过期颐的静如还是很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她也喜欢研究微信，经常给女儿赵蘅打电话：“快看！六频道，佳片有约！”“新年音乐会马上开始！”
2003年，静如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颗钢钉价值8000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指”。静如还在坚持用稿纸写作，为了让保姆不打搅她，她会慷慨发出红包，“以资鼓励”。
赵蘅说，一直到现在，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静如还是会热泪盈眶。“母亲她总喜欢一句话：‘Wait and hope’，她很乐观，对国家前途抱有信心。”这是属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我读书不求甚解，有的囫囵吞枣过去了，有的读了一个章节放下了，但如果要说影响我生命的一本书，也许要算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这套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是存在着这样博闻强记的学问人，几乎每一句话里都隐藏着一个或数个典故。也是这套书，成为我的阅读基础，《管锥编》里钱先生经常拿来引用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是我大学时代最常细读的类书。更重要的是，在《管锥编》里，我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思维方法，我一直运用这种方法写作，获益良多。
不过，在我采访过的那些生于民国时代人的口中，最常被提起的书是巴金的《家》。一位老太太跟我说，她从兄长那里偷偷翻到《家》，读着读着便泪流满面——“我觉得如果不逃，我就是梅表姐”，于是，她在订婚的前夜连夜逃离了家。多年之后，她已经儿女双全，回到家乡，遇到那个曾经被她逃婚的“未婚夫”。他笑着说，那本《家》，当年其实是他借给她的兄长的。他劝父母不要追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作家。李健吾曾说，那时候他们抱着巴金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他自己的情绪，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他们的心，宣泄了他们悒郁不忿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人生的新路。
在逃婚途中，老太太曾给巴金写信，很多年后她仍然记得其中一句：“我说‘巴金先生，现在是觉慧在给你写信，祝福我吧’。”我问她，你收到回信吗？她笑着说，“巴金有那么多读者，哪里来得及给我回信？”
是的，当年给巴金写信的读者确实数不胜数，但他却被其中一封信感动流泪，信上写着：“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这封信，来自17岁的天津少女杨静如。
活泼少女
在杨家的照片里，很容易认出静如——最美的那一个。她出生于1919年9月12日，我们更熟悉的是她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苡。
杨家是大家族，静如的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是我国第一代的银行家。杨毓璋有三房太太，静如的母亲徐燕若是第二位夫人。静如自己回忆，“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静如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征兆很复杂，既吉又凶，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
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男孩5岁时，杨毓璋去世了。而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后来则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他还写了一本英文自传，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
作为杨毓璋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管大太太叫“母亲”，自己的母亲叫“娘”。静如则和姐姐一起，划归为“姨太太生的”。幸好，大太太并不跋扈。他们的母亲天性温柔，但关键时刻非常坚强。父亲去世后，姑妈让静如的母亲殉节。母亲拒绝了，她回答：“我有3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3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母亲对待子女还算开明。静如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了一封信，收到一张照片作为回信，下边用派克蓝墨水笔签上“Sincerely yours Norma Shearer”，静如“用手指头沾沾口水去轻抹一下字尾”，发现是真的签名。这样的举动太不“闺秀”，但母亲并没有训斥，只是说：“不好好念书，写什么信！”
静如在中西女校读书，是个有名的活泼小姑娘。读小学的时候，她崇拜一个女老师，于是和同学们约好，跑到教室的窗外，一见到老师就不停地喊“Anna Situ，I love you”，老师最终“温和地批评了我们，就哄散了”。
静如喜欢和堂哥们一起玩。“七叔家的沪哥”“八叔家的四哥”和静如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迷恋《三个火枪手》，“四哥非常漂亮，我们就叫他阿托士。五哥又笨又胖，我们就叫他颇图斯。我哥哥最小，就叫达特安”。哥哥们问，“谁是密里迪（小说里的反派女人）？”姐姐敏如摇摇头，结果还没上学的静如大喊：“我是密里迪！”因为密里迪好看。
静如崇拜哥哥杨宪益，也是她敏感地发现，哥哥的家庭女教师喜欢上了哥哥，她告诉了母亲。为了防止丑闻发生，母亲决定让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哥哥走后，姐姐敏如去了燕京大学，只剩下静如一个人。
情窦初开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中西女校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杨家虽然开明，但并不允许静如参加。静如非常苦闷，在这时，她看了巴金的《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写的就是我们家嘛”：
完全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像得不得了。家里也不是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但是他们家有鸣凤，我们家有来凤。他们家有老爷太太，我们家也有老爷太太。我祖父的画像是齐白石画的。（杨苡接受文化记者李怀宇采访）
静如向巴金倾诉心事，很快就收到了回信。母親没有反对他们的通信——她自己也是冰心和张资平等人的读者。静如没有隐瞒巴金的来信，母亲会一一拆开，检查后再给静如。但静如隐瞒了另一个人的来信——巴金的哥哥李尧林。李尧林当时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经巴金介绍，开始和静如通信。静如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1938年大年三十晚上，“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
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他课余为一个姓冯的富裕人家做家教。冯家小姐和静如一起学画，过了正月十五，冯小姐突然笑嘻嘻地走到静如面前：“李先生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玩？”
从来“不见生人”的静如一下子窘得红了脸，但她还是和李尧林见了面，他没想到面前是这样一位淑女，“他还以为我很小呢”。“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静如用12块钱的生活费买了3张唱片（4块钱一张的红心唱片），邀请李尧林一起欣赏，两人还一起去看了电影。 静如给李尧林写的信是让佣人传送的，假装说是写给同学某小姐，信通过同学转到李尧林手里；李尧林的回信则偷偷藏在书里，成功逃过静如母亲的检查，甚至连哥哥杨宪益也被蒙在鼓里。
1937年，静如从中西女中毕业，考上了南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前夕，她和女同学们在天津著名的国货售品所里挑选了一件“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做旗袍”，配白色的皮鞋，在照相馆里拍了照。彼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姑娘们绝对不会想到，不久后，她们即将天各一方。
天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静如想去昆明读书，母亲不同意，巴金在信中劝静如“忍耐”。后来，还是哥哥杨宪益帮了妹妹，“我哥觉得我在家不安全，所以给母亲写信，劝她早放我走，日本人早晚会进租界”。
走之前，静如去见了李尧林，对他说：“我们昆明见。”
奔赴昆明
1938年7月7日，静如从天津坐船前往香港：“邮轮很大，上面有舞厅、餐厅，但大部分人都是去香港。我们则是在香港待10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旧称），这时就坐二等舱了。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到了昆明，靜如感受到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她想要报考西南联大，但听说要考数学，担心会考不过。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提示她，“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因为南开的学生自动进入联大，于是静如去问报考老师，他一查，很高兴地说“欢迎复校”。静如说：“所以我什么都没考，就进了联大。”静如的学号是“N2214”，那时候在联大，北大学生的学号开头是“P”，清华学生是“T”，南开学生则是“N”。
她在天津时考的是中文系，本来也打算上中文系。结果有一天，古琴家郑颖孙先生对她说：“杨小姐，走走走，带你去见一个人。”“谁？”“你崇拜的沈从文呀！”静如激动得心都好像要蹦出来了。穿着长袍、一口湖南话的沈先生表扬19岁的静如有勇气离开富有的家，来昆明吃苦。那天后来说了什么，静如都不大记得了。但她听了沈从文的劝告，“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静如就这样进了外文系。一进宿舍，她很快发现，有一个叫陈蕴珍（即萧珊，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的室友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曾经给巴金写过信。另一位室友叫王树藏，是萧乾的女友。静如说，在宿舍里，她们经常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西南联大的上课氛围是自由的，三校合一，师资强大，牛人辈出，给静如上课的老师有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在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
沈从文说静如不用功，静如自己承认，“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抗战的日子那么艰苦，吃着可能夹杂着老鼠屎的八宝饭，日常还要跑警报。可是静如不觉得苦，她说，所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打赢。
得知真相
西南联大有很多社团，研究《红楼梦》有之，研究《老子》亦有之。静如打算去“高原文艺社”，因为他们的黑板报办得好，而且社里有当时已小有名气的诗人穆旦。一天晚上，文艺社在开会，静如冒冒失失地走进去，直接说自己想加入高原，大家回应：欢迎欢迎。
文艺社里还有一个和静如相熟的人，那就是之前在表姐的订婚宴上见过的赵瑞蕻。赵瑞蕻几乎对静如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追求她。有很多人问过静如，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静如笑着说，其实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无非就是交换诗看看，但你会知道，这个人待你是不同的。
静如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热心地帮忙修改，改完之后，静如拿来一看，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追求静如的人很多，但她仍旧在等一个人，那个人曾答应她，会来昆明。可是，他始终没有来。经过漫长的等待，静如和李尧林的通信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抱怨，越来越多的矛盾，越来越多的误解。
1940年，静如接受了赵瑞蕻的求婚。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之后，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很久以后，静如才得知，李尧林曾订了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的船票，准备到昆明，但不知为何，最后又把票退了。
大二就结婚的静如后来转学到金陵女子大学，又因为生小孩耽误了课程，不得不去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算是联大借读生。在重庆，有一天，巴金请她吃饭，去了之后，她还见到了萧珊和巴金的一个表弟。巴金点了猪脑，萧珊就笑话说：“李先生（指巴金）就喜欢吃猪脑。”巴金回答：“吃猪脑补脑子。”后来静如才知道，巴金和萧珊打算结婚了，这顿“猪脑宴”大概算是订婚宴。
1945年，静如收到了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李先生（指李尧林）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巴金见到了哥哥最后一面，李尧林对弟弟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朋友们来探病，他却总说“蛮好”。有一天夜里，李尧林忽然醒过来，对巴金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两天后，李尧林离开了，病因是“肋膜炎”，但大家都说他其实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
静如这时才知道，在巴金的大哥去世后，承担起李家生计的是李尧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家人的生活。也许正因如此，他不敢、也不愿回应与静如之间的情愫，一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静如想起他们恢复通信后，李尧林写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静如伤心得大哭。 后来，巴金把李尧林保存的唱片都送给了静如。静如想起他们在天津时，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抄给她的一份英文歌词，这首歌叫《让我们相逢在梦之门》——仿佛早早预示了一种不祥。静如说：“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那些唱片，她再也没听过。
乐观生活
赵瑞蕻和静如的婚书很有趣，一般的婚书写：“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他们俩的婚书上没写“志同道合”，静如说，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静如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两人的志趣挺相投的：赵瑞蕻是司汤达《红与黑》的汉译第一人，静如则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介绍给中国读者。
“呼啸山庄”这个名字也是静如想出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了梁实秋的翻译，他把书名翻译成“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翻译《呼啸山庄》的时候，静如生活在一个环境特别差的丙等房里，只要刮风，房子就一副要倒塌的模样，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的静如有点害怕。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静如的灵感呼啸而来，她至今得意“呼啸山庄”这个名字——确实是神来之笔。
不管在什么時期，静如和丈夫赵瑞蕻，还有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总是用最大的乐观和热情对待生活。他们之间经常保持通信，互相讲着老朋友的故事。有记者去采访静如，她讲着讲着，会忽然走到房间里的某张照片前，说道：“就是他（她）哎！”“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静如爱惜旧物，也爱惜老朋友。她的瑙玛·希拉签名照被赵瑞蕻烧了，她总会念叨：“哎，我那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30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女儿赵蘅总劝父亲：“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1999年春节前夜，赵瑞蕻因心脏病发辞世。
2009年，翻译家杨宪益去世，享年95岁。静如说，“我是真的崇拜我哥”。2017年，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去世，享年102岁。静如说姐姐“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
静如的家很小，客厅只有12平方米，同时也做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舒适）”。年过期颐的静如还是很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她也喜欢研究微信，经常给女儿赵蘅打电话：“快看！六频道，佳片有约！”“新年音乐会马上开始！”
2003年，静如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颗钢钉价值8000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指”。静如还在坚持用稿纸写作，为了让保姆不打搅她，她会慷慨发出红包，“以资鼓励”。
赵蘅说，一直到现在，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静如还是会热泪盈眶。“母亲她总喜欢一句话：‘Wait and hope’，她很乐观，对国家前途抱有信心。”这是属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