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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园流行语是学生在生活中的日常用语。绿色(即积极健康的)流行语展现出学生生活的趣味性、教育性与多样性,但一些灰色流行语的存在也潜藏着学校教育的隐忧。全国优秀童谣评选和推广活动在为中小学生创造良好学习和生活环境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它着眼生活,来自生活,采用自然流行的方式对中小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需要流行语,流行语也只能生存于学生日常生活之中。
关键词:校园流行语;优秀童谣;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21(2010)20-0012-03
中小学校园流行语是一段时期内中小学生广泛使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语言形式。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或字或词或句或段,内容上有高雅、通俗、庸俗之分。也有人把它们分为灰色流行语和绿色流行语。如 “很黄很暴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来我家。抽完烟,喝完茶,老师一走就挨打”等消极性的流行语是灰色的;而“汶川加油”等积极健康的流行语则是绿色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鼓励学生使用那些积极健康的流行语,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语言环境。2009年11月23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开展的全国优秀童谣评选活动揭晓。[1]经各地推荐上报、网上投票评选和评委会评审,《忙坏老出租》①等80首童谣获奖。这次活动正是为了应对当前中小学校园里流行的、与教育氤氲相悖的流行语,让这些优秀童谣在校园里流行起来,实现以良币驱除劣币的目的。
一、校园流行语是生活的语言
流行语是生活的语言。采用绿色还是灰色流行语来表达生活,则是学生选择的结果。不少学者认为,灰色流行语的出现主要是受到了学生生理、心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是教育功能的失调所致。解决之道是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合力,共同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2]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往往是站在现实的角度,而提出应对策略时却是基于理想的层面。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通力合作似乎有些不符合实际,倒不是说它们之间有着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三者对学生有着不一样的期望,难以采取一致的行动。退一步说,即使三方真的能够步调一致,同声并气,还有学生自己的生活吗?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先有了生活才出现语言,学生们在生活中应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与内容;而我们的教育却是想当然地先为学生提供了一套语言,希望他们生活于其中。
1.生活的语言是交往的语言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媒介之一。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共同语言”,它既指交往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指共同理解的语言形式。比如“宝塔镇河妖”之类的“江湖黑话”,就是特定圈子人的身份象征。不同的人群之间有着不一样的交往用语。校园里的人际交往主要存在于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校园流行语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它们多存在于同伴之间的交往中。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3]这样看来,人们在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时,同时参与交往的还有往昔体验、已知规范和道德认知。自然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行为主体之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对话而实现的交流,其结果是达成共识。在师生之间则可能存在另一套语言形式。由于年龄、经历、知识差异,囿于教师的职责,师生交往行为难以平等。教师从自己所理解、解释并代表的生活世界出发,追求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一旦与学生所感知的现实生活相悖,教师就可能成了偏袒和虚伪的代言人。因此,学生出于自我保护与交流的本能,从属于其群体的语言就形成了。因此,我们认为,灰色流行语也是学生生活的语言,是师生、生生交往行为的必然产物。只不过,它们之所以产生,更多的是“合需要”,而非“合教育”的目的。
2.生活的语言与语言的生活
生活的世界是由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所支配的自在自发的世界。生活的语言是可以被“见到”的语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我们最熟悉的,时时处于我们的关照之下。需要的时候,会很自然地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脱口而出,不需要考虑如何遣词造句。因此,生活的语言是为生活而出现的表达方式,即先有了某种生活的感悟,然后再选择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语言的生活是先设想一种生活,然后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就成了“非生活的语言”。如果这些语言来自强势力量的单向推行,或者说是先有了语言,人们被迫过着语言设计的生活,当人们一旦觉醒,发现语言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存在着巨大反差,这些“非生活的语言”就会成为对自身的嘲讽。因此,教育若要真正起到“教育”的作用,所使用的应该是生活的语言。反之,语言与生活相脱离并留下空白,灰色流行语便如蔓草般滋生蔓延。
3.校园流行语的生活之维
流行语的生活意义有三个维度。第一,自发性。从内容上来看,流行语都是对当时生活的反映。既可以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期望,也可以是当下生活的概括与提炼。第二,自为性。流行语的传播并不是无目的的,只是说它自身就是目的,除此无它。至于其中蕴含的政治的、文化的抑或教育的意义也只是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部分。脱离了当时的生活语境,这些蕴含的东西只能是“历史之镜”。第三,自然性。某一语句是否可以流行,并不依靠外在的压力,而是看它们与生活契合的程度,以及其表达方式是否为人们所乐见。任何强制的宣传都无法深入人心,不会带来持久的积极影响。
二、强制性流行语不是生活的语言
校园绿色流行语对学生的教育影响不言而喻。譬如,绿色校园童谣对学生优良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养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学校德育的重要资源。[4]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流行起来?如果方式不正确,不仅不能使学生接受他们,反而会产生抵触情绪。学校并非是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它时时刻刻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如果我们把适切学生生活的校园用语作为一维,把外在的社会(尤其是政治性的)语言作为另一维,考察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存在两种形式:强制流行和自然流行。简单地说,源自于外在的社会强势语言的流行称为强制流行;发自于学生自身生活(当然不仅限于校园生活)的流行称为自然流行。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主导地位。纵观建国后校园流行语的演变,就经历了一个从强制流行向自然流行转化的过程。
1.校园流行语的历史演变
概括来讲,建国以后校园流行语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语录化流行语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社会化流行语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生活化流行语时期。由于受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校园流行语受到了外在政治口号的强制影响,如“上山下乡”“苏联老大哥”“思想改造”等。学生的校园生活主要为各种政治运动所占据。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来,教育事业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校园流行语来源相对广泛。如“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造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等。进入21世纪,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增多,交往更加频繁,对教育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说前两个时期他们是被动接受一些社会影响,那么这一时期校园流行语的来源则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特点,他们不再像前两个时期那般盲目跟风,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主动提炼有价值的信息,寻找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悟。这次优秀童谣的评选与推广就是把学生的语言与学生的生活相结合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让校园流行语自然融入学生生活
尽管生活比教育具有更普遍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教育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类别。教育与生活的互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表明,我们的教育离生活越来越远。[5]这次获奖童谣的评选与推广之所以属于自然流行的方式,是因为它没有人为强化权威的影响力,抑制学生生活的正常发展。从形式上看,它是经过了各地推荐上报、网上投票评选和评委会评审的过程,广大未成年人、教师和家长也踊跃参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唱氛围,使自然流行成为可能;从内容上看,它们通过使用学生生活的语言来表达爱国、爱家、爱生活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情感。兼顾思想和内容,并不是一些呆板的伦理说教。以一等奖第一名《忙坏老出租》为例,它没有板着脸要求学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而是用诙谐的语言描述了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充满了童趣,其中根本看不出有人为的强制因素。当然,自然流行并不是自由流行,并不是放任一些语言形式在学生之中自由流传,而是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对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让一些优秀童谣在学生中形成较大的优势,让学生自然地接受它们的影响。
三、用生活语言传播永恒的价值
我们认为,灰色校园流行语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优秀校园流行语的缺失。道理很简单,地上如果不种庄稼,很可能会杂草重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哪些流行语在中小学校园中流行以及它们对学生生活的实际影响进行观察,不难发现,语言本身只是纯粹的表音或表意符号,或者说只是表达手段,而真正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是它们所蕴含的价值意蕴以及传播这种价值的模式。对中小学生来说,传播模式的影响甚至强于价值意蕴。
1.传播方式消解了语言的价值
流行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流行语的价值意蕴,特别是一些传统美德却是历史性的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校园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校园流行语,不少流行语极受学生的欢迎,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曾是中小学校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影响了几代学生的成长。在它的影响下,六七十年代校园里出现了一种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进而净化了社会风气。如今的校园里,“向雷锋同志学习”虽还时有人提起,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形式大于内容。笔者曾经听到过一个学生说:“向雷锋同志学习?真有雷锋吗?”另一个学生回答:“不要恋哥,哥只是传说。”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学雷锋活动的长短,但雷锋在不少学生那里变成了“传说”,着实是由于采用了强制的方式要求他们“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他们的反感与嘲弄。因此,避免强制的传播方式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
2.在生活之中传播符合生活现实的语言
由刘炽先生作曲、乔羽先生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一首旋律优美、节奏轻快的童谣。它之所以在数十年前得以流行,得益于它与孩子的生活、心境吻合,那清澈的湖水、荡漾的小船、逶迤的风浪,是大自然与少年内心节奏的共鸣。但是,当年少年儿童们的生活、心境与当今儿童的生活殊异。不要说沉重的学习负担让他们很少有这样嬉戏的机会,即使有,现在污染的河水、灰蒙蒙的天空几乎占据他们全部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的校园呼唤既具有生活气息而又高于它的童谣。
来自安徽省蚌埠市第二实验小学何梦迪同学创作的《我用蜡笔画自然》②在此次优秀童谣评比中获得优秀奖。作者没有讳言生活中常见的烟尘、废气、垃圾、污水,而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用自己稚嫩的笔尖书写出了新时代儿童的希冀。
当然,这80首优秀童谣也具有地域性和层次性。在推广过程中应该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传播。比如对于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坐过出租车,甚至不知出租车为何物。如果希望通过《忙坏老出租》让这些孩子理解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又走上了强制宣传的老路。总之,这些既有思想又有意义,而且浅显易懂的新童谣是时代的需要,是对经典优秀童谣的继承。同时,它更是那种强制性的对学生话语干涉时代的终结。它需要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最终形成浓郁的传唱氛围,使它们如清新的风,在潜移默化间促进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注释:
① 爷爷开出租,跑遍京城路,忽然一天转了向,地(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点认不出。爷爷去书店,买本新地图。使了两天又转向,总是路不熟。爷回到家,天天改地图。每天画到后半夜,也没搞清楚。千万人携手,描绘新首都,日新月异北京城,忙坏老出租。
② 蜡笔红,蜡笔黄,我用蜡笔画太阳,不画烟尘和废气,太阳公公喜洋洋。蜡笔绿,蜡笔蓝,我用蜡笔画青山,不画斧头和木锯,青山爷爷笑开颜。蜡笔橙,蜡笔褐,我用蜡笔画江河,不画垃圾和污水,江河奶奶乐呵呵!
参考文献:
[1] 全国优秀童谣评选结果揭晓共有80首优秀童谣获奖[EB/OL]www.gov.cn/jrzg/2009-11/23/content_1470773.htm
[2] 王黎华等.从灰色童谣看中小学生成长的文化环境[J].当代教育科学,2008,(14).
[3] 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理论学刊,2003, (5).
[4] 傅建明等.绿色校园童谣的德育价值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9,(4).
[5] 郭元祥,胡修银.论教育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的教育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合肥241000)
责任编辑 李贤
关键词:校园流行语;优秀童谣;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21(2010)20-0012-03
中小学校园流行语是一段时期内中小学生广泛使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语言形式。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或字或词或句或段,内容上有高雅、通俗、庸俗之分。也有人把它们分为灰色流行语和绿色流行语。如 “很黄很暴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来我家。抽完烟,喝完茶,老师一走就挨打”等消极性的流行语是灰色的;而“汶川加油”等积极健康的流行语则是绿色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鼓励学生使用那些积极健康的流行语,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语言环境。2009年11月23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开展的全国优秀童谣评选活动揭晓。[1]经各地推荐上报、网上投票评选和评委会评审,《忙坏老出租》①等80首童谣获奖。这次活动正是为了应对当前中小学校园里流行的、与教育氤氲相悖的流行语,让这些优秀童谣在校园里流行起来,实现以良币驱除劣币的目的。
一、校园流行语是生活的语言
流行语是生活的语言。采用绿色还是灰色流行语来表达生活,则是学生选择的结果。不少学者认为,灰色流行语的出现主要是受到了学生生理、心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是教育功能的失调所致。解决之道是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合力,共同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2]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往往是站在现实的角度,而提出应对策略时却是基于理想的层面。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通力合作似乎有些不符合实际,倒不是说它们之间有着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三者对学生有着不一样的期望,难以采取一致的行动。退一步说,即使三方真的能够步调一致,同声并气,还有学生自己的生活吗?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先有了生活才出现语言,学生们在生活中应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与内容;而我们的教育却是想当然地先为学生提供了一套语言,希望他们生活于其中。
1.生活的语言是交往的语言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媒介之一。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共同语言”,它既指交往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指共同理解的语言形式。比如“宝塔镇河妖”之类的“江湖黑话”,就是特定圈子人的身份象征。不同的人群之间有着不一样的交往用语。校园里的人际交往主要存在于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校园流行语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它们多存在于同伴之间的交往中。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3]这样看来,人们在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时,同时参与交往的还有往昔体验、已知规范和道德认知。自然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行为主体之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对话而实现的交流,其结果是达成共识。在师生之间则可能存在另一套语言形式。由于年龄、经历、知识差异,囿于教师的职责,师生交往行为难以平等。教师从自己所理解、解释并代表的生活世界出发,追求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一旦与学生所感知的现实生活相悖,教师就可能成了偏袒和虚伪的代言人。因此,学生出于自我保护与交流的本能,从属于其群体的语言就形成了。因此,我们认为,灰色流行语也是学生生活的语言,是师生、生生交往行为的必然产物。只不过,它们之所以产生,更多的是“合需要”,而非“合教育”的目的。
2.生活的语言与语言的生活
生活的世界是由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所支配的自在自发的世界。生活的语言是可以被“见到”的语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我们最熟悉的,时时处于我们的关照之下。需要的时候,会很自然地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脱口而出,不需要考虑如何遣词造句。因此,生活的语言是为生活而出现的表达方式,即先有了某种生活的感悟,然后再选择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语言的生活是先设想一种生活,然后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就成了“非生活的语言”。如果这些语言来自强势力量的单向推行,或者说是先有了语言,人们被迫过着语言设计的生活,当人们一旦觉醒,发现语言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存在着巨大反差,这些“非生活的语言”就会成为对自身的嘲讽。因此,教育若要真正起到“教育”的作用,所使用的应该是生活的语言。反之,语言与生活相脱离并留下空白,灰色流行语便如蔓草般滋生蔓延。
3.校园流行语的生活之维
流行语的生活意义有三个维度。第一,自发性。从内容上来看,流行语都是对当时生活的反映。既可以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期望,也可以是当下生活的概括与提炼。第二,自为性。流行语的传播并不是无目的的,只是说它自身就是目的,除此无它。至于其中蕴含的政治的、文化的抑或教育的意义也只是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部分。脱离了当时的生活语境,这些蕴含的东西只能是“历史之镜”。第三,自然性。某一语句是否可以流行,并不依靠外在的压力,而是看它们与生活契合的程度,以及其表达方式是否为人们所乐见。任何强制的宣传都无法深入人心,不会带来持久的积极影响。
二、强制性流行语不是生活的语言
校园绿色流行语对学生的教育影响不言而喻。譬如,绿色校园童谣对学生优良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养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学校德育的重要资源。[4]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流行起来?如果方式不正确,不仅不能使学生接受他们,反而会产生抵触情绪。学校并非是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它时时刻刻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如果我们把适切学生生活的校园用语作为一维,把外在的社会(尤其是政治性的)语言作为另一维,考察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存在两种形式:强制流行和自然流行。简单地说,源自于外在的社会强势语言的流行称为强制流行;发自于学生自身生活(当然不仅限于校园生活)的流行称为自然流行。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主导地位。纵观建国后校园流行语的演变,就经历了一个从强制流行向自然流行转化的过程。
1.校园流行语的历史演变
概括来讲,建国以后校园流行语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语录化流行语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社会化流行语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生活化流行语时期。由于受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校园流行语受到了外在政治口号的强制影响,如“上山下乡”“苏联老大哥”“思想改造”等。学生的校园生活主要为各种政治运动所占据。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来,教育事业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校园流行语来源相对广泛。如“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造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等。进入21世纪,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增多,交往更加频繁,对教育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说前两个时期他们是被动接受一些社会影响,那么这一时期校园流行语的来源则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特点,他们不再像前两个时期那般盲目跟风,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主动提炼有价值的信息,寻找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悟。这次优秀童谣的评选与推广就是把学生的语言与学生的生活相结合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让校园流行语自然融入学生生活
尽管生活比教育具有更普遍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教育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类别。教育与生活的互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表明,我们的教育离生活越来越远。[5]这次获奖童谣的评选与推广之所以属于自然流行的方式,是因为它没有人为强化权威的影响力,抑制学生生活的正常发展。从形式上看,它是经过了各地推荐上报、网上投票评选和评委会评审的过程,广大未成年人、教师和家长也踊跃参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唱氛围,使自然流行成为可能;从内容上看,它们通过使用学生生活的语言来表达爱国、爱家、爱生活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情感。兼顾思想和内容,并不是一些呆板的伦理说教。以一等奖第一名《忙坏老出租》为例,它没有板着脸要求学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而是用诙谐的语言描述了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充满了童趣,其中根本看不出有人为的强制因素。当然,自然流行并不是自由流行,并不是放任一些语言形式在学生之中自由流传,而是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对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让一些优秀童谣在学生中形成较大的优势,让学生自然地接受它们的影响。
三、用生活语言传播永恒的价值
我们认为,灰色校园流行语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优秀校园流行语的缺失。道理很简单,地上如果不种庄稼,很可能会杂草重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哪些流行语在中小学校园中流行以及它们对学生生活的实际影响进行观察,不难发现,语言本身只是纯粹的表音或表意符号,或者说只是表达手段,而真正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是它们所蕴含的价值意蕴以及传播这种价值的模式。对中小学生来说,传播模式的影响甚至强于价值意蕴。
1.传播方式消解了语言的价值
流行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流行语的价值意蕴,特别是一些传统美德却是历史性的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校园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校园流行语,不少流行语极受学生的欢迎,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曾是中小学校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影响了几代学生的成长。在它的影响下,六七十年代校园里出现了一种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进而净化了社会风气。如今的校园里,“向雷锋同志学习”虽还时有人提起,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形式大于内容。笔者曾经听到过一个学生说:“向雷锋同志学习?真有雷锋吗?”另一个学生回答:“不要恋哥,哥只是传说。”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学雷锋活动的长短,但雷锋在不少学生那里变成了“传说”,着实是由于采用了强制的方式要求他们“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他们的反感与嘲弄。因此,避免强制的传播方式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
2.在生活之中传播符合生活现实的语言
由刘炽先生作曲、乔羽先生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一首旋律优美、节奏轻快的童谣。它之所以在数十年前得以流行,得益于它与孩子的生活、心境吻合,那清澈的湖水、荡漾的小船、逶迤的风浪,是大自然与少年内心节奏的共鸣。但是,当年少年儿童们的生活、心境与当今儿童的生活殊异。不要说沉重的学习负担让他们很少有这样嬉戏的机会,即使有,现在污染的河水、灰蒙蒙的天空几乎占据他们全部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的校园呼唤既具有生活气息而又高于它的童谣。
来自安徽省蚌埠市第二实验小学何梦迪同学创作的《我用蜡笔画自然》②在此次优秀童谣评比中获得优秀奖。作者没有讳言生活中常见的烟尘、废气、垃圾、污水,而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用自己稚嫩的笔尖书写出了新时代儿童的希冀。
当然,这80首优秀童谣也具有地域性和层次性。在推广过程中应该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传播。比如对于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坐过出租车,甚至不知出租车为何物。如果希望通过《忙坏老出租》让这些孩子理解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又走上了强制宣传的老路。总之,这些既有思想又有意义,而且浅显易懂的新童谣是时代的需要,是对经典优秀童谣的继承。同时,它更是那种强制性的对学生话语干涉时代的终结。它需要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最终形成浓郁的传唱氛围,使它们如清新的风,在潜移默化间促进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注释:
① 爷爷开出租,跑遍京城路,忽然一天转了向,地(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点认不出。爷爷去书店,买本新地图。使了两天又转向,总是路不熟。爷回到家,天天改地图。每天画到后半夜,也没搞清楚。千万人携手,描绘新首都,日新月异北京城,忙坏老出租。
② 蜡笔红,蜡笔黄,我用蜡笔画太阳,不画烟尘和废气,太阳公公喜洋洋。蜡笔绿,蜡笔蓝,我用蜡笔画青山,不画斧头和木锯,青山爷爷笑开颜。蜡笔橙,蜡笔褐,我用蜡笔画江河,不画垃圾和污水,江河奶奶乐呵呵!
参考文献:
[1] 全国优秀童谣评选结果揭晓共有80首优秀童谣获奖[EB/OL]www.gov.cn/jrzg/2009-11/23/content_1470773.htm
[2] 王黎华等.从灰色童谣看中小学生成长的文化环境[J].当代教育科学,2008,(14).
[3] 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理论学刊,2003, (5).
[4] 傅建明等.绿色校园童谣的德育价值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9,(4).
[5] 郭元祥,胡修银.论教育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的教育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合肥241000)
责任编辑 李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