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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纵观中外大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大学的著名都是因其首先存在着著名的“大师”。这些“大师”们开创着大学的先河、推动着大学的发展、树立着大学的精神、培育着健全的人格、传承和丰富着人类的文明。时间可以使人遗忘一些事情，也可以使一些事情历久弥新。尽管历史的时钟走到了21世纪，但是曾经在中国大学发展历史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和发生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开设“大家往事”这个栏目不仅是为了让我们重温这些“大师”的名字、事迹和思想，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学习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开拓、创新、反思、批判、严谨、实践、担当、坚韧、气节、情怀”等优秀品质，为今人寻找一种内在的价值支撑！
茅以升（1896年—1989年）， 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今西南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北洋大学校长、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9年起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共和国的脊梁”专题汇演，北京交通大学原创话剧《茅以升》在晚会上精彩呈现。“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茅以升昔日铮铮之言博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2016年，恰逢茅以升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一时刻，回顾茅以升先生辉煌的一生，学习和弘扬茅以升科学、创新和爱国精神，是广大青年学子对茅以升最好的纪念。
自幼发愿建桥
茅以升建桥的英名是从设计制造钱塘江大桥开始的，而他为祖国建设现代化大桥的志向却是在儿时形成的。他出生于“寒士”家庭，出生不久，举家由镇江迁往南京，自幼衣食不继，生活艰苦。但是童年时代的他已开始了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有一年元宵节，7岁的茅以升跟父亲去看花灯，花灯有圆有方，五光十色，绚丽多彩。而最好玩的是走马灯：灯里有个能够转动的小轮子，轮子四周粘上许多彩色的纸人纸马，轮子底下有支蜡烛，点燃蜡烛后轮子就转动起来，纸人纸马的影子射到墙上就能够看到转动的人和马，如同“影戏”。茅以升看着这么奇特有趣的玩意儿，感到很高兴，又有几分好奇，便去问父亲。之后才知道，走马灯的小轮子里，从中心到四周有许多“叶片”，蜡烛的热气上升就能使叶片转动。热气大叶片就转得快，热气小就转得慢。对此，茅以升并不满足，就让父亲买了一只挂在墙上开始自己的“实验”：他一会儿吹灭灯里的蜡烛，一会儿加一支蜡烛，观察小人和小马时快时慢的变化。“实验”的成功让他欣喜不已。
文德桥是茅以升一生的牵挂，是他立志造桥、献身桥梁事业的发愿之地。茅以升家住离秦淮河不远的地方。自清末起，秦淮河每年都要划龙舟，看龙舟竞渡。1905年端午节，茅以升原本与小朋友约好去看龙舟竞渡，却因当晚胃疼得厉害不得不卧床休息。没想到节日当天因为人数太多，桥身倾塌，死伤多人。当小朋友们把龙舟竞渡的情形及文德桥被挤塌的见闻告诉他时，他万分感慨：我因病未去，得免于难，原来好事可变坏事。如何有好坏，其中必有道理，一桥如此，他桥亦然，甚至房屋也可倒塌。其中的道理激起了茅以升的好奇心，他暗暗下定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造座结实的大桥。从此，茅以升对“桥”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跟大人外出时，只要看到桥，不管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久久不肯离去。他读书遇到有桥的句子和段落，都抄在本子上，看见有桥的画就收藏起来。家人亲友感到孩子有些异样，而他的父亲却说：“不，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有理想的孩子。”
立志科学救国
茅以升读中学时，正值中国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之际。家国情怀也在此时深深地扎根。1911年，茅以升从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毕业，他挥笔写下“少年立志、青年成才”八个字自勉。暑假，茅以升和好友裴荣报考清华学堂，因误考期，改考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而被录取，成绩名列前茅。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年初，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复课后，茅以升见裴荣等同学离校参加革命军，也有此念头，于是把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两次致信告诫。茅以升谨遵母亲教诲，发奋用功。1913年，孙中山视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并发表演讲，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为革命，一路为建设。在座诸君不必都投身于锋镝之间，建设国家离不开交通，学习采矿、筑路、造桥，也是为革命。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茅以升豁然开朗。从此，茅以升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从未回头。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5年里，茅以升经历过无数次的考试，每次大考发榜，他都是全班第一名，这不得不归功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井井有条的学习时间计划表和200多本笔记。他常说：“有计划一天10件事可以做好；无计划5件事也完成不了！”他还说：“看一遍不如背一遍，背一遍不如写一遍。人的四肢、头脑越用越灵，不磨练就会生锈。”
1916年夏，20岁的茅以升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刚入校时，教授们都用怀疑和轻视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人，注册处主任对他说：“中国学生来校报名前，须经考试合格方能注册，你考试能合格吗？”出乎他们的预料，茅以升的成绩比美国优秀的学生还好，这使他们大为惊讶和赞叹。在美国留学的岁月里，茅以升珍惜每分每秒的时间，刻苦学习，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校长把他亲笔签名的硕士文凭发给茅以升，并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的，可以免试入学。”茅以升为中国和母校赢得了荣誉。 1917年7月，美国工程界著名人物贾柯贝教授介绍茅以升去桥梁公司实习，在实习中，茅以升感到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桥梁力学。正巧卡内基·梅隆大学桥梁系招收夜校学生，并设有工学博士学位。他立即去报考，并开始了白天实习，晚上学习的生涯。凌晨4点，桌上的闹钟把这位年轻人从睡梦中叫醒，他匆忙地吃完早饭，跑步去乘火车赶往桥梁公司，车上成了学外语的课堂。工地休息时，他放下锤子，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钢笔，开始做夜校的功课。吃饭时，他还随时记录想到的数学和物理习题，有时深夜他还经常拉开灯，拿起纸片和铅笔，写下数字、公式和奇妙的符号。就这样，他很快修完学分，随后在1919年的全年中，他昼夜做论文。他的《桥梁框架结构之次应力》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该校历史上首名工学博士毕业生。这篇论文的科学创见被授予“斐蒂士”金奖，被称为“茅氏定律”。200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塑造了茅以升雕像，这是该校建校百余年历史上第一尊人物纪念雕像，可见该校对这位华人杰出校友的重视与自豪。1920年1月，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激情，茅以升回到了祖国。
功勋—钱塘江大桥
1933年3月，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教书的茅以升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之重托，任桥工处处长，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简称钱江，它发源于安徽休宁的凫溪口，上游为新安江与兰江汇流而下的近山河道，一旦山洪暴发，水流湍急；下游有从举世闻名的杭州湾来的怒潮倒灌；江底为淤泥质细沙，一遇水冲，即被涮走。因此，在杭州流行的谚语中，有一句叫“钱塘江造桥”，用来形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经过半年多的勘测和设计，茅以升提出了“钱塘江桥设计书”，表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打破传统的造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争取两年半完工。”
茅以升邀请康奈尔大学同班同学罗英出任总工程师，携手面对各种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1935年6月，用于建立桥墩基础的打桩船造好后，没想到工人们忙了一昼夜，只打进一个木桩，进度缓慢。茅以升寝食难安，寻找各种解决办法。后来看到孩子们游戏，联想出了“射水法”：就是把江水抽到高处，用水龙头向江底硬硬的泥沙层冲击出深深的洞，再把木桩放到洞里，用汽锤打进。开机一试，成功了，一昼夜可以打桩30根，确保了进度。尔后他们又奋战沉箱，几经实验，将600吨重的庞然大物准确地放置在木桩上。茅以升对沉箱落到江底能否和160根木桩对准位置十分担心，他坚持自己下到沉箱内亲眼确定，一根一根摸着木桩，边摸边数。对于桥梁上的每根钢架、每根铆钉，茅以升都精心检查、亲自验收。人们经常看到他用白粉笔，在那些不合质量要求的桥钉上划出一个白圈，然后组织人力立即返修，确保质量。这种不畏艰险、亲力亲为的作风鼓舞了所有工人的士气，也确保了钱塘江大桥的施工。就这样，茅以升和罗英一起创造性地解决了施工中80多个重大难题，连当时在杭州牵挂儿子的茅以升母亲来信中亦不胜感慨：“唐僧取经，81难，唐臣建桥，也要81难。”
当钱塘江桥进行设计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凶焰已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钱塘江桥工程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最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以多次失败为基础的。因而它的成功经验是很宝贵的。为了记录下这些可贵的经验，在工程进行时，茅以升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分段写绘出各种工程的进展情况；一是将各种工程按实际经过拍成电影。这些对于后人的研究和学习都有着重要意义。1937年9月26日，历时两年半，在茅以升的领导下，在桥工处职工夜以继日、风雨无阻的艰苦努力下，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正式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打破了外国桥梁专家所谓“中国人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的断言。然而，战争越逼越紧，1937年年末，侵华日军南逼日紧，在我抗日部队和战略物资大部分抢运结束后，为了阻止日军南犯的速度，茅以升以民族利益为重，于12月23日遵上级命令忍痛将大桥主体关键部分炸毁。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悲愤，写下了 “别钱塘”诗句：“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如今这座大桥仍似长虹卧波，雄伟壮观，任凭风吹雨打，江水冲刷，仍巍然屹立。
心系祖国工程教育
茅以升早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海外学习回国后先后出任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解放后曾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经验。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极其广泛。其后，《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等专论又相继问世，真知灼见蕴纳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高等教育观。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一方面，他讲课概念清楚、逻辑严密；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深入浅出，尽量按照学生的知识水平，运用饶有兴趣的事例来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能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茅以升曾试行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10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教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教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提问题，需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来就得零分。茅以升的这种启发式教学颇受学生的欢迎，不但受本系本级学生欢迎，而且也受到他系、他级学生的青睐，每次上课，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茅以升洞悉到教育制度的弊病以及它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从而开始了对教育制度的探索和酝酿。他曾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包括学制、招生、入学、实习、考试、教学、学分、毕业和就业等，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时间上、空间上、精神上、物质上都受重重叠叠的束缚”“改良了五十年，至今还未有灵魂，连躯壳都显得模糊”“无法创造人人发展的机会”，亦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增进大众的享受和把真理应用到人类必需的事物上去”。他指出，“全中国最需要解放的事业，恐怕教育是比较迫切的”。改变高等教育既成状况，必须首先唤起人们正视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他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众多问题的致因可以归结为“处处以西法为原则，未能适合国情以求实效”。在他看来，完全模仿既失去借鉴的意义，又造成高等教育的落后。 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而已。”他还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
茅以升的观点，建国初曾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生过一定影响。北方交通大学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贯彻了他的观点。现在看来，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高校的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仍有一定距离和矛盾。因此，如何加强高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茅以升高等教育主张历史跨度大，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至于20世纪50年代，内容相当丰富，涵盖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目标等。他是建国前少有的较为系统地论述高等教育的大学校长之一。他的许多见解历经岁月的检验，仍然充满时代气息，适值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重新学习茅以升的高等教育思想，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搭建精神之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茅以升信任和荣誉。在武汉长江大桥等许多重要的现代化桥梁建设中，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茅以升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茅以升不仅在国内担任着繁重的工作，还多次受命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国、法国等国家，做了大量的文化沟通工作和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针对很多海外赤子“楚才晋用、报国无门”的忧虑，他提出可以通过联系中国科协，把国外先进的学术、科技成果引进祖国，为侨居海外科技界的华人报效祖国努力架起一座通畅之桥。除此之外，茅以升还建造了许许多多精神之桥。“科学绝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只有让广大群众懂得科学，才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以升就形成了这一观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以升当选为副主席。从此，“科普”“科协”成为他的终生事业和日常工作。他认为科普工作是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是改造自然解放生产力的头等大事。他提出科学属于人民，要求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他把科学普及作为科学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引导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他还倡导大办科技报、办好科技报，通过科技报因地制宜地把科学知识送给生产者，送给劳动大众。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诗情画意。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桥梁作用。”这是1963年2月《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文章一经发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内涵就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以致后来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茅以升时说：“你写的《桥话》我看过了，想不到你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呢！” 自此，《名桥谈往》《桥名谈往》接踵而至，字里行间洋溢着茅以升对桥梁的无限深情。他主持撰写的《从赵州桥到南京长江大桥》一书出版后，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文字版本。
文革期间，茅以升被停止工作，此间他已70多岁，但是他更珍惜光阴，邀请两位好友，自己动手编写了一部类似桥梁文学词典的书籍。他们每天跑图书馆，遍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从中挑选出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歌颂桥梁、隐喻明喻的典故，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录在一式的稿纸上。茅以升亲手装订，设计封面，日积月累，居然装订成厚达一米，全套共9册的《桥话》，可称是一部关于桥梁的文学鉴赏辞典。
正如茅以升小女儿茅玉麟所说，“茅以升的一生，都在寻找架桥的起点和支点，不断在架设物质的桥、友谊的桥、精神的桥。”2001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公告，将发现于1997年1月9日（即茅以升诞辰之日）的一颗小行星永久命名为 “茅以升星”。茅以升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所建造的桥梁将永留人间，这一颗承载着茅以升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天体也将永远遨游寰宇、光耀苍穹。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于 洋]
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纵观中外大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大学的著名都是因其首先存在着著名的“大师”。这些“大师”们开创着大学的先河、推动着大学的发展、树立着大学的精神、培育着健全的人格、传承和丰富着人类的文明。时间可以使人遗忘一些事情，也可以使一些事情历久弥新。尽管历史的时钟走到了21世纪，但是曾经在中国大学发展历史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和发生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开设“大家往事”这个栏目不仅是为了让我们重温这些“大师”的名字、事迹和思想，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学习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开拓、创新、反思、批判、严谨、实践、担当、坚韧、气节、情怀”等优秀品质，为今人寻找一种内在的价值支撑！
茅以升（1896年—1989年）， 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今西南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北洋大学校长、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9年起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共和国的脊梁”专题汇演，北京交通大学原创话剧《茅以升》在晚会上精彩呈现。“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茅以升昔日铮铮之言博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2016年，恰逢茅以升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一时刻，回顾茅以升先生辉煌的一生，学习和弘扬茅以升科学、创新和爱国精神，是广大青年学子对茅以升最好的纪念。
自幼发愿建桥
茅以升建桥的英名是从设计制造钱塘江大桥开始的，而他为祖国建设现代化大桥的志向却是在儿时形成的。他出生于“寒士”家庭，出生不久，举家由镇江迁往南京，自幼衣食不继，生活艰苦。但是童年时代的他已开始了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有一年元宵节，7岁的茅以升跟父亲去看花灯，花灯有圆有方，五光十色，绚丽多彩。而最好玩的是走马灯：灯里有个能够转动的小轮子，轮子四周粘上许多彩色的纸人纸马，轮子底下有支蜡烛，点燃蜡烛后轮子就转动起来，纸人纸马的影子射到墙上就能够看到转动的人和马，如同“影戏”。茅以升看着这么奇特有趣的玩意儿，感到很高兴，又有几分好奇，便去问父亲。之后才知道，走马灯的小轮子里，从中心到四周有许多“叶片”，蜡烛的热气上升就能使叶片转动。热气大叶片就转得快，热气小就转得慢。对此，茅以升并不满足，就让父亲买了一只挂在墙上开始自己的“实验”：他一会儿吹灭灯里的蜡烛，一会儿加一支蜡烛，观察小人和小马时快时慢的变化。“实验”的成功让他欣喜不已。
文德桥是茅以升一生的牵挂，是他立志造桥、献身桥梁事业的发愿之地。茅以升家住离秦淮河不远的地方。自清末起，秦淮河每年都要划龙舟，看龙舟竞渡。1905年端午节，茅以升原本与小朋友约好去看龙舟竞渡，却因当晚胃疼得厉害不得不卧床休息。没想到节日当天因为人数太多，桥身倾塌，死伤多人。当小朋友们把龙舟竞渡的情形及文德桥被挤塌的见闻告诉他时，他万分感慨：我因病未去，得免于难，原来好事可变坏事。如何有好坏，其中必有道理，一桥如此，他桥亦然，甚至房屋也可倒塌。其中的道理激起了茅以升的好奇心，他暗暗下定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造座结实的大桥。从此，茅以升对“桥”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跟大人外出时，只要看到桥，不管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久久不肯离去。他读书遇到有桥的句子和段落，都抄在本子上，看见有桥的画就收藏起来。家人亲友感到孩子有些异样，而他的父亲却说：“不，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有理想的孩子。”
立志科学救国
茅以升读中学时，正值中国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之际。家国情怀也在此时深深地扎根。1911年，茅以升从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毕业，他挥笔写下“少年立志、青年成才”八个字自勉。暑假，茅以升和好友裴荣报考清华学堂，因误考期，改考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而被录取，成绩名列前茅。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年初，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复课后，茅以升见裴荣等同学离校参加革命军，也有此念头，于是把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两次致信告诫。茅以升谨遵母亲教诲，发奋用功。1913年，孙中山视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并发表演讲，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为革命，一路为建设。在座诸君不必都投身于锋镝之间，建设国家离不开交通，学习采矿、筑路、造桥，也是为革命。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茅以升豁然开朗。从此，茅以升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从未回头。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5年里，茅以升经历过无数次的考试，每次大考发榜，他都是全班第一名，这不得不归功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井井有条的学习时间计划表和200多本笔记。他常说：“有计划一天10件事可以做好；无计划5件事也完成不了！”他还说：“看一遍不如背一遍，背一遍不如写一遍。人的四肢、头脑越用越灵，不磨练就会生锈。”
1916年夏，20岁的茅以升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刚入校时，教授们都用怀疑和轻视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人，注册处主任对他说：“中国学生来校报名前，须经考试合格方能注册，你考试能合格吗？”出乎他们的预料，茅以升的成绩比美国优秀的学生还好，这使他们大为惊讶和赞叹。在美国留学的岁月里，茅以升珍惜每分每秒的时间，刻苦学习，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校长把他亲笔签名的硕士文凭发给茅以升，并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的，可以免试入学。”茅以升为中国和母校赢得了荣誉。 1917年7月，美国工程界著名人物贾柯贝教授介绍茅以升去桥梁公司实习，在实习中，茅以升感到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桥梁力学。正巧卡内基·梅隆大学桥梁系招收夜校学生，并设有工学博士学位。他立即去报考，并开始了白天实习，晚上学习的生涯。凌晨4点，桌上的闹钟把这位年轻人从睡梦中叫醒，他匆忙地吃完早饭，跑步去乘火车赶往桥梁公司，车上成了学外语的课堂。工地休息时，他放下锤子，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钢笔，开始做夜校的功课。吃饭时，他还随时记录想到的数学和物理习题，有时深夜他还经常拉开灯，拿起纸片和铅笔，写下数字、公式和奇妙的符号。就这样，他很快修完学分，随后在1919年的全年中，他昼夜做论文。他的《桥梁框架结构之次应力》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该校历史上首名工学博士毕业生。这篇论文的科学创见被授予“斐蒂士”金奖，被称为“茅氏定律”。200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塑造了茅以升雕像，这是该校建校百余年历史上第一尊人物纪念雕像，可见该校对这位华人杰出校友的重视与自豪。1920年1月，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激情，茅以升回到了祖国。
功勋—钱塘江大桥
1933年3月，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教书的茅以升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之重托，任桥工处处长，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简称钱江，它发源于安徽休宁的凫溪口，上游为新安江与兰江汇流而下的近山河道，一旦山洪暴发，水流湍急；下游有从举世闻名的杭州湾来的怒潮倒灌；江底为淤泥质细沙，一遇水冲，即被涮走。因此，在杭州流行的谚语中，有一句叫“钱塘江造桥”，用来形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经过半年多的勘测和设计，茅以升提出了“钱塘江桥设计书”，表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打破传统的造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争取两年半完工。”
茅以升邀请康奈尔大学同班同学罗英出任总工程师，携手面对各种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1935年6月，用于建立桥墩基础的打桩船造好后，没想到工人们忙了一昼夜，只打进一个木桩，进度缓慢。茅以升寝食难安，寻找各种解决办法。后来看到孩子们游戏，联想出了“射水法”：就是把江水抽到高处，用水龙头向江底硬硬的泥沙层冲击出深深的洞，再把木桩放到洞里，用汽锤打进。开机一试，成功了，一昼夜可以打桩30根，确保了进度。尔后他们又奋战沉箱，几经实验，将600吨重的庞然大物准确地放置在木桩上。茅以升对沉箱落到江底能否和160根木桩对准位置十分担心，他坚持自己下到沉箱内亲眼确定，一根一根摸着木桩，边摸边数。对于桥梁上的每根钢架、每根铆钉，茅以升都精心检查、亲自验收。人们经常看到他用白粉笔，在那些不合质量要求的桥钉上划出一个白圈，然后组织人力立即返修，确保质量。这种不畏艰险、亲力亲为的作风鼓舞了所有工人的士气，也确保了钱塘江大桥的施工。就这样，茅以升和罗英一起创造性地解决了施工中80多个重大难题，连当时在杭州牵挂儿子的茅以升母亲来信中亦不胜感慨：“唐僧取经，81难，唐臣建桥，也要81难。”
当钱塘江桥进行设计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凶焰已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钱塘江桥工程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最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以多次失败为基础的。因而它的成功经验是很宝贵的。为了记录下这些可贵的经验，在工程进行时，茅以升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分段写绘出各种工程的进展情况；一是将各种工程按实际经过拍成电影。这些对于后人的研究和学习都有着重要意义。1937年9月26日，历时两年半，在茅以升的领导下，在桥工处职工夜以继日、风雨无阻的艰苦努力下，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正式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打破了外国桥梁专家所谓“中国人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的断言。然而，战争越逼越紧，1937年年末，侵华日军南逼日紧，在我抗日部队和战略物资大部分抢运结束后，为了阻止日军南犯的速度，茅以升以民族利益为重，于12月23日遵上级命令忍痛将大桥主体关键部分炸毁。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悲愤，写下了 “别钱塘”诗句：“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如今这座大桥仍似长虹卧波，雄伟壮观，任凭风吹雨打，江水冲刷，仍巍然屹立。
心系祖国工程教育
茅以升早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海外学习回国后先后出任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解放后曾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经验。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极其广泛。其后，《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等专论又相继问世，真知灼见蕴纳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高等教育观。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一方面，他讲课概念清楚、逻辑严密；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深入浅出，尽量按照学生的知识水平，运用饶有兴趣的事例来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能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茅以升曾试行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10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教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教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提问题，需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来就得零分。茅以升的这种启发式教学颇受学生的欢迎，不但受本系本级学生欢迎，而且也受到他系、他级学生的青睐，每次上课，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茅以升洞悉到教育制度的弊病以及它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从而开始了对教育制度的探索和酝酿。他曾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包括学制、招生、入学、实习、考试、教学、学分、毕业和就业等，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时间上、空间上、精神上、物质上都受重重叠叠的束缚”“改良了五十年，至今还未有灵魂，连躯壳都显得模糊”“无法创造人人发展的机会”，亦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增进大众的享受和把真理应用到人类必需的事物上去”。他指出，“全中国最需要解放的事业，恐怕教育是比较迫切的”。改变高等教育既成状况，必须首先唤起人们正视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他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众多问题的致因可以归结为“处处以西法为原则，未能适合国情以求实效”。在他看来，完全模仿既失去借鉴的意义，又造成高等教育的落后。 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而已。”他还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
茅以升的观点，建国初曾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生过一定影响。北方交通大学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贯彻了他的观点。现在看来，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高校的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仍有一定距离和矛盾。因此，如何加强高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茅以升高等教育主张历史跨度大，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至于20世纪50年代，内容相当丰富，涵盖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目标等。他是建国前少有的较为系统地论述高等教育的大学校长之一。他的许多见解历经岁月的检验，仍然充满时代气息，适值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重新学习茅以升的高等教育思想，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搭建精神之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茅以升信任和荣誉。在武汉长江大桥等许多重要的现代化桥梁建设中，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茅以升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茅以升不仅在国内担任着繁重的工作，还多次受命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国、法国等国家，做了大量的文化沟通工作和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针对很多海外赤子“楚才晋用、报国无门”的忧虑，他提出可以通过联系中国科协，把国外先进的学术、科技成果引进祖国，为侨居海外科技界的华人报效祖国努力架起一座通畅之桥。除此之外，茅以升还建造了许许多多精神之桥。“科学绝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只有让广大群众懂得科学，才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以升就形成了这一观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以升当选为副主席。从此，“科普”“科协”成为他的终生事业和日常工作。他认为科普工作是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是改造自然解放生产力的头等大事。他提出科学属于人民，要求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他把科学普及作为科学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引导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他还倡导大办科技报、办好科技报，通过科技报因地制宜地把科学知识送给生产者，送给劳动大众。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诗情画意。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桥梁作用。”这是1963年2月《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文章一经发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内涵就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以致后来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茅以升时说：“你写的《桥话》我看过了，想不到你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呢！” 自此，《名桥谈往》《桥名谈往》接踵而至，字里行间洋溢着茅以升对桥梁的无限深情。他主持撰写的《从赵州桥到南京长江大桥》一书出版后，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文字版本。
文革期间，茅以升被停止工作，此间他已70多岁，但是他更珍惜光阴，邀请两位好友，自己动手编写了一部类似桥梁文学词典的书籍。他们每天跑图书馆，遍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从中挑选出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歌颂桥梁、隐喻明喻的典故，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录在一式的稿纸上。茅以升亲手装订，设计封面，日积月累，居然装订成厚达一米，全套共9册的《桥话》，可称是一部关于桥梁的文学鉴赏辞典。
正如茅以升小女儿茅玉麟所说，“茅以升的一生，都在寻找架桥的起点和支点，不断在架设物质的桥、友谊的桥、精神的桥。”2001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公告，将发现于1997年1月9日（即茅以升诞辰之日）的一颗小行星永久命名为 “茅以升星”。茅以升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所建造的桥梁将永留人间，这一颗承载着茅以升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天体也将永远遨游寰宇、光耀苍穹。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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