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朝前奔，从不顾忌人的感受，如梭岁月里，一不留神就成了半百老头。读书之余得闲之时，喜欢写些零碎文字。当靠在沙发上来个舒适的葛优躺之后，埋伏在那年那月的人与事，就从旧时光里跑出来，跟我搭讪。忍不住起身打开电脑，手和键盘一番亲密接触之后，那些带着青春记忆的文字，就在屏幕上明眸善睐了。
　　我于1990年底退伍，次年春天开始在《诗歌报月刊》工作，一干就是四五年。年纪轻轻，自然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扫地拖地打开水是例行公事，外出跑腿随叫随到。编辑部在宿州路九号省文联办公楼的三楼，光是每天收到的稿件，就足足有几大摞，我要楼上楼下跑几趟才能拿完。
　　《诗歌报月刊》由《诗歌报》改刊而成，秉持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和信息性的办刊宗旨，在全国诗歌界的影响相当大，编辑团队也非常强大，城父、雪鹤、蓝角、歧山等，既是编辑又是著名诗人。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编辑们含辛茹苦为作者做嫁衣，不舍昼夜，至今依然常常为人称道。
　　在缪斯女神的殿堂，在被诗歌点燃的日子里，在诗歌报月刊社工作的俗人如我，默默地做些为神圣殿堂添砖加瓦的事。冬天要去传达室换烧红的蜂窝煤好让煤球炉供暖，夏天最热的时候就买冰棍给工作在没有空调的同事们降温。适逢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热播，有同学问我在编辑部里忙啥，我说，我就一打杂的，超级打杂。
　　许是我做事规范表现优秀，蒙蒋维扬主编抬爱，让我操心编辑看稿之外的许多工作——发行广告财务行政外联等等。为了便于对外联络工作，还给我封了个官——主编助理。对于才二十几岁的我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职务了，当然，我是知道的，这里面饱含更多的是蒋维扬主编对我的信任与期待。
　　小事要做，大事也要参与。当时杂志一直在省里某大报社的印刷厂里印刷，每月五万多本的印数，人家依然看不上，态度不好，价格还偏高，内文居然是印报纸的那种粗糙的新闻纸，与我们堂堂大刊严重不符。我就留了心，看看是否能换一家质高价廉的印刷厂。
　　我四下里了解全市各个印刷厂的情况，问同学问战友问亲戚问朋友，能问的都问上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省公安厅劳服公司刚刚组建了印刷厂，机器设备都是新买的，印刷水平蛮不错，就是业务量不足，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我就像个皮包公司经理似的，真的夹个皮包，带上新出的杂志，穿着运动鞋，头发上还喷了点摩丝定定型，也不打的，骑着自行车去更接地气。进了公安厅，我不直接去印刷厂，而是直奔劳服公司经理办公室。依稀记得经理姓林，是位五十多岁的和蔼长者。
　　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这么老神在在的与林经理喝着茶抽着烟谈着我们杂志的相关情况。一支烟刚抽完，林经理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叫来了印刷厂的厂长副厂长，让大家坐下来共同商谈。
　　我首先报出了我们杂志每月的印数，五万多本，厂长他们听了后一下子就提起了精神。然后我就说印刷厂若是机器不能满负荷运转，势必影响企业的发展。而印刷我们杂志，既有经济效益，又树立品牌效应，也无需给我回扣，只要价格和印刷质量满意，我还能到主编那边争取给你们提前付款……
　　就这样我往省公安厅跑了三次谈了三次，居然真的就谈成了——印刷价格每本五毛一分五厘，比我们之前的价格低了一毛零五厘，要知道，我们每本杂志的定价才一塊钱多一点，这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不少。而且，内文印刷用品质较好的书写纸替代了粗糙的新闻纸。
　　蒋维扬主编特别高兴，狠狠地表扬了我。我也暗自窃喜，心里想着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好。
　　发行工作历来是杂志社的大事情，不能有半点松懈。这年在金寨召开全省邮政系统报刊发行工作会议，蒋维扬主编抽不开身，便派我参加。各地市邮局负责发行零售的领导们都来了，他们坐在下面，而我，居然和省局的领导及报刊社的几位老总们坐在了主席台上。我记得主席台总共坐了七八位，报刊社主编主任占了五席。我紧张啊，那是相当的紧张，身体僵硬地端坐着，时不时煞有介事地端起杯子喝口水，手没抖，心抖，大腿带着小腿搁桌幔后面一个劲地哆嗦，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过会儿还要发言，我晕。
　　先是省局的领导发言，之后是各家报刊社介绍情况。《安徽法制报》的总编率先发言，我排在最后。紧挨着我坐的一位刊社副总，居然也会紧张，看着四十几岁的他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反倒不紧张了。轮到我发言时，我侃侃而谈，介绍了我们杂志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再从全国谈到我省以及各地市的订阅与零售情况，会后，我分别与各个地市的邮局大咖们签订协议，在原有的基础上一下子增订了一千多份《诗歌报月刊》的零售。
　　得心应手的工作是幸福的，同样也是辛苦的，有的时候，仅仅靠辛苦还不行，还得拿出点小计谋拼点小智慧。
　　记得是在1993年9月初，我们《诗歌报月刊》要在黄山举行盛大的诗歌颁奖活动，还邀请到了文学界著名的谢冕教授。蒋维扬主编让我负责会务，先去屯溪市打前站，协调安排好山上山下的诸多事宜。我欣然领命。
　　诗歌颁奖理所当然要现场发奖金，加上住宿餐饮等，统共要带三万元现金。那时候不比现在，用不了支付宝微信转账或是网银，三万块钱啊，在当时可是能买上三四十平方的房子的大钱了。可把我给愁坏了。办法总比困难多，绞尽脑汁脑洞大开，急中生智的我终于想了个标新立异的点子。我去百货大楼买了双新款的运动鞋，合脚的不要，要大一码的。
　　启程那天一早，我把运动鞋里松软的新鞋垫撕下来放在一旁，把三万块钱分成两下，用塑料袋紧紧包严实，每个鞋子里放上一万五，再穿好鞋，把鞋带系的紧紧的。站起来，走几步，一切正常。OK！赶忙奔赴长途汽车站。
　　去往屯溪市的最早一班车是早上六点发车，新款的依维柯，柴油发动机动力强劲，坐上去神清气爽。长途汽车没出合肥几十公里，我就晕车了，新车固然有空调，奈何吹出的凉气都饱含了柴油味皮革味，呛得我非常难受，上午吐四次下午吐四次，胆水都要吐出来了，苦不堪言。好在鞋子里的三万块钱安然无恙，随着我在傍晚时分安然抵达屯溪市。钱在，人在，就算一切安好了。
　　时光匆匆如流水，而今，我在《清明》杂志社工作快二十年了，和我办公室一墙之隔的《诗歌月刊》杂志社，前身就是《诗歌报月刊》。从《诗歌报》到《诗歌报月刊》直至如今的《诗歌月刊》，三十余年来，《诗歌月刊》秉持青年性、探索性的办刊宗旨，一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前沿阵地，为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赢得了海内外诗坛的广泛赞誉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大力推崇。
　　我常常带着别样的情感翻阅着新出刊的《诗歌月刊》，回想起在《诗歌报月刊》工作的青葱岁月。《诗歌报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闪光金句，已经在我的脑中坚固存盘多年，且常忆常新，回味无穷——“爱诗，有眼光有才情的选择”“无论是谁，请让诗点燃您……”
　　贺建军，1967年生，1990年代前期在《诗歌报月刊》担任编务工作，曾任主编助理。现任职于《清明》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