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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8日，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谢功成在上海的家中安祥离世，圆满完成了他回旋壮丽的九十九年人生之旅。2020年1月3日在江汉交汇的汉口水域，在送行专轮的悲鸣笛声中，谢功成教授的骨灰和着五彩花瓣缓缓撒入他讴歌眷念的万里长江。谢功成教授的家人、老友、同事和至爱的学生们悲欣相送，见证了这位坚强、豁达、睿智、不凡的老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踏着波涛、向着白帆、迎着彩虹、朝着大海，长歌而去！
一
1921年6月10日，谢功成出生在湖南永兴一个“有些身份的家庭”。楚之南极的雄山伟石伴着他读书起蒙，哺育着他最初的音乐兴趣。后至永北衡阳，在险峭幽丽的回雁峰下，他一边念中学，一边写着讽刺歌曲《龙王潭》一类的习作。1942年，谢功成岁及弱冠，但他不畏时艰，辗转跋涉，考入时设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巴山蜀水的怀抱中，他随黄自先生“四大弟子”之一的江定仙教授学习作曲，开启了近八十年的专业音乐之路。在音乐院期间，他参与发起并组织了以采集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为基础、以建设中国民族音樂为宗旨的著名学生社团“山歌社”，当选其理事并任社刊总编，同时领导音乐院的进步学生运动。1947年，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中，谢功成作为已从重庆迁至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学生代表，加入“京、沪、苏、杭学生请愿主席团”;同年毕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起任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助教。1948年4月起任香港中华音乐院教师。1949年10月，在共和国成立的同时返回祖国，入广州军管会的文管会任音乐组组员。1950年1月起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音乐部副主任。随着我国第一轮高等学校大规模院系调整，谢功成于1953年10月从广州北上武汉，在由国家统一规划设点而重新组建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任作曲系主任。从这时起，谢功成教授就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所中部地区唯一的音乐高等学府之中，其旧址为张之洞所办的“两湖书院”，其距离长江之水不足华里。在湖北艺术学院。时期，他先后担任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部副主任、作曲系主任、副院长（主持工作、分管教学）、党委常委和顾问;1 980年晋升教授。1985年，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部独立建制为武汉音乐学院，谢功成一直任武汉音乐学院教授。1991年3月离休。除本职工作外，谢功成教授还先后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和湖北分会主席，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当选湖北省第五、六、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聘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委、国家重点图书《冼星海全集》编委、中文核心期刊《音乐创作》特约编委以及多种全国性重要专业音乐比赛评委等职。
谢功成教授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奠基者、建设者、领导者之一，也是武汉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当之无愧的创始人、领军人、掌舵人。谢功成教授以为武汉音乐学院的“主人翁”而自豪，而以“教书匠”自诩。数十年来，他从未因风云变幻而动其教育信念，也从未因个人荣辱而丧其教师风骨。不论环境、际遇、条件如何，他总是乐观地笑对人生，无私地耕耘奉献！为学院发展殚精竭虑，为学科建设谋篇布局，为学生成长披肝沥胆，为教师队伍建设倾尽全力，不拘一格揽人才、礼贤下士求人才、甘为人梯扶人才、茹苦含辛育人才。他是全院师生员工、全球各地校友共同景仰、真心敬爱的好老师！好长辈！好谢公！
作为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谢功成教授于2003年荣获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作为党和国家的离休干部，他又于2019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70周年纪念章”。
二
谢功成教授是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笔力雄健而意蕴深远，他的作品民间气息浓厚而艺术品味绝佳，其合唱音乐创作尤甚，被业界誉为“中国民歌合唱的开拓者”。这或许与他对“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音响音色评判之推崇有关;与他学生时代就在“山歌社”里收集整理民歌而得音乐母语之滋养有关;与他对中华大地的高山大川、民族风情、长江之胜和江汉平原的民歌民风之钟爱有关。他1948年根据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四部合唱《阿拉木汗》，1949年在香港中华音乐院举办的音乐会上首演，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央歌舞团作为保留曲目带往苏联及东欧各国并灌制唱片。数十年来，《阿拉木汗》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广播里、人民中久唱不衰，是中国民歌合唱作品中最突出的经典之一。2019年7月，他的《阿拉木汗》和无伴奏民歌合唱《绿色的澜沧江》入选《中国合唱歌曲百年经典》。1955-1959年他创作的五乐章交响大合唱《长江抒情诗》
（放平作词），不仅是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重磅之作，是作曲家毕生热爱长江、讴歌长江的代表之作，也是中国作曲家讴歌长江母亲河的第一部大型合唱之作，后来还成为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几代教师、相继创作长江题材交响音乐作品累积而成的“长江系列”的开山之作。如果将其还诸当年，因其大胆突破时之艺术功利主义思想的束缚，坚持以艺术为本的音乐创作方向，足已显得独树一帜而不同凡响。其中有《大江东去》和《长江，你浩浩荡荡》那样宏伟壮丽、“史诗般悲壮怒吼”和“表现解放后人民的欢欣”等丰满音乐形象;也有《白帆》《彩虹》《神女》那样如诗如画、至情至性的艺术篇章。而若将其放诸今天则仍能以其构思之严谨、乐风之纯正、笔法之精当和表现力之撼动人心而跻身典范之列！
谢功成教授是音乐理论家。他的学养深厚绵密，眼界雄阔宽广，治学严谨而思维敏捷，兼容并蓄而识见精辟。他研究的课题和关注的问题总是关乎学科建设发展的基础性、现实性、前瞻性，故其成果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应用价值。1948年所撰《贝多芬》一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把这位音乐伟人及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广大音乐爱好者。1958年，他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喀山举行的“五声调式音乐创作会议”，会上所作《五声音阶、民间调式与音乐创作》的专题报告，既总结了自“山歌社”以来，他对民歌、五声音阶、民间调式及其与音乐创作之关系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实践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又成为他后来在音乐创作、和声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深入研究的新起点。他和武汉音乐学院曾理中教授合作，撰写了因较难驾驭而较少人涉足的《合唱写作技巧》一书，已在1985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为满足当时社会上“许多没有机会和条件就读音乐学院而又有意学习专业音乐基础知识者的要求”，谢功成教授以第一主编身份，组织带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骨干教师，精心编写了“音乐自学丛书，作曲卷”（凡九种十册，涵盖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阶段的全部主要课程）。其间，谢功成教授既总揽全局又事必躬亲，从体例设计、内容安排、章节协调，到文字统筹、进度保障和联系出版事务都一一负责到底。他还撰写了《和声学基础教程》（上下册）的若干章节，独立撰写了《曲式学基础教程》。丛书由人民音乐出版自1990年陆续出版后，有的分册被数十次重印，不仅满足了广大的社会需要且广受好评，还为许多专业音乐院系当作课教学堂用书或指定参考书。他在《音乐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四十余篇专业学术论文，在多个领域、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音乐的发展。他策划、领导、组织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了全国第一、二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全国第一次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全国第一次视唱练耳教学经验交流会，第一次圆号教学经验交流会，第一次单簧管教学经验交流会等等。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专业学术活动，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教育教学改革，都有及时、重大、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谢功成教授是音乐教育家。他谙熟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精通专业音乐教育和艺术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善于在办学实践和教学实际中，把两种规律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他强调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强调本科教育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强调教学秩序的稳定规范。在夯实专业基础方面，他提倡“有教无类”“不搞特殊”“统一要求”，而在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创新性、个性化实践方面，他则提倡“有教有类”“保护个性”“因材施教”。他注重作曲专业学生风格写作训练的严格与准确，有时甚至显得比较”极端”，譬如对西洋音乐风格的学习训练，他要求“洋到底”;而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学习训练，他则要求“土到家”。他率先在武汉音乐学院建立研究生就读期间按专业对口参加教师教研活动的制度;完善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的保障机制。倡导研究生对老问题的研究当作“深开挖”，对新课题的涉猎则行“广开拓”。支持研究生触碰导师不甚熟悉的新领域、新问题，以促教学相长之势;采用“导师小组”的形式共同指导研究生，以成博采众长之功。在本科教学方面，他一直坚持作曲学生五年间必须更换主科老师这一做法。他先后主讲过《基本乐科》《和声学》《曲式学》《作曲》《合唱写作》等多门专业或专业基础课程。他总是以主动的状态和强烈的兴趣关心、关注、捕捉与专业音乐教育有关的各种信息，以为武汉音乐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参照。譬如，1991年9月至10月，当他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就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详细了解对方“各类音乐学校”方面。一生爱教育、爱教学、爱学生的谢功成教授以“白岁”之龄辞世。而他在教学岗位上的辛勤耕耘就长达七十余年。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今生幸为教书匠”的夙愿，坚定了他的学生们愿意奉其为“不可易之师”的敬仰之心，证明了他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者”！中国当代高等音乐教育的史册，一定会因谢功成之名而添其异彩！
三
中国古人认为“殁而不忘者寿”。谢功成老师虽然已离开我们而随大江东去。谢公之为寿者，他的精神、他的教诲、他的种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楷法，必将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鞭策和激励着我们前进！
我们要像谢功成老师所表率的那样“以公谋事”。武汉音乐学院的同事们，无论长幼，大都把谢功成老师亲切地称呼为“谢公”。这除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有几位前辈教师，彼此间常以各自姓名的前俩字作简称，如称孟文涛教授为“孟文”，称廖宝生教授为“廖宝”，称谢功成教授为“谢功”的原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谢功成老师的一生中，无论是谋事、虑事，抑或是度事、议事，总是从“公”义出发，以“公”字当先，以大局为重，用大公无私精神和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工作中的一切计划与安排、面对一切困难或矛盾，而绝非凭个人之好恶或私利之有无而确定其可否。譬如20世纪60年代，优先安排钟信明老师脱产进修是为强化学院的作曲力量;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大批量地调进教师是为了充实并优化新时期的教师队伍;80年代对郑英烈老师率先研究十二音序列音乐的鼎力支持是为使理论学科形成先行优势;而对我们更小一辈探讨20世纪西方新音乐的理解与鼓励则是以奖掖后进的方式以加速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在作曲自学丛书的原计划中撤下《指挥基础教程》换以《音乐分析基础教程》是为使新的教材品种能够及时走向前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武汉音乐学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不论谢功成老师在职与否、离休与否、在汉与否，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心谈心，向他一吐衷肠。这使谢老师真的成了郑英烈教授戏说的那种“他像似不联系群众，但却是被群众联系的人！”这样，原来那个被简而称之的“谢功”，就变成了敬其一心为公的“谢公”！
我们要像谢功成老師所要求的那样“团结共事”。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最值得骄傲自夸的传统作风之一，就是团结共事的工作氛围。作曲系的教师，不论其男女老幼、外来己出、专业何为，都不会因私人关系的远近而导致工作联系的疏密，不会因个人见解的异同而决定项目合作的成否，更不会因师承关系的不一而结“朋党式”门派。这完全来自以谢功成老师为首的老一辈教师，及其言传身教所做出的榜样。由于他们是无己无私的、一心为公的，所以大家是团结互信的、无欲无求的、合作共事的。各人的教学、创作、科研情况，可以开诚布公地相互讨论、彼此批评。这在文人相轻的陋习尚不能完全尽除的情况下，在艺术家风气蔚然的音乐高校中，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乃至是绝无仅有！譬如在全国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准备期间，谢功成老师认为“和声权威”马国华教授的论文试讲，在效果上还有提升空间而“无情”地制止还直言其“下去！”，马老师和在场的同事则只作会心一笑且乐而受之。又如谢功成老师《曲式学基础教程》全书初稿完成后，竟交给我一个小字辈为之“批红”！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下笔为之了。“团结就是力量”！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团结共事”，则是谢功成老师留给我们重要的制胜法宝，也是引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作风优势！
我们要像谢功成老师所希望的那样“合作成事”。谢功成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虽然我们都不是大师，但是，如果我们能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干成大师够能干成的事情。”这是一种认知、一种能够促进成事的保障！事实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许多事情都是合作干成的。譬如那套作曲技术理论丛书就是绝好的例证。当然，有工作就会有合作，有合作就会有分工，有分工就会有差异，有差异就可能有分歧或矛盾。但是，因为有了谢功成老师一心为公的表率，作曲系则有了坚持团结共事、合作成事的传统。因此，那些类似“小儿科”等等情况，在作曲系几乎从无发生或绝少发生。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作曲系的教师，年龄上大都是谢功成老师的孙子辈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或许并未见过谢功成老师，抑或很少接触到谢功成老师。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因能处处感受到、因而愿意欣然接受并乐意传承谢功成老师等前辈们开创的这一优良作风。对此，谢功成老师如果江上有知，定将复又仰天长笑也！
2019年11月7日，谢功成教授专程从上海回到武汉音乐学院，出席为纪念全国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召开四十周年而举行的座谈会。谢功成教授是四十年前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的那次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发起人，故在深秋初冬之际，以白寿之龄千里与会。11月13日，武汉音乐学院的“东方交响乐团”和“东方合唱团”，在学院的编钟音乐厅，以饱满的激情，完整演出了乐队部分有适当修订的《长江抒情诗》。谢功成教授作为这部伟大合唱作品的作曲家，他欣然临之、倚然坐之、慨然听之。在武汉停留的短短几天之内，如逢阳光灿烂，他便会坐着轮椅遍观他曾用心施设过的美丽校园，还登门探望了好几位高龄的老友同事——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谢功成老师、一位有着伟大人格的可敬老人，留在武汉音乐学院的最后身影！
谢功成教授是中国音乐界有重要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之一，也是把音乐创作、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行政领导集于一身的人之一！谢功成教授的一生为湖北和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逝世对于武汉音乐学院以及中国音乐界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他为武汉音乐学院乃至中国音乐界做出的贡献将铭记史册！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一
1921年6月10日，谢功成出生在湖南永兴一个“有些身份的家庭”。楚之南极的雄山伟石伴着他读书起蒙，哺育着他最初的音乐兴趣。后至永北衡阳，在险峭幽丽的回雁峰下，他一边念中学，一边写着讽刺歌曲《龙王潭》一类的习作。1942年，谢功成岁及弱冠，但他不畏时艰，辗转跋涉，考入时设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巴山蜀水的怀抱中，他随黄自先生“四大弟子”之一的江定仙教授学习作曲，开启了近八十年的专业音乐之路。在音乐院期间，他参与发起并组织了以采集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为基础、以建设中国民族音樂为宗旨的著名学生社团“山歌社”，当选其理事并任社刊总编，同时领导音乐院的进步学生运动。1947年，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中，谢功成作为已从重庆迁至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学生代表，加入“京、沪、苏、杭学生请愿主席团”;同年毕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起任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助教。1948年4月起任香港中华音乐院教师。1949年10月，在共和国成立的同时返回祖国，入广州军管会的文管会任音乐组组员。1950年1月起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音乐部副主任。随着我国第一轮高等学校大规模院系调整，谢功成于1953年10月从广州北上武汉，在由国家统一规划设点而重新组建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任作曲系主任。从这时起，谢功成教授就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所中部地区唯一的音乐高等学府之中，其旧址为张之洞所办的“两湖书院”，其距离长江之水不足华里。在湖北艺术学院。时期，他先后担任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部副主任、作曲系主任、副院长（主持工作、分管教学）、党委常委和顾问;1 980年晋升教授。1985年，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部独立建制为武汉音乐学院，谢功成一直任武汉音乐学院教授。1991年3月离休。除本职工作外，谢功成教授还先后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和湖北分会主席，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当选湖北省第五、六、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聘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委、国家重点图书《冼星海全集》编委、中文核心期刊《音乐创作》特约编委以及多种全国性重要专业音乐比赛评委等职。
谢功成教授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奠基者、建设者、领导者之一，也是武汉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当之无愧的创始人、领军人、掌舵人。谢功成教授以为武汉音乐学院的“主人翁”而自豪，而以“教书匠”自诩。数十年来，他从未因风云变幻而动其教育信念，也从未因个人荣辱而丧其教师风骨。不论环境、际遇、条件如何，他总是乐观地笑对人生，无私地耕耘奉献！为学院发展殚精竭虑，为学科建设谋篇布局，为学生成长披肝沥胆，为教师队伍建设倾尽全力，不拘一格揽人才、礼贤下士求人才、甘为人梯扶人才、茹苦含辛育人才。他是全院师生员工、全球各地校友共同景仰、真心敬爱的好老师！好长辈！好谢公！
作为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谢功成教授于2003年荣获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作为党和国家的离休干部，他又于2019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70周年纪念章”。
二
谢功成教授是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笔力雄健而意蕴深远，他的作品民间气息浓厚而艺术品味绝佳，其合唱音乐创作尤甚，被业界誉为“中国民歌合唱的开拓者”。这或许与他对“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音响音色评判之推崇有关;与他学生时代就在“山歌社”里收集整理民歌而得音乐母语之滋养有关;与他对中华大地的高山大川、民族风情、长江之胜和江汉平原的民歌民风之钟爱有关。他1948年根据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四部合唱《阿拉木汗》，1949年在香港中华音乐院举办的音乐会上首演，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央歌舞团作为保留曲目带往苏联及东欧各国并灌制唱片。数十年来，《阿拉木汗》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广播里、人民中久唱不衰，是中国民歌合唱作品中最突出的经典之一。2019年7月，他的《阿拉木汗》和无伴奏民歌合唱《绿色的澜沧江》入选《中国合唱歌曲百年经典》。1955-1959年他创作的五乐章交响大合唱《长江抒情诗》
（放平作词），不仅是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重磅之作，是作曲家毕生热爱长江、讴歌长江的代表之作，也是中国作曲家讴歌长江母亲河的第一部大型合唱之作，后来还成为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几代教师、相继创作长江题材交响音乐作品累积而成的“长江系列”的开山之作。如果将其还诸当年，因其大胆突破时之艺术功利主义思想的束缚，坚持以艺术为本的音乐创作方向，足已显得独树一帜而不同凡响。其中有《大江东去》和《长江，你浩浩荡荡》那样宏伟壮丽、“史诗般悲壮怒吼”和“表现解放后人民的欢欣”等丰满音乐形象;也有《白帆》《彩虹》《神女》那样如诗如画、至情至性的艺术篇章。而若将其放诸今天则仍能以其构思之严谨、乐风之纯正、笔法之精当和表现力之撼动人心而跻身典范之列！
谢功成教授是音乐理论家。他的学养深厚绵密，眼界雄阔宽广，治学严谨而思维敏捷，兼容并蓄而识见精辟。他研究的课题和关注的问题总是关乎学科建设发展的基础性、现实性、前瞻性，故其成果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应用价值。1948年所撰《贝多芬》一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把这位音乐伟人及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广大音乐爱好者。1958年，他随“中国音乐家协会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喀山举行的“五声调式音乐创作会议”，会上所作《五声音阶、民间调式与音乐创作》的专题报告，既总结了自“山歌社”以来，他对民歌、五声音阶、民间调式及其与音乐创作之关系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实践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又成为他后来在音乐创作、和声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深入研究的新起点。他和武汉音乐学院曾理中教授合作，撰写了因较难驾驭而较少人涉足的《合唱写作技巧》一书，已在1985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为满足当时社会上“许多没有机会和条件就读音乐学院而又有意学习专业音乐基础知识者的要求”，谢功成教授以第一主编身份，组织带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骨干教师，精心编写了“音乐自学丛书，作曲卷”（凡九种十册，涵盖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阶段的全部主要课程）。其间，谢功成教授既总揽全局又事必躬亲，从体例设计、内容安排、章节协调，到文字统筹、进度保障和联系出版事务都一一负责到底。他还撰写了《和声学基础教程》（上下册）的若干章节，独立撰写了《曲式学基础教程》。丛书由人民音乐出版自1990年陆续出版后，有的分册被数十次重印，不仅满足了广大的社会需要且广受好评，还为许多专业音乐院系当作课教学堂用书或指定参考书。他在《音乐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四十余篇专业学术论文，在多个领域、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音乐的发展。他策划、领导、组织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了全国第一、二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全国第一次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全国第一次视唱练耳教学经验交流会，第一次圆号教学经验交流会，第一次单簧管教学经验交流会等等。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专业学术活动，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教育教学改革，都有及时、重大、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谢功成教授是音乐教育家。他谙熟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精通专业音乐教育和艺术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善于在办学实践和教学实际中，把两种规律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他强调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强调本科教育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强调教学秩序的稳定规范。在夯实专业基础方面，他提倡“有教无类”“不搞特殊”“统一要求”，而在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创新性、个性化实践方面，他则提倡“有教有类”“保护个性”“因材施教”。他注重作曲专业学生风格写作训练的严格与准确，有时甚至显得比较”极端”，譬如对西洋音乐风格的学习训练，他要求“洋到底”;而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学习训练，他则要求“土到家”。他率先在武汉音乐学院建立研究生就读期间按专业对口参加教师教研活动的制度;完善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的保障机制。倡导研究生对老问题的研究当作“深开挖”，对新课题的涉猎则行“广开拓”。支持研究生触碰导师不甚熟悉的新领域、新问题，以促教学相长之势;采用“导师小组”的形式共同指导研究生，以成博采众长之功。在本科教学方面，他一直坚持作曲学生五年间必须更换主科老师这一做法。他先后主讲过《基本乐科》《和声学》《曲式学》《作曲》《合唱写作》等多门专业或专业基础课程。他总是以主动的状态和强烈的兴趣关心、关注、捕捉与专业音乐教育有关的各种信息，以为武汉音乐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参照。譬如，1991年9月至10月，当他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就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详细了解对方“各类音乐学校”方面。一生爱教育、爱教学、爱学生的谢功成教授以“白岁”之龄辞世。而他在教学岗位上的辛勤耕耘就长达七十余年。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今生幸为教书匠”的夙愿，坚定了他的学生们愿意奉其为“不可易之师”的敬仰之心，证明了他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者”！中国当代高等音乐教育的史册，一定会因谢功成之名而添其异彩！
三
中国古人认为“殁而不忘者寿”。谢功成老师虽然已离开我们而随大江东去。谢公之为寿者，他的精神、他的教诲、他的种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楷法，必将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鞭策和激励着我们前进！
我们要像谢功成老师所表率的那样“以公谋事”。武汉音乐学院的同事们，无论长幼，大都把谢功成老师亲切地称呼为“谢公”。这除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有几位前辈教师，彼此间常以各自姓名的前俩字作简称，如称孟文涛教授为“孟文”，称廖宝生教授为“廖宝”，称谢功成教授为“谢功”的原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谢功成老师的一生中，无论是谋事、虑事，抑或是度事、议事，总是从“公”义出发，以“公”字当先，以大局为重，用大公无私精神和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工作中的一切计划与安排、面对一切困难或矛盾，而绝非凭个人之好恶或私利之有无而确定其可否。譬如20世纪60年代，优先安排钟信明老师脱产进修是为强化学院的作曲力量;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大批量地调进教师是为了充实并优化新时期的教师队伍;80年代对郑英烈老师率先研究十二音序列音乐的鼎力支持是为使理论学科形成先行优势;而对我们更小一辈探讨20世纪西方新音乐的理解与鼓励则是以奖掖后进的方式以加速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在作曲自学丛书的原计划中撤下《指挥基础教程》换以《音乐分析基础教程》是为使新的教材品种能够及时走向前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武汉音乐学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不论谢功成老师在职与否、离休与否、在汉与否，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心谈心，向他一吐衷肠。这使谢老师真的成了郑英烈教授戏说的那种“他像似不联系群众，但却是被群众联系的人！”这样，原来那个被简而称之的“谢功”，就变成了敬其一心为公的“谢公”！
我们要像谢功成老師所要求的那样“团结共事”。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最值得骄傲自夸的传统作风之一，就是团结共事的工作氛围。作曲系的教师，不论其男女老幼、外来己出、专业何为，都不会因私人关系的远近而导致工作联系的疏密，不会因个人见解的异同而决定项目合作的成否，更不会因师承关系的不一而结“朋党式”门派。这完全来自以谢功成老师为首的老一辈教师，及其言传身教所做出的榜样。由于他们是无己无私的、一心为公的，所以大家是团结互信的、无欲无求的、合作共事的。各人的教学、创作、科研情况，可以开诚布公地相互讨论、彼此批评。这在文人相轻的陋习尚不能完全尽除的情况下，在艺术家风气蔚然的音乐高校中，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乃至是绝无仅有！譬如在全国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准备期间，谢功成老师认为“和声权威”马国华教授的论文试讲，在效果上还有提升空间而“无情”地制止还直言其“下去！”，马老师和在场的同事则只作会心一笑且乐而受之。又如谢功成老师《曲式学基础教程》全书初稿完成后，竟交给我一个小字辈为之“批红”！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下笔为之了。“团结就是力量”！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团结共事”，则是谢功成老师留给我们重要的制胜法宝，也是引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作风优势！
我们要像谢功成老师所希望的那样“合作成事”。谢功成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虽然我们都不是大师，但是，如果我们能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干成大师够能干成的事情。”这是一种认知、一种能够促进成事的保障！事实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许多事情都是合作干成的。譬如那套作曲技术理论丛书就是绝好的例证。当然，有工作就会有合作，有合作就会有分工，有分工就会有差异，有差异就可能有分歧或矛盾。但是，因为有了谢功成老师一心为公的表率，作曲系则有了坚持团结共事、合作成事的传统。因此，那些类似“小儿科”等等情况，在作曲系几乎从无发生或绝少发生。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作曲系的教师，年龄上大都是谢功成老师的孙子辈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或许并未见过谢功成老师，抑或很少接触到谢功成老师。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因能处处感受到、因而愿意欣然接受并乐意传承谢功成老师等前辈们开创的这一优良作风。对此，谢功成老师如果江上有知，定将复又仰天长笑也！
2019年11月7日，谢功成教授专程从上海回到武汉音乐学院，出席为纪念全国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召开四十周年而举行的座谈会。谢功成教授是四十年前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的那次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发起人，故在深秋初冬之际，以白寿之龄千里与会。11月13日，武汉音乐学院的“东方交响乐团”和“东方合唱团”，在学院的编钟音乐厅，以饱满的激情，完整演出了乐队部分有适当修订的《长江抒情诗》。谢功成教授作为这部伟大合唱作品的作曲家，他欣然临之、倚然坐之、慨然听之。在武汉停留的短短几天之内，如逢阳光灿烂，他便会坐着轮椅遍观他曾用心施设过的美丽校园，还登门探望了好几位高龄的老友同事——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谢功成老师、一位有着伟大人格的可敬老人，留在武汉音乐学院的最后身影！
谢功成教授是中国音乐界有重要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之一，也是把音乐创作、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行政领导集于一身的人之一！谢功成教授的一生为湖北和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逝世对于武汉音乐学院以及中国音乐界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他为武汉音乐学院乃至中国音乐界做出的贡献将铭记史册！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