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不仅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广采博览，自成一家，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炽热的爱国之心，胸怀振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理想，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新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人格精神和思想遗产，永远激励与鞭策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陶行知。之所以选择将陶行知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因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同人们曾于20世纪80年代负责搜集、编辑和出版《陶行知全集》，积累了不少陶研方面的研究资料，也培养起了我对陶行知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陶行知先生的伟大人格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我，他那赤诚真挚的爱国精神、吃苦实干的奋斗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时刻激励与鞭策着我。1991年，我在业师章开沅先生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先生嘱我再接再厉，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为此，过去的20多年，我都在为年谱长编做准备，并编写了简谱，只是此后接连忙于出国、学术、行政等事务琐碎繁杂，心愿难了，现幸得学生刘大伟鼎力襄助，才得以完成编撰此书的任务。好的年谱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丝毫不亚于人物传记，而就其资料翔实程度而言却又远胜于传记。所以胡适之先生以为，“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就陶行知先生而言，朱泽甫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早年曾分别编有《陶行知年谱》和《陶行知年谱稿》，但相对而言，这两本编于特殊历史时段的年谱，受当时革命史观及篇幅的限制，很难客观完整地还原陶行知先生的真实面貌，这与先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编撰全面客观的《陶行知年谱长编》就非常有必要了。在2021年陶行知先生130周年诞辰前夕，得益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我才能将20多年的努力变为现实。
　　真水无香，泽积而长。从当初编撰《陶行知全集》到今日的《陶行知年谱长编》，二三十年过去了，但陶行知先生的师表与楷模形象常存于我心间，时刻激励着我将教育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将教育研究作为自己永久的根据地，并为促进我国的教育公平而建言献策，努力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出台，努力推动高考制度的改革，努力推动教师队伍的建设，等等。这些均是在研究陶行知过程中所受到的啟发与教益，也是陶行知先生伟大人格精神对我激励与鞭策的结果。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先生那种崇高的人格，我虽不能及，但心向往之，花这么久的时间为陶行知先生编撰150万字四卷本年谱长编，既是对先生的敬仰，又是对先生的一种纪念，也是在尽传承和光大的责任。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史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现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师范大学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鄢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