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原指史官，在西周时期，王室即设有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等事。后来将其所记之事也称为史，即史书。史书，是社会发展、国家兴衰的实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的记载。最早出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可以算作最早的历史记录。在甲骨文的卜辞上，已经记有年、月、日、地点、事件和人物等，可视为史书的萌芽状态。
　　《尚书》的出现（虽多为后人所作），可视为远古的历史文献汇集。在《尚书．多士》篇中就提出“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当时已有史书存在。《尚书》中的《金藤》《顾命》两篇，所记事实，已相当完整，表明历史记载又前进了一大步。
　　《诗经》中的《玄鸟》《生民》等篇，用诗的形式记述了商、周两代祖先的来源和活动；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都是有关历史的记载，是史诗的启蒙作。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文化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有专设的史官，同时出现了编年体的历史，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也有了一些记人和论事的历史记载，如《国语》《战国策》等；都可算作后来纪传体与编年体史书的雏型。《三传》，特别是《左传》，以鲁之《春秋》为纲，提供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历史资料，为史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孔子改作《春秋》，增加了史书中“寓褒贬，别善恶”的内涵，文字虽短，少者只有几个字，但却使史书由史事、史文，又增添了史义。《孟子．离娄下》中记录了孟子的评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窃取之矣。’”这样，就形成了史学的三要素：即史实、史文和史义。所谓史义，也就是后世所称道的“春秋笔法”。孟子曾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样在修史方面，就有了史德与文风等多方面的要求。
　　我国的史书，浩如烟海。除正史外，还有野史，他如传状、碑志、宗谱等等，更是不计其数，它们为修史提供了必要的丰富历史资料，诸如历史事实、人物传记、风土人情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学资料。
　　我国的史书，就正史来说，有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还有如《资治通鉴》和各种《纪事本末》等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读史”将仅以纪传体的《史记》和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做些简介与评述，并对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汉书》和《续资治通鉴》，附带做些简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