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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的平静中有被驯服的尖锐，而他的温厚，是苦涩后回甘的那口甜。他觉得只有接受了生命的自然规律，理解了得与失、上坡与下坡所构成的完整性，去体会过程而不是将终点作为唯一目标，才能看见人生真正的意义，才能在精神与物质交错的二元世界中找到平衡与从容。
“人能够豁达，其实靠的是‘看见’。很多人经历越多越看不开，但‘看见’可能一眼就会变得通透。”
中午时分，工作人员在桌上摆开几个饭盒，吴秀波的筷子只伸向那几个简单到平淡的素菜。三年来，他从无肉不欢变成了一个纯素食主义者，完成这种变化，需要足够的耐力。
“最开始的时候，做梦都在吃肉。人可能总有一段时间要和自己的欲望做一次斗争，我们一直以满足欲望来换取生命的乐趣和幸福，但我不能因此就永远成了它的奴隶。”他把那段颇为难熬的时期称为“谈不拢后的死磕”，磕了三年后，发现自己渐渐拥有了控制欲望的主动权。“它有时也是会听我的。但我并不会因此欺负它、忽略它、嫌弃它，甚至把我生命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它。”
他知道，欲望还有另一个名字——生命，“就是让你活着的源头。”他觉得正因为人生中处处存在着对立，有彼此间的无穷变化和转换，才应该慢慢体会其中的奥妙。
慢的必要性
在许多人心里，吴秀波是聪慧、儒雅、倜傥且身手矫健的男人的最佳诠释者，神形兼备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曲线比起一般人来更多一些弯折。只不过，人生的动荡和挫折摇晃堆积出的那层细密泡沫，那些遮盖住他前行的方向和光亮的阴霾，终究还是随时间弥散殆尽了。所以他的平静中有被驯服的尖锐，而他的温厚，是苦涩后回甘的那口甜。
这一次在新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他扮演的Daniel依然是这样的类型。他觉得这次的角色近似于第一部中Frank的前身，“Frank像一棵成熟的老树，冬去春来，叶落花开，他永远有付出的能力和强悍的生命力。Daniel就像是这棵树上飘下的一颗种子，随风飘荡，还在找寻自己落脚的地方。”
这几年来他的作品量不高，他觉得不必勉强。好的剧本是第一原则，宁缺也勿滥。他经历过“像战斗”一样的生活，在成为演员之前，他在酒吧驻唱、开饭馆、倒服装，只要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并且有时间做的工作，他一律照单全收，“甚至可以帮老板和太太调节情感”。刚开始拍戏的时候，他更急迫的任务是养家，儿子刚出生的那几年，身体、生死、未来都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只是不顾一切往前冲。一次有一幕戏需要他从六楼跳下，工作人员提醒他有危险，“我说甭废话，你喊开始吧。”
那种焦心的紧迫感早已过去，他觉得如今的重点是“完善对观众和自我内心的需求”。就好像旅游，如果不是为了特别的理由，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故地重游，他尽量避免角色的雷同性，“不苛求态度上的标新立异，但如果是技术上的供需，那就在技术环节上做一点升华。”所以，他愿意等。
再一次和导演薛晓路合作，一是鉴于上一部戏的合作十分之愉快，二是他非常认同导演独立的女性视角，以及其中善良和温暖的情怀，“拍一部戏不是输赢对错的选择，而是大家的合作至少有共通的态度和温度。”演员之外他也开始尝试监制以及制片人的角色，《军事联盟》的剧本他准备了四年，他预计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忙碌地创作”，“我喜欢创作，贪婪地喜欢。”
不过，这种“贪婪”，他觉得毫无展示的必要，或者应该说，他的所欲所为，没有必要用作品以外的方式去展示。他有微信，但至今没有发过一条朋友圈，也没有给任何朋友点过一个赞，以至于常常被人问到是否被拉黑了。“真的有事情，直接给需要联系的人发消息就行了，发朋友圈等人回，其实是希望通过别人的反馈看到自己。”他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别人颇为有趣，“就好像每天出门前照镜子一样，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看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价值。”
“我的工作得天独厚，天天演戏，天天就要审视和看见自己的三样东西：面貌之外，我会看到自己的情绪，看到自己的态度。生活给予你越多的时候，你的责任就更大，家人、朋友之外，我当然也要担负起对观众的责任——他们给予你万般喜爱，让你能够贪恋自我。话说回来，发一条朋友圈有多少人能看见？演一部戏又有多少人能看见？”
吴秀波有时觉得，许多观众在他角色上的想象投射，和他本人之间其实有些距离，“所有人都喜欢找我演英语溜儿的，会弹钢琴的，其实这两样我根本不会。”他脸上浮起一丝偷笑，“对抗性游戏我可以得零分，速度型运动对我来说有极大的风险，跳舞……会伤害我的自尊。”
他喜欢爬山、游泳和长跑，可以独自完成，需要长久的耐力和平静的心性。“长跑和短跑的区别在于，短跑更关注如何迅速到达终点，而长跑的重点在于如何坚持下来整个过程。这几项运动中都有大量的时间和自我交流，身体分泌的多巴胺也是持久而缓慢的。”他嘲笑自己“可能是乌龟变的”，“不过面对漫漫人生，最好还是选择一项慢慢的运动。”
“生命还能高歌时就唱吧”
吴秀波的人生中有几个颇具戏剧化的插曲。比如，他曾因为晚上洗澡常常需要花费四个小时而误了大事，甚至导致他不得不从铁路文工团辞职。又比如，在他17岁的时候，因为被误诊为肠癌而切掉了40厘米的肠子。这些过往对他是否产生了一些特别的暗示和启迪？他摇头，“不得而知。”
“那时年少无知，无知者无畏，所以也不觉得害怕。”他之后所拥有的豁达，也并不是这些经历的积累，“人能够豁达，其实靠的是‘看见’。很多人经历越多越看不开，但‘看见’可能一眼就会变得通透。”
他突然冷不丁地对我说，借你的手机一用。我不知所措地递过去，他伸手一接，又还给我。“这一递一还是不是特别自然？谁不想好好活着呢，只是上帝把生命交到你的手上，该还给他的时候，也是应该的。有青春就有衰老，有健康就有疾病，有生就有死。一切都逃不过这个过程，都会经历，所以只能靠‘看见’。”
对生命，他只是感恩。17岁经历那么大一场风波，现在还能健康地活着，30岁之前没有工作，40岁演了《黎明之前》开始大红，“又比如，你看我现在头发还那么茂盛……总能找到感恩的地方。反正即使在我忧伤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充满着幸福感。” 我提起早年间第一次远远见到他的情景，那是在黄舒骏某年的演唱会上，他是嘉宾。在他动荡的青春里，差不多十年的酒吧驻唱生涯曾抹下一笔鲜艳的色彩。现在他偶尔还是会唱，只是在洗澡的时候唱给自己听，“老不唱吧，技术方面就失衡了，控制气息的能力肯定差了许多，和老不骑摩托车一个道理，上去就觉得疹。”在家时他还充满了信心，“可是把机器支上去再试试？乐器一响起来就傻了，不知道该人家配合我，还是我跟着人家走。”
偶尔玩次票，也算是过把瘾。“有时特恍惚，你的生命究竟是一天一天又一天，还是就这一天？其实可能真的就只是一天，不过它不停地在变化而已。”
早年间有粉丝给他写过长长的信，里面描述他拿麦克风时微微跷起的小指，唱嗨时不自觉的小动作，灯光下不真实的落寞。那封信吴秀波偷偷读过很多遍，“可以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我”。他依然记得自己上台前的惶恐，音乐响起时的不知所措，以及在万人面前刹那间进入的莫名沉静。他不敢看太多歌迷影迷拍下的照片或者描述的片段，“那可能是心有灵犀的一瞬间，彼此的生命共生共存，但事实上它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
他概括自己的一生：“浑浑噩噩、磕磕绊绊”，“如果说对得起自己的地方，就是我一直还算认认真真。”他心里面始终有个警醒的声音在低鸣，“我是68年生的，小时候什么都是凭票限量供应，有一口就得了。15岁从家出来后，一直也是居无定所，也没有什么资产储备，一直过着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即便偶尔挣到了一些钱，不过也想的是可能会过得比以前好一点的穷日子，而不是什么好日子。我不知道我的风险意识和失去意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至今我仍然拥有这种状态，随时会没有安全感。”
他一生中最忐忑的时候，是在孩子两岁时离家拍戏八个月后归来的那一刻。儿子在院子里玩耍，他站在他的背后，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他怕孩子不认得他了，他怕要面对一辈子都将无法磨灭的不完善。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说第一句话，应该问“你还记得我吗？”可是孩子回过头来，只是轻轻张开手，又轻轻动了动嘴，“他是在告诉我，你来，我记得你，你过来。他轻轻把我抱住，把脸贴在我的脸上。那一瞬间，他比我懂得多得多，我想就是那一瞬间，改变了我对生命所有的看法。”
他曾经很喜欢一首叫《秋蝉》的歌，“生命还能高歌的时候就唱吧”。在许多人眼里，吴秀波现在的状态正是一个男演员的黄金时期，但他却说自己正走在下坡路上。“是一种认清，也可以说是认命，就是不要永远以上山登顶为快乐和终极目标。要知道，上山、下山都是旅程的一部分，这样命运才会眷顾你，才会给你攀爬第二座山的机会。”
有时他也会有退休的念头，想象着自己拂袖而去，三年五载遁去哪里晃一晃。偶尔他会想起以前，印象深刻的总是那些平静的片刻：在后台和搭档们说着悄悄话，演完那场戏就可以放假了。开饭馆时生意清淡，他一个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发着呆或者看会儿报，有朋友来了，就一起下盘棋。那不是辉煌的焦点，可他的心里却充盈着不可比拟的快乐。
“人能够豁达，其实靠的是‘看见’。很多人经历越多越看不开，但‘看见’可能一眼就会变得通透。”
中午时分，工作人员在桌上摆开几个饭盒，吴秀波的筷子只伸向那几个简单到平淡的素菜。三年来，他从无肉不欢变成了一个纯素食主义者，完成这种变化，需要足够的耐力。
“最开始的时候，做梦都在吃肉。人可能总有一段时间要和自己的欲望做一次斗争，我们一直以满足欲望来换取生命的乐趣和幸福，但我不能因此就永远成了它的奴隶。”他把那段颇为难熬的时期称为“谈不拢后的死磕”，磕了三年后，发现自己渐渐拥有了控制欲望的主动权。“它有时也是会听我的。但我并不会因此欺负它、忽略它、嫌弃它，甚至把我生命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它。”
他知道，欲望还有另一个名字——生命，“就是让你活着的源头。”他觉得正因为人生中处处存在着对立，有彼此间的无穷变化和转换，才应该慢慢体会其中的奥妙。
慢的必要性
在许多人心里，吴秀波是聪慧、儒雅、倜傥且身手矫健的男人的最佳诠释者，神形兼备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曲线比起一般人来更多一些弯折。只不过，人生的动荡和挫折摇晃堆积出的那层细密泡沫，那些遮盖住他前行的方向和光亮的阴霾，终究还是随时间弥散殆尽了。所以他的平静中有被驯服的尖锐，而他的温厚，是苦涩后回甘的那口甜。
这一次在新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他扮演的Daniel依然是这样的类型。他觉得这次的角色近似于第一部中Frank的前身，“Frank像一棵成熟的老树，冬去春来，叶落花开，他永远有付出的能力和强悍的生命力。Daniel就像是这棵树上飘下的一颗种子，随风飘荡，还在找寻自己落脚的地方。”
这几年来他的作品量不高，他觉得不必勉强。好的剧本是第一原则，宁缺也勿滥。他经历过“像战斗”一样的生活，在成为演员之前，他在酒吧驻唱、开饭馆、倒服装，只要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并且有时间做的工作，他一律照单全收，“甚至可以帮老板和太太调节情感”。刚开始拍戏的时候，他更急迫的任务是养家，儿子刚出生的那几年，身体、生死、未来都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只是不顾一切往前冲。一次有一幕戏需要他从六楼跳下，工作人员提醒他有危险，“我说甭废话，你喊开始吧。”
那种焦心的紧迫感早已过去，他觉得如今的重点是“完善对观众和自我内心的需求”。就好像旅游，如果不是为了特别的理由，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故地重游，他尽量避免角色的雷同性，“不苛求态度上的标新立异，但如果是技术上的供需，那就在技术环节上做一点升华。”所以，他愿意等。
再一次和导演薛晓路合作，一是鉴于上一部戏的合作十分之愉快，二是他非常认同导演独立的女性视角，以及其中善良和温暖的情怀，“拍一部戏不是输赢对错的选择，而是大家的合作至少有共通的态度和温度。”演员之外他也开始尝试监制以及制片人的角色，《军事联盟》的剧本他准备了四年，他预计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忙碌地创作”，“我喜欢创作，贪婪地喜欢。”
不过，这种“贪婪”，他觉得毫无展示的必要，或者应该说，他的所欲所为，没有必要用作品以外的方式去展示。他有微信，但至今没有发过一条朋友圈，也没有给任何朋友点过一个赞，以至于常常被人问到是否被拉黑了。“真的有事情，直接给需要联系的人发消息就行了，发朋友圈等人回，其实是希望通过别人的反馈看到自己。”他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别人颇为有趣，“就好像每天出门前照镜子一样，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看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价值。”
“我的工作得天独厚，天天演戏，天天就要审视和看见自己的三样东西：面貌之外，我会看到自己的情绪，看到自己的态度。生活给予你越多的时候，你的责任就更大，家人、朋友之外，我当然也要担负起对观众的责任——他们给予你万般喜爱，让你能够贪恋自我。话说回来，发一条朋友圈有多少人能看见？演一部戏又有多少人能看见？”
吴秀波有时觉得，许多观众在他角色上的想象投射，和他本人之间其实有些距离，“所有人都喜欢找我演英语溜儿的，会弹钢琴的，其实这两样我根本不会。”他脸上浮起一丝偷笑，“对抗性游戏我可以得零分，速度型运动对我来说有极大的风险，跳舞……会伤害我的自尊。”
他喜欢爬山、游泳和长跑，可以独自完成，需要长久的耐力和平静的心性。“长跑和短跑的区别在于，短跑更关注如何迅速到达终点，而长跑的重点在于如何坚持下来整个过程。这几项运动中都有大量的时间和自我交流，身体分泌的多巴胺也是持久而缓慢的。”他嘲笑自己“可能是乌龟变的”，“不过面对漫漫人生，最好还是选择一项慢慢的运动。”
“生命还能高歌时就唱吧”
吴秀波的人生中有几个颇具戏剧化的插曲。比如，他曾因为晚上洗澡常常需要花费四个小时而误了大事，甚至导致他不得不从铁路文工团辞职。又比如，在他17岁的时候，因为被误诊为肠癌而切掉了40厘米的肠子。这些过往对他是否产生了一些特别的暗示和启迪？他摇头，“不得而知。”
“那时年少无知，无知者无畏，所以也不觉得害怕。”他之后所拥有的豁达，也并不是这些经历的积累，“人能够豁达，其实靠的是‘看见’。很多人经历越多越看不开，但‘看见’可能一眼就会变得通透。”
他突然冷不丁地对我说，借你的手机一用。我不知所措地递过去，他伸手一接，又还给我。“这一递一还是不是特别自然？谁不想好好活着呢，只是上帝把生命交到你的手上，该还给他的时候，也是应该的。有青春就有衰老，有健康就有疾病，有生就有死。一切都逃不过这个过程，都会经历，所以只能靠‘看见’。”
对生命，他只是感恩。17岁经历那么大一场风波，现在还能健康地活着，30岁之前没有工作，40岁演了《黎明之前》开始大红，“又比如，你看我现在头发还那么茂盛……总能找到感恩的地方。反正即使在我忧伤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充满着幸福感。” 我提起早年间第一次远远见到他的情景，那是在黄舒骏某年的演唱会上，他是嘉宾。在他动荡的青春里，差不多十年的酒吧驻唱生涯曾抹下一笔鲜艳的色彩。现在他偶尔还是会唱，只是在洗澡的时候唱给自己听，“老不唱吧，技术方面就失衡了，控制气息的能力肯定差了许多，和老不骑摩托车一个道理，上去就觉得疹。”在家时他还充满了信心，“可是把机器支上去再试试？乐器一响起来就傻了，不知道该人家配合我，还是我跟着人家走。”
偶尔玩次票，也算是过把瘾。“有时特恍惚，你的生命究竟是一天一天又一天，还是就这一天？其实可能真的就只是一天，不过它不停地在变化而已。”
早年间有粉丝给他写过长长的信，里面描述他拿麦克风时微微跷起的小指，唱嗨时不自觉的小动作，灯光下不真实的落寞。那封信吴秀波偷偷读过很多遍，“可以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我”。他依然记得自己上台前的惶恐，音乐响起时的不知所措，以及在万人面前刹那间进入的莫名沉静。他不敢看太多歌迷影迷拍下的照片或者描述的片段，“那可能是心有灵犀的一瞬间，彼此的生命共生共存，但事实上它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
他概括自己的一生：“浑浑噩噩、磕磕绊绊”，“如果说对得起自己的地方，就是我一直还算认认真真。”他心里面始终有个警醒的声音在低鸣，“我是68年生的，小时候什么都是凭票限量供应，有一口就得了。15岁从家出来后，一直也是居无定所，也没有什么资产储备，一直过着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即便偶尔挣到了一些钱，不过也想的是可能会过得比以前好一点的穷日子，而不是什么好日子。我不知道我的风险意识和失去意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至今我仍然拥有这种状态，随时会没有安全感。”
他一生中最忐忑的时候，是在孩子两岁时离家拍戏八个月后归来的那一刻。儿子在院子里玩耍，他站在他的背后，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他怕孩子不认得他了，他怕要面对一辈子都将无法磨灭的不完善。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说第一句话，应该问“你还记得我吗？”可是孩子回过头来，只是轻轻张开手，又轻轻动了动嘴，“他是在告诉我，你来，我记得你，你过来。他轻轻把我抱住，把脸贴在我的脸上。那一瞬间，他比我懂得多得多，我想就是那一瞬间，改变了我对生命所有的看法。”
他曾经很喜欢一首叫《秋蝉》的歌，“生命还能高歌的时候就唱吧”。在许多人眼里，吴秀波现在的状态正是一个男演员的黄金时期，但他却说自己正走在下坡路上。“是一种认清，也可以说是认命，就是不要永远以上山登顶为快乐和终极目标。要知道，上山、下山都是旅程的一部分，这样命运才会眷顾你，才会给你攀爬第二座山的机会。”
有时他也会有退休的念头，想象着自己拂袖而去，三年五载遁去哪里晃一晃。偶尔他会想起以前，印象深刻的总是那些平静的片刻：在后台和搭档们说着悄悄话，演完那场戏就可以放假了。开饭馆时生意清淡，他一个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发着呆或者看会儿报，有朋友来了，就一起下盘棋。那不是辉煌的焦点，可他的心里却充盈着不可比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