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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织布机上的锦绣之城
上世纪初叶，法国诗人谢阁兰曾手执兰波的诗集，千里迢迢来到成都——这座他想象中的“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成都留给这个异国诗人印象最深的，除了人就是丝绸。
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有必要在此做一些“说文解字”的工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蜀”是“葵中桑”，《释文》和《玉篇》中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接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皿及作为货币的贝壳，更为当年古蜀地与东南亚的商贸与文化交往直接提供了佐证。应该说，早在三千年前，古蜀地区就与沿海有了经济与贸易的往来。也就是说，由蜀地到印缅海岸的蜀身毒道作为一条民间的商业通道已经断断续续地存在了。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就把中国称作“塞里斯”（Seres）。“塞里斯”一词原见于西方古代文献，出自希腊文Ser，意为丝，意即中国是蚕丝之国。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百科全书《自然史》中写道：“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远至罗马……裁制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而希腊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通过帕提亚人认识了一种来自远东的神秘纺织品——丝绸。很显然，这些神秘的丝绸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峰回路转运抵帕提亚帝国的。那时，在古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因而使得两国之间长时间以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丝绸间接地沟通了东西方两个强大帝国的联系。蜀地出产的丝绸成了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条商贸纽带。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重新定义了“四大发明”。在新的“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中，丝绸名列首位。丝绸之所以名列榜首，乃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与其他创造发明相比，有着出现最早、应用最广、传播最远、技术最高等四大特点。它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与中华文明同岁；它衣被天下，服务众生；它传播世界，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它的技术含量最高，发明创造点颇多……的确，在人类文明史中，“与中华文明同岁”的丝绸先于著称于世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名列新“四大发明”榜首，不仅提升了丝绸本身的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古蜀文明与成都城市文明的地位。
由于天时地利，蜀地开发甚早。古史记载中的第一位蜀王叫蚕丛，及至周代末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成都就一直是蜀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便顺理成章地将巴蜀文化圈纳入了华夏文明的轨道，更借蜀地的富庶与巴卒的骁勇，一举统一了宇内。自此，巴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夷的大本营。秦统一中国后，除置吏拓道施行秦制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六国豪户及大量能工巧匠移民入蜀，将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和文化注入本已十分富庶的蜀地，使巴蜀经济文化得到了又一次迅猛的发展。有了水陆交通之便利，成都在战国时期已成为发达的商业重镇。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时，蜀郡太守李冰在继辟筑了由蜀通往僰道（今宜宾）的官道后，又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成都平原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两汉之后，成都便成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此时，成都的丝织业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临邛：“铁都” 支撑了一个
国家的脊梁
临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邛崃，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第一个驿站。当我们想到临邛，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西汉时期，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浪漫爱情故事。
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在欢迎仪式上，热情的姑娘们送给胡锦涛主席一盘面包，面包上放了一小堆盐。这是俄罗斯人的古老民俗，表示对珍贵客人的至诚欢迎。的确，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盐与土壤、空气、水、火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必须的五大要素。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盐成了神圣的灵物，权利的象征，受到顶礼膜拜。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冷兵器时代与农耕时代的国家，仅仅有盐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冷冰冰的铁来支撑一个国家炽热的脊梁。在汉代，以“铁都”著称于世的临邛便承担了支撑一个国家的脊梁的重任。
临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邛崃，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第一个驿站。当我们想到临邛，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西汉时期，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浪漫爱情故事。前者美慧双修，后者风流倜傥、才华冠绝古今。他们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共同演绎的才子佳人故事，不知令世界上多少爱情逊色。尤其是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后来身为朝廷命官，还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邛崃的富庶和发展变化与南方丝绸之路息息相关。这座以盐铁著称于世的著名城市，在汉代乃是中国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据史料记载，临邛不仅是蜀地最先采用天然气（即“火井”）作为能源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在探索自然的无穷奥秘中发现，“于地掘井，其中有气，投火于井，则其声如雷，焰出通天，光辉十里。”对于火井，曾经引起“洛阳纸贵”的西晋大才子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写道：“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 气象十分壮观。 左思的同时代人张华在《博物志》中也写道：“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诸葛武侯往视之，火转旺……今不复燃也。”但无论是《蜀都赋》，还是《博物志》，都不是最早记录“火井”的著作。记录火井最早的著述当首推西汉文学家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他在书中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井上煮盐。”扬雄是成都本地人，又是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所记录的事不仅发生在他的时代，还发生在他的身边（临邛离成都并不远），应该可信。如果他对“井上煮盐”有兴趣，是完全有条件前去实地考察的。
上述记载说明，至迟在西汉，邛崃火井就被用来煮盐，后来又可能用天然气来炼铁，这是世界上有关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最早记录，比之西方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英国（时间是公元1668年），要早1600多年。
史书告诉我们，远古的蜀国，最早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成都平原西北山区，即岷江上游一带，其势力所及南达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云南北部等。灵关道就是远古的蜀国在经年累月向南开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商贸通道。古蜀国跨入阶级社会门槛的过程，早已隐匿在远古的重重迷雾之中。自蜀王杜宇称帝，开始农业定居，蜀国才初步奠定了开发成都平原的千秋伟业。杜宇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的西周至春秋中期。而今天位于四川芦山西北的灵关，便是杜宇时代的西南门户，灵关道因途经灵关而得名。
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灵关道是历史最为悠久、道路最为崎岖、艰险的一段，那古道上的一阶一石，一亭一站，无不凝结着西南各族同胞的艰辛劳作与聪明才智。邛崃市平乐镇境内的骑龙山上至今仍有这样一段丝绸古道，这也是成都市境内惟一遗存的一段丝绸古道。平乐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人称“南方丝绸之路第一站”。这段灵关道上保存完好的古驿道，为何建在骑龙山的山脊上，而不是骑龙山下，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南方丝绸之路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古代，平乐生产的竹纸与蜀都成都、临邛生产的瓷器、丝绸、茶叶、蜀布和邛竹杖一起，被马帮源源不断地送往异域，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临邛往西，绵延千里的邛崃山脉迎面而来。邛崃山脉西南，芦山县北二十千米，有一道“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的雄关叫灵关。从此雄关往西，是白兰族（古志蔑称为“白狼”）聚居的地区；从此雄关南拐，则是灵关道继续向前推进的方向。
从灵关再往西，翻过大雪山，那里的许多民族部落，直到公元八世纪仍保存着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女国、西女国和罗女国。这些西南夷中神秘、浪漫的女性王国，曾经在历史上一度辉煌。骄傲而诗意的女子，支配着一个诺大的国家，梦一样的国度，谜一样的王朝，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夜空，留下无尽的遐想与神秘。
邛崃山脉与大相公岭连接的地方，原先是羌族的青衣支系和牦牛族活动的地区，古称青衣羌国和牦牛王国。公元前223年，楚国在秦国所向披靡的金戈铁马下，俯首称臣。秦始皇将已经臣服于自己的楚国王族远迁至此地，为王朝经营黄金的开采生产，始称此地为严道，严道就是今天的荥经。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起步后，经邛崃、芦山、雅安至荥经，蜀地生产的丝绸、漆器、邛竹杖，印度、阿富汗的海贝、珠宝经由荥经往来，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也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
严道是最早开采砂金的金场。其实，严道并不是黄金矿脉主要蕴藏地，为什么竟成了金场呢？盖因这里“山岭重叠，起伏连绵，溪河密布，纵横切割，山高谷深，坡陡地薄，差异性大”，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中，最容易接纳砂金沉积。古严道与雅安接壤。雅安是我国著名的“雨城”，雅安一带因受太平洋副热带暖性高压和高原低槽气候影响，终年多雨湿润，全年雨日竟多达两百余天，古有“天漏”之称，今有“雅无三日晴”之说，这样的气候条件，使严道成为天然的淘金之地。加之，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又成为黄金东运的中枢。人类的淘金之梦自古有之，随着采金的人越来越多，严道作为黄金转运站的地位尤显重要。为了运送黄金，原来狭窄难行的南方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和修筑。可以说，黄金的开采对西南边陲的开发和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写到严道，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邓通的人。在汉代，邓通是与卓王孙齐名的大富豪。当汉朝天子将荥经铜山赐予这个佞臣，允许他铸造私钱，一时间，“邓氏钱，通天下”。可以说，荥经铜山成就了一代富豪。商人趋利而行，严道作为黄金的转运站，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又一重镇。这个重镇在秦汉时代是颇为繁盛的。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冲，也是著名的牦牛道的起点和秦汉中央政府经营西南夷的前方大本营。至隋唐时代，四川仍如前朝一般富庶，然而，昔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严道，却早已沦为一隅小邑，连县级设置亦被取消。严道的繁盛与式微，推究起来，当与牦牛道的通与废密切相关。
岷江道：天赐四川的上好通途
从成都运往缅甸、印度的蜀地丝绸、茶叶等，有一部分也是由岷江道这一条水路运送至宜宾后，再转走五尺道运送过去的。
在成都，九眼桥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桥，古名宏济桥，由当时成都布政使余一龙所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九眼桥一带一直是热闹的水码头，要从水路出成都下重庆，都得从这里搭船启程。而从外地水路运来的货物，也得在这里上岸。当年的成都还不兴烧煤，老百姓都用木柴烧火做饭，木柴需求量很大。乐山、峨边、洪雅一带，盛产松木、青岗，当地人要把木头卖出来，必须从水路把木头运到成都销售，因而成就了九眼桥的繁华。遥想当年，那些满载着货物的商船从九眼桥缓缓驶出，顺岷江南下，是何等的风光。
从成都通往僰道（宜宾）的道路甚多，但典籍与出土文物证明，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东干道是取道水路的。先秦时代，蜀郡李冰就已整治过由成都通往乐山及宜宾的水道。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冬月，蜀汉丞相诸葛亮派遣尚书邓芝出使东吴，想重修旧好，相盟于万里桥畔，祝云：“万里之行，从兹始矣。”万里桥因此得名。“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因为万里桥，杜甫当年为我们留下了这样意境悠远的名句。实际上在古代，文士、官吏所取的路线，一般多为商贾所经行之途。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成都到宜宾之间，往来已十分密切，其间的交通靠的主要就是水路。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司马错灭巴蜀后，于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率10万巴蜀大军、万艘大船，浮江伐楚，其中一部分船就是从益州（成都）沿岷江浩浩荡荡到宜宾，再直趋江陵、建业（南京）的。而从成都运往缅甸、印度的蜀地丝绸、茶叶等，有一部分也是由岷江道这一条水路运送至宜宾后，再转走五尺道运送过去的。
岷江发源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南麓。岷江上游自古便是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又是一条民间商旅往来的通道，在南北朝时期，还是一条佛教文化传播的通道。据史料记载，公元3－6世纪有不少胡人入据这一区域且十分活跃。这些胡人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活动，对当时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往的“岷江道”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另一条岷江道，此处暂且不表。
从九眼桥出发，沿岷江顺流而下，第一站就是眉山，宋代大诗人、大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的故乡。那里的三苏祠既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又是纪念苏氏父子的胜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山水清明的眉山可谓人杰地灵，因为苏氏父子，眉山也可以名扬天下了。诗词文章可以传世，人格力量同样可以传世。千百年来在商贸发达的岷江古道边上，其实早已经留下了数不清的文人佳话。岷江古道在运送货物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一种日久弥坚的人文精神。
从眉山顺江而下，不久便抵达夹江。在夹江，最著名的人文景点大概要数位于夹江县城西4千米处的千佛岩了。这里风景如画，依山傍水，被称作“青衣绝佳处”。大观山和依凤岗对峙，青衣江从中蜿蜒而过，形成“两山对峙，一江口流”的旖旎风光。两岸青山夹一江流水，这就是夹江的由来。靠青衣江左岸的石壁上，排列着200多窟石刻造像，共2400余尊，故称“千佛崖”。石刻造像开凿于隋，兴盛于唐，延及明、清两代；造像排列错落有致，少则独占一窟，多则上百尊集于一窟；大可逾丈，小不及尺，造型优美，技艺精湛，姿态各异，绚丽多彩，其中，尤以弥勒坐像、净土变龛、观音像龛等盛唐之作为佳，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据说，这些精品石刻佛像略早于乐山大佛。除摩崖造像外，还有琳琅满目的历代题刻。佛像最精彩处为古泾口，相传为先秦时代移民迁址。
五尺道：铜鼓齐鸣，以酒开道
从宜宾南下通滇池的道路，秦汉时称为“五尺道”，因地势险隘，栈道宽仅五尺而得名。自秦以来，就是滇川的必经要冲。
从乐山泛舟南下,即至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的川南大都会宜宾市。宜宾既是川南重镇，又是川滇门户，岷江和金沙江在这里汇合，形成万里长江，呼啸东去，一泻千里。而宜宾的遐迩闻名，或多或少与一种叫做“五粮液”的酒有关。酒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结晶。作为一种能给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带来无穷创作灵感的毒性较轻的兴奋剂或类迷幻剂，酒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至尊的……而在南方丝绸之路筚路蓝缕的开拓史中，酒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唐蒙在南粤见到蜀地所产的“蒟酱”，便知蜀可通夜郎，并浮江可至南粤。故上书汉武帝请求开通夜郎道。“蒟酱”究竟为何物，各地说法不同，也有各种附会。据酒文化学者考证，古蜀名食“蒟酱”，是一种汁浓味美的低度果酒，为僰人所酿。西周武王伐纣，汇集牧野誓师，僰人助周伐纣并贡蒟酱有功，受封僰侯，建僰侯国，誉“夷中最仁”。蒟酱和张骞在西域感叹的邛竹杖都不过是与国计民生相关不大的微末细物，却成了汉开通西南国际商道的契机，其中意义耐人寻味。
宜宾以北是千年盐都自贡，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的古盐井就诞生在那里。有人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这话形象地反映了四川人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那种自觉的责任。实际上，盐是四川人的命，巴蜀祖先最初的武斗就是为盐而战。谁有能力领导他们夺得盐，谁就是他们的首领。同时，盐也是四川人通往山外的路，大山深处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就是昔日的盐贩子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就有他们的脚印和身影。据史料记载，川盐外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成都水路而来的丝绸，当地自产的美酒，来自盐都自贡的川盐，宜宾成了古道上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只要你在宜宾城里访古寻幽，你会发现昔日最大的贸易商行云南会馆。而修建于上世纪初的天主教堂，同样是外来宗教从南方丝绸之路传播的历史见证。
早在西汉年间，宜宾即称“僰道”，后又有戎州、叙州之称。在这里，岷江道漫漫水路带着川西平原的祝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势如天险的五尺道就此展开，一直伸向遥远的边陲。南方丝绸之路在此分为东西两条线，东线走蜀南第一雄关——雪山关入夜郎；西线经横江镇至云南。
从宜宾南下通滇池的道路，秦汉时称为“五尺道”，为秦时常頞所开，因地势险隘，栈道宽仅五尺（合今约三尺）而得名。五尺道，自秦以来，就是滇川的必经要冲。至隋唐，官修道路直抵大理，又因以石门（今云南盐津县豆沙关附近）一段最为险峻，唐人樊绰在《蛮书》中称之为“石门道”。这条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的民开古道，充满了令人遐想联翩的奇闻轶事。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分。
在曲折崎岖的五尺道上，从僰道到味县（今云南曲靖）一段最为险峻，古道大多依山临空凿石而建，一路崎岖入云，令人望而却步。在天险般的山川中开凿道路，该是何等艰辛。面对万道悬崖，两千多年前的西南各族先民除了依靠他们的双手，以及简陋的铁锤、铁钻、锄头等工具，更需要的是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最先从这里开凿古道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谜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的僰人。僰人之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群。古僰族，主要生活在川滇交界四川宜宾地区的珙县、兴文、高县和云南盐津、昭通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而古僰人的大本营和生活最集中的地方就在今天的珙县洛表镇。宜宾古时候为僰侯国，汉代时设置僰道县，僰人曾经在川滇山区的崇山峻岭中创造过灿烂的文明。这是一个能征善战、富于创造力的民族，他们佩戴双刀、善使劲弩，剽悍而英武，对外部世界充满了热情与幻想。
这个在“人”字上加一个“棘”字，就成了其族名的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是，他们的丧葬采用民间俗称“挂岩子”的悬棺葬。僰人死后并不入土为安，而是把棺材高高地悬于陡峭的岩壁之上。这个被誉为“夷中最仁”的民族在千仞山崖上建立起的一个个“天堂”，数百年来仍是未解之谜。
僰人为什么悬棺？悬棺里都有着怎样的文明？僰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来到这里考察，试图破解这千古之谜。然而，僰人悬棺之谜，至今仍然无人知晓。“僰人悬棺”这一不解之谜，充分表现了僰人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力，漫漫五尺道就是靠这种创造力及伟大的绝技最先开凿的。
夜郎虽然自大，但却拥有十万精兵强将，这使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几经遣使，喻以威德，赠以缯帛、赐王印绶，约为置吏”，才答应在原来的小栈道上拓宽驿道，设置“司奸盗”的机构“亭”，传递信息的机构“传”，并在“传”设“舍”，以方便来往使者住宿。在山川深阻的西南夷土地上设置传舍，这是西汉时代拓宽五尺道的一大贡献。
由昭通往南，五尺道以它矫健的身姿跨入了云南曲靖。曲靖，汉唐时称为味县，南诏时称为石城，是僰道、朱提通往滇池地区的中继站，亦是古夜郎国南、北道入滇的必经之地，实乃“滇东门户，通衢大都”。据考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此地的居民便鼎与铜鼓并用。“鼎立鼓群”成为历史上的一种罕见现象。
鼓即铜鼓，是西南夷各族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器物，作为表示社会身份的“庙堂重器”，主要用于节日祭祀和其他公共集会，是统治权力的象征。而鼎乃是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多用铜制，也有用陶制的，三足两耳，盛于殷周。据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商代时奉为传国之宝，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鼎既是重要礼器，又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物。而生活在曲靖的古代各族同胞，在祭祀与大型的庆典仪式中，用铜鼓也用鼎，不同的是多为陶鼎，这种“鼎立鼓群”的现象，既是汉夷共同开拓西南边陲的反映，也是中原文化传入边地的有力佐证。
自秦通五尺道，迁徙至曲靖的汉族移民日渐增多，夷汉同胞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曲靖再往南，就是滇池。
滇池是云贵高原上的第一大湖；滇国是云南上古文化的代表。古老的滇国没有给后人留下开国的故事，也没有留下王族世系。这个高原王国约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灭于西汉，从开国到灭亡大致有500年。
公元前四世纪时，蜀地生产的丝绸和邛竹杖已远销至印度，并通过印度再转销至西亚、非洲和欧洲。同时输入贵族们异常迷恋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绿松石、海贝等奢侈品，其中，海贝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那种背顶周围有黄圈的环纹货贝，后来作为交换的媒介。当统治者举行“祈年”、“孕育”、“报祭”、“诅盟”等祭祀活动，人们便利用参加这些祭典的机会，彼此以贝为币进行商品交换。在古代中原地区，流通的贝极少，国王赏赐他的臣子只有五朋十朋（10枚、20枚），以此作为礼器纪念。而云南的贝其数量要大得多，仅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贝，就达610多千克，24.7万余枚。这些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地区的舶来品作为货币，从战国直至明末清初，绵延两千多年，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外各民族商贸与文化交往的见证。
五尺道从滇池往西，有一个汉唐时代不曾为县治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楚雄。人类远祖元谋人的发祥地，就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所辖的元谋县。楚雄是彝族先民世居之地，也是人类的摇篮。楚雄古道很多，类型有驿道、盐运道、铜道、民间道等。这些古道不仅把地处高原腹地的楚雄变成了沟通中原与西南夷及东南亚诸国陆路交通的要地，同时也给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五尺道横穿楚雄，犹如放在它肩上的一根颀长的扁担，东挑滇池，西挑洱海。
楚雄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还是举世闻名的铜鼓的发源地。1975年，在楚雄市一个名叫万家寨的地方，出土了四面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铜鼓，这是我国迄今出土的最早的铜鼓，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这种铜鼓，鼓面甚小，胴部显著突出，足部展开，边有折棱，素面无纹，或部分有简单的太阳纹，不分晕，它属于早期雏形的古代铜鼓。在西南夷有多个民族在祭祀仪式中使用铜鼓，且在古滇国发展成为权力的象征。
从此，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除了能聆听到那回荡于山谷的悠悠铜铃，还能聆听到铜鼓那古朴浑厚的咚咚鸣响。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还把铜鼓那欢快激越的旋律带到了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及南洋、西南太平洋的都市和乡村。
千百年来，人们在寻找着铜鼓的故乡，探求铜鼓的发源地。如今，地下出土文物已使其真相大白于天下。铜鼓之乡就在那古代默默无闻的滇中，在五尺道的脊梁——楚雄。
霁虹桥的东岸，建有雄伟的御书楼，悬挂着康熙皇帝的手书“飞虹彼岸”的金匾；旁边的武侯祠里，塑有蜀相孔明的铜像。西岸桥头的危崖峭壁上，刻满了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诗文、楹联、题词，诸如“西南第一桥”、“天南锁钥”等，经年累月，这些无一不道尽其地险要的墨宝，便成了壮观的摩崖景观。云南省最大的摩崖石刻就在这里，每个字竟高达两米。
霁虹桥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骄傲，据说当年，马可·波罗、徐霞客、永历皇帝等历史名人，都从这座桥上经过。越过霁虹桥，千年古道在竹木的掩映下，经山塔关、水寨、天井铺、倒马坎、官坡、金鸡村，直入我国西南著名的对外通商城市——保山。
永昌道：丝路古道的最后冲刺
以保山为起点的永昌道则是漫长而艰辛的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保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前方基地，同时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物资集散地。
保山，西依太保山而得名，古称永昌，是古时西南夷哀牢国所在地，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的重镇，而以保山为起点的永昌道则是漫长而艰辛的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保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前方基地，同时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物资集散地。作为我国对外交通的门户，汉晋时期，保山的商业贸易就已十分发达，来自蜀地、中原、南诏和沿边各国的商贾、使节云集于此，交换黄金、宝石、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丝、绢布、水晶、琉璃、海贝等。不少身毒（今印度）商贾和蜀地的能工巧匠常年在此侨居，一些中原派来这里的封疆大使，更是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
今天的保山以糖闻名于世。而保山的蚕桑似乎已被岁月淹没。其实，保山在古代可以说是“蚕桑天堂”。这与保山的纬度、气候、降雨量有很大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汉晋时期，保山的纺织业就已十分发达，最值得称道的是“白叠”和“桐华布”，它们有如南方丝绸之路的脉搏，与丝路古道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古代原无“棉”字，“白叠”是棉花的梵语音译，原产西域，棉花进入中原而大发展，是在宋末元初，称为“木绵”，南宋才有“棉”字。至迟在汉晋时期，保山就是我国最早生产棉布的地区之一，那时它的名称又叫“帛叠”、“白毡”，是南方丝绸之路上中印经济文化相互交往的又一结晶。“桐华”即木棉，又称娑罗树或攀枝花，是保山的土产，其絮甚短，但聪明的哀牢人运用蜀人从南方丝绸之路传过来的技艺，通过浸泡缉缕，能织成洁白而不受垢污的桐华布。
此外，保山还盛产麻竹，又叫“濮竹”、“孟滩竹”，哀牢人取其纤维，加工后染彩，织成细麻布，其花纹像绫绢一样华丽，哀牢人称之为“兰干”，这一技艺也是从古蜀国传授而来的。在蜀地，“桐华布”称为“土芦布”，兰干叫做“黄润”，皆为令世人惊叹的“东方一绝”。据史料记载，至迟在蜀汉时期，保山就已发展桑蚕，至南诏时期，织成的绸缎几乎可以与蜀锦媲美。
保山是东汉时期全国第二大郡永昌治所，也是当年汉王朝西南最远端的边地。如今，保山的土著汉民，大都操一口南京腔。原来这里从南北朝至明代前，均不属中央王朝管辖，汉代迁徙来的移民大多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明代初年，沐英大军入滇后，保山一带才有大量汉军与随行人员留居，而这些兵丁工匠，大都是南京籍健卒，聚群而处，故能在六七百年间保留老家金陵的乡音。这样的情形在蜀地也存在，如成都东郊洛带古镇的客家人，自“湖广填四川”入蜀，几百年来，至今乡音不改。这种文化的固执，在华夏大地上形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南方丝绸之路经保山入缅甸有三条大道可走：越高黎贡山至腾冲的正西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西南渡滚滚怒江，经芒市、瑞丽入缅甸是古今要道，也是1939年所修筑的中缅公路主道；正南经施甸入缅甸，是中缅间的古今要道，当年缅兵入寇就曾多次选择这条捷径北上。
富庶的芒市是滇西傣族中心，历代镇边土司署所在。而名为“市”的畹町，原为一个小镇，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时，这里曾一度繁华，成为重要口岸和军事重镇。1985年，畹町镇改市。距畹町27千米就是瑞丽。在这里，缅甸与中国仅一江之隔。伫立美丽的瑞丽江畔，远远望去，如剪影般的丛林就是缅甸。从瑞丽出境，现有三个口岸：从畹町到缅甸的九谷；从姐告到缅甸的木姐；从弄岛到缅甸的南坎。像畹町一样，姐告原来也是一个小镇，如今早已今非昔比。2004年竣工的姐告大桥横跨瑞丽江，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入缅的第一座大桥。
从保山沿永昌道往西，有一条江需要横跨，那就是著名的怒江，古道上国内的最后一条大江。因水流湍急、咆哮怒吼而得名的怒江像一条放荡不羁的蛟龙，纵卧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与澜沧江、金沙江共同形成横断山脉中的三大峡谷。
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夹峙于怒江两岸，山谷幽深，水急滩高。怒江两岸危崖耸立，尤其是腊乌崖、腊早崖、石门关、称戛崖最为惊险，全靠栈道天梯贴崖爬行。但就是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也未能阻挡先民们想与异邦交往的坚强信念。南方丝绸之路就这样迎着风雪爬上高黎贡山，又崎岖曲折地走下山麓，越过龙川江，直抵边陲古城腾冲而去。这是丝路古道在我国境内的最后冲刺。
永昌道的尽头就是大名鼎鼎的腾冲。腾冲，古称滇越、腾越，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蜀身毒道上的“乘象国滇越”即腾冲、德宏一带，为古百越民族聚居的区域。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纳入汉政权的版图。《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中的傈越和身毒之民即是当时为经商而从缅甸、印度迁徙而来的侨民、商人。可以想象，在古代，腾冲对中印、中缅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很大的。至南诏时期，此地与印缅南洋的交流已日渐频繁。清末，腾冲的边贸已发展为相当规模，大商队往来于八莫、腾冲之间，并涌现出一批跨国商号。
作为中国西南最遥远的边陲城市，腾冲不仅是一个商贸重镇，而且还是遐迩闻名的古战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强烈的边塞气息，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这里驻有重兵。无数征战讨伐，戍边将士不仅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家人及后代子孙，留下大量移民的屯田区，还留下了著名的“八关九隘”。这些关隘盘踞高岭，扼制要道，均有官兵常年把守。数百年来，它们为抗击外来侵略者和保护交通道路的畅达立下了汗马功劳。岁月流逝，这些当年“据险而立，易守难攻”的关隘，如今只留下部分让后人凭吊的残垣断壁。
如前所述，腾冲在西汉时又有“乘象国”之称。既为“乘象国”，善于驯象便在情理之中。据史料记载，象的驯养首先是在亚洲的印度河谷，而那已经是公元前3500多年的事了。乘象国的远古先民从那里学会了驯象技术，用大象来乘骑、运输、耕田，还用大象来参战助威，这在中国使用得最为完备，且时间亦最为悠久。
古籍中记载我国南方象战的史资很多，其象大多来自乘象国，规模较大的一次象战就发生在古乘象国境内。那是一场以少胜多，大破缅兵数万的经典战例，象战的胜利激励了后来的汉军。明万历年间，腾冲参将南丰邓子龙将军率兵于腾冲境内的夹象石桥处大破缅兵象阵。这些发生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事件，为丝路古道增添了许多供后人遐想的轶闻趣事。
千回百转的南方丝绸之路由保山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至腾冲，经缅甸密支那入印度，历来被史家称为主干道。因为，腾冲西部是与印度直接接壤的。其实，由保山经盈江入掸（缅甸），转而顺江入海，取海道至印度亦并非“旁门左道”，而是一条繁忙的主商道。
东北面与腾冲接壤，东南面与梁河接壤，南面与陇川接壤，西面、西北、西南面与缅甸为界的盈江，自古以来就有多达33条通道通往缅甸。而盈江的得名则是由于风光旖旎、壮阔妩媚的大盈江纵贯全境。这条旱季时浅流低吟，雨季时波涛汹涌的河流也同时孕育了云南最大、最美的八大坝子之一的盈江坝。
其实，盈江不仅自然景色秀丽迷人，其人文积淀同样丰厚。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当南方丝绸之路形成，西汉属滇越乘象国的盈江即为主要通道。随着这条商贸通道的打开，中原政权开始开发关隘之地。盈江与缅甸接壤，两国相同民族跨境而居，边民世代和睦友好，贸易往来频繁。当我们沿盈江而下，便入缅甸的芭蕉寨而到八莫。八莫通火车，可直达仰光。八莫旧为中国一土司所在，与腾冲不少地方一样，是上世纪中才划归缅甸的。1927年，川籍作家艾芜沿蜀身毒道南行，曾抵达盈江。如今，现实中的芭蕉寨，早已不再是他当年在脍炙人口的《南行记》中所描写的那般荒僻，那般小巧。
说到芭蕉寨，就无法绕开遐迩闻名的古镇芒允。芒允是位于大盈江下游盈江县芒允乡的一个集镇，是直接通往缅甸境内芭蕉寨的要津，昔日南方丝绸之路出境的必经之地。也可以说，芒允是永昌道的终点站。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使芒允很早就成为西南边陲的重要商旅通衢重镇。据史料记载，明永历皇帝曾在此埋金后逃亡出境；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马加里事件”就发生在这里；现代史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场鏖战也曾在这里发生……当我们再一次梳理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便会把人们带入芒允古镇那历史沧桑的岁月之中，那些岁月正是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缩影。
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深隐于崇山峻岭之中，连接中原、西南和异域邻邦的交通大动脉，数千年来，尽管金戈铁马与刀光剑影在古道上时有上演，然而，其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却从未停息。那古道上马帮的铃声与足音，那神奇幻化的传说和故事，那奇丽多姿的风土人情，一直吸引着古往今来的王命使臣、有志壮士和文人墨客。李冰、司马相如、司马迁、徐霞客、马可·波罗……这些耳熟能详的伟大的名字，早已与丝路古道融为一体，并成为丝路古道令后世的人们心向往之的一部分。
上世纪初叶，法国诗人谢阁兰曾手执兰波的诗集，千里迢迢来到成都——这座他想象中的“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成都留给这个异国诗人印象最深的，除了人就是丝绸。
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有必要在此做一些“说文解字”的工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蜀”是“葵中桑”，《释文》和《玉篇》中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接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皿及作为货币的贝壳，更为当年古蜀地与东南亚的商贸与文化交往直接提供了佐证。应该说，早在三千年前，古蜀地区就与沿海有了经济与贸易的往来。也就是说，由蜀地到印缅海岸的蜀身毒道作为一条民间的商业通道已经断断续续地存在了。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就把中国称作“塞里斯”（Seres）。“塞里斯”一词原见于西方古代文献，出自希腊文Ser，意为丝，意即中国是蚕丝之国。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百科全书《自然史》中写道：“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远至罗马……裁制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而希腊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通过帕提亚人认识了一种来自远东的神秘纺织品——丝绸。很显然，这些神秘的丝绸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峰回路转运抵帕提亚帝国的。那时，在古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帕提亚帝国，因而使得两国之间长时间以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丝绸间接地沟通了东西方两个强大帝国的联系。蜀地出产的丝绸成了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条商贸纽带。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重新定义了“四大发明”。在新的“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中，丝绸名列首位。丝绸之所以名列榜首，乃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与其他创造发明相比，有着出现最早、应用最广、传播最远、技术最高等四大特点。它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与中华文明同岁；它衣被天下，服务众生；它传播世界，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它的技术含量最高，发明创造点颇多……的确，在人类文明史中，“与中华文明同岁”的丝绸先于著称于世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名列新“四大发明”榜首，不仅提升了丝绸本身的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古蜀文明与成都城市文明的地位。
由于天时地利，蜀地开发甚早。古史记载中的第一位蜀王叫蚕丛，及至周代末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成都就一直是蜀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便顺理成章地将巴蜀文化圈纳入了华夏文明的轨道，更借蜀地的富庶与巴卒的骁勇，一举统一了宇内。自此，巴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夷的大本营。秦统一中国后，除置吏拓道施行秦制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六国豪户及大量能工巧匠移民入蜀，将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和文化注入本已十分富庶的蜀地，使巴蜀经济文化得到了又一次迅猛的发展。有了水陆交通之便利，成都在战国时期已成为发达的商业重镇。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时，蜀郡太守李冰在继辟筑了由蜀通往僰道（今宜宾）的官道后，又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成都平原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两汉之后，成都便成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此时，成都的丝织业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临邛：“铁都” 支撑了一个
国家的脊梁
临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邛崃，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第一个驿站。当我们想到临邛，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西汉时期，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浪漫爱情故事。
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在欢迎仪式上，热情的姑娘们送给胡锦涛主席一盘面包，面包上放了一小堆盐。这是俄罗斯人的古老民俗，表示对珍贵客人的至诚欢迎。的确，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盐与土壤、空气、水、火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必须的五大要素。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盐成了神圣的灵物，权利的象征，受到顶礼膜拜。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冷兵器时代与农耕时代的国家，仅仅有盐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冷冰冰的铁来支撑一个国家炽热的脊梁。在汉代，以“铁都”著称于世的临邛便承担了支撑一个国家的脊梁的重任。
临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邛崃，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第一个驿站。当我们想到临邛，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西汉时期，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浪漫爱情故事。前者美慧双修，后者风流倜傥、才华冠绝古今。他们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共同演绎的才子佳人故事，不知令世界上多少爱情逊色。尤其是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后来身为朝廷命官，还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邛崃的富庶和发展变化与南方丝绸之路息息相关。这座以盐铁著称于世的著名城市，在汉代乃是中国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据史料记载，临邛不仅是蜀地最先采用天然气（即“火井”）作为能源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在探索自然的无穷奥秘中发现，“于地掘井，其中有气，投火于井，则其声如雷，焰出通天，光辉十里。”对于火井，曾经引起“洛阳纸贵”的西晋大才子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写道：“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 气象十分壮观。 左思的同时代人张华在《博物志》中也写道：“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诸葛武侯往视之，火转旺……今不复燃也。”但无论是《蜀都赋》，还是《博物志》，都不是最早记录“火井”的著作。记录火井最早的著述当首推西汉文学家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他在书中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井上煮盐。”扬雄是成都本地人，又是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所记录的事不仅发生在他的时代，还发生在他的身边（临邛离成都并不远），应该可信。如果他对“井上煮盐”有兴趣，是完全有条件前去实地考察的。
上述记载说明，至迟在西汉，邛崃火井就被用来煮盐，后来又可能用天然气来炼铁，这是世界上有关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最早记录，比之西方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英国（时间是公元1668年），要早1600多年。
史书告诉我们，远古的蜀国，最早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成都平原西北山区，即岷江上游一带，其势力所及南达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云南北部等。灵关道就是远古的蜀国在经年累月向南开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商贸通道。古蜀国跨入阶级社会门槛的过程，早已隐匿在远古的重重迷雾之中。自蜀王杜宇称帝，开始农业定居，蜀国才初步奠定了开发成都平原的千秋伟业。杜宇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的西周至春秋中期。而今天位于四川芦山西北的灵关，便是杜宇时代的西南门户，灵关道因途经灵关而得名。
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灵关道是历史最为悠久、道路最为崎岖、艰险的一段，那古道上的一阶一石，一亭一站，无不凝结着西南各族同胞的艰辛劳作与聪明才智。邛崃市平乐镇境内的骑龙山上至今仍有这样一段丝绸古道，这也是成都市境内惟一遗存的一段丝绸古道。平乐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人称“南方丝绸之路第一站”。这段灵关道上保存完好的古驿道，为何建在骑龙山的山脊上，而不是骑龙山下，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南方丝绸之路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古代，平乐生产的竹纸与蜀都成都、临邛生产的瓷器、丝绸、茶叶、蜀布和邛竹杖一起，被马帮源源不断地送往异域，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临邛往西，绵延千里的邛崃山脉迎面而来。邛崃山脉西南，芦山县北二十千米，有一道“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的雄关叫灵关。从此雄关往西，是白兰族（古志蔑称为“白狼”）聚居的地区；从此雄关南拐，则是灵关道继续向前推进的方向。
从灵关再往西，翻过大雪山，那里的许多民族部落，直到公元八世纪仍保存着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女国、西女国和罗女国。这些西南夷中神秘、浪漫的女性王国，曾经在历史上一度辉煌。骄傲而诗意的女子，支配着一个诺大的国家，梦一样的国度，谜一样的王朝，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夜空，留下无尽的遐想与神秘。
邛崃山脉与大相公岭连接的地方，原先是羌族的青衣支系和牦牛族活动的地区，古称青衣羌国和牦牛王国。公元前223年，楚国在秦国所向披靡的金戈铁马下，俯首称臣。秦始皇将已经臣服于自己的楚国王族远迁至此地，为王朝经营黄金的开采生产，始称此地为严道，严道就是今天的荥经。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起步后，经邛崃、芦山、雅安至荥经，蜀地生产的丝绸、漆器、邛竹杖，印度、阿富汗的海贝、珠宝经由荥经往来，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也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
严道是最早开采砂金的金场。其实，严道并不是黄金矿脉主要蕴藏地，为什么竟成了金场呢？盖因这里“山岭重叠，起伏连绵，溪河密布，纵横切割，山高谷深，坡陡地薄，差异性大”，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中，最容易接纳砂金沉积。古严道与雅安接壤。雅安是我国著名的“雨城”，雅安一带因受太平洋副热带暖性高压和高原低槽气候影响，终年多雨湿润，全年雨日竟多达两百余天，古有“天漏”之称，今有“雅无三日晴”之说，这样的气候条件，使严道成为天然的淘金之地。加之，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又成为黄金东运的中枢。人类的淘金之梦自古有之，随着采金的人越来越多，严道作为黄金转运站的地位尤显重要。为了运送黄金，原来狭窄难行的南方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和修筑。可以说，黄金的开采对西南边陲的开发和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写到严道，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邓通的人。在汉代，邓通是与卓王孙齐名的大富豪。当汉朝天子将荥经铜山赐予这个佞臣，允许他铸造私钱，一时间，“邓氏钱，通天下”。可以说，荥经铜山成就了一代富豪。商人趋利而行，严道作为黄金的转运站，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又一重镇。这个重镇在秦汉时代是颇为繁盛的。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冲，也是著名的牦牛道的起点和秦汉中央政府经营西南夷的前方大本营。至隋唐时代，四川仍如前朝一般富庶，然而，昔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严道，却早已沦为一隅小邑，连县级设置亦被取消。严道的繁盛与式微，推究起来，当与牦牛道的通与废密切相关。
岷江道：天赐四川的上好通途
从成都运往缅甸、印度的蜀地丝绸、茶叶等，有一部分也是由岷江道这一条水路运送至宜宾后，再转走五尺道运送过去的。
在成都，九眼桥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桥，古名宏济桥，由当时成都布政使余一龙所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九眼桥一带一直是热闹的水码头，要从水路出成都下重庆，都得从这里搭船启程。而从外地水路运来的货物，也得在这里上岸。当年的成都还不兴烧煤，老百姓都用木柴烧火做饭，木柴需求量很大。乐山、峨边、洪雅一带，盛产松木、青岗，当地人要把木头卖出来，必须从水路把木头运到成都销售，因而成就了九眼桥的繁华。遥想当年，那些满载着货物的商船从九眼桥缓缓驶出，顺岷江南下，是何等的风光。
从成都通往僰道（宜宾）的道路甚多，但典籍与出土文物证明，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东干道是取道水路的。先秦时代，蜀郡李冰就已整治过由成都通往乐山及宜宾的水道。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冬月，蜀汉丞相诸葛亮派遣尚书邓芝出使东吴，想重修旧好，相盟于万里桥畔，祝云：“万里之行，从兹始矣。”万里桥因此得名。“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因为万里桥，杜甫当年为我们留下了这样意境悠远的名句。实际上在古代，文士、官吏所取的路线，一般多为商贾所经行之途。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成都到宜宾之间，往来已十分密切，其间的交通靠的主要就是水路。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司马错灭巴蜀后，于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率10万巴蜀大军、万艘大船，浮江伐楚，其中一部分船就是从益州（成都）沿岷江浩浩荡荡到宜宾，再直趋江陵、建业（南京）的。而从成都运往缅甸、印度的蜀地丝绸、茶叶等，有一部分也是由岷江道这一条水路运送至宜宾后，再转走五尺道运送过去的。
岷江发源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南麓。岷江上游自古便是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又是一条民间商旅往来的通道，在南北朝时期，还是一条佛教文化传播的通道。据史料记载，公元3－6世纪有不少胡人入据这一区域且十分活跃。这些胡人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活动，对当时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往的“岷江道”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另一条岷江道，此处暂且不表。
从九眼桥出发，沿岷江顺流而下，第一站就是眉山，宋代大诗人、大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的故乡。那里的三苏祠既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又是纪念苏氏父子的胜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山水清明的眉山可谓人杰地灵，因为苏氏父子，眉山也可以名扬天下了。诗词文章可以传世，人格力量同样可以传世。千百年来在商贸发达的岷江古道边上，其实早已经留下了数不清的文人佳话。岷江古道在运送货物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一种日久弥坚的人文精神。
从眉山顺江而下，不久便抵达夹江。在夹江，最著名的人文景点大概要数位于夹江县城西4千米处的千佛岩了。这里风景如画，依山傍水，被称作“青衣绝佳处”。大观山和依凤岗对峙，青衣江从中蜿蜒而过，形成“两山对峙，一江口流”的旖旎风光。两岸青山夹一江流水，这就是夹江的由来。靠青衣江左岸的石壁上，排列着200多窟石刻造像，共2400余尊，故称“千佛崖”。石刻造像开凿于隋，兴盛于唐，延及明、清两代；造像排列错落有致，少则独占一窟，多则上百尊集于一窟；大可逾丈，小不及尺，造型优美，技艺精湛，姿态各异，绚丽多彩，其中，尤以弥勒坐像、净土变龛、观音像龛等盛唐之作为佳，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据说，这些精品石刻佛像略早于乐山大佛。除摩崖造像外，还有琳琅满目的历代题刻。佛像最精彩处为古泾口，相传为先秦时代移民迁址。
五尺道：铜鼓齐鸣，以酒开道
从宜宾南下通滇池的道路，秦汉时称为“五尺道”，因地势险隘，栈道宽仅五尺而得名。自秦以来，就是滇川的必经要冲。
从乐山泛舟南下,即至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的川南大都会宜宾市。宜宾既是川南重镇，又是川滇门户，岷江和金沙江在这里汇合，形成万里长江，呼啸东去，一泻千里。而宜宾的遐迩闻名，或多或少与一种叫做“五粮液”的酒有关。酒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结晶。作为一种能给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带来无穷创作灵感的毒性较轻的兴奋剂或类迷幻剂，酒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至尊的……而在南方丝绸之路筚路蓝缕的开拓史中，酒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唐蒙在南粤见到蜀地所产的“蒟酱”，便知蜀可通夜郎，并浮江可至南粤。故上书汉武帝请求开通夜郎道。“蒟酱”究竟为何物，各地说法不同，也有各种附会。据酒文化学者考证，古蜀名食“蒟酱”，是一种汁浓味美的低度果酒，为僰人所酿。西周武王伐纣，汇集牧野誓师，僰人助周伐纣并贡蒟酱有功，受封僰侯，建僰侯国，誉“夷中最仁”。蒟酱和张骞在西域感叹的邛竹杖都不过是与国计民生相关不大的微末细物，却成了汉开通西南国际商道的契机，其中意义耐人寻味。
宜宾以北是千年盐都自贡，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的古盐井就诞生在那里。有人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这话形象地反映了四川人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那种自觉的责任。实际上，盐是四川人的命，巴蜀祖先最初的武斗就是为盐而战。谁有能力领导他们夺得盐，谁就是他们的首领。同时，盐也是四川人通往山外的路，大山深处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就是昔日的盐贩子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就有他们的脚印和身影。据史料记载，川盐外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成都水路而来的丝绸，当地自产的美酒，来自盐都自贡的川盐，宜宾成了古道上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只要你在宜宾城里访古寻幽，你会发现昔日最大的贸易商行云南会馆。而修建于上世纪初的天主教堂，同样是外来宗教从南方丝绸之路传播的历史见证。
早在西汉年间，宜宾即称“僰道”，后又有戎州、叙州之称。在这里，岷江道漫漫水路带着川西平原的祝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势如天险的五尺道就此展开，一直伸向遥远的边陲。南方丝绸之路在此分为东西两条线，东线走蜀南第一雄关——雪山关入夜郎；西线经横江镇至云南。
从宜宾南下通滇池的道路，秦汉时称为“五尺道”，为秦时常頞所开，因地势险隘，栈道宽仅五尺（合今约三尺）而得名。五尺道，自秦以来，就是滇川的必经要冲。至隋唐，官修道路直抵大理，又因以石门（今云南盐津县豆沙关附近）一段最为险峻，唐人樊绰在《蛮书》中称之为“石门道”。这条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的民开古道，充满了令人遐想联翩的奇闻轶事。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分。
在曲折崎岖的五尺道上，从僰道到味县（今云南曲靖）一段最为险峻，古道大多依山临空凿石而建，一路崎岖入云，令人望而却步。在天险般的山川中开凿道路，该是何等艰辛。面对万道悬崖，两千多年前的西南各族先民除了依靠他们的双手，以及简陋的铁锤、铁钻、锄头等工具，更需要的是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最先从这里开凿古道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谜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的僰人。僰人之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群。古僰族，主要生活在川滇交界四川宜宾地区的珙县、兴文、高县和云南盐津、昭通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而古僰人的大本营和生活最集中的地方就在今天的珙县洛表镇。宜宾古时候为僰侯国，汉代时设置僰道县，僰人曾经在川滇山区的崇山峻岭中创造过灿烂的文明。这是一个能征善战、富于创造力的民族，他们佩戴双刀、善使劲弩，剽悍而英武，对外部世界充满了热情与幻想。
这个在“人”字上加一个“棘”字，就成了其族名的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是，他们的丧葬采用民间俗称“挂岩子”的悬棺葬。僰人死后并不入土为安，而是把棺材高高地悬于陡峭的岩壁之上。这个被誉为“夷中最仁”的民族在千仞山崖上建立起的一个个“天堂”，数百年来仍是未解之谜。
僰人为什么悬棺？悬棺里都有着怎样的文明？僰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来到这里考察，试图破解这千古之谜。然而，僰人悬棺之谜，至今仍然无人知晓。“僰人悬棺”这一不解之谜，充分表现了僰人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力，漫漫五尺道就是靠这种创造力及伟大的绝技最先开凿的。
夜郎虽然自大，但却拥有十万精兵强将，这使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几经遣使，喻以威德，赠以缯帛、赐王印绶，约为置吏”，才答应在原来的小栈道上拓宽驿道，设置“司奸盗”的机构“亭”，传递信息的机构“传”，并在“传”设“舍”，以方便来往使者住宿。在山川深阻的西南夷土地上设置传舍，这是西汉时代拓宽五尺道的一大贡献。
由昭通往南，五尺道以它矫健的身姿跨入了云南曲靖。曲靖，汉唐时称为味县，南诏时称为石城，是僰道、朱提通往滇池地区的中继站，亦是古夜郎国南、北道入滇的必经之地，实乃“滇东门户，通衢大都”。据考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此地的居民便鼎与铜鼓并用。“鼎立鼓群”成为历史上的一种罕见现象。
鼓即铜鼓，是西南夷各族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器物，作为表示社会身份的“庙堂重器”，主要用于节日祭祀和其他公共集会，是统治权力的象征。而鼎乃是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多用铜制，也有用陶制的，三足两耳，盛于殷周。据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商代时奉为传国之宝，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鼎既是重要礼器，又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物。而生活在曲靖的古代各族同胞，在祭祀与大型的庆典仪式中，用铜鼓也用鼎，不同的是多为陶鼎，这种“鼎立鼓群”的现象，既是汉夷共同开拓西南边陲的反映，也是中原文化传入边地的有力佐证。
自秦通五尺道，迁徙至曲靖的汉族移民日渐增多，夷汉同胞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曲靖再往南，就是滇池。
滇池是云贵高原上的第一大湖；滇国是云南上古文化的代表。古老的滇国没有给后人留下开国的故事，也没有留下王族世系。这个高原王国约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灭于西汉，从开国到灭亡大致有500年。
公元前四世纪时，蜀地生产的丝绸和邛竹杖已远销至印度，并通过印度再转销至西亚、非洲和欧洲。同时输入贵族们异常迷恋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绿松石、海贝等奢侈品，其中，海贝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那种背顶周围有黄圈的环纹货贝，后来作为交换的媒介。当统治者举行“祈年”、“孕育”、“报祭”、“诅盟”等祭祀活动，人们便利用参加这些祭典的机会，彼此以贝为币进行商品交换。在古代中原地区，流通的贝极少，国王赏赐他的臣子只有五朋十朋（10枚、20枚），以此作为礼器纪念。而云南的贝其数量要大得多，仅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贝，就达610多千克，24.7万余枚。这些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地区的舶来品作为货币，从战国直至明末清初，绵延两千多年，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外各民族商贸与文化交往的见证。
五尺道从滇池往西，有一个汉唐时代不曾为县治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楚雄。人类远祖元谋人的发祥地，就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所辖的元谋县。楚雄是彝族先民世居之地，也是人类的摇篮。楚雄古道很多，类型有驿道、盐运道、铜道、民间道等。这些古道不仅把地处高原腹地的楚雄变成了沟通中原与西南夷及东南亚诸国陆路交通的要地，同时也给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五尺道横穿楚雄，犹如放在它肩上的一根颀长的扁担，东挑滇池，西挑洱海。
楚雄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还是举世闻名的铜鼓的发源地。1975年，在楚雄市一个名叫万家寨的地方，出土了四面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铜鼓，这是我国迄今出土的最早的铜鼓，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这种铜鼓，鼓面甚小，胴部显著突出，足部展开，边有折棱，素面无纹，或部分有简单的太阳纹，不分晕，它属于早期雏形的古代铜鼓。在西南夷有多个民族在祭祀仪式中使用铜鼓，且在古滇国发展成为权力的象征。
从此，在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除了能聆听到那回荡于山谷的悠悠铜铃，还能聆听到铜鼓那古朴浑厚的咚咚鸣响。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还把铜鼓那欢快激越的旋律带到了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及南洋、西南太平洋的都市和乡村。
千百年来，人们在寻找着铜鼓的故乡，探求铜鼓的发源地。如今，地下出土文物已使其真相大白于天下。铜鼓之乡就在那古代默默无闻的滇中，在五尺道的脊梁——楚雄。
霁虹桥的东岸，建有雄伟的御书楼，悬挂着康熙皇帝的手书“飞虹彼岸”的金匾；旁边的武侯祠里，塑有蜀相孔明的铜像。西岸桥头的危崖峭壁上，刻满了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诗文、楹联、题词，诸如“西南第一桥”、“天南锁钥”等，经年累月，这些无一不道尽其地险要的墨宝，便成了壮观的摩崖景观。云南省最大的摩崖石刻就在这里，每个字竟高达两米。
霁虹桥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骄傲，据说当年，马可·波罗、徐霞客、永历皇帝等历史名人，都从这座桥上经过。越过霁虹桥，千年古道在竹木的掩映下，经山塔关、水寨、天井铺、倒马坎、官坡、金鸡村，直入我国西南著名的对外通商城市——保山。
永昌道：丝路古道的最后冲刺
以保山为起点的永昌道则是漫长而艰辛的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保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前方基地，同时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物资集散地。
保山，西依太保山而得名，古称永昌，是古时西南夷哀牢国所在地，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的重镇，而以保山为起点的永昌道则是漫长而艰辛的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保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前方基地，同时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物资集散地。作为我国对外交通的门户，汉晋时期，保山的商业贸易就已十分发达，来自蜀地、中原、南诏和沿边各国的商贾、使节云集于此，交换黄金、宝石、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丝、绢布、水晶、琉璃、海贝等。不少身毒（今印度）商贾和蜀地的能工巧匠常年在此侨居，一些中原派来这里的封疆大使，更是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
今天的保山以糖闻名于世。而保山的蚕桑似乎已被岁月淹没。其实，保山在古代可以说是“蚕桑天堂”。这与保山的纬度、气候、降雨量有很大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汉晋时期，保山的纺织业就已十分发达，最值得称道的是“白叠”和“桐华布”，它们有如南方丝绸之路的脉搏，与丝路古道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古代原无“棉”字，“白叠”是棉花的梵语音译，原产西域，棉花进入中原而大发展，是在宋末元初，称为“木绵”，南宋才有“棉”字。至迟在汉晋时期，保山就是我国最早生产棉布的地区之一，那时它的名称又叫“帛叠”、“白毡”，是南方丝绸之路上中印经济文化相互交往的又一结晶。“桐华”即木棉，又称娑罗树或攀枝花，是保山的土产，其絮甚短，但聪明的哀牢人运用蜀人从南方丝绸之路传过来的技艺，通过浸泡缉缕，能织成洁白而不受垢污的桐华布。
此外，保山还盛产麻竹，又叫“濮竹”、“孟滩竹”，哀牢人取其纤维，加工后染彩，织成细麻布，其花纹像绫绢一样华丽，哀牢人称之为“兰干”，这一技艺也是从古蜀国传授而来的。在蜀地，“桐华布”称为“土芦布”，兰干叫做“黄润”，皆为令世人惊叹的“东方一绝”。据史料记载，至迟在蜀汉时期，保山就已发展桑蚕，至南诏时期，织成的绸缎几乎可以与蜀锦媲美。
保山是东汉时期全国第二大郡永昌治所，也是当年汉王朝西南最远端的边地。如今，保山的土著汉民，大都操一口南京腔。原来这里从南北朝至明代前，均不属中央王朝管辖，汉代迁徙来的移民大多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明代初年，沐英大军入滇后，保山一带才有大量汉军与随行人员留居，而这些兵丁工匠，大都是南京籍健卒，聚群而处，故能在六七百年间保留老家金陵的乡音。这样的情形在蜀地也存在，如成都东郊洛带古镇的客家人，自“湖广填四川”入蜀，几百年来，至今乡音不改。这种文化的固执，在华夏大地上形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南方丝绸之路经保山入缅甸有三条大道可走：越高黎贡山至腾冲的正西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西南渡滚滚怒江，经芒市、瑞丽入缅甸是古今要道，也是1939年所修筑的中缅公路主道；正南经施甸入缅甸，是中缅间的古今要道，当年缅兵入寇就曾多次选择这条捷径北上。
富庶的芒市是滇西傣族中心，历代镇边土司署所在。而名为“市”的畹町，原为一个小镇，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时，这里曾一度繁华，成为重要口岸和军事重镇。1985年，畹町镇改市。距畹町27千米就是瑞丽。在这里，缅甸与中国仅一江之隔。伫立美丽的瑞丽江畔，远远望去，如剪影般的丛林就是缅甸。从瑞丽出境，现有三个口岸：从畹町到缅甸的九谷；从姐告到缅甸的木姐；从弄岛到缅甸的南坎。像畹町一样，姐告原来也是一个小镇，如今早已今非昔比。2004年竣工的姐告大桥横跨瑞丽江，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入缅的第一座大桥。
从保山沿永昌道往西，有一条江需要横跨，那就是著名的怒江，古道上国内的最后一条大江。因水流湍急、咆哮怒吼而得名的怒江像一条放荡不羁的蛟龙，纵卧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与澜沧江、金沙江共同形成横断山脉中的三大峡谷。
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夹峙于怒江两岸，山谷幽深，水急滩高。怒江两岸危崖耸立，尤其是腊乌崖、腊早崖、石门关、称戛崖最为惊险，全靠栈道天梯贴崖爬行。但就是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也未能阻挡先民们想与异邦交往的坚强信念。南方丝绸之路就这样迎着风雪爬上高黎贡山，又崎岖曲折地走下山麓，越过龙川江，直抵边陲古城腾冲而去。这是丝路古道在我国境内的最后冲刺。
永昌道的尽头就是大名鼎鼎的腾冲。腾冲，古称滇越、腾越，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蜀身毒道上的“乘象国滇越”即腾冲、德宏一带，为古百越民族聚居的区域。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纳入汉政权的版图。《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中的傈越和身毒之民即是当时为经商而从缅甸、印度迁徙而来的侨民、商人。可以想象，在古代，腾冲对中印、中缅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很大的。至南诏时期，此地与印缅南洋的交流已日渐频繁。清末，腾冲的边贸已发展为相当规模，大商队往来于八莫、腾冲之间，并涌现出一批跨国商号。
作为中国西南最遥远的边陲城市，腾冲不仅是一个商贸重镇，而且还是遐迩闻名的古战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强烈的边塞气息，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这里驻有重兵。无数征战讨伐，戍边将士不仅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家人及后代子孙，留下大量移民的屯田区，还留下了著名的“八关九隘”。这些关隘盘踞高岭，扼制要道，均有官兵常年把守。数百年来，它们为抗击外来侵略者和保护交通道路的畅达立下了汗马功劳。岁月流逝，这些当年“据险而立，易守难攻”的关隘，如今只留下部分让后人凭吊的残垣断壁。
如前所述，腾冲在西汉时又有“乘象国”之称。既为“乘象国”，善于驯象便在情理之中。据史料记载，象的驯养首先是在亚洲的印度河谷，而那已经是公元前3500多年的事了。乘象国的远古先民从那里学会了驯象技术，用大象来乘骑、运输、耕田，还用大象来参战助威，这在中国使用得最为完备，且时间亦最为悠久。
古籍中记载我国南方象战的史资很多，其象大多来自乘象国，规模较大的一次象战就发生在古乘象国境内。那是一场以少胜多，大破缅兵数万的经典战例，象战的胜利激励了后来的汉军。明万历年间，腾冲参将南丰邓子龙将军率兵于腾冲境内的夹象石桥处大破缅兵象阵。这些发生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事件，为丝路古道增添了许多供后人遐想的轶闻趣事。
千回百转的南方丝绸之路由保山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至腾冲，经缅甸密支那入印度，历来被史家称为主干道。因为，腾冲西部是与印度直接接壤的。其实，由保山经盈江入掸（缅甸），转而顺江入海，取海道至印度亦并非“旁门左道”，而是一条繁忙的主商道。
东北面与腾冲接壤，东南面与梁河接壤，南面与陇川接壤，西面、西北、西南面与缅甸为界的盈江，自古以来就有多达33条通道通往缅甸。而盈江的得名则是由于风光旖旎、壮阔妩媚的大盈江纵贯全境。这条旱季时浅流低吟，雨季时波涛汹涌的河流也同时孕育了云南最大、最美的八大坝子之一的盈江坝。
其实，盈江不仅自然景色秀丽迷人，其人文积淀同样丰厚。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当南方丝绸之路形成，西汉属滇越乘象国的盈江即为主要通道。随着这条商贸通道的打开，中原政权开始开发关隘之地。盈江与缅甸接壤，两国相同民族跨境而居，边民世代和睦友好，贸易往来频繁。当我们沿盈江而下，便入缅甸的芭蕉寨而到八莫。八莫通火车，可直达仰光。八莫旧为中国一土司所在，与腾冲不少地方一样，是上世纪中才划归缅甸的。1927年，川籍作家艾芜沿蜀身毒道南行，曾抵达盈江。如今，现实中的芭蕉寨，早已不再是他当年在脍炙人口的《南行记》中所描写的那般荒僻，那般小巧。
说到芭蕉寨，就无法绕开遐迩闻名的古镇芒允。芒允是位于大盈江下游盈江县芒允乡的一个集镇，是直接通往缅甸境内芭蕉寨的要津，昔日南方丝绸之路出境的必经之地。也可以说，芒允是永昌道的终点站。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使芒允很早就成为西南边陲的重要商旅通衢重镇。据史料记载，明永历皇帝曾在此埋金后逃亡出境；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马加里事件”就发生在这里；现代史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场鏖战也曾在这里发生……当我们再一次梳理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便会把人们带入芒允古镇那历史沧桑的岁月之中，那些岁月正是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缩影。
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深隐于崇山峻岭之中，连接中原、西南和异域邻邦的交通大动脉，数千年来，尽管金戈铁马与刀光剑影在古道上时有上演，然而，其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却从未停息。那古道上马帮的铃声与足音，那神奇幻化的传说和故事，那奇丽多姿的风土人情，一直吸引着古往今来的王命使臣、有志壮士和文人墨客。李冰、司马相如、司马迁、徐霞客、马可·波罗……这些耳熟能详的伟大的名字，早已与丝路古道融为一体，并成为丝路古道令后世的人们心向往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