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蘅的《铜刻艺术》一书近日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没有作任何宣传，卖得却不错。铜刻是冷门艺术，这本书的意外走俏，说明传统艺术也大有市场啊。铜刻也许是世界上独特的艺术，唯中国才有。这门古老的艺术几经历代沉浮变迁，至民国初几乎成为绝响，纵然有慧眼识之者也难成气候。欣慰的是在当今吴蘅手里，我们又看到了这一传统技艺所绽放出的娟丽与多彩，这是传统文化之幸事。
　　吴蘅的铜刻艺术，是刀笔与书画在铜艺上的完美的统一，它给观者带来极大的审美享受。作为一种传统艺术，铜刻在吴蘅之前已有一些名家倾力于此，如清同治年间的陈寅生、民国的张福荫以及姚茫夫等均为当时的刻铜高手，名重一时，然独立的艺术形式最终并没有因文人的参与而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光大。吴蘅站在前人基础上，将传统案头把玩和实用意义上的铜刻技艺，真正转化为一种独立的、多彩的艺术形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凿刻和展示，扩展了它的艺术空间和想象力。
　　他的铜刻作品用非常精准、又富有个性化的创作模式再现出自创作品或原创书画真迹的精神与风貌，展现个人刻铜技能高度的独立性和观赏性。譬如其镌刻程十发老的《双鹿图》，恰如其分地运用走刀时的不同角度，连披带削，时疾时迟，使线条产生了在宣纸上所很难表达的刚柔相济的质感，在畅快的凿刻中，赋予刀法之韵感，鹿尾部分的结构，用深浅不等、大面积的削披方法凿之，刀痕或露或藏，拓片中突出了水墨渲染、多层次的笔墨效果，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虚实关系，同时也将双鹿奔放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形态逼似于原创之作。铜刻作品具有二度创作的含义，其创作过程是对作者本身技能的考验，也是对作者把握原创作品精神和领悟能力的考量，吴蘅作品的可读性，将这些看似很难的问题，一一轻松化解，形神俱佳。又如《八大山人造像》中，作者非常注重用刀的起伏变化，看似寥寥几刀，结构准确，又蕴藏着虚实互映的刀线变化，翻成墨拓后，可清晰地感觉到枯涩的笔墨趣味与人物神态的萧散之意，两者相得益彰。
　　吴蘅凿铜技能之精熟，手法之老到，在当今铜刻艺人中少有企及者，他善于把握和运用刻印与刻铜之间相同的技法手段，又借鉴传统刻竹之法，来解决刻铜过程中的刀法变化，如披、削、切、冲、铲等手段，兼收并蓄，融为一派。我们知道铜的受刀力度要远大于刻石，而在吴蘅手里，宛如徒手登峭壁，轻松自如，在其镌刻的作品里，小到如松针等细微的质感，大到如石头的块面结构，皆能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为此，他还受到了唐云、谢稚柳、陆俨少、韩天衡、郑重、陈家泠等前辈的嘉许。
　　吴蘅是由丹青而入铜刻的，早年问业于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研习书法篆刻。如果说绘画是成就吴衡铜刻艺术必不可少的艺术修炼，篆刻则是成全了其踔绝之能的镌铜技艺所不可或却的技法素养，深厚的刻印底子为他后来的铜刻艺术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和启迪。我认为，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和互通性，在聪明的艺人手中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所谓书画同源，一通百通，并非是从艺者皆能得之，它实际上是属于具有高度艺术灵性和技能，以及富有独立艺心者的专利，而当他们一旦其找到了艺术类别之间表现力的某种同一性，就能驾轻就熟，形成标志性的艺术语言或风格特征。
　　受海派文化熏陶的吴蘅，为人为艺养成了低调内敛的作风，这是一种修养、一种姿态，确切说，也是一个成功艺术家应有的素养，所以我们相信吴蘅的艺术之路还要继续走下去，也会将继续关注他，期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