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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具像性雕塑经历了多次演变，从安东尼奥·卡诺瓦的冷峻的理想化雕塑到阿尔多·卡萨诺瓦（Aldo Casanova）的富有意趣的倾斜性抽象作品，雕塑家创造出了充满激情的理想化杰作，并且将雕刻对象进行了崭新的再造，接下来我将要叙述一段简史，内容是探讨独立的雕塑家是如何介入到贯穿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的象征性雕塑的演变的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在本文中被提及的雕塑家均改变了这样一种范式，那就是将自己的作品中带有的传统的雕塑作品的特征加以修正，每个人都带有一种冒险的心理，将作品赋予自我的情感，而不再去追求惯有的范式，并且这些雕塑家并不是仅仅探索了一种崭新的技术手段和富有哲理性的手法，它们还打破了惯有的形式准则，自行设想了许多方案，将它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力量凝聚了起来，旨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展现出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意味。从新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都在探寻一种相似的创造性推动力：如何能够更好地将雕塑对象的优雅精深的意味传达出来。
新古典主义时期
同时代的人称他为“创造美的卓越大师”和“一个独特的高雅的人”。通过他的充满意味的大理石作品，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可称为是那个时代的最为伟大的雕塑家。无论从他对古代神话人物的阐释还是他对生活在同时代的人物的生动塑造来看，他的确是创造了具像性雕塑的法则，至今，这些法则依然深深影响着当代的雕塑家。当我们在思考象征性雕塑是如何在现代进行演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把卡诺瓦作为这次演变的起点，未来时代的艺术家依然要以他的作品为标准，进行不断的创造。
作为一位技艺超群的石匠的孙子，卡诺瓦在十岁的时候就试着制作一些粘土模型和小型的大理石雕塑，之后他跟随数位雕塑家学习，持续了许多年，随后他开始在他自己的工作室中进行创作。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了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中的戏剧性的夸张的特质，他于1779年到1781年之间到罗马进行游历，这次游历给他的创作手法带来了关键性的革新，新古典主义于那个时代兴起，这是一个致力于重返古典精神并强调理想美感的艺术革新运动。卡诺瓦在工作室中创作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探究，他并不仅仅模仿这个运动的风格，他还通过自然的形态将人体进行塑造，以此来对新古典主义进行重新的改进和定义，他坚信解剖学是制作雕塑的核心法则，他常常观看戏剧表演，因为这样可以很好地对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进行观察。他还带着无比的热情对古典的和当代的历史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好的关于人物类主题的体悟和理解。通过这些研究，卡诺瓦创作出了同时具有高雅的形式并且又具有流畅线条的人物作品，不论是他创作的神话人物，例如阿波罗和丘比特，还是当下的人物，比如说克莱门特（Clement）八世教皇和Pauline Bonaparte，他以复杂精细的轮廓塑造将人物的形式表现得震撼人心。他专注于表达神圣的简约和神秘的庄严，卡诺瓦展现了他的这样一种卓越的技艺：用惊人的清晰化表现手法对理想化的完美的身体和人体独特的细微差别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在他的一生中，同行们称他为“又一个菲迪亚斯”，现在，卡诺瓦就是新古典主义具像性人物作品的代表。
印象主义时期
在卡诺瓦为具像性雕塑奠定了基础之后，意大利雕塑家麦达尔多·罗索（Medardo Rosso）（1858～1928）将卡诺瓦的标准进行了延伸和拓展，他同既是朋友又是同僚的罗丹（1840～1917）一起，罗索对于制作那种理想化状态的雕像兴趣不大，他从新古典主义中对完美的身体的塑造中脱离了出来，他把原先作品中的内在的情感性进行抽离，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一种更具冲击感的瞬间力量。那时罗丹正通过他对现实主义的重新的斟酌和再思考来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更新和改进，罗索创制出了一种印象主义风格，这是一种可以经过光线的反射对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质加以表现的艺术风格，罗索通过在制作粘土模型时不采用雕琢的方法来加深一种印象主义的风格倾向，他用自己的手指来塑造对象，使其具有一种十分鲜明的瞬时性，相对于在作品中捕捉那种转瞬即逝的光感来说，真实的细节对罗索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例如作品《Ecce Puer》（注视这个男孩）、《L’uomo delle corse》（出版者）、《La Portinaia》（旅馆服务员）和《Madame X》（X夫人），在所有这些美妙绝伦的作品中都融合了他无与伦比的塑造光影效果的精妙技巧。
罗索打破了原有的具像雕塑的概念，他引领了一种更为新式的审美方式，这让作品具备了新颖的特征和实验性的先驱感。2003年，哈佛大学格弗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名为“麦达尔多·罗索（Medardo Rosso）——第一印象”的展览，这是第一次在美国举办的关于罗索在四十年间所创造的作品的海外展览，弗格美术馆的馆长哈利·库珀（Harry Cooper）说：“麦达尔多·罗索（Medardo Rosso）的作品被亨利·摩尔、贾科梅蒂、大卫·史密斯所欣赏，他是一位在革新雕塑材料和手法方面的先驱者，他的作品主要是全身像和半身像，它们既具有完美的形态和又具有深层次的哲理意蕴。”
未来主义时期
罗索对乌姆伯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波丘尼是意大利画家，他在1912于巴黎观赏了当地农民的作品之后便对雕塑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卡诺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罗索是一个印象主义者，而波丘尼却像是一个反圣像崇拜者一样，他把具像性作品引入到未来，更具体说，就是将其引到了未来主义的艺术变革之中。他坚决否定以往的那些陈旧的过时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工业化与科技作为他的艺术灵感的源泉。
就像印象主义者那样，波丘尼热衷于塑造易逝的光影和动态，作品的主题随着有限的时间而出现或消失，他试图去描绘那种综合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视觉效应，同时也想展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视角，确切地说，他依然要遵循印象主义的原则，但是他将当代的不和谐的脱节的因素转换成了一种永恒性的状态，他绘制了许多立体主义倾向草图，将那些细碎的边角和联结在一起的平面融合在人像雕刻中，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具有进攻性的，“动力的线条”是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他的作品是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空间中行进的人体》（曾被批评家评价为是受到了罗丹的《行走的人》的影响）是波丘尼的代表作品，展示出他对人类内在的驱动能量的思考。 现代主义时期
就像波丘尼一样，亚历山大·阿基本科（Alexander Archipenko）（1887～1964）， 同样热衷于表现动态的形体，艺术家们通过对运动形象的塑造被认为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阿基本科对雕塑的贡献与他的人物肖像画关系不大，而是在于他将不同的艺术手法融合在一个形象之中的做法，他在乌克兰出生，曾在基辅、莫斯科、巴黎和柏林居住过，最后他于19世纪20年代早期来到了美国，他在美国进行了四十余年的教学和创作，与阿基本科同时代的人有毕加索（1881～1973）和布朗库西（1876～1957），他们两位都是20世纪雕塑艺术革新的核心人物，毕加索在雕塑中将金属、钉子、硬纸板、绳索和人们司空见惯的物品结合在一起，同雕塑家朋友雅克·利普契兹（Jacques Lipschitz ）（1891～1973）、雷蒙·杜尚·维荣（Raymond Duchamp Villon）（1876～1918）一起，他还将人和动物的形象进行重组，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棱角和块面的抽象化处理，让它们转化成有立体主义特征的结构，虽然波丘尼是受到罗丹很大的影响的艺术家，他却摒弃了现实的物体特征，成为第一位充分进行抽象化创作的，将一种原初性的精神融入作品中以此表现出朴素的物体形象本质的艺术家。
阿基本科的作品更具有创新性，除了在作品中使用带有明显的现代特征的材料如福米加塑料、胶木之外，他还通过对色彩的独特运用超越了雕塑的传统，他提出一种称为“雕绘”的理念，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理念，他将二维的绘画与三维的雕塑结合在一起，Jaroslaw Leshko，史密斯学院艺术史系的荣誉教授，同样也是在纽约乌克兰博物馆举办的“亚历山大·阿基本科：持续性视觉”这一展览的策展人，他这样说道：“在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雕塑家像阿基本科这样把色彩与塑造对象之间的融合度把握得这么巧妙，此外，Leshko还强调了这样一点：雕塑家的最显著的对“当代语境”的贡献就是他对物质与空间关系的再思考，这种关系通过形式的凹凸面展现了出来。这个理论在阿基本科的一件作品中表达的十分充分，就是他将人形作品的头部以空白的空间来表示，据Leshko的评价，这是他最为特别的革新。在作品《蓝色的舞者》《拳击手》《行走》中，都呈现出评论家所说的“阿基本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善于创造的人，他深深沉迷于行动中的人体的无穷无尽的美妙动态。”
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又拓展了具像性雕塑的新的创作方向，他的方法与布朗库西很相似，将具像性雕塑更进一步地引入了抽象，摩尔对现代具像雕塑下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具体来说，他就像是现代的“卡诺瓦”，有趣的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具备有影响后来雕塑艺术走向的潜质。摩尔十分怀恋他在英国约克郡度过的童年时光，他在小学任过教，并在一战期间参过军，之后他获准到利兹艺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赢得了可以去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奖学金。他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严格按照传统雕塑标准的风景、人物和动物作品，但是他却花了很多时间来到英国的博物馆中研究前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埃及风格的雕塑，并且逐渐地受到这些风格的影响。于是摩尔便不去使用黏土，目的是为了去直接地进行形体塑造，这使得他从用大型石块、木材、还有水泥为基础的雕塑程式中解脱了出来。这样一种手法赋予给他的作品一种格外原始的美感，他将材质本身的朴拙感与雕刻时所留下的印痕保留下来，使其成为雕塑中的有机部分。
摩尔将他的作品在超现实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展览上展示。在19世纪20年代的晚期，他将作品改造为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雕塑，他因他的具有生物形态的包含了对超越现实主义本质的强调的人物作品而闻名。摩尔十分热衷于创作倾斜的女人体，他常常将材料进行打磨，使其与波浪起伏的地貌景观相一致。1946年，他的女儿出生，他从中受到启发，他便开始创作母亲与孩子的主题。像阿基本科那样，摩尔在造型中着重强调了凹凸感，他运用熔化穿孔的手法去雕琢形体中的空洞，而不是仅仅依附于材料的轮廓线。摩尔是从他的一位朋友，同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艺术家芭芭拉·赫普沃斯那里学习到这样一种新颖的技法。赫普沃斯将熔化穿孔的手法作为一种渲染的技巧，以此让所创作的坚固的大型雕塑作品变得结构清晰。这两种技法为摩尔的作品增色不少，它们给观者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视角。摩尔的大型的、具有纪念性特征的雕塑依然呈现出一种抽象化的和具有具像特征的倾向。
超现实主义时期
在摩尔创造了新型的人像雕塑的同时，路易斯·布尔乔亚（1911～）将创作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飘忽不定的，让人难以捉摸的人类情感之中。在这方面，法国的雕塑家们普遍都带有罗索和罗丹的艺术特征，但是布尔乔亚的作品中却带有更多的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在她于1938年搬到纽约之前，她在巴黎的多所艺术院校学习过， 尽管她起初是从事绘画与工艺品雕刻的，但是她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雕塑，她在作品中运用了诸如橡胶、乳胶、纤维，粗糙的石头、木头、金属这样一些材料，对它们进行了别样的重组与利用。最终，她的作品被认为是既是雕塑品又是集合性艺术品，比毕加索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对于三维空间的再定义的艺术成就更为先锋，更为超前。
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乔亚在作品中常常引入一些女性主义和哲学化的思想概念。她的一部分作品充满了情爱的元素。她从自己的苦难的童年经历，还有她父亲的连续的通奸行为中汲取灵感，创作了人形化的作品。它们将男性和女性的躯体的含义进行了再度的诠释。布尔乔亚的著名的作品中包括了一些动物形态的雕塑，特别是那高大的，细长的蜘蛛雕塑，她将它们命名为《母亲》。这些像高塔一般的作品是介于抽象与具像之间的，它们具有一种突出的意义，它们对具像化雕塑的意义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这样一些杰出的作品使她成为20世纪最具声誉的艺术家之一，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依然在纽约生活和创作。
进入到当代
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技术与思想革新之后，现代的具像性雕塑正在朝着一种方向回归。这是一种既有传统痕迹同时又有时代精神的回归，布鲁克林出生的雕塑家Stanley Bleifed（1924～）已经创作具像雕塑很久了，一直试图探索具像雕塑的新意义。他运用了具像雕塑的叙事性来传达意图与美感。基于这个理念，他参考了为数众多的雕塑风格。融合了前哥伦布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和远东地区的艺术风格，就像波丘尼（Boccherini） 一样，Stanley Bleifield早年是一名画家，但是当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游历意大利时，在欣赏过多纳泰罗、米开朗基罗和吉贝尔蒂的雕塑后，他便开始转向雕塑创作。关于这次与大师作品接触的经历，Bleifield这样总结道：“我的视野从此开阔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绘画所不能给我的极大的愉悦感。” Bleifield于是便开始用蜡创作，主要塑造具有叙事性特征的人像群雕，在他许多早期作品中，如：《最后的晚餐》和《以撒的献祭》，是以宗教为主题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象征而不仅仅是文学性的阐释。基于他早期的绘画功底，他制作了许多浮雕作品，就像阿基本科那样，他在他已完成的作品中加入了绘画的元素。例如在作品《鸽女》中，他将抽象与具像融合在一起，将作品的流动性特质加以着重表现，使其更加具有灵动的韵致，超越了惯常的具像性塑造手法。
同 Bleifield一样，阿尔多·卡萨诺瓦（Aldo Casanova）（1929～）将多种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包括立体主义、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他受到了从罗丹、利普契兹、毕加索、布朗库西、波丘尼到贾柯梅蒂，还有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亚洲、前哥伦布时期和非洲大陆艺术的全面的影响。然而卡萨诺瓦的手法还是比较传统的。他制作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没有和任何一种雕塑程式相类似。他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移民家庭，他经历过一些不快乐的时光，政体和社会的演变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也产生过影响。在他父母的鼓励下，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州立大学学习艺术，最终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关于雕塑手法的荣誉奖项，他之后说，他在意大利居住的前三年是“改变和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的重要时期”，是这段经历促使他去罗马的美术研究院去学习，在那个充满创造力氛围的地方，他的艺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他的故乡度过的时光同样也是他用不同材质进行创作的灵感来源。尽管卡萨诺瓦一开始主要是以木刻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以此来创作出一种古老的韵味，然而一个偶然却让他去重新思考这种材质的意义。他的雕塑家朋友离开罗马的时候，也把卡萨诺瓦精心雕刻的猫头鹰雕塑带走了。卡萨诺瓦由于十分热衷于鸟类动态的研究，于是他用很快的速度就将一系列的猫头鹰的动态用青铜塑造了出来，这样可以让他很快地捕捉到那种飞动感，表现出了一种木刻所从未具有的对主题的生动形态的完美描摹。此外，他也制作了一些抽象形式的作品，与人的躯干的实际形态并不是那么相像，他还制作了一些其他的生物肌体，比如头骨和蘑菇。最近，他的作品回归到对物体性质的阐释上面来，着重塑造了一些具有动态力量的人物和动物作品。他这样定义自己的雕塑事业：“通过这样的雕塑手法，我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融入到现代性的实质之中，这让我感到无比兴奋。”对于卡萨诺瓦来说，“现代性的实质”并不能准确定义其作品，现在看来，这个名称既让人熟悉又让人陌生。无论是创作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作品，这件作品天衣无缝地将朝天犀牛和战士结合在一起，还是创作一个比一般的鸟类的眼睛要巨大很多的猫头鹰形象，卡萨诺瓦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作品的内在精神传递出来，而不是仅仅表现它们的外在形象。
后记
从卡诺瓦到卡萨诺瓦，具像性雕塑的演变是从现实主义到抽象主义然后再复归，一代又一代的雕塑家们将创意和对之前经过技术的改造和观念的革新而产生的艺术变革的探索结合在一起，这种探索催生出一种崭新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关于具像雕塑手段的概念定义。这种创造性会一直存在，新一代的雕塑家们在拥有了这么丰富的传统手段的基础之上，依然会在具像雕塑的发展道路中不断地开拓出崭新的世界。
新古典主义时期
同时代的人称他为“创造美的卓越大师”和“一个独特的高雅的人”。通过他的充满意味的大理石作品，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可称为是那个时代的最为伟大的雕塑家。无论从他对古代神话人物的阐释还是他对生活在同时代的人物的生动塑造来看，他的确是创造了具像性雕塑的法则，至今，这些法则依然深深影响着当代的雕塑家。当我们在思考象征性雕塑是如何在现代进行演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把卡诺瓦作为这次演变的起点，未来时代的艺术家依然要以他的作品为标准，进行不断的创造。
作为一位技艺超群的石匠的孙子，卡诺瓦在十岁的时候就试着制作一些粘土模型和小型的大理石雕塑，之后他跟随数位雕塑家学习，持续了许多年，随后他开始在他自己的工作室中进行创作。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了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中的戏剧性的夸张的特质，他于1779年到1781年之间到罗马进行游历，这次游历给他的创作手法带来了关键性的革新，新古典主义于那个时代兴起，这是一个致力于重返古典精神并强调理想美感的艺术革新运动。卡诺瓦在工作室中创作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探究，他并不仅仅模仿这个运动的风格，他还通过自然的形态将人体进行塑造，以此来对新古典主义进行重新的改进和定义，他坚信解剖学是制作雕塑的核心法则，他常常观看戏剧表演，因为这样可以很好地对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进行观察。他还带着无比的热情对古典的和当代的历史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好的关于人物类主题的体悟和理解。通过这些研究，卡诺瓦创作出了同时具有高雅的形式并且又具有流畅线条的人物作品，不论是他创作的神话人物，例如阿波罗和丘比特，还是当下的人物，比如说克莱门特（Clement）八世教皇和Pauline Bonaparte，他以复杂精细的轮廓塑造将人物的形式表现得震撼人心。他专注于表达神圣的简约和神秘的庄严，卡诺瓦展现了他的这样一种卓越的技艺：用惊人的清晰化表现手法对理想化的完美的身体和人体独特的细微差别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在他的一生中，同行们称他为“又一个菲迪亚斯”，现在，卡诺瓦就是新古典主义具像性人物作品的代表。
印象主义时期
在卡诺瓦为具像性雕塑奠定了基础之后，意大利雕塑家麦达尔多·罗索（Medardo Rosso）（1858～1928）将卡诺瓦的标准进行了延伸和拓展，他同既是朋友又是同僚的罗丹（1840～1917）一起，罗索对于制作那种理想化状态的雕像兴趣不大，他从新古典主义中对完美的身体的塑造中脱离了出来，他把原先作品中的内在的情感性进行抽离，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一种更具冲击感的瞬间力量。那时罗丹正通过他对现实主义的重新的斟酌和再思考来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更新和改进，罗索创制出了一种印象主义风格，这是一种可以经过光线的反射对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质加以表现的艺术风格，罗索通过在制作粘土模型时不采用雕琢的方法来加深一种印象主义的风格倾向，他用自己的手指来塑造对象，使其具有一种十分鲜明的瞬时性，相对于在作品中捕捉那种转瞬即逝的光感来说，真实的细节对罗索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例如作品《Ecce Puer》（注视这个男孩）、《L’uomo delle corse》（出版者）、《La Portinaia》（旅馆服务员）和《Madame X》（X夫人），在所有这些美妙绝伦的作品中都融合了他无与伦比的塑造光影效果的精妙技巧。
罗索打破了原有的具像雕塑的概念，他引领了一种更为新式的审美方式，这让作品具备了新颖的特征和实验性的先驱感。2003年，哈佛大学格弗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名为“麦达尔多·罗索（Medardo Rosso）——第一印象”的展览，这是第一次在美国举办的关于罗索在四十年间所创造的作品的海外展览，弗格美术馆的馆长哈利·库珀（Harry Cooper）说：“麦达尔多·罗索（Medardo Rosso）的作品被亨利·摩尔、贾科梅蒂、大卫·史密斯所欣赏，他是一位在革新雕塑材料和手法方面的先驱者，他的作品主要是全身像和半身像，它们既具有完美的形态和又具有深层次的哲理意蕴。”
未来主义时期
罗索对乌姆伯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波丘尼是意大利画家，他在1912于巴黎观赏了当地农民的作品之后便对雕塑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卡诺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罗索是一个印象主义者，而波丘尼却像是一个反圣像崇拜者一样，他把具像性作品引入到未来，更具体说，就是将其引到了未来主义的艺术变革之中。他坚决否定以往的那些陈旧的过时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工业化与科技作为他的艺术灵感的源泉。
就像印象主义者那样，波丘尼热衷于塑造易逝的光影和动态，作品的主题随着有限的时间而出现或消失，他试图去描绘那种综合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视觉效应，同时也想展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视角，确切地说，他依然要遵循印象主义的原则，但是他将当代的不和谐的脱节的因素转换成了一种永恒性的状态，他绘制了许多立体主义倾向草图，将那些细碎的边角和联结在一起的平面融合在人像雕刻中，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具有进攻性的，“动力的线条”是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他的作品是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空间中行进的人体》（曾被批评家评价为是受到了罗丹的《行走的人》的影响）是波丘尼的代表作品，展示出他对人类内在的驱动能量的思考。 现代主义时期
就像波丘尼一样，亚历山大·阿基本科（Alexander Archipenko）（1887～1964）， 同样热衷于表现动态的形体，艺术家们通过对运动形象的塑造被认为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阿基本科对雕塑的贡献与他的人物肖像画关系不大，而是在于他将不同的艺术手法融合在一个形象之中的做法，他在乌克兰出生，曾在基辅、莫斯科、巴黎和柏林居住过，最后他于19世纪20年代早期来到了美国，他在美国进行了四十余年的教学和创作，与阿基本科同时代的人有毕加索（1881～1973）和布朗库西（1876～1957），他们两位都是20世纪雕塑艺术革新的核心人物，毕加索在雕塑中将金属、钉子、硬纸板、绳索和人们司空见惯的物品结合在一起，同雕塑家朋友雅克·利普契兹（Jacques Lipschitz ）（1891～1973）、雷蒙·杜尚·维荣（Raymond Duchamp Villon）（1876～1918）一起，他还将人和动物的形象进行重组，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棱角和块面的抽象化处理，让它们转化成有立体主义特征的结构，虽然波丘尼是受到罗丹很大的影响的艺术家，他却摒弃了现实的物体特征，成为第一位充分进行抽象化创作的，将一种原初性的精神融入作品中以此表现出朴素的物体形象本质的艺术家。
阿基本科的作品更具有创新性，除了在作品中使用带有明显的现代特征的材料如福米加塑料、胶木之外，他还通过对色彩的独特运用超越了雕塑的传统，他提出一种称为“雕绘”的理念，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理念，他将二维的绘画与三维的雕塑结合在一起，Jaroslaw Leshko，史密斯学院艺术史系的荣誉教授，同样也是在纽约乌克兰博物馆举办的“亚历山大·阿基本科：持续性视觉”这一展览的策展人，他这样说道：“在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雕塑家像阿基本科这样把色彩与塑造对象之间的融合度把握得这么巧妙，此外，Leshko还强调了这样一点：雕塑家的最显著的对“当代语境”的贡献就是他对物质与空间关系的再思考，这种关系通过形式的凹凸面展现了出来。这个理论在阿基本科的一件作品中表达的十分充分，就是他将人形作品的头部以空白的空间来表示，据Leshko的评价，这是他最为特别的革新。在作品《蓝色的舞者》《拳击手》《行走》中，都呈现出评论家所说的“阿基本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善于创造的人，他深深沉迷于行动中的人体的无穷无尽的美妙动态。”
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又拓展了具像性雕塑的新的创作方向，他的方法与布朗库西很相似，将具像性雕塑更进一步地引入了抽象，摩尔对现代具像雕塑下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具体来说，他就像是现代的“卡诺瓦”，有趣的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具备有影响后来雕塑艺术走向的潜质。摩尔十分怀恋他在英国约克郡度过的童年时光，他在小学任过教，并在一战期间参过军，之后他获准到利兹艺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赢得了可以去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奖学金。他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严格按照传统雕塑标准的风景、人物和动物作品，但是他却花了很多时间来到英国的博物馆中研究前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埃及风格的雕塑，并且逐渐地受到这些风格的影响。于是摩尔便不去使用黏土，目的是为了去直接地进行形体塑造，这使得他从用大型石块、木材、还有水泥为基础的雕塑程式中解脱了出来。这样一种手法赋予给他的作品一种格外原始的美感，他将材质本身的朴拙感与雕刻时所留下的印痕保留下来，使其成为雕塑中的有机部分。
摩尔将他的作品在超现实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展览上展示。在19世纪20年代的晚期，他将作品改造为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雕塑，他因他的具有生物形态的包含了对超越现实主义本质的强调的人物作品而闻名。摩尔十分热衷于创作倾斜的女人体，他常常将材料进行打磨，使其与波浪起伏的地貌景观相一致。1946年，他的女儿出生，他从中受到启发，他便开始创作母亲与孩子的主题。像阿基本科那样，摩尔在造型中着重强调了凹凸感，他运用熔化穿孔的手法去雕琢形体中的空洞，而不是仅仅依附于材料的轮廓线。摩尔是从他的一位朋友，同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艺术家芭芭拉·赫普沃斯那里学习到这样一种新颖的技法。赫普沃斯将熔化穿孔的手法作为一种渲染的技巧，以此让所创作的坚固的大型雕塑作品变得结构清晰。这两种技法为摩尔的作品增色不少，它们给观者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视角。摩尔的大型的、具有纪念性特征的雕塑依然呈现出一种抽象化的和具有具像特征的倾向。
超现实主义时期
在摩尔创造了新型的人像雕塑的同时，路易斯·布尔乔亚（1911～）将创作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飘忽不定的，让人难以捉摸的人类情感之中。在这方面，法国的雕塑家们普遍都带有罗索和罗丹的艺术特征，但是布尔乔亚的作品中却带有更多的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在她于1938年搬到纽约之前，她在巴黎的多所艺术院校学习过， 尽管她起初是从事绘画与工艺品雕刻的，但是她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雕塑，她在作品中运用了诸如橡胶、乳胶、纤维，粗糙的石头、木头、金属这样一些材料，对它们进行了别样的重组与利用。最终，她的作品被认为是既是雕塑品又是集合性艺术品，比毕加索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对于三维空间的再定义的艺术成就更为先锋，更为超前。
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乔亚在作品中常常引入一些女性主义和哲学化的思想概念。她的一部分作品充满了情爱的元素。她从自己的苦难的童年经历，还有她父亲的连续的通奸行为中汲取灵感，创作了人形化的作品。它们将男性和女性的躯体的含义进行了再度的诠释。布尔乔亚的著名的作品中包括了一些动物形态的雕塑，特别是那高大的，细长的蜘蛛雕塑，她将它们命名为《母亲》。这些像高塔一般的作品是介于抽象与具像之间的，它们具有一种突出的意义，它们对具像化雕塑的意义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这样一些杰出的作品使她成为20世纪最具声誉的艺术家之一，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依然在纽约生活和创作。
进入到当代
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技术与思想革新之后，现代的具像性雕塑正在朝着一种方向回归。这是一种既有传统痕迹同时又有时代精神的回归，布鲁克林出生的雕塑家Stanley Bleifed（1924～）已经创作具像雕塑很久了，一直试图探索具像雕塑的新意义。他运用了具像雕塑的叙事性来传达意图与美感。基于这个理念，他参考了为数众多的雕塑风格。融合了前哥伦布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和远东地区的艺术风格，就像波丘尼（Boccherini） 一样，Stanley Bleifield早年是一名画家，但是当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游历意大利时，在欣赏过多纳泰罗、米开朗基罗和吉贝尔蒂的雕塑后，他便开始转向雕塑创作。关于这次与大师作品接触的经历，Bleifield这样总结道：“我的视野从此开阔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绘画所不能给我的极大的愉悦感。” Bleifield于是便开始用蜡创作，主要塑造具有叙事性特征的人像群雕，在他许多早期作品中，如：《最后的晚餐》和《以撒的献祭》，是以宗教为主题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象征而不仅仅是文学性的阐释。基于他早期的绘画功底，他制作了许多浮雕作品，就像阿基本科那样，他在他已完成的作品中加入了绘画的元素。例如在作品《鸽女》中，他将抽象与具像融合在一起，将作品的流动性特质加以着重表现，使其更加具有灵动的韵致，超越了惯常的具像性塑造手法。
同 Bleifield一样，阿尔多·卡萨诺瓦（Aldo Casanova）（1929～）将多种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包括立体主义、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他受到了从罗丹、利普契兹、毕加索、布朗库西、波丘尼到贾柯梅蒂，还有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亚洲、前哥伦布时期和非洲大陆艺术的全面的影响。然而卡萨诺瓦的手法还是比较传统的。他制作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没有和任何一种雕塑程式相类似。他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移民家庭，他经历过一些不快乐的时光，政体和社会的演变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也产生过影响。在他父母的鼓励下，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州立大学学习艺术，最终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关于雕塑手法的荣誉奖项，他之后说，他在意大利居住的前三年是“改变和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的重要时期”，是这段经历促使他去罗马的美术研究院去学习，在那个充满创造力氛围的地方，他的艺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他的故乡度过的时光同样也是他用不同材质进行创作的灵感来源。尽管卡萨诺瓦一开始主要是以木刻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以此来创作出一种古老的韵味，然而一个偶然却让他去重新思考这种材质的意义。他的雕塑家朋友离开罗马的时候，也把卡萨诺瓦精心雕刻的猫头鹰雕塑带走了。卡萨诺瓦由于十分热衷于鸟类动态的研究，于是他用很快的速度就将一系列的猫头鹰的动态用青铜塑造了出来，这样可以让他很快地捕捉到那种飞动感，表现出了一种木刻所从未具有的对主题的生动形态的完美描摹。此外，他也制作了一些抽象形式的作品，与人的躯干的实际形态并不是那么相像，他还制作了一些其他的生物肌体，比如头骨和蘑菇。最近，他的作品回归到对物体性质的阐释上面来，着重塑造了一些具有动态力量的人物和动物作品。他这样定义自己的雕塑事业：“通过这样的雕塑手法，我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融入到现代性的实质之中，这让我感到无比兴奋。”对于卡萨诺瓦来说，“现代性的实质”并不能准确定义其作品，现在看来，这个名称既让人熟悉又让人陌生。无论是创作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作品，这件作品天衣无缝地将朝天犀牛和战士结合在一起，还是创作一个比一般的鸟类的眼睛要巨大很多的猫头鹰形象，卡萨诺瓦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作品的内在精神传递出来，而不是仅仅表现它们的外在形象。
后记
从卡诺瓦到卡萨诺瓦，具像性雕塑的演变是从现实主义到抽象主义然后再复归，一代又一代的雕塑家们将创意和对之前经过技术的改造和观念的革新而产生的艺术变革的探索结合在一起，这种探索催生出一种崭新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关于具像雕塑手段的概念定义。这种创造性会一直存在，新一代的雕塑家们在拥有了这么丰富的传统手段的基础之上，依然会在具像雕塑的发展道路中不断地开拓出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