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生前写文章，谈及河北的文脉传承，内心是有种自豪感的。且不说魏晋，仅明清时代，就多狂狷之士，那遗风至今在河朔间亦可看到。河北的历史，向来有雄奇之气的，那传统的形成，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文人的支撑，如今思之，让人感慨万端。其间流派很多，仅河朔一带，便有河朔诗派，那是明末清初河北一带的文人群体，很有燕赵之地的风骨的。这个诗人群体在晚明开始出现，清初已现出风采。我对于这个流派的作家的注意，始于阅读前几年出版的《聪山诗文集》，完全没有旧儒的迂腐之气，燕赵间的劲朗之风吹来，是真纯之气的流转。后来与朋友讨论过这类文人的存在方式，发现是专制文化里的一个裂隙，有一种舒缓人心、领悟天命的意味。于是觉出孙犁乡土经验背后的遗存，似乎与古风也有关系。
　　河北离帝京很近，文人近官是一个传统，但抗拒流俗者亦不乏其人。前人言及河朔诗派时涉及此点。不久前看李世琦新作《申涵光与河朔诗派》，强化了我的印象。阅读后才解开一些迷雾，将河朔诗派内在的关系细致地展现出来，浮现了历史的一个片段，对燕赵之地明清之际民间文人的形影总算有了整体面目。
　　明朝灭亡，士大夫者流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传统儒家的思想要求忠君，文人的信念忽然被现实击碎，要从心里接受异族的统治者是大难的。但许多文人抵不住暴力与权势的袭扰，成为贰臣。唯有一些有操守的人不为风气所动，保持了古人所云之气节。顾炎武、傅山都坚守着道德底线，拒绝入仕，苦苦著书于民间。那时候与他们呼应的人，许多也散落于民间，申涵光和河朔间的诗人，便属于此列。孙奇逢、张镜心、张盖、殷岳、刘逢源、刘佑、赵湛、路泽农，在那样的环境里不失儒者情怀，其间的豪气为俗人所无。我们看李世琦描绘的这些人的交往，彼此的吸引都有诗文为证。这个小小的群落在那时候自觉疏离于主流社会，在交往中彼此慰藉，像电光般把夜幕炸开一个缝隙，沉郁的夜色终于有了亮色。
　　在这里，申涵光的存在意味深长，用李世琦的话说，他差不多成了河北一带的代表人物。关于申涵光，文学史似乎不太谈他，知之者不多。这是个有理学气的人，学术品位与诗歌品位都高。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说到他的身世，云明亡之后，拒不入世，“归里，事亲课弟，足迹绝城市”。而魏裔介《兼济堂文集》云：
　　性不喜释老，解琴理，鼎彝书画，寓意而无所留意也。交友不滥，生平同声气者，不过数人。
　　这大致能够看出他的特点，经历平平，亦非闻人。他的父亲为抗拒李自成攻破北京，自沉成仁。其为明代殉道的选择强烈地影响到申涵光。此后遗民的心境一直挥之不去，这些在他的诗文和交友中的言行里都有体现。我阅读他的著作，觉得文字颇好，虽为儒者，却无儒生腔；心是静而纯的。天下事功儒多不能过名利关，渔利之徒何其之多。而申涵光则心性无伪，多奇音于诗文之中，阅之有奇思漫来，是本色的流动。明亡之后，心存旧绪，有杜甫之风的人多退居山林，不与流俗为伍了。他们一面有肃杀之风，一面杂以陶潜志向，两种士风漫卷，缠绵后不乏豪气。他的诗，沉郁中带着温和的寓意，毫不做作，可见其为人之磊落。他喜读朗然刚毅之文。《逸休居诗引》短短数语，其审美之趣与人生之味尽在文中：
　　癸卯初夏，予有晋阳之役。过柏乡，辨若遗我诗一帙，未及读也。已而登太行绝顶，天风四至，清云激湍，怪鸟窥人，松华覆地，飘飘然作遗世想。恨无与偕游者赏其奇旷，乃急取辨若诗读之。雄广之气，与之相敌，不啻吾两人牵藤共坐，蹑履同游也。
　　唯有宽阔胸怀者，才有这类的文字，分明有六朝之韵，融于天地之间的淳朴之气，于此历历在目矣。这样的文章，都不是逢迎之作，乃内心集叠后的喷发，朗朗然回旋于天地之间，给我们以神游的快感，人格之美也渗透其中。我们比较一下他和阮籍、嵇康的文字，是有气韵的关联的。而历来的史家，很少记述这些。或许是思想有叛骨，或许隐秘过深。在主流文人那里，他的声音是微弱的。
　　申涵光欣赏浩然之气者，对忧愤之文亦有倾心。但文字又温柔常现，敦厚的样子一看即知。他的审美理念与一般狂士稍有不同，孤孑之士“清厉而不伤于格”。此一看法，大约还是过于恪守儒道之故。忧世而不失彬彬之态，还是过于老实。人们那时候喜谈顾炎武、傅山，而鲜及于他，与此或许有些关系。古代这样的文人很多，可以说是儒家大传统中的小传统。这个话题要深谈，可以找出许多精神的话题。儒家的分化与流变，使文人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
　　天下的纯儒，或许都有此特点，即自我节制，所谓不逾矩者正是。申涵光对行为的选择是控制的，恪守士大夫的底线。他的言论有很强的道德意味。比如对富人耗材养艺人之举，多有微词。那些处事时恶语相讥者，也被其所厌。他一再批评妄人，以为是一种畸形的存在。这些言论背后的根本点，是对虚妄文化的鞭笞。在他看来，伪人的出现越多，文化越不幸。我十分喜欢他那些讽世的文字，都干净、淳朴，亦有峻急之美。他刺世，单刀直入，心性的坦然一看即明。他内省己身，有苦行者之态，儒家的教义在他那里有点宗教化了。这里有他的迂腐，可是那种不畏陋俗，周身朗照的样子，在性灵的文字间流淌，真的让人心动。
　　明清之际的士，陷于污浊者，都不能自已，乃恶俗的俘虏无疑。查相关资料，知道申涵光与顾炎武、傅山、陈子龙都有深交，内心是有道德操守在的。申涵光向来崇尚气节，对傅山等人有深深的敬意。他自己隐退山林，非安于“静”，而是保持内心对纯粹精神的“敬”。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在他看来，顾炎武、傅山都有点“敬”的传统。今人刘梦溪曾著文说，“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真是悟道之言。申氏周围有一批远离荣利之场的人，在为友人殷岳诗集作序时，他说：“宗山出处似靖节，壮岁弃官，结茅寒谷，所与往来，皆山樵野客及沈明一二子。”他第一次与之相见，就觉得“虬髯如戟，真气动人”。人之无妄念之态，自能敦穆淡永，他读书与读人之中，对此体味很深。而其文之好，我们除了佩服，也只能佩服。
　　中国的读书人一般不能处理好言行之间的关系。在审美上，刚柔亦难相兼。而申涵光既有雄浑高远气象，又有温柔敦厚之态，进退间不失爱人爱世的“敬”意，真乃中国士的奇观。我读他的诗文，方觉得古人身上的品格，今人已不易见到。在红尘扰世的年代，独能守住纯真，飘洒有仙人状，那是精神烛光的辐射，后人敬之而不能似之，只能是承认我们的儒风有时已经不那么纯厚了。 　　上述的思想，也贯穿在申涵光对诗歌的研究中，可谓自成一家，看法是深切的。他有一本谈杜甫的书《说杜》，只有片断行世，大多都散佚了。从那些只言片语里，常有惊人之语，字词间的清浊之辨，顺逆之别，都清清楚楚。考镜源流中，不乏悟道之言，其鉴赏力，不亚于钱牧斋与陈子龙，或可说还在他们之上。敢于批评同代人的迂阔之思，精神有古典文学的气韵，浑厚与机敏的韵致均在，读书人的疏朗之气，在词语间回环往复。
　　看《聪山诗文集》，感到作者学识的不凡。读书之深与读人之深，在那个时代都可说是少见的。对古今之儒的判断，有一个固定的尺度，识人之真切，确可说是一流的。他批评文人的口吻都是严厉的，厌倦于那些人性里的旧习气，觉得是对孔子思想的背叛。而在审视诗文的时候，有时有一点洁癖，不放过对瑕疵的挑剔。即便是读解杜甫的诗，也敢说真话，批评其写作里的沉套、板拙之气。有些谈吐，甚至苛刻，儒生的温文尔雅气在批评文字间消失了。因为在他眼里，诗人不都是圣人，用笔时不免走偏，世俗之力大而己力甚微，滑向歧途也随时可能。这种批评眼光，就延续了孟子的某种思想，坦荡而带浩然之气。儒家的真意，申涵光的理解是带着自己的深切体验的。
　　李世琦写《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以申涵光为主要对象，参之众多诗人的行迹，写彼此的互动，真的是一道难得的景观。这些人或张狂，或狭义，或倜傥。他们都远离主流意识形态，隐居在太行山一带，过着简易的生活。许多诗文，在格调上都非江南文人的柔软、清秀之态，北国的厚重感流溢在文字之间。比如申涵光的诗作，古风习习，有唐人的感觉，加之一点六朝的味道。与明代诗人的习惯表达有些不同。读他的作品，都非随意的应酬之作，诗的质感里有灵魂的隐痛和苦思，机智的句子甚多。申涵光的作品有一丝寂寞的感觉，与世风的距离显而易见。他的句子奇绝的一面很多，不像其文章还有点正宗之儒的余痕。我看他的散文，不免在儒家的道德里转来转去，而诗歌，则有酣畅淋漓的表达，肃杀与忧郁的气息都有，说起来可称得上是朗润而超迈的。
　　在他的诗作里，仁爱的思想、敬民的思想，以及悲悯芸芸众生的思想都有，他写饥饿，谈访友，言悲情，是有一点杜诗的味道的。作品不是凑热闹的表达，而是孤苦里的咀嚼，在他看来，明末以来，世风已经坏掉，诗文也不免被侵蚀大半。故苦苦在古人那里寻找资源，复古的调子在表层都可以找到。他咏物、赠人的文字真而深，像利刃在石头上的苍劲之迹，有刻骨的感受在，士大夫的无病呻吟是没有的。他心目中的汉唐，有大的气象，人间“高士”，也多见美意。作品既有对陶潜“练气如幽兰”的怀恋，也有对唐人“浩然行且歌”的礼赞。他多次在文字里谈及对功名的厌倦，绝不与恶世为伍，坦然如秋日阳光，灼灼之华闪于旷野之中。《酬魏都谏石生》有句“吁嗟古道衰，官尊无定友”，说的是世风之坏。而“侧耳听狂言，未觉布衣丑”，便是赞美飘逸的处世态度了。他的自我审视里有一种力量感，内心的孤独一眼可以见到。《早春》有句：“醉向沙园卧短草，富贵何者空浮名。”是带有鲍照、李白的痕迹了。有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处世之难，他在《病》中叹道：“病里中秋过，重阳九日来。可怜城市里，不见菊花开。”清冷寂然的心境飘然而至。这里，读书人的苦境是有的，而期冀未尝不在。诗中苍凉的古意随时可以见到。《泛舟明湖》：“北风萧瑟冷秋菰，水畔青帘问酒轳。醉里狂歌惊两岸，不知羁客是穷途。”我们读他的诗句，可见那时候的隐居与拒绝入仕的不易，所揭示的内心之苦，都不加掩饰于读者面前。
　　这些句子，都很壮怀激烈，却又无佛家的消沉与道家的仙意。一切都在人间的激流里，有不满，有谴责，也有追问，精神是冲荡的。《豫让桥》一诗，是典型的家国情怀，儒家的爱意与忧思流动在字词之间：“国士英灵死未休，石桥遗恨古邢州。千年强赵俱腐草，水到桥边咽不流。”这里有杜甫的沉郁之美，还有孔子门徒式的自洁与自爱。读毕也使人想起傅山的诗文，都有一股凛然之气在，不是扭捏的自恋，而是匍匐在大地上，粘着泥土，却又放飞思想。晚明至清初，乱世之中，依然有纯正的儒声在民间弹奏，确是难得的。
　　与申涵光精神密切的几位诗人，在思想与诗趣上都有复杂的联系。这个松散的群落有衰微之世里的奇异的精神之光。他们以诗来表示儒家之梦，为人的谨慎和文字的豪放形成一种对照。张盖的率真，殷岳的侠胆，刘逢源的旷达，刘佑的隽永，都透着奇气。李世琦写他们之间的交往，有些片段很是生动。躲避战乱与逃逸世俗的时候，除了诗文之乐，也唯有访问名山或与好友相聚才是快慰之事。申涵光与友人接触的时候，彼此的问答与诗文切磋，可以见到旧时文人最为淳朴的一面。这些人或以遗民之躯泼墨为文，或在与清官的互动里找到济世的办法。在无聊的岁月做有趣的事情，便给那个时代带来不凡的光亮。他们的诗歌在风格上有接近的地方，共同点是都有叛逆的精神，词语没有绵软的调子，刚烈的性情很浓。仅我所接触的有限的诗文，在趣味上都靠近古风，明代文人的自恋殊少。看他们的儒家理念，不是奴性之儒的遗存，诗中的精神有理学的余绪。那就是以精神刚正为皈依，不附会流行之语，与权力亦有距离。在他们那里，孔子的思想不是在权力的掌控下儒教的教条，而是凛然的正气，系解放人性的一种最高的原则。他们把慎终追远的理念高悬在精神的上空，一直有一种定力在。那些关于人格、骨气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有形而上的意味。马一浮说儒家的精神有一种内心的澄明，就是这个意思。儒家之于中国读书人，不都是依附权贵，而是自立自强而又自明，这是“五四”那代人打倒孔家店时忽略的。如今看学界与士林道德败坏之景，申涵光的价值，岂不让人思之又思。
　　我自己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历史知之甚少，偶尔关注，便被那些奇异之人的诗与文所吸引。看到诸多灵性的文字后，偶读河朔诗派的文字，不禁暗生敬佩之情。从文字间想象那些人与事，亦可说英雄豪杰之气的流动，给无聊的文人空间注入一股新鲜的空气。因为社会风气太坏，而山河易主，激发了士大夫者流的家国之梦。不过在选择的过程中，心口一致殊难，言行不一的现象在士的身上乃一种常见之事。在这样的环境里，申涵光在晚年也未尝没有徘徊，思想里的盲点依然存在，士大夫要真的超脱，其实也颇为不易。我们现在回望三百年前的人与事，觉出古人的家国理念中的主奴之变里的不少问题，但在有限的时空里，他们的选择里对道德底线的坚守，的确是黑暗世界的一线光明。
　　申涵光和他的朋友们都算不上大人物，而他们在民间的存在却保持了文化生态的绿色，这也是鲁迅所云的民族的脊梁的人物。中国文化的保存，常常靠这样的乡贤为之，他们才是精神不灭的基础。在江河日下，世风衰败的年代，人格保持清洁之色，可选之路不多，每一条路要走下去，亦多苦楚的滋味。一是回到民间，与草木农夫为伍，可得真气；一是从儒家典籍中获取资源，精神定于一尊而不偏不移。在那样的时代，士大夫能够做到的，也仅有这些。而在申涵光那群诗友之后的许多年，读书人的这样的精神也渐渐稀少。后来的陋儒之言泛滥，人格猥琐，已不复人间真意。这个传统的中断，乃帝国走向没落的重要文化因素。如今想起申涵光这类的人来，我们除了感慨也只有感慨了。
　　（《申涵光与河朔诗派》，李世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