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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六镇戍守，减弱了六镇的鲜卑化趋势。孝文帝改革之后，六镇富豪学习汉文化，平民中也有学习汉族知识技能的趋势，因此，汉化成为孝文帝改革后六镇的文化趋势，不能简单以“鲜卑化”概括六镇的文化特征。深入探究六镇的社会特征，还可发现，六镇地区有普遍注重军事的传统，突出表现为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六镇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六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六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所以血缘在社会关系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是粘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以上社会特征对北朝后期、隋、唐初的历史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北魏 六镇 地域文化
六镇出身的人物是魏末六镇起义到唐建立这一段历史的主角。东、西魏至唐初历史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六镇社会的研究得到解答。20世纪前半叶，周一良先生发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在分析六镇起义原因时指出：太和改制后镇民身份的低落是起义的原因。自从周一良先生从胡汉关系、镇民身份角度研究问题之后，这两个角度就成为六镇研究的焦点。1949年以后，六镇起义史成为研究的重点。唐长孺、黄惠贤先生在1964年发表《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对六镇镇民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魏末的六镇府户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化为细民和豪强两大阶级；细民在官僚豪强的压榨下生活艰难，有起义的动力；豪强失去了复除的权利，也心怀不满，于是起义一发不可收拾。该文为研究六镇史提示了新的方法。马长寿先生在《鲜卑与乌桓》中对于六镇社会的民族学分析也是创见迭出，很具启发性。此外，张国安先生1990年发表《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一文，针对六镇地区鲜卑化的说法提出新见，认为六镇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六镇鲜卑与中原汉人的冲突是地域间和不同经济利益间的冲突。在北朝史研究中，日本学者一般注重探讨北方部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早进行了六镇社会史的研究。1983年前后，直江直子发表了《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北魏的镇人》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北镇居民与士兵并无内地城民与土民那样的差别。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认为镇人是独立经营的均田农民和牧民，北魏中期以后镇民被官吏役使，因而不能正常生产，经济破产，于是起来反抗。直江直子还研究了乡里关系在六镇社会中的作用。谷川道雄研究了六镇社会的地缘关系，婚姻、友情在武川社会中的功能等。在谷川道雄看来，六镇的豪杰通过通婚、交友加强了联系，并形成了对民众的支配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模式对北朝后期及隋唐帝国都有指导意义。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法具有启发意义，但他们对北朝史的解释体系和使用的术语、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仍需进一步推敲。本文对六镇社会的研究与此前日本学者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探讨六镇社会与中原社会相比的优势——尤其是其人才特征，也探讨它的弱点，从而说明六镇人物建立政权却融入中原文化的事实。
一、六镇地区的婚姻关系特点
六镇地区存在着胡姓之间的通婚，胡姓与汉姓之间的通婚，也存在着汉姓之间的通婚。见下表：可见独孤家历代与胡姓通婚。据《周书·独孤信传》，独孤信之父库者为领民酋长，而从独孤信一生的事迹看，他没有汉化的迹象。叱列延庆为高车部落酋帅，他与契胡贵族的女儿尔朱黑女的婚姻是酋帅之间的联姻。库狄回洛为鲜卑族酋长的儿子，他的妻子斛律昭男是高车族第一领民酋长斛律可知陵的女儿。可见这两家也是酋长之间的联姻。据《魏书·官氏志》，韩姓是由胡姓出大汗氏所改，因而韩永兴与韩欢有本出鲜卑族的可能。韩永兴的儿子韩凤的言行就带有很强的胡族特征。韩欢，《墓志》记其出身云州盛乐，祖父韩驹为军将，故他也可能是未汉化的鲜卑族人或者是鲜卑化的汉人。因此，韩永兴和鲜于氏、韩欢和尉迟氏之间的通婚可能是胡姓之间的通婚。综合以上胡姓之间的通婚关系可知，在六镇地区大量存在着未汉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通婚关系降低了双方汉化或者接触汉族文化的可能性。
汉姓与胡姓间的通婚也很普遍。见下表：
综合北镇地区的通婚情况可知，胡姓之间通婚的家庭对于汉文化所知甚少。如果汉姓世代与胡姓通婚，有 可能胡化。但是胡族与汉族通婚也有汉化的迹象。汉姓之间的通婚家庭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了汉文化。由于六镇地区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而且胡汉之间也存在着通婚关系，这就说明胡汉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单纯强调鲜卑化显然是片面的。
二、六镇地区民众的信仰
现有的史书材料没有显示出六镇起义之前的六镇地区居民信仰佛教、道教，大量记载表明他们对于巫术、占卜十分迷信。《魏书·刘灵助传》：“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后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荣。荣性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据载，尔朱荣对占卜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每事必卜的程度。《周书·蒋升传》记载：“升性恬静，少好天文玄象之学。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备顾问。大统三年，东魏将窦泰入寇，济自风陵，顿军潼关。太祖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从未至酉。太祖谓升曰：‘此何样也?’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主四季，秦之分也。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于是进军与窦泰战，擒之。”引文中的“太祖”就是宇文泰，当时任西魏丞相，这是西魏丞相宇文泰相信巫术的事例。《北齐书·方伎传》记载河东人王春“好易占，明风角”。高欢在信都时“引为馆客”。高阳人许遵也因为善于预测被高欢引为馆客，并且“常容借之”。綦母怀文“以道术事高祖”。以上几位是利用占卜、巫术为高欢服务的专家。《北史·窦泰传》记载：“初，泰 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北史·潘乐传》：“乐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征，因名相贵，后始为字。”以上二例显示了巫师在民间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总之，巫术在六镇的政治、军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决策。但是较早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在北魏中期对于巫术已经持排斥态度。《魏书·高祖纪上》记载的太和九年正月诏书云，“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北魏初期，皇帝大多信奉图谶占卜，引文显示，随着进入中原日久，汉化的深入，以及统治阶层信奉佛教，统治者对图谶占卜失去了兴趣，从而加以禁止。根据宗教学原理，信仰巫术反映比较原始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六镇地区的民众普遍依赖巫术，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的相对落后，思维的理性化还落后于中原。
三、六镇地区居民的才性特征
六镇地区与草原部族临接，战争不断，尚武是普遍的风气，其基本表现是勇敢、善于骑射。在北魏末年的六镇地区，具有这类才性的人物可能享有很高声誉。《周书·贺拔胜传》称：“胜少有志操，善骑射，北边莫不推其胆略……(尔朱)荣得胜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又《北齐书·贺拔允传》记：“允父子并以武艺知名，荣素闻之……高祖(高欢)以其北土之望，尤亲礼之。”《周书·宇文洛生传》记宇文洛生，“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皆出其下”，因而赢得他们的尊敬。以上事例说明，在六镇地区，骑射才能是普遍崇尚的价值尺度，是赢得尊敬与拥戴的基本条件。这种才能的获得与六镇的军事社会特征相关。六镇长期以来都是边防地区，镇人职业军人居多，在此环境中生活的民众对骑射自然是熟悉并推崇的。
六镇军人所熟悉的军事技术不仅是骑射，还有其他，比如侦察。《周书·韩果传》记载：“果性强记，兼有权略。所行之处，山川形势，多能记忆。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望之，所疑之处，往必有获。”在北朝后期，擅长侦察的六镇军人不止韩果。《周书·达奚武传》记载，宇文泰多次派达奚武“觇候”东魏的军事动向，达奚武也每每“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韩果、达奚武都出身于六镇，二人擅长侦察的原因与六镇社会的军事特征有关。六镇人的侦察经验有悠久的历史，《周书·贺拔胜传》记载，“献文时，茹茹数为寇，北边患之”，其祖父尔头“将游骑深入觇候，前后以八十数，悉知虏之依伏。后虽有寇至，不能为害。”根据以上事例不难看出，韩果等人的善于侦察实际上是对六镇军事传统的继承，而不仅是个人天赋。
由于六镇军事经验的长期积累，出现了一批有“计略”、“武略”即善于军事谋略的军人。《周书·刘亮传》载刘亮有“纵横计略”。又记：“亮以勇敢见知，为时名将，兼屡陈谋策，多合机宜。太祖乃谓之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周书》还记载了刘亮成功运用计谋的战例。类似善于权谋的将领还有叱列延庆，《魏书·叱列延庆传》记，尔朱兆杀孝庄帝后，河北豪强拥立刘灵助为首领，讨伐尔朱氏集团。当时，派往镇压河北豪强的为侯渊、叱列延庆。侯渊认为刘灵助利用占卜号召群众，势力不小，不宜进攻。叱列延庆分析说：“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政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战而擒。”可知叱列延庆之指挥作战是凭借对敌情的分析，而不仅仅依赖勇敢。这样的将领还有贺拔岳，史称其“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其他将领如独孤信有“奇谋大略”。杨忠“识量沉深，有将帅之略”。可朱浑元有“武略”，“行军用兵，务在持重，未尝负败”。还有少数将领研究兵法。《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初，学兵法于部将慕容绍宗，未几，绍宗每询问焉。”《南史》记载，慕容绍宗擅长兵法。当时人对慕容绍宗的才能评价甚高，高欢在临终前对高澄说：“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当时研究兵法的六镇人物还有慕容俨。六镇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因此人们常需“论兵”，这使军事经验不断积累，涌现出精通军事的人物。
以上论证表明，六镇地区的“尚武”在最基本的层次表现为骑射以及侦察等军事技术，在较高层次上表现为在军事活动中自觉运用谋略以及总结和运用军事理论。这些使六镇这个集团成为当时最强有力的军事集团。
另一方面，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原有的游牧民族文化发生改变，汉文化逐渐渗入少数民族之中。孝文帝改革之后，政府机构公文用汉字书写，所以有志于入仕的人必然主动学习汉字。《周书·宇文护传》中记载了宇文护母亲阎氏的书信，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宇文护早年的教育情况：“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同样的事还记载于《周书·贺兰祥传》：“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阎氏所述之事是在尔朱荣打败葛荣，将葛荣余部迁居并州之时。可见，在战争时期，宇文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仍很重视。据此可以推断，六镇叛乱之前的宇文家族是了解并向往汉文化的。
六镇子弟求学的原因之一是长辈的意志，其中尤以王绒最为典型。《北齐书·王纮传》：“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帅。父基颇读书，有智略。纥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不过，六镇子弟的大多数人对骑射的兴趣远大于对儒学的兴趣，所以只能是粗通文墨。《周书·梁御传》记载其“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周书·窦炽传》说他，“少从范阳祁祈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六镇子弟求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谋求吏职。《周书·梁台传》记载梁台“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北齐书·徐远传》说他“少习吏事，郡辟功曹”，因为“闲习书计”为高欢所赏识。这种应用性的学习，其重点在于公文的拟定和会计事务，所学在文化含量上也不高。
从以上两点来看，六镇地区并非文化的荒漠，也非单纯的胡化，而是处在缓慢汉化的过程中，但缺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在人才结构上有重大缺陷。由于缺乏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六镇地区的武人多缺乏理性，常靠一时冲动或者占卜来决策。这种缺陷深刻地影响了北朝后期的历史。
四、六镇地区社会关系的特点
北魏初年，道武帝在代北地区实行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计口受田的政策。这样，六镇地区的鲜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除高车等几个部族外，都被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分居在不 同的地域。血缘关系在社会集团的组织过程中不再起主要作用。这种情况到北魏末年表现得更加清晰，同一个姓氏居住在不同的地域，互相之间没有密切纽带关系。例如：慕容绍宗居住于代郡。慕容俨居于清都郡成安县。豆卢宁居昌黎郡。慕容绍宗、慕容俨与豆卢宁都出自前燕皇族，到魏末已经分处于三地，在东西魏对立之时更分事二主。可见同一个姓氏对他们并无意义。段永居于高陆。段琛居于代郡。他们都出自鲜卑族段部，到北魏时，已经互不往来，在东西魏对立时又分居于敌对的两国。尉长命居住于朔州太安狄那县。尉迟迥居于代郡。又据《北齐书》载，“尉摽，代人也。”而《魏书·官氏志》称尉迟氏改为尉氏。那么以上4人应该都出自尉迟部落，但到魏末已经分居三地，在魏末的战乱之中，成了敌人。库狄昌居住于神武郡，库狄干居住于善无郡，库狄回洛居住于代郡，库狄盛居怀朔镇。鲜卑库狄部民分散定居于四地，而且互不往来，政治立场也不相同。韩轨居住于太安郡狄那县，韩贤居住于广宁郡石门县，韩果居住于武川。据《魏书·官氏志》，代北的韩氏都出自胡姓步大汗氏，这三位出自步大汗部落的后裔分居于两地，并且在政治斗争中分属两个派别。侯莫陈氏：侯莫陈相居住于代郡，侯莫陈悦居住于河西，侯莫陈崇居住于武川镇。他们都出自鲜卑侯莫陈部，在离散部落之后就分居于三地，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漠，且在战乱中分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根据以上引证可见，由于离散部落或者迁徙、为官等原因，代北各族中同一部落的人分居于不同地区，这样长期的分居状况使得血缘观念淡漠。在社会关系改组中，血缘、姓氏已经不起作用了。
与此相关，北部边境的汉族大多是从内地移居过来，原有的社会关系多失去。这样，六镇地区的大多数北方民族的部落组织被打破，汉民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已失去，所以在六镇地区就有一个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姓氏交错杂居的地区，乡里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而这些关系都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所以六镇社会中的等级意识不强烈。于是，因乡里关系而组建政治集团、建立霸业成为北朝后期政治史中常见的现象。宇文泰主要依靠武川军人集团，高欢主要依靠怀朔军人集团。据《周书》记载，贺拔岳被杀之后，众将领推举新的继承人，出现4种意见：第一，选寇洛；第二，选贺拔胜：第三，由北魏朝廷定夺；第四，选宇文泰。其中有姓名的三人都出身于武川镇，可见乡里意识影响深厚。
朋友关系一般建立在同一职业、同一阶层、同一类型的人之间。这种关系不如乡里关系和婚姻关系那么牢固，但它可以超越地域，结合不同地域的人。比如高欢在怀朔镇当小吏时就与一批小吏如司马子如、刘贵、孙腾等人结交成朋友，其中司马子如居云中郡，刘贵居秀荣郡，都不是怀朔人。刘贵先投尔朱荣，常夸赞高欢英武，至高欢投靠尔朱荣时，“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高欢)更衣，复求见焉……自是每参军谋。”与高欢不同，宇文泰家族的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豪杰之中结成。前引史载宇文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所谓的“北州”，应该超出了武川镇的范围。史料表明，宇文泰幕府中的核心力量来自武川镇，与宇文泰为乡里关系。在高欢的幕府中，大部分成员与高欢是婚姻关系、朋友关系或乡里关系。可以说，乡里关系和朋友关系所凝聚的人群是宇文泰和高欢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基于一定情感的平等关系，所以，宇文泰和高欢在对待其乡里、亲戚、朋友的态度上，在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上，就不能不做出妥协，形成一种等夷关系。
高欢和宇文泰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乡里、婚姻和朋友关系笼络了六镇中的酋长和富豪，从而控制了六镇势力。他们了解六镇文化的相对独立，安排六镇民众聚居，从而不仅能保持六镇军人的骑射特长，而且照顾到六镇民众的生活习俗，使他们稳定地定居下来，不易发生动乱。
余论
综上所述，首先，前人研究中常提到的“鲜卑化”不能概括六镇的社会文化特征。鲜卑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游牧文化，六镇地区之所以保留了鲜卑文化特征，与六镇地区处于半游牧状态有关，也与六镇与游牧民族临近有关。但是从北魏建国以来，六镇地区就逐渐引入了农耕生产方式，相当多的部族成为定居农民，与农耕相适应，鲜卑文化的色彩在淡化。随着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六镇戍守，胡汉通婚的增加，也减轻了鲜卑化的程度。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六镇富豪为仕宦计，鼓励子弟学习汉文化。一部分平民为了从事僚吏的工作，程度不同地学习了文书或会计，间接了解了中原文化。基于以上原因，汉化也是六镇在孝文帝改革后的文化特征。如果将六镇仅仅看作鲜卑化地域，就不能解释宇文泰对汉文化的了解，也不能解释高欢等六镇军人使用汉语的事实。其次，六镇的军事传统有丰富的内涵。它既包括骑射、侦察等军事技术，还包括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六镇具备了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两方面的人才，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再次，由于六镇与游牧部族邻接，处于半游牧状态，且具有军事社会的特征，所以六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最后，六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血缘在社会关系的建立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成为粘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乡里关系、友情关系、婚姻关系都不构成等级关系，所以六镇人的等级观念不强烈，适应“等夷”的人际关系。以上这些特征，影响了六镇民众的行为方式，而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北周、北齐、隋的开创者。从而，六镇的社会文化特征对北朝后期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苏小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710062]
(责任编辑：李媛)
关键词：北魏 六镇 地域文化
六镇出身的人物是魏末六镇起义到唐建立这一段历史的主角。东、西魏至唐初历史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六镇社会的研究得到解答。20世纪前半叶，周一良先生发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在分析六镇起义原因时指出：太和改制后镇民身份的低落是起义的原因。自从周一良先生从胡汉关系、镇民身份角度研究问题之后，这两个角度就成为六镇研究的焦点。1949年以后，六镇起义史成为研究的重点。唐长孺、黄惠贤先生在1964年发表《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对六镇镇民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魏末的六镇府户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化为细民和豪强两大阶级；细民在官僚豪强的压榨下生活艰难，有起义的动力；豪强失去了复除的权利，也心怀不满，于是起义一发不可收拾。该文为研究六镇史提示了新的方法。马长寿先生在《鲜卑与乌桓》中对于六镇社会的民族学分析也是创见迭出，很具启发性。此外，张国安先生1990年发表《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一文，针对六镇地区鲜卑化的说法提出新见，认为六镇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六镇鲜卑与中原汉人的冲突是地域间和不同经济利益间的冲突。在北朝史研究中，日本学者一般注重探讨北方部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早进行了六镇社会史的研究。1983年前后，直江直子发表了《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北魏的镇人》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北镇居民与士兵并无内地城民与土民那样的差别。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认为镇人是独立经营的均田农民和牧民，北魏中期以后镇民被官吏役使，因而不能正常生产，经济破产，于是起来反抗。直江直子还研究了乡里关系在六镇社会中的作用。谷川道雄研究了六镇社会的地缘关系，婚姻、友情在武川社会中的功能等。在谷川道雄看来，六镇的豪杰通过通婚、交友加强了联系，并形成了对民众的支配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模式对北朝后期及隋唐帝国都有指导意义。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法具有启发意义，但他们对北朝史的解释体系和使用的术语、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仍需进一步推敲。本文对六镇社会的研究与此前日本学者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探讨六镇社会与中原社会相比的优势——尤其是其人才特征，也探讨它的弱点，从而说明六镇人物建立政权却融入中原文化的事实。
一、六镇地区的婚姻关系特点
六镇地区存在着胡姓之间的通婚，胡姓与汉姓之间的通婚，也存在着汉姓之间的通婚。见下表：可见独孤家历代与胡姓通婚。据《周书·独孤信传》，独孤信之父库者为领民酋长，而从独孤信一生的事迹看，他没有汉化的迹象。叱列延庆为高车部落酋帅，他与契胡贵族的女儿尔朱黑女的婚姻是酋帅之间的联姻。库狄回洛为鲜卑族酋长的儿子，他的妻子斛律昭男是高车族第一领民酋长斛律可知陵的女儿。可见这两家也是酋长之间的联姻。据《魏书·官氏志》，韩姓是由胡姓出大汗氏所改，因而韩永兴与韩欢有本出鲜卑族的可能。韩永兴的儿子韩凤的言行就带有很强的胡族特征。韩欢，《墓志》记其出身云州盛乐，祖父韩驹为军将，故他也可能是未汉化的鲜卑族人或者是鲜卑化的汉人。因此，韩永兴和鲜于氏、韩欢和尉迟氏之间的通婚可能是胡姓之间的通婚。综合以上胡姓之间的通婚关系可知，在六镇地区大量存在着未汉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通婚关系降低了双方汉化或者接触汉族文化的可能性。
汉姓与胡姓间的通婚也很普遍。见下表：
综合北镇地区的通婚情况可知，胡姓之间通婚的家庭对于汉文化所知甚少。如果汉姓世代与胡姓通婚，有 可能胡化。但是胡族与汉族通婚也有汉化的迹象。汉姓之间的通婚家庭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了汉文化。由于六镇地区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而且胡汉之间也存在着通婚关系，这就说明胡汉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单纯强调鲜卑化显然是片面的。
二、六镇地区民众的信仰
现有的史书材料没有显示出六镇起义之前的六镇地区居民信仰佛教、道教，大量记载表明他们对于巫术、占卜十分迷信。《魏书·刘灵助传》：“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后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荣。荣性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据载，尔朱荣对占卜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每事必卜的程度。《周书·蒋升传》记载：“升性恬静，少好天文玄象之学。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备顾问。大统三年，东魏将窦泰入寇，济自风陵，顿军潼关。太祖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从未至酉。太祖谓升曰：‘此何样也?’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主四季，秦之分也。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于是进军与窦泰战，擒之。”引文中的“太祖”就是宇文泰，当时任西魏丞相，这是西魏丞相宇文泰相信巫术的事例。《北齐书·方伎传》记载河东人王春“好易占，明风角”。高欢在信都时“引为馆客”。高阳人许遵也因为善于预测被高欢引为馆客，并且“常容借之”。綦母怀文“以道术事高祖”。以上几位是利用占卜、巫术为高欢服务的专家。《北史·窦泰传》记载：“初，泰 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北史·潘乐传》：“乐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征，因名相贵，后始为字。”以上二例显示了巫师在民间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总之，巫术在六镇的政治、军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决策。但是较早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在北魏中期对于巫术已经持排斥态度。《魏书·高祖纪上》记载的太和九年正月诏书云，“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北魏初期，皇帝大多信奉图谶占卜，引文显示，随着进入中原日久，汉化的深入，以及统治阶层信奉佛教，统治者对图谶占卜失去了兴趣，从而加以禁止。根据宗教学原理，信仰巫术反映比较原始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六镇地区的民众普遍依赖巫术，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的相对落后，思维的理性化还落后于中原。
三、六镇地区居民的才性特征
六镇地区与草原部族临接，战争不断，尚武是普遍的风气，其基本表现是勇敢、善于骑射。在北魏末年的六镇地区，具有这类才性的人物可能享有很高声誉。《周书·贺拔胜传》称：“胜少有志操，善骑射，北边莫不推其胆略……(尔朱)荣得胜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又《北齐书·贺拔允传》记：“允父子并以武艺知名，荣素闻之……高祖(高欢)以其北土之望，尤亲礼之。”《周书·宇文洛生传》记宇文洛生，“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皆出其下”，因而赢得他们的尊敬。以上事例说明，在六镇地区，骑射才能是普遍崇尚的价值尺度，是赢得尊敬与拥戴的基本条件。这种才能的获得与六镇的军事社会特征相关。六镇长期以来都是边防地区，镇人职业军人居多，在此环境中生活的民众对骑射自然是熟悉并推崇的。
六镇军人所熟悉的军事技术不仅是骑射，还有其他，比如侦察。《周书·韩果传》记载：“果性强记，兼有权略。所行之处，山川形势，多能记忆。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望之，所疑之处，往必有获。”在北朝后期，擅长侦察的六镇军人不止韩果。《周书·达奚武传》记载，宇文泰多次派达奚武“觇候”东魏的军事动向，达奚武也每每“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韩果、达奚武都出身于六镇，二人擅长侦察的原因与六镇社会的军事特征有关。六镇人的侦察经验有悠久的历史，《周书·贺拔胜传》记载，“献文时，茹茹数为寇，北边患之”，其祖父尔头“将游骑深入觇候，前后以八十数，悉知虏之依伏。后虽有寇至，不能为害。”根据以上事例不难看出，韩果等人的善于侦察实际上是对六镇军事传统的继承，而不仅是个人天赋。
由于六镇军事经验的长期积累，出现了一批有“计略”、“武略”即善于军事谋略的军人。《周书·刘亮传》载刘亮有“纵横计略”。又记：“亮以勇敢见知，为时名将，兼屡陈谋策，多合机宜。太祖乃谓之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周书》还记载了刘亮成功运用计谋的战例。类似善于权谋的将领还有叱列延庆，《魏书·叱列延庆传》记，尔朱兆杀孝庄帝后，河北豪强拥立刘灵助为首领，讨伐尔朱氏集团。当时，派往镇压河北豪强的为侯渊、叱列延庆。侯渊认为刘灵助利用占卜号召群众，势力不小，不宜进攻。叱列延庆分析说：“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政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战而擒。”可知叱列延庆之指挥作战是凭借对敌情的分析，而不仅仅依赖勇敢。这样的将领还有贺拔岳，史称其“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其他将领如独孤信有“奇谋大略”。杨忠“识量沉深，有将帅之略”。可朱浑元有“武略”，“行军用兵，务在持重，未尝负败”。还有少数将领研究兵法。《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初，学兵法于部将慕容绍宗，未几，绍宗每询问焉。”《南史》记载，慕容绍宗擅长兵法。当时人对慕容绍宗的才能评价甚高，高欢在临终前对高澄说：“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当时研究兵法的六镇人物还有慕容俨。六镇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因此人们常需“论兵”，这使军事经验不断积累，涌现出精通军事的人物。
以上论证表明，六镇地区的“尚武”在最基本的层次表现为骑射以及侦察等军事技术，在较高层次上表现为在军事活动中自觉运用谋略以及总结和运用军事理论。这些使六镇这个集团成为当时最强有力的军事集团。
另一方面，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原有的游牧民族文化发生改变，汉文化逐渐渗入少数民族之中。孝文帝改革之后，政府机构公文用汉字书写，所以有志于入仕的人必然主动学习汉字。《周书·宇文护传》中记载了宇文护母亲阎氏的书信，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宇文护早年的教育情况：“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同样的事还记载于《周书·贺兰祥传》：“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阎氏所述之事是在尔朱荣打败葛荣，将葛荣余部迁居并州之时。可见，在战争时期，宇文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仍很重视。据此可以推断，六镇叛乱之前的宇文家族是了解并向往汉文化的。
六镇子弟求学的原因之一是长辈的意志，其中尤以王绒最为典型。《北齐书·王纮传》：“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帅。父基颇读书，有智略。纥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不过，六镇子弟的大多数人对骑射的兴趣远大于对儒学的兴趣，所以只能是粗通文墨。《周书·梁御传》记载其“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周书·窦炽传》说他，“少从范阳祁祈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六镇子弟求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谋求吏职。《周书·梁台传》记载梁台“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北齐书·徐远传》说他“少习吏事，郡辟功曹”，因为“闲习书计”为高欢所赏识。这种应用性的学习，其重点在于公文的拟定和会计事务，所学在文化含量上也不高。
从以上两点来看，六镇地区并非文化的荒漠，也非单纯的胡化，而是处在缓慢汉化的过程中，但缺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在人才结构上有重大缺陷。由于缺乏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六镇地区的武人多缺乏理性，常靠一时冲动或者占卜来决策。这种缺陷深刻地影响了北朝后期的历史。
四、六镇地区社会关系的特点
北魏初年，道武帝在代北地区实行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计口受田的政策。这样，六镇地区的鲜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除高车等几个部族外，都被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分居在不 同的地域。血缘关系在社会集团的组织过程中不再起主要作用。这种情况到北魏末年表现得更加清晰，同一个姓氏居住在不同的地域，互相之间没有密切纽带关系。例如：慕容绍宗居住于代郡。慕容俨居于清都郡成安县。豆卢宁居昌黎郡。慕容绍宗、慕容俨与豆卢宁都出自前燕皇族，到魏末已经分处于三地，在东西魏对立之时更分事二主。可见同一个姓氏对他们并无意义。段永居于高陆。段琛居于代郡。他们都出自鲜卑族段部，到北魏时，已经互不往来，在东西魏对立时又分居于敌对的两国。尉长命居住于朔州太安狄那县。尉迟迥居于代郡。又据《北齐书》载，“尉摽，代人也。”而《魏书·官氏志》称尉迟氏改为尉氏。那么以上4人应该都出自尉迟部落，但到魏末已经分居三地，在魏末的战乱之中，成了敌人。库狄昌居住于神武郡，库狄干居住于善无郡，库狄回洛居住于代郡，库狄盛居怀朔镇。鲜卑库狄部民分散定居于四地，而且互不往来，政治立场也不相同。韩轨居住于太安郡狄那县，韩贤居住于广宁郡石门县，韩果居住于武川。据《魏书·官氏志》，代北的韩氏都出自胡姓步大汗氏，这三位出自步大汗部落的后裔分居于两地，并且在政治斗争中分属两个派别。侯莫陈氏：侯莫陈相居住于代郡，侯莫陈悦居住于河西，侯莫陈崇居住于武川镇。他们都出自鲜卑侯莫陈部，在离散部落之后就分居于三地，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漠，且在战乱中分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根据以上引证可见，由于离散部落或者迁徙、为官等原因，代北各族中同一部落的人分居于不同地区，这样长期的分居状况使得血缘观念淡漠。在社会关系改组中，血缘、姓氏已经不起作用了。
与此相关，北部边境的汉族大多是从内地移居过来，原有的社会关系多失去。这样，六镇地区的大多数北方民族的部落组织被打破，汉民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已失去，所以在六镇地区就有一个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姓氏交错杂居的地区，乡里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而这些关系都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所以六镇社会中的等级意识不强烈。于是，因乡里关系而组建政治集团、建立霸业成为北朝后期政治史中常见的现象。宇文泰主要依靠武川军人集团，高欢主要依靠怀朔军人集团。据《周书》记载，贺拔岳被杀之后，众将领推举新的继承人，出现4种意见：第一，选寇洛；第二，选贺拔胜：第三，由北魏朝廷定夺；第四，选宇文泰。其中有姓名的三人都出身于武川镇，可见乡里意识影响深厚。
朋友关系一般建立在同一职业、同一阶层、同一类型的人之间。这种关系不如乡里关系和婚姻关系那么牢固，但它可以超越地域，结合不同地域的人。比如高欢在怀朔镇当小吏时就与一批小吏如司马子如、刘贵、孙腾等人结交成朋友，其中司马子如居云中郡，刘贵居秀荣郡，都不是怀朔人。刘贵先投尔朱荣，常夸赞高欢英武，至高欢投靠尔朱荣时，“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高欢)更衣，复求见焉……自是每参军谋。”与高欢不同，宇文泰家族的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豪杰之中结成。前引史载宇文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所谓的“北州”，应该超出了武川镇的范围。史料表明，宇文泰幕府中的核心力量来自武川镇，与宇文泰为乡里关系。在高欢的幕府中，大部分成员与高欢是婚姻关系、朋友关系或乡里关系。可以说，乡里关系和朋友关系所凝聚的人群是宇文泰和高欢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基于一定情感的平等关系，所以，宇文泰和高欢在对待其乡里、亲戚、朋友的态度上，在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上，就不能不做出妥协，形成一种等夷关系。
高欢和宇文泰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乡里、婚姻和朋友关系笼络了六镇中的酋长和富豪，从而控制了六镇势力。他们了解六镇文化的相对独立，安排六镇民众聚居，从而不仅能保持六镇军人的骑射特长，而且照顾到六镇民众的生活习俗，使他们稳定地定居下来，不易发生动乱。
余论
综上所述，首先，前人研究中常提到的“鲜卑化”不能概括六镇的社会文化特征。鲜卑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游牧文化，六镇地区之所以保留了鲜卑文化特征，与六镇地区处于半游牧状态有关，也与六镇与游牧民族临近有关。但是从北魏建国以来，六镇地区就逐渐引入了农耕生产方式，相当多的部族成为定居农民，与农耕相适应，鲜卑文化的色彩在淡化。随着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六镇戍守，胡汉通婚的增加，也减轻了鲜卑化的程度。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六镇富豪为仕宦计，鼓励子弟学习汉文化。一部分平民为了从事僚吏的工作，程度不同地学习了文书或会计，间接了解了中原文化。基于以上原因，汉化也是六镇在孝文帝改革后的文化特征。如果将六镇仅仅看作鲜卑化地域，就不能解释宇文泰对汉文化的了解，也不能解释高欢等六镇军人使用汉语的事实。其次，六镇的军事传统有丰富的内涵。它既包括骑射、侦察等军事技术，还包括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六镇具备了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两方面的人才，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再次，由于六镇与游牧部族邻接，处于半游牧状态，且具有军事社会的特征，所以六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最后，六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血缘在社会关系的建立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成为粘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乡里关系、友情关系、婚姻关系都不构成等级关系，所以六镇人的等级观念不强烈，适应“等夷”的人际关系。以上这些特征，影响了六镇民众的行为方式，而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北周、北齐、隋的开创者。从而，六镇的社会文化特征对北朝后期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苏小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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