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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实证分析看，近年来我国MPC曲线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MPC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同步性，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紧密相联，故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贡献。但中国MPC与GNP增长同步下降，究其原因，制度变迁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引起了消费倾向的波动，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边际消费倾向经济增长制度变迁
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消费储蓄跨时均衡的倾向和制度变迁预期长期化的倾向。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居民行为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养老储蓄倾向已从1986年的3.3%上升到了1995年的10.1%。消费倾向的下滑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
一、近年来我国边际消费倾向曲线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边际消费倾向即指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若用△C表示增加的消费，△Y表示增加的收入，则边际消费倾向（MPC）的公式可表示为：MPC=△C/△Y。以△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以△S表示居民储蓄的边际增量，则△C=△GDP-△S，那么MPC=△C/△GDP=（△GDP-△S）/△GDP。按照此公式，将计算的结果作图可得我国的MPC曲线。
近年来我国边际消费倾向曲线
从曲线图可以看出，我国的MPC曲线有两个特点:1.MPC曲线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如果以经济复苏作为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则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1977年～1981年、1982年～1986年、1987年～1990年与1990年～1999年。而我国的MPC从1987年起算，到1998年止，大致也可分为两个周期，即1987年～1990年、1990年～1998年。2.波动幅度大，周期长度不规则。与凯恩斯所作的MPC曲线不同的是，我国的MPC曲线可明显地分为峰顶和峰谷，且波动剧烈。此外，MPC曲线所呈现的周期长度也很不规则。
二、边际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同步性
在80年代，消费对中国GNP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带动作用，消费对GN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三架马车”中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平均占到55％。1996年后，中国边际消费倾向与GNP增长同步下降。消费率不够高，将直接导致市场疲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消费率下降使得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迅速有效地被消化掉，从而更深刻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偏低，而积累率（投资占总支出的比例）则偏高。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占优势地位的主张是要提高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在以后一个时期这一比例也确实有所提高。但1991年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又跌到1978年的水平以下，1995年更跌至最低点。2000年～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和55.5%。
三、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紧密相联
现代世界各国和中国经济波动的经验都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若一国消费需求的波动相对较小，则其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稳定；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大于消费需求的波动，其经济增长率也极不稳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四、结论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根据臧旭恒(1994)的计算，从1952年～1978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在0.95以上。虽然当时制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约束，“管”和“包”双管齐下，一方面使得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却使城镇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拥有的金融資产数量也少。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为154.9亿元，仅仅是当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五分之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波动，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一结果的直接始作俑者是经济制度变迁和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因素。如前所述，制度变迁是一个与利益格局调整紧密相连的复杂过程。制度变迁主体即决策者多样化的偏好和有限理性，使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消费者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于是只得依赖于增加储蓄，以尽可能地给个人遥远而不可知的未来保险，使消费尽可能保持平滑。
政府参与经济的前提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失灵现象。目前我国政府的目标模式尚未建立, 既存在市场行为的扭曲，又存在政府行为的扭曲。而由于经济政策和制度结构的不断变化, 我国经济运行也显现出不断变化的逻辑, 从而引起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不断波动。应该说，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成为一种常态，因而由之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也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即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偏好，造成了制度的缺失与制度的非均衡，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从而引起消费倾向的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论文的结论有二:1.为了避免消费倾向的剧烈波动，从而使经济稳定健康地增长，稳定政府政策至关重要。2.在经济制度变迁不可避免的环境里，为了稳定居民的消费行为，有效地扩大内需，应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相应的制度变迁，消除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制度性障碍。
参考文献：
[1]J. M.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孙凤:消费者行为数量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3]戴园晨吴诗芬:消费需求函数形成中的制度变迁因素[J].经济学动态,2001(9)
[关键词] 边际消费倾向经济增长制度变迁
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消费储蓄跨时均衡的倾向和制度变迁预期长期化的倾向。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居民行为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养老储蓄倾向已从1986年的3.3%上升到了1995年的10.1%。消费倾向的下滑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
一、近年来我国边际消费倾向曲线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边际消费倾向即指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若用△C表示增加的消费，△Y表示增加的收入，则边际消费倾向（MPC）的公式可表示为：MPC=△C/△Y。以△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以△S表示居民储蓄的边际增量，则△C=△GDP-△S，那么MPC=△C/△GDP=（△GDP-△S）/△GDP。按照此公式，将计算的结果作图可得我国的MPC曲线。
近年来我国边际消费倾向曲线
从曲线图可以看出，我国的MPC曲线有两个特点:1.MPC曲线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如果以经济复苏作为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则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1977年～1981年、1982年～1986年、1987年～1990年与1990年～1999年。而我国的MPC从1987年起算，到1998年止，大致也可分为两个周期，即1987年～1990年、1990年～1998年。2.波动幅度大，周期长度不规则。与凯恩斯所作的MPC曲线不同的是，我国的MPC曲线可明显地分为峰顶和峰谷，且波动剧烈。此外，MPC曲线所呈现的周期长度也很不规则。
二、边际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同步性
在80年代，消费对中国GNP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带动作用，消费对GN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三架马车”中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平均占到55％。1996年后，中国边际消费倾向与GNP增长同步下降。消费率不够高，将直接导致市场疲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消费率下降使得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迅速有效地被消化掉，从而更深刻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偏低，而积累率（投资占总支出的比例）则偏高。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占优势地位的主张是要提高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在以后一个时期这一比例也确实有所提高。但1991年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又跌到1978年的水平以下，1995年更跌至最低点。2000年～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和55.5%。
三、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紧密相联
现代世界各国和中国经济波动的经验都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若一国消费需求的波动相对较小，则其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稳定；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大于消费需求的波动，其经济增长率也极不稳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四、结论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根据臧旭恒(1994)的计算，从1952年～1978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在0.95以上。虽然当时制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约束，“管”和“包”双管齐下，一方面使得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却使城镇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拥有的金融資产数量也少。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为154.9亿元，仅仅是当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五分之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波动，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一结果的直接始作俑者是经济制度变迁和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因素。如前所述，制度变迁是一个与利益格局调整紧密相连的复杂过程。制度变迁主体即决策者多样化的偏好和有限理性，使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消费者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于是只得依赖于增加储蓄，以尽可能地给个人遥远而不可知的未来保险，使消费尽可能保持平滑。
政府参与经济的前提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失灵现象。目前我国政府的目标模式尚未建立, 既存在市场行为的扭曲，又存在政府行为的扭曲。而由于经济政策和制度结构的不断变化, 我国经济运行也显现出不断变化的逻辑, 从而引起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不断波动。应该说，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成为一种常态，因而由之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也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即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偏好，造成了制度的缺失与制度的非均衡，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从而引起消费倾向的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论文的结论有二:1.为了避免消费倾向的剧烈波动，从而使经济稳定健康地增长，稳定政府政策至关重要。2.在经济制度变迁不可避免的环境里，为了稳定居民的消费行为，有效地扩大内需，应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相应的制度变迁，消除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制度性障碍。
参考文献：
[1]J. M.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孙凤:消费者行为数量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3]戴园晨吴诗芬:消费需求函数形成中的制度变迁因素[J].经济学动态,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