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英雄拜会记》是黄维樑教授二十三篇文章的结集，分为“钱锺书篇”、“夏志清篇”与“余光中篇”，外加一个自序，构成他拜会三位文化英雄、畅论他们的文章功业之全部记录。最早一篇起于1980年冬，最晚一篇止于2017年夏，时间跨度达三十七年。所收文章大致可分论文与散文两类，其中如《大同文化·乐活文章》、《博观的批评家》及《璀璨的五彩笔》是严谨而有个性的论文，如《杨绛就是锺书》、《春风秋月冬雪夏志清》及《记余光中的一天》则是活泼而有学识的散文，虽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文章结集，却自有其脉络与条理。
　　钱锺書有句名言：“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我读《文化英雄拜会记》也正有这个体会。虽然都是介绍三位文化英雄的作品与生活，却无一不是在表达作者自己的文学思想与批评理念。作者数十年来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他将《大同文化·乐活文章》作为整部书的开篇，高度评价了钱锺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学说，并非没有特别的用心。“比较的思维”可以说贯穿了整部书的写作，大到中、西文化的对比、作品主题的分析，小到典故、辞藻的运用，处处渗透着作者的这一思想。他提到，近百年来学者在论述中、西文化时，往往注重两者的差异且持西优中劣的看法，即便如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也不例外，而钱锺书能够平论中、西文化，不但让中、西文学的优点在同个平台上展示风采，而且让中、西方人性的差劣一并予以针砭。他论述夏志清也非常突出这个特点。对于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希腊那样的史诗与神话”这一疑问，作者提及夏志清说过的“《三国演义》的作者，可算是中国的荷马”，并继而阐发道：“《荷马史诗》与《三国演义》有一串串引人入胜的故事，讲人性，富于想象力。一希一中，实可相提并论。”这足以反驳当代有些论者对于《三国演义》之不公评价。文学作品应注重形象是否生动，想象是否丰富，对人性的认识是否深刻，以及篇章结构、语言文字是否出彩等，而不应将作品人物的道德品质与现实人生的伦理取向完全等同，否则不但勾销了《三国演义》、《荷马史诗》区别，而且将中、西文学史上至少半数的作品也一笔抹杀了。
　　至于说到作者语言中所用的中、西典故就更多了，此处聊举一例。作者因无锡学前街附近市民对“钱锺书纪念馆”的茫然不知，于是引发感叹：“5月9日，天气和暖以至有点热了，昏昏然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伦敦市郊寻觅英国诗人济慈的故居，大街小巷问人不下五六次，而那些现实的英国百姓，不知道百年多前浪漫诗人的故宅。江山不空，故宅应在，而文藻无人知道。”因钱锺书而济慈，因济慈而杜甫，因杜甫而宋玉、屈原，作者将“江山故宅空文藻”这一句诗稀释成异代异国文人在俗世中共同的寂寞。
　　喜欢而且善于运用典故的批评家，一般都非常注重学问，要达到刘勰所说的“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绝非才疏学浅的人可以做到的。作者盛赞钱、夏、余之博学，认为“说到文学批评文章中学问密度之大，当今中国作家之中 ，应以钱锺书和夏志清为代表”，又说“积学以储宝，这是余氏创作中西合璧的基础，也说明了其评论视野广阔的原因”。而作者自己呢，也特别注重博观广采，弥纶群言。书中提到中国的作家（批评家）有刘勰、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苏东坡、金圣叹、曹雪芹、刘鹗、梁实秋、吴鲁芹、张爱玲、秦牧、袁可嘉、流沙河等，提到西方的则有荷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济慈、丁尼生、阿诺德、叶慈、佛洛斯特、艾略特，还有中文语境里很少谈及的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赫斯列特（William Hazlitt）。作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留学美国凡七年，又对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神话基型论、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批评理论都了然于心，如他评价夏志清是一位“碧海的掣鲸手”那样，他同样是一位“装备最先进的捕鲸船船长，凭着丰富的知识、阅历和智慧，在碧海中大显身手，满载而归”。不过，正是由于作者长期在西方留学，对西方批评理论之弊端也看得最为真切，从内部“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写在〈坟〉后面》）。作者憎恶时下术语连篇、玄虚杂乱的写作风格。他引钱锺书致其信中提到某英国哲人的一句话：“Technical terms are pushed to and fro…， but the investigation stands still”，并翻译为：“专门术语搬来搬去，而研究本身原地不动。”但作者并不冬烘，写文章时不避术语，而能灵活运用，醒人耳目。他提到余光中即将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回台湾定居时说：“光中先生就快回台，将来要写这边人事的话，隔海追忆，一定多了层‘美学的距离’（aesthetic distances）。”又谈到钱、杨不但相互扶持，而且相互“拜读”对方作品：“钱的书，杨题写书名；杨的书，钱题写书名。杨还手抄钱的整本诗集《槐聚诗存》。杨的散文中处处有钱，钱的诗集中多有赠杨的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最亲密恩爱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不但活用了朱丽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如果要研究钱锺书，必须了解杨绛；要研究杨绛，也必须熟悉钱锺书。
　　书名主标题为《文化英雄拜会记》，同时也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内详谈了1984年8月去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拜访钱锺书的全过程，由书名而此文，可知即便不读全书，也一定能推测其中充满了大量的掌故。作者提到之前常听他人说钱氏恃才傲物，但根据他的拜会，却发现钱氏“即之而温，非常醇厚”。又提到十年后登钱府邀请钱氏来港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而被婉拒之事，越加感受到钱氏“愈隐而声名愈显”（关国暄语）的真实。还提到1994年时钱府住宅竟无空调，因而心生疑惑：“海尔、康佳、格力、美的、春兰各种空调品牌在家电店铺竞争客户，难道争取不到（我认为）怕热的钱老？还是钱老患有哮喘，冷气对他不宜？”这也可为“钱学”增添一则小小的公案。作者与余光中曾在香港共事九年，所了解余氏的故事就更多了。从余氏在台湾受知于梁实秋到后来参与评审“梁实秋文学奖”的不遗余力，从他三十岁在美国深造时与已八十四岁、满头银发的美国诗人佛洛斯特的会面到1985年初夏他离开香港前一整天的生活，还有《乡愁》创作的过程以及他极力想“淡化”“乡愁诗人”的称号，乃至提到余氏“字写得慢，因此工整，因此可以有充分酝酿斟酌的时间，使下笔极少修改”等细节，在书中都有介绍。另外，与作者同时的蔡思果、梁锡华、黄国彬、潘铭燊、陈芳明，还有美国的William Nienhauser（倪豪士）、Theodore Huters（胡志德）等当代批评界的杰才豪士，在书中也多有提及，他们都如捧月之星，点缀着文学的夜空。
　　这本书，是诗学——谈诗论文之著；是掌故——透露文坛轶事之作；还是一段文史——串联起三位文人之史。用“文人”来概括钱、夏、余三位可能相对恰当，因为除夏氏是较为纯粹的批评家外，钱、余二氏都兼善创作与批评：钱氏以创作助济批评，余氏则以批评补充创作（余氏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作家、诗人、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等诸如此类的现代名称，似乎都无法概括三位的共性，还是回到传统，用“文人”来统摄吧。有趣的是，作者借鉴英文的man of letters（文人），其中letter一词可指“信”，又恰好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都写过大量的书信，故而作者别出心裁地将man of letters译为“书信人”，以代指这三位的共同特征。这样的“望文生义”，三位先生如果看到，应该不会反对，或许还会颔首微笑吧。
　　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文人中的英雄，用作者的书名来定义，他们都是“文化英雄”。作者的分析可以说是将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三位串联成了一段“文化英雄史”：钱氏原籍江苏无锡，任教（职）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夏氏出生于上海浦东，任职于北京大学，授业于美利坚；余氏原籍福建永春，归属台湾作家，曾于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十年。从关系论，夏氏盛赞钱氏的小说，钱氏敬重夏氏这位知音；余氏指导学生写过钱氏作品的学位论文，钱氏也读过余氏的作品。从文品论，借用古人的“三达德”形容，则钱氏是“文智”，夏氏是“文勇”，余氏是“文仁”。作者于是总结：“采用西方文学史的术语，则他们都是中华近世文学史的major writer或major critic。”
　　作者无意作史，却提供了一幅比现有的文学史或批评史更为丰富多彩、细致入微的别样图景，从中不但能看到作品的产生过程、接受状况，还能看到三位文化英雄的审美气质、精神品格、生活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各自的特点。作者的“拜会”是历史的见证，是美学的省思，也是文脉的延续，让我领略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在东西交汇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的绚丽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