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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我一路走来，有幸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完成了从一个中学班主任到一个德育理论工作者的转型发展，也见证了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和德育改革实践的发展过程。而今，在我眼里，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中小学的德育改革实践，从事理论研究与从事一线工作的德育工作者们，已经呈现出一幅“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象！
一
记得那是1983—1984学年，我接到了学校通知，让我以初中实验班班主任的身份，参加一个全国重点课题——研制中学德育大纲的实验研究工作。接到这项任务，我激动了很长时间。
自从1973年春走上讲坛，至今已有将近四十个年头了！曾经，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见证了“文革”对学校造成的颠覆性破坏。1977年冬，我国重新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时的中国，就像《春天的故事》里所唱的：“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希望和朝气的春潮涌动中，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教师，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青春活力与时代豪情相互激荡，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声中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就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和青春情怀中，我接到了参加全国重点课题研究的任务，能不激动吗？我欣喜能在这个小小的教学班里，参与一个全国性大课题的研究，我愿意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为一个年轻的班主任，我仅仅是凭着自己的朴素热情和年龄优势，在和学生打成一片中形成了一些班集体建设的感性认识，对于什么是德育，什么是班集体的形成规律，怎样在知、情、意、行诸方面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等等，只有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是，我始终在探求着，作为一个班主任，我在带班的这三年之中，应该给学生施以怎样的教育和引导？其中，有没有一个类似学科教学那样的知识结构？有没有类似教学目标那样的目标序列？有没有类似教科书那样的内容体系？如果有，班主任的教育工作，就可以摆脱那种“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主观随意状态了。
在参加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一批名家大师的悉心教诲和指点。北京的张志义老师、胡筠若老师、齐炘老师，上海的胡守棻老师、古人伏老师、梅仲荪老师，南京的班华老师，东北的王逢贤老师，等等，正是在这些高人的指点下，我在按照课题组的设计完成了相应的实验研究任务之外，也与其他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们共同完成了我一直在探索的“班课系列”设计——每个学期均围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学习指导”“心理素质指导”等五个专题进行班课教育，每个专题则根据每个年级每个学期的不同特点，各设计一个课题内容。循此，便构成了一个覆盖3个年级6个学期共5个专题30个课题，结构上具有横向系统性和纵向层次性的班课内容序列。
这就是我在参与课题研究中走进教育科研正规队列的一段宝贵经历。在“教官”们的悉心教诲下，我懂得了，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必须从那种朴素的热情中超越出来，自觉提升理论素养，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在一线工作的班主任来说，形成一种“在日常工作中开展研究，以研究引领日常工作”的自觉性，是自我提升的最有效方式。
二
1986年9月，我从华南师大附中调到了华南师大教科所德育研究室，开始了从实际工作者向理论工作者的转型发展。
到了德育研究室之后，我才全面了解到，原先我在中学时所参加的“六五”课题名为“我国学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是教育部“六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共同承担，并分别在各地的学校开展实验研究，分别向国家教委提交各自的大纲版本。
1986年10月，国家教委原中学司和中央教科所在江苏扬州联合召开“《中学德育大纲》研讨会”，总结了“六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各地研究中学德育大纲和实验工作的初步成果，会议达成了研制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的共识。
1987年8月，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将以研制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为主要任务的“中学德育整体改革研究”列为“七五”国家级重点课题。1988年3月，课题组提交了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版本，在同年6月举行的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上征求意见后，于1988年8月由国家教委颁布在全国试行。
作为这两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参与者，我觉得有些研究过程中的细节是值得提示人们关注的。“六五”期间三个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在研究过程中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把原来的课题名称——“我国学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中“政治思想道德”的排列顺序进行了调整，在各自的大纲版本中均表述为“中（小）学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大纲”。大家认为，通过调整“思想”与“政治”的排列顺序，显示出我们告别了“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突出了“解放思想”这一时代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五”期间华南师范大学提交的大纲版本中，其德育目标结构与其他两个单位有所不同——在共同的“思想”“政治”“道德”序列之外，增加了一个“个性心理品质”序列，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过程之中。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计，是因为在学校的实验研究中，在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我们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人的心理素质提出的新要求。1981年底，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竖起了一块写着“时間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这句口号连同“深圳速度”，对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种全新的时效观念面前，人们需要有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去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不确定性。
1988年3月，一批德育专家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起草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我以课题组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这次活动。我记得，在讨论到德育目标的内容结构时，专家们不得不直面由广东版本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心理学放入德育的范畴合适吗？把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变成了德育要求，那德育不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吗？讨论的结果是，课题组于1988年6月提交给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的征求意见稿中，建立起“思想、政治、道德、个性心理品质和能力”的德育目标结构。时至今日，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一项必要内容。实际上，在国外，人们早就运用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研究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规律及教育要求。而在广东提交自己的德育大纲版本时，我国学者也已经出版了《德育心理学概论》等著作。
一
记得那是1983—1984学年，我接到了学校通知，让我以初中实验班班主任的身份，参加一个全国重点课题——研制中学德育大纲的实验研究工作。接到这项任务，我激动了很长时间。
自从1973年春走上讲坛，至今已有将近四十个年头了！曾经，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见证了“文革”对学校造成的颠覆性破坏。1977年冬，我国重新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时的中国，就像《春天的故事》里所唱的：“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希望和朝气的春潮涌动中，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教师，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青春活力与时代豪情相互激荡，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声中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就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和青春情怀中，我接到了参加全国重点课题研究的任务，能不激动吗？我欣喜能在这个小小的教学班里，参与一个全国性大课题的研究，我愿意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为一个年轻的班主任，我仅仅是凭着自己的朴素热情和年龄优势，在和学生打成一片中形成了一些班集体建设的感性认识，对于什么是德育，什么是班集体的形成规律，怎样在知、情、意、行诸方面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等等，只有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是，我始终在探求着，作为一个班主任，我在带班的这三年之中，应该给学生施以怎样的教育和引导？其中，有没有一个类似学科教学那样的知识结构？有没有类似教学目标那样的目标序列？有没有类似教科书那样的内容体系？如果有，班主任的教育工作，就可以摆脱那种“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主观随意状态了。
在参加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一批名家大师的悉心教诲和指点。北京的张志义老师、胡筠若老师、齐炘老师，上海的胡守棻老师、古人伏老师、梅仲荪老师，南京的班华老师，东北的王逢贤老师，等等，正是在这些高人的指点下，我在按照课题组的设计完成了相应的实验研究任务之外，也与其他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们共同完成了我一直在探索的“班课系列”设计——每个学期均围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学习指导”“心理素质指导”等五个专题进行班课教育，每个专题则根据每个年级每个学期的不同特点，各设计一个课题内容。循此，便构成了一个覆盖3个年级6个学期共5个专题30个课题，结构上具有横向系统性和纵向层次性的班课内容序列。
这就是我在参与课题研究中走进教育科研正规队列的一段宝贵经历。在“教官”们的悉心教诲下，我懂得了，要做好班主任工作，必须从那种朴素的热情中超越出来，自觉提升理论素养，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在一线工作的班主任来说，形成一种“在日常工作中开展研究，以研究引领日常工作”的自觉性，是自我提升的最有效方式。
二
1986年9月，我从华南师大附中调到了华南师大教科所德育研究室，开始了从实际工作者向理论工作者的转型发展。
到了德育研究室之后，我才全面了解到，原先我在中学时所参加的“六五”课题名为“我国学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是教育部“六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共同承担，并分别在各地的学校开展实验研究，分别向国家教委提交各自的大纲版本。
1986年10月，国家教委原中学司和中央教科所在江苏扬州联合召开“《中学德育大纲》研讨会”，总结了“六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各地研究中学德育大纲和实验工作的初步成果，会议达成了研制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的共识。
1987年8月，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将以研制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为主要任务的“中学德育整体改革研究”列为“七五”国家级重点课题。1988年3月，课题组提交了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版本，在同年6月举行的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上征求意见后，于1988年8月由国家教委颁布在全国试行。
作为这两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参与者，我觉得有些研究过程中的细节是值得提示人们关注的。“六五”期间三个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在研究过程中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把原来的课题名称——“我国学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中“政治思想道德”的排列顺序进行了调整，在各自的大纲版本中均表述为“中（小）学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大纲”。大家认为，通过调整“思想”与“政治”的排列顺序，显示出我们告别了“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突出了“解放思想”这一时代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五”期间华南师范大学提交的大纲版本中，其德育目标结构与其他两个单位有所不同——在共同的“思想”“政治”“道德”序列之外，增加了一个“个性心理品质”序列，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过程之中。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计，是因为在学校的实验研究中，在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我们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人的心理素质提出的新要求。1981年底，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竖起了一块写着“时間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这句口号连同“深圳速度”，对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种全新的时效观念面前，人们需要有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去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不确定性。
1988年3月，一批德育专家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起草全国统一的《中学德育大纲》。我以课题组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这次活动。我记得，在讨论到德育目标的内容结构时，专家们不得不直面由广东版本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心理学放入德育的范畴合适吗？把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变成了德育要求，那德育不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吗？讨论的结果是，课题组于1988年6月提交给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的征求意见稿中，建立起“思想、政治、道德、个性心理品质和能力”的德育目标结构。时至今日，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一项必要内容。实际上，在国外，人们早就运用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研究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规律及教育要求。而在广东提交自己的德育大纲版本时，我国学者也已经出版了《德育心理学概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