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这么新呢？到北京，处处感觉是新的。昨天我们在大剧院看音乐会，处处是新的。那么大雾霾，我们都觉得心情舒畅。新啊！北京老有变化。不像纽约，千篇一律，满大街的破面包味，披萨的油味儿，真受不了。再过两个月到纽约，要饭的成天缠着你，地铁又脏又臭，哪像北京地铁这么干净。”
　　坐在曹桂林400平米的别墅里，这位热爱写作的赋闲商人连连摇头。
　　1982年，35岁的北京人曹桂林辞去乐团大提琴手的职位，带着寻觅更好生活的向往，飞去纽约。从洗碗工干到成衣公司总裁、工厂老板，10年里他完成了从音乐人到生意人的转变。他把那一段爱恨情仇写成了小说《北京人在纽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成为万人空巷围观、一时风头无两的文化现象。
　　因为表现了去美国寻梦的艰难困苦，有人戏谑电视剧的热播甚至阻挡了少数人出国的步伐。但中国人移民的浪潮却并没有因此低落，近年势头更为凶猛。
　　曹桂林在美国一待就是32年。关掉毛衣厂后他从事地产投资，公司见证了从克林顿到布什父子时代的经济起落，最窘迫的时候只能宣布企业破产。但他凭着自己的斗志东山再起，入了美国籍，还在美国结识了帕瓦罗蒂的学生、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叶英，两人在加州大学城过上了稳定优越的生活。
　　与此同时，曹桂林北京的发小赶上了国际贸易、房地产业、艺术收藏一轮轮的机遇，事业如日中天，让他羡慕不已。也有朋友赴美继续追梦，经历着跌宕起伏的爱情和命运。时隔二十多年，他把这一切写成了《纽约人在北京》。
　　他强调两本书都是个性的产物，没有普遍性。“人哪，几乎就没有英雄，也没有特别的流氓。男子汉，为了自己的better life，为了喜欢的女人寻求更好的环境，这是动物的本能……什么高大全，没有。我也不管他（王起明）是英雄还是流氓，这就是他的生活，也是我的。”
　　他像王起明一样在年富力强时挣够了几辈子的开销，坦承自己已经“过不了穷日子”。但他又反感记者老跟他提物质。“为什么关了毛衣厂？挣钱不兴奋。写书来劲。”
　　书中的王起明痛恨美国的拜金、赤裸，感叹自己不像发小那么走运，搭上了国内经济增长这条大船。现实中的曹桂林意识到美国有它的长处，但他始终对美国喜欢不起来。
　　“不是它排斥我，是我排斥它。中美之间，没有文化之间的桥梁。说能理解，那是扯淡。”

美国人穷着呢

　　《纽约人在北京》末尾写了这么一段故事：
　　纽约终身教授、王起明的好友成太坤日子一直过得比较紧巴。因为没有婚纱照，也没买钻戒，他总觉得亏欠妻子宋娜。论文发表以后，节俭了一辈子的他花5000美元买了一只钻戒，决定带妻子到夏威夷度个蜜月作为补偿和惊喜。出发前，为了省200美金，成太坤订了个夜里的红眼航班。
　　第二天清早刮起风雪，王起明接到纽约交警厅的电话。因为天黑路滑，成太坤夫妻在前夜去机场路上双双殒命。王起明顿时就觉得，自己“太孙子，太不是个东西”，不该把人家弄到美国来，让人家结婚，又让人家度蜜月，还没阻挡住朋友省钱夜飞的念头，结果姑娘死了，哥们儿也死了。
　　这是发生在曹桂林身上的真事。“就是我一方庄的哥们儿，走的时候才五十出头。我听到警察的电话，人都瘫了。”
　　虽然事出偶然，他一直觉得是自己这辈子绕不过去的坎儿。书里的王起明觉得胃里不舒服，天天想吐，后来浑身皮肤瘙痒，整夜地睡不着觉，胡乱抓挠。对他来说，只有伏案写书才能化解。
　　他想写下对成太坤的负疚，写下自己这30年的冲撞和纠结。最主要的，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一个真正的美国。
　　新书发布会上，一个年轻女孩儿问：我们现在上网就可以知道美国的事情，看你的书有什么意义？
　　“网络能解决吗？生活是要味道的。那几十个字的垃圾信息，哪里比得上我这几十万字的真实？”曹桂林的激昂狂放，并没随着年岁减掉多少，“那些对美国心怀梦想，满口‘美国好’的，统统不了解这个国家。”
　　书里王起明特别看不惯他身边的那些华人大学教授：比如他们理发从来不去理发馆，有的吃饭从来不烧汤，用炒菜剩下的油兑上水搅和搅和就当汤了。他们见面聊天的内容也很单调，无非是哪个商店正在On Sale，哪家超市倒闭了正在清仓。
　　“那些教授们学术上没得说。关了门在家，没有人看好莱坞，讨厌透了。他们也不去酒吧，全都看什么《金婚》啊《亮剑》啊、《甄嬛传》，全说中国那点儿事儿。每次回国都是‘衣锦还乡’，一年挣的钱全给亲戚买礼品了，其实自己过得苦哈哈的。至于吗？”发布会上，提到这些同胞，他半是嘲笑，半是感慨。
　　曹桂林说，身边那么多华人教授过得不堪，却回不来中国。主要原因就是——住。“美国住得大呀。你让他在北京三环弄个两室一厅，他住不了。何况还不见得买得起。”
　　记者问他是否听说过在微博上介绍美国法治、科学精神的北京作家石康，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问他纽约的窄街道不是有利于步行和社区生活吗？北京的宽马路常被人诟病不够人性……他回答，“这都是盲目崇拜。180年前的老城市，还学他什么呀？现在咱们这么现代化了。”
　　“任何一个美国家庭有现金两万块，你给我找找看。Normal family，别说一万块，一千块有没有？没钱啊！你要有孩子，再养两部车、一房子，跟狗一样的累！”
　　他认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导致了贿选：“所以小布什这种混蛋都可以上来。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我就栽在小布什手上，一下子把钱都花完，到处借债。你选上克林顿算你造化，你选上混蛋怎么办？那是不是中国这种体制就对，我不知道，我不管。能把经济搞上去，这就不简单。”

“不值不值，空忙一场”

　　到了入美国籍那天，王起明感到浑身上下的不自在，心里头还真有点儿发虚，不仅心发虚，鼻子头还一阵阵地发酸。他自己也弄不懂，心说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像刚满周岁的孩子要断奶，大姑娘出嫁要离开娘一样，这么没底，发慌。开车去纽约移民局的路上，汽车险些就撞到了公路间的护栏上。
　　见到移民官的第一题：“How many colors are there ont he flag？”（国旗上有几种颜色？）
　　听写题是：“Two girls and three boys play baseball.”（2个女孩和3个男孩在打棒球）
　　他正觉得太小儿科，却在过分得意间把ball写成了bull。本以为坏菜了，没想到移民官说：“You passed.”（你通过了）
　　“Really？is that true？”（真的？是真的吗？）
　　“Next”（下一个）移民官才不管你的表情。
　　王起明：“我操！”
　　这是《纽约人在北京》一书的开场。曹桂林说，移民官把他的中国护照喀嚓剪掉的时候，他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很长时间没缓过来。
　　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想当美国人。为什么？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拿绿卡拿了几年后，美国政府会问，你有没有诚意成为美国公民？还有就是，我回国赶上89风波，怕不安全。拿了美国护照是不是能更有安全感，起码将来做事是个保护伞吧。所以还是想拿。别装孙子……嗨，人就这样，又想当美国人，当上了又想骂人家。”
　　他说如果中美打仗，百分之百他会枪口对准美国，站在中国这边。如果是美国人跟苏联人打仗，他肯定枪口对苏联。“什么阿富汗叙利亚，我都站美国这边。但你打我民族，那不行。”
　　《北京人在纽约》至今还有人不断翻出来看。有网友在豆瓣上评论：“双重身份认同，可以让人在两种语境中自由地选择并切换频道。当他认为人情更重要时，他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中国人；当他认为利益更重要时，他可以告诉自己，我在美国，我要遵守美国的规则。这让一个人变得油滑、虚伪，失去原则与立场。也让一个人在享受这份自私的同时，另一半心脏忍受着背叛的煎熬。”
　　90年代后，回国的曹桂林看到发小又是做合资买卖，和官员倒卖配额，以低价买下市中心的四合院坐收渔利，又是空手套白狼圈地盖楼，后来还投资看不懂的当代艺术，生意越做越大，心里五味杂陈：“什么燕莎啊，别墅区呀，都是他搞的。那是跟我一块儿长大的孩子。”
　　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多火花，这儿蹦一下，那儿蹦一下，你捕捉到了，就成了；美国没有火花，没有意外，就是day by day，nine to five。
　　他颇为自己不值：“我干嘛在（美国）这儿浪费这么多年？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移民美国的，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比不上我们当初留在国内的同学和朋友，但当初，能出去的其实才是一个群体里更优秀的。郑小龙、冯小刚、姜文，他们哪个当年都不如我。到了今天，我是真的仰视他们。”

女儿算是白送给美国了

　　“我和女儿不是不痛快吗，《北京人在纽约》那本书其实是写父女情的。”
　　书中，宁宁刚到美国没多久，英文便说得溜熟，谈上美国男友，参加派对、K药，和父母种种不对付。而在早逝前，父亲王起明才得知他们在美国打拼的那几年，女儿曾经在国内怀孕堕胎，独自面对身体的伤害和内心的迷惘。
　　曹桂林说他的写作没有多少虚构，但具体有百分之多少和事实对应，说不好，“也没必要说。”
　　触及到女儿这个话题，曹桂林的脸色一变：“谈她干嘛呀？我不谈。她不怎么理我，我也不怎么理她。”
　　过了几秒钟，他的表情和语气缓和下来：“不想谈，因为，个性不同。她非常能干，非常有钱。化妆品上成功。我祝福她。”
　　曹桂林的女儿初去纽约时十四五岁。在父亲眼中非常聪明、漂亮。但那也是一个他眼中的animal age。自己像大多数心疼独生女的中国父母，除了用钱来补偿失去的父女时光，其他什么也不会做。
　　“你给她创造一环境，她没有绿卡没有国籍的问题，到那儿什么都有了。下了飞机就买汽车，撞了以后也不觉得心疼，慢慢适应了美国那个社会以后，从此就不一样了。”
　　他说父女之间、中西之间那种细微的感觉，没办法描述。“我这辈子也没法完全接纳美国那一套，从心里排斥它。我女儿呢，她就排斥我。她就喜欢美国那一套。”
　　我问他，和女儿的关系不好，算不算他这半生的一个痛？
　　“ I don’t think so。你看麦当娜，谁谁谁，都跟父亲关系不好。文化冲撞，价值观审美，他们跟你完全不一样。如果把孩子十几岁就送去，就算是白送给美国了。”他不承认，却又有满心的无奈。
　　书中王起明的哥们儿、地产巨头叫李雨鹤，写书时间长了，曹桂林现在对生活中对应的人也直呼这些名字。
　　“李雨鹤说，废话，我就这一个儿子，不回来接我班哪成啊？他儿子回来没两天，他给这孩子沏茶。人家说I don’t like tea。给他喝牛奶，他说It’s not milk，it’s water，觉得中国的牛奶太稀。他说要不过几天，跟我公司的几位见见面，算是认识，交个朋友？人说So what？过两天就恨不得要走。有多大的急事要回美国啊？他说，“我有个base ball team，明天就要比赛了，必须走！”
　　“他接不了班，已经彻底美国化了。他爸爸辛辛苦苦的产业，赚了那么多钱，他不关心，直接跟他爸爸说“It’s not my business，my business is baseball。（这不是我的事业，我关心的是棒球）”
　　曹桂林模仿着“李雨鹤”儿子的语调，惟妙惟肖。
　　“李雨鹤都傻了。‘你缺不缺钱？给你弄个卡吧，你别去打工了。’” 　　——Don’t do that.You need face，I need face too.Don’t bother me.（别别，你要脸，我也要脸，别烦我了。）
　　“这是学得好的孩子，学得不好的，连课都不上，天天泡妞磕粉。亏了你这孩子没学好，学好了就不是你的了。”
　　曹桂林眼中，年少时就在彼岸生活、已经美国化了的中国孩子向往的就是毕业后“每年十几万，供个房子，养两条狗，美极了。谁去操你那么大生意的心？这不是他的兴趣”。
　　《纽约人在北京》里的王起明为了和发小合伙做生意，帮中国官员办儿子留学——当然是在美国排不上号的三流学校。
　　而在曹桂林的生活里，北京小区里的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更不是念书的料，送到国外也得灰溜溜地“滚回来”。
　　“在美国，这么冷的天，大学生全穿着大拖鞋、裤衩，骑着自行车，像蜜蜂一样。他们很扎实。哪像咱们这儿，爹妈恨不得全给你帮了。在美国你到18岁必须报税，父母不插手。谁管谁啊，自生自灭。大学音乐系考试，都是给你一新谱子，现拉。然后老师评论，同学评论，community评论，没有走后门的事儿。”
　　但他又受不了那些把去美国描绘得如同天堂的年轻人。
　　“昨天一个记者跟我说，我们还是很年轻，要寻找一个公平自由的、让梦想自由展翅的地方。我说好，说不定在火星上？或者土星上？”
　　“什么梦想啊，都得拼搏啊……你得扎实，年轻人去那儿得想好了。去了美国你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你不知道纽约是多么不温和的钢冷性、残酷的社会。在这里平常没人谈什么民主自由这一套，就是弱肉强食。弱的就被弄死，强的就能上来。要不被压迫，要不粉身碎骨，我见得太多了。”

回来就踏实了

　　开进曹桂林所住的北京北七家某别墅小区，从大门拐进一个丁字路口，一条德国黑背犬尽职地叫嚷。
　　这幢400平米的别墅，外边的车库能停下至少3部汽车。房子外头的一亩半园地，种着杏树、李树、香椿、樱桃等各种乔木。
　　步入宽敞的客厅，几米高的水晶吊灯灯坠从二层天花板垂落下来。如果不是客厅的缎面沙发绷开几道细细的口子，丝毫看不出这房子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室内户外都打理得整洁一新。艺术专业出身的女主人，将房子打造出了巴洛克、古希腊和美式风格相结合的华丽调性。洗手间里，比瓷砖雕饰和各种进口化妆品更打眼的，是浴缸正对着的墙上的一面平板电视。
　　“我们也就春秋两季在这儿住住，马上就要去海南，打高尔夫。不在的时候，园子、养的狗，物业都管。中国的物业可比美国的强。”
　　67岁的曹桂林看起来气色不错。把同一事物进行中国和美国的比较，似乎是他多年来下意识的习惯。
　　“昨天我和太太去大剧院听音乐会，柴可夫斯基，就觉得在纽约听音乐会很好，怎么在北京，特别是他们包了一些外地到北京的旅游团，也不懂音乐，在那儿呼呼嚷嚷，这就不像美国了。”
　　“新归新吧，但是不是应该建这么现代化的音乐厅啊？我们在纽约的时候，都是古典的感觉。中国这大剧院，缺少文化的底蕴。包括长安大剧院，也是西化。北京的味道，都找不着了。”
　　13岁开始学大提琴的他，音乐情结仍在。但到美国后这三十来年，极少拉琴了。“第一，我拉得不好，算混的，吃不了苦。第二，我也过不了穷日子。你看北京音乐团拉琴的孩子，才四五千一个月。哪里比得上你们记者！”
　　贴吧上，有人认为《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就是一个来美国多年只生活在华人圈、说国语、看国产连续剧、对美国文化一窍不通的人，除了正确说出了几个地名外，写的既不是真的华人生活，也不是真正的美国。“对美国的了解系于道听途说。可以看出来，作者现仍然生活在北京时间。”
　　曹桂林听了后，极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来美国旅游一趟就了解美国了？5年也不够，至少得待够10年。他们认为我回中国来，把我叫作big loser，我告诉他们，我是big winner！我在美国，是大学城华人里的贵族。我能回来是我的本事！美国从来没排斥过我。是我拧巴，我不喜欢。还是中国让我开心。”
　　书的最后，浑身不舒坦的王起明在北京看完中医，去了天坛公园。他跟着那些扭秧歌的大妈，“扭着扭着，扭得满脸通红，跳得浑身大汗，他越扭越欢实，越跳越起劲，他这次是真踏实了。”
　　曹桂林说，现在也是他一生中最踏实、平静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