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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多元文化裹挟下的价值相对主义依然是困扰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文化难题。为此，美国开启了新一轮的德育改革浪潮，希望培养有德性、勇于负责任的美国公民，道德教育表现出检讨与建构并举的特色。从自主选择到道德必教的文化转向在美国蔚然成风。
一、“自主选择”为何大行其道？
美国是一个在权利意识上坚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在文化上则主张多元主义的国家，二者都为价值相对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隐秘的心理环境。
（一）个体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逻辑关系
个体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存在逻辑内生关系，个体主义的权利意识滋生相对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相对主义又是个体主义自我辩护的精神利器，这使得“一切价值由公民自主选择”成为美国社会的基础意识。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球化逐步形成的背景下，所谓的现代性论调鼓噪一时，个体主义主张的自由权利被无限放大，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这与个体主义原先的真实意图渐行渐远，以致个体主义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egoism），价值逻辑上则演化为相对主义，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谋取私利的由头。极端个人主义的肆意妄为动摇了统一的道德价值观，带来了新的精神危机。此番境遇让人们警觉，
“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社会规范和准则，将会发现其自身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而且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无疑，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共识变得遥不可及，却给价值相对主义平添了几分动力，必然会给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增添新的变数。20世纪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价值问题由此而发，也开启了是否要为大学生传授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价值观的长期论战。
（二）多元文化的肥沃土壕
多元文化交融并汇是美国社会生态的另一特色，它是价值相对主义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也是多元价值观的文化母体。同样是20世纪60年代，多元价值观的绝对作用被无限放大，价值相对主义的道德评判被神化，社会中原先坚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也被肢解，被抽离了道德价值共识的社会就像随风飘落的枯叶一样不堪一击。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蛊惑让美国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教授可以绝对确定一件事情：几乎每位大学新生都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对他们而言，真理的相对性不是理论的洞察，而是道德的预设，也是自由社会成立的条件”。依据这一思路，大学生可以认为道德价值的选择与判断是“私人空间”内的自主选择，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是最正确和必须坚持的。显然，若把大学生这般“自主选择”视为真理，统一的道德普世价值自然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国家的精神命运也就危在旦夕了。
（三）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追求
大学既是社会文化的制造者、输出者，也是无力独善其身的文化受体。社会文化思潮对大学的浸染由表及里，直接导致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追求，由此延展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自主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在这一过程中，三种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发的价值相对主义思潮，哈特肖恩与梅的实验心理学证明道德教育的低效，以及勃兴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推翻了道德客观存在的认知共识。三种思潮的“合力”作用固化了美国大学道德教育中“价值中立”的思维模式。此番情形下，大学不愿被社会、学者和政客斥责为价值观垄断和政治独裁的“助推器”，教师不愿涉及敏感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醉心于不受任何干涉与暗示的价值观自主选择，三者间形成了高度默契的“平衡”状态，看似一切安好的表象下实则危机四伏，隐匿着美国社会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危机。
二、“道德必教”为何众望所归？
“道德可教”的哲学依据，加之大学生道德状况的颓势日益凸显，促使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始重新认识道德教育对于美国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
（一）道德可教的内在合理性
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道德教育的两大传统：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强调道德推理与判断能力培养的道德教育模式，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风靡一时的价值澄清教育和道德认知两难模式当属此类的典型代表；二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品格一习惯”道德教育模式，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培养德性，道德教育是不可替代的手段，美国当下流行的新品格教育就可归在旗下。
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立论，也开启了道德可教的理论先河。在他看来，道德就是由知识组成的，知识可以教授，道德当然也可以教授，为此还发展出一整套道德推理的方法教人习得道德价值，因为步步诱导、层层递进，最终使受教育者得以启发，如同产妇生子一般，故被生动地比喻为“产婆术”，成为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一大走向，也成为以科尔伯格（LKohlberg）为代表的美国道德认知教育的理论源头，甚至为全世界的道德教育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另一个视角对道德价值可教的观点给予了积极回应，“年轻人是品格形成和接受现实观念最好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只是单纯地让年轻人自行摸索，听一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吗？或者是让年轻人任意接受有害于心灵的观念吗？难道我们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责任吗？”，这段话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传授道德價值对青年一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多元文化盛行的当代，曾经颇受青睐的价值相对主义却摇身一变成了撕裂美国社会道德信念的幕后推手，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阶层，受到的冲击史无前例，不得不让美国政府从战略视角重新研判教授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念对当下美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则来自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德性是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以“在做中学，由行为习惯来教”回应了道德价值是否可教的问题，并且被继承发扬。美国历史上的传统品格教育就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教育的衣钵，依托美国社会固有的社群主义基础，把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合起来，发挥最大的教育合力，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交往中学习道德价值。换言之，家庭和社会也成了教授道德价值的“课堂”，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道德可教”经受了历史的实践验证，最终为美国坚定实施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合理的哲学依据和信心。 （二）道德必教的外在现实压力
由于价值相对主义的根深蒂固和价值澄清教育的风靡一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教育大滑坡现象，“1965年到1975年，美国18岁以下男性青少年犯谋杀罪的比例翻了两倍，80年代以后继续攀升。”“1989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8岁至29岁年龄段的人对自我的评价是：89%的人认为他们这一代比20年前的人更自私了，82%的人说他们更加物质化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道德教育在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而今天，已经被边缘化了并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时至今日，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滑坡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所好转，反倒超越了上课迟到、考试作弊、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行为，走向了种族歧视、酗酒、暴力、吸毒甚至校园枪击的危险境地。信仰与道德价值观似乎再也无法在大学生身上找到憩息的“码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资本理论开始在美国广受关注，大学生备受瞩目，他们的道德素养关乎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福祉所在。严峻的道德颓势促使美国社会深刻反思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缺失，道德必教已成众望所归。
三、“道德必教”何以保障？
当道德必教已然成为众望所归，学术界、大学、政府以及社会开始通力协作，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实现了强势回归。
（一）学术界的道德启蒙
学术界的道德启蒙首先开启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教育反思，曾经风靡一时的、基于道德价值“自主选择”基础上的价值澄清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承载着传统道德核心价值、能够凝聚道德价值最大共识的德性伦理又一次受到重视，成了挽救美国社会道德危机的一剂良药。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融合罗尔斯正义论观点的著作《追寻美德》问世后，以德性伦理滋养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方式逐步被教育界和美国社会接纳。时任美国教育部长的贝内特就坚持必须在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里传授道德核心价值观，消除价值相对主义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在这场道德教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纷纷在高校设立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谋划美国未来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前景，不仅给国内外学者提供了研究交流的学术平台，也在努力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行政决策，成为其实际上的教育顾问组织。比如，课程发展与指导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就邀请了11位道德教育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组，起草了报告《学校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列举了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六种道德价值观，同时成立网站（http：//www.ascd.org），致力于开发道德教育项目。正是在学术界的合力启蒙下，“道德必教”终于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学界的重要理念之一，也为这艘承载美国梦，却又偏离航道的教育巨轮校正了方向。
（二）大学的积极参与
随着价值澄清教育的式微和大學生道德水平的集体衰退，相当一部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开始及时调整方向，积极地参与到大学生道德教育中。2002年，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号召大学毕业生要认清道德价值相对主义的危害，并且“作为多元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也要积极参与，明晰决策和行为的道德后果，深刻理解自我并尊重他人复杂的个性、历史和文化”。
在此号召下，美国大学开始以课程和志愿服务项目（volunteer project）的形式强化大学生道德教育。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人类价值观（HumanValues）和价值观与公共生活（Values and PublicLife）两门课程，从人类道德的起源以及它与人的价值实现入手详细解读什么是道德终极价值，以及传统道德价值是如何影响个人与公共道德生活的。芝加哥大学开设了种族和民族问题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ace and Ethnic Studies）、人权（Human Rights）、公共社会服务（Publicand Social Service）、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等课程，从种族歧视、人权和服务的价值视角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美国及世界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明晰同情心、信任、勤奋、忠诚等美利坚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对解决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失范的当代意义。哈佛大学开设了世界与社会（World and Society）、美国与世界（USA andWorld）、道德理解（Understanding of Moral）等课程，着重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入手探讨美国大学生建构爱国主义情感的前景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三）政府的强力支持
当代美国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关注远超以往，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行政推力，实现途径主要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立法以及拨款支持。在联邦政府推出的多项教育法案中，《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无疑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法案，在推动大学生道德教育方面功不可没。该法案虽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法案，但文中多次出现的“公民”“责任”“能力”“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等字眼却难掩它与大学生道德教育之间的内生逻辑性。自该法案推行后的第二年，“每年举行一次‘白宫品格教育会议’，总统及夫人分别在品格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同时总统还制订了品格教育的测试方案，每年拨款400万美元予以支持”。截至1998年，美国进行品格教育试点的学校和团体得到了27亿美元的资助，专门用于培养大学生和其他青年从学习经验中懂得良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21个州接受了美国教育部“品格教育试点合作项目”的拨款，将品格教育渗透到课程中。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orge Bush）在200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旗帜鲜明地倡导全社会尊崇道德核心价值观；2005年，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 Cater）出版《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的道德危机》一书，呼吁青年传承美国道德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在任时也对道德教育不遗余力，告诫青年学子要奉行尊重、责任等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进程。 （四）社会的高度配合
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动态的体系化过程，需要全社会的通力支持，美国社会的社群主义优势再度体现。日益滑坡的大学生道德水平，激发了民众强化道德教育的内在诉求，“自1987年起，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向学生讲授核心价值观很重要；94%的被调查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价值观；90%以上的人支持学校讲授‘忍耐’与‘道德勇气’；67%以上的人认为学校团体应在价值观上协调一致”。美国社会形成了改革道德教育的心理共识和社会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学推行了“学校契约”计划（Campus Compact），大学生可以在校内经营商业实体，学生社团也参照联邦政府的运作模式，由大学生通过竞选产生主席等职位，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为大学生团体的经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这与社会组织的运作别无二致，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与社会的合作互赢。
同时，一些大学还设立了提升大学生与社会合作水平的研究计划。例如：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College）推出的“社区研究计划”（Community-Base Research），旨在强化大学生在环境保护、艺术交流、英语教育等方面与社会的合作服务；而“政治参与中心計划”（The Center for PoliticalParticipation），则是旨在架起一道让大学生深入参与社会政治运作的桥梁，培养大学生参政、议政的热情，深得社区和大学生的欢迎。让大学生回归社会，通过实践培养德性，成为美国大学道德教育的鲜明特色，而“服务社会”也成就了美国大学生的国家公民意识。据统计，“仅在2004-2005学年，美国就有330万16到24岁的大学生做义工，这相当于全美所有1，080万适龄大学生的30.2%。”服务社会的具体过程令大学生真切地体验了道德的现实境遇、局限性和应有的价值，把看似深邃抽象的道德核心价值还原成了真实的生活元素，弥补了大学道德教育的先天不足，让社会、高校、大学生和国家都成了受益者，也为“道德必教”提供了生活土壤。
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从对“自主选择”的尊崇到“道德必教”的众心所向，折射出的是巩固美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强势回归，背后隐匿的是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深刻价值剖析，以及学术界启蒙、大学参与、政府支持和社会配合的合力作用。事实证明，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立场嬗变，并非美国社会民主自由精神的衰落，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捍卫社会根本发展利益的治理意识觉醒和实践行动，给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带来的启发值得深思。
一、“自主选择”为何大行其道？
美国是一个在权利意识上坚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在文化上则主张多元主义的国家，二者都为价值相对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隐秘的心理环境。
（一）个体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逻辑关系
个体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存在逻辑内生关系，个体主义的权利意识滋生相对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相对主义又是个体主义自我辩护的精神利器，这使得“一切价值由公民自主选择”成为美国社会的基础意识。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球化逐步形成的背景下，所谓的现代性论调鼓噪一时，个体主义主张的自由权利被无限放大，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这与个体主义原先的真实意图渐行渐远，以致个体主义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egoism），价值逻辑上则演化为相对主义，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谋取私利的由头。极端个人主义的肆意妄为动摇了统一的道德价值观，带来了新的精神危机。此番境遇让人们警觉，
“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社会规范和准则，将会发现其自身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而且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无疑，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共识变得遥不可及，却给价值相对主义平添了几分动力，必然会给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增添新的变数。20世纪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价值问题由此而发，也开启了是否要为大学生传授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价值观的长期论战。
（二）多元文化的肥沃土壕
多元文化交融并汇是美国社会生态的另一特色，它是价值相对主义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也是多元价值观的文化母体。同样是20世纪60年代，多元价值观的绝对作用被无限放大，价值相对主义的道德评判被神化，社会中原先坚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也被肢解，被抽离了道德价值共识的社会就像随风飘落的枯叶一样不堪一击。每况愈下的道德环境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蛊惑让美国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教授可以绝对确定一件事情：几乎每位大学新生都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对他们而言，真理的相对性不是理论的洞察，而是道德的预设，也是自由社会成立的条件”。依据这一思路，大学生可以认为道德价值的选择与判断是“私人空间”内的自主选择，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是最正确和必须坚持的。显然，若把大学生这般“自主选择”视为真理，统一的道德普世价值自然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国家的精神命运也就危在旦夕了。
（三）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追求
大学既是社会文化的制造者、输出者，也是无力独善其身的文化受体。社会文化思潮对大学的浸染由表及里，直接导致美国大学对“价值中立”的追求，由此延展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自主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在这一过程中，三种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发的价值相对主义思潮，哈特肖恩与梅的实验心理学证明道德教育的低效，以及勃兴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推翻了道德客观存在的认知共识。三种思潮的“合力”作用固化了美国大学道德教育中“价值中立”的思维模式。此番情形下，大学不愿被社会、学者和政客斥责为价值观垄断和政治独裁的“助推器”，教师不愿涉及敏感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醉心于不受任何干涉与暗示的价值观自主选择，三者间形成了高度默契的“平衡”状态，看似一切安好的表象下实则危机四伏，隐匿着美国社会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危机。
二、“道德必教”为何众望所归？
“道德可教”的哲学依据，加之大学生道德状况的颓势日益凸显，促使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始重新认识道德教育对于美国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
（一）道德可教的内在合理性
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道德教育的两大传统：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强调道德推理与判断能力培养的道德教育模式，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风靡一时的价值澄清教育和道德认知两难模式当属此类的典型代表；二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品格一习惯”道德教育模式，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培养德性，道德教育是不可替代的手段，美国当下流行的新品格教育就可归在旗下。
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立论，也开启了道德可教的理论先河。在他看来，道德就是由知识组成的，知识可以教授，道德当然也可以教授，为此还发展出一整套道德推理的方法教人习得道德价值，因为步步诱导、层层递进，最终使受教育者得以启发，如同产妇生子一般，故被生动地比喻为“产婆术”，成为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一大走向，也成为以科尔伯格（LKohlberg）为代表的美国道德认知教育的理论源头，甚至为全世界的道德教育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另一个视角对道德价值可教的观点给予了积极回应，“年轻人是品格形成和接受现实观念最好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只是单纯地让年轻人自行摸索，听一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吗？或者是让年轻人任意接受有害于心灵的观念吗？难道我们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责任吗？”，这段话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传授道德價值对青年一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多元文化盛行的当代，曾经颇受青睐的价值相对主义却摇身一变成了撕裂美国社会道德信念的幕后推手，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阶层，受到的冲击史无前例，不得不让美国政府从战略视角重新研判教授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念对当下美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则来自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德性是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以“在做中学，由行为习惯来教”回应了道德价值是否可教的问题，并且被继承发扬。美国历史上的传统品格教育就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教育的衣钵，依托美国社会固有的社群主义基础，把学校、家庭和社会联合起来，发挥最大的教育合力，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交往中学习道德价值。换言之，家庭和社会也成了教授道德价值的“课堂”，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道德可教”经受了历史的实践验证，最终为美国坚定实施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合理的哲学依据和信心。 （二）道德必教的外在现实压力
由于价值相对主义的根深蒂固和价值澄清教育的风靡一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教育大滑坡现象，“1965年到1975年，美国18岁以下男性青少年犯谋杀罪的比例翻了两倍，80年代以后继续攀升。”“1989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8岁至29岁年龄段的人对自我的评价是：89%的人认为他们这一代比20年前的人更自私了，82%的人说他们更加物质化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道德教育在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而今天，已经被边缘化了并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时至今日，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滑坡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所好转，反倒超越了上课迟到、考试作弊、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行为，走向了种族歧视、酗酒、暴力、吸毒甚至校园枪击的危险境地。信仰与道德价值观似乎再也无法在大学生身上找到憩息的“码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资本理论开始在美国广受关注，大学生备受瞩目，他们的道德素养关乎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福祉所在。严峻的道德颓势促使美国社会深刻反思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缺失，道德必教已成众望所归。
三、“道德必教”何以保障？
当道德必教已然成为众望所归，学术界、大学、政府以及社会开始通力协作，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实现了强势回归。
（一）学术界的道德启蒙
学术界的道德启蒙首先开启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教育反思，曾经风靡一时的、基于道德价值“自主选择”基础上的价值澄清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承载着传统道德核心价值、能够凝聚道德价值最大共识的德性伦理又一次受到重视，成了挽救美国社会道德危机的一剂良药。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融合罗尔斯正义论观点的著作《追寻美德》问世后，以德性伦理滋养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方式逐步被教育界和美国社会接纳。时任美国教育部长的贝内特就坚持必须在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里传授道德核心价值观，消除价值相对主义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在这场道德教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纷纷在高校设立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谋划美国未来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前景，不仅给国内外学者提供了研究交流的学术平台，也在努力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行政决策，成为其实际上的教育顾问组织。比如，课程发展与指导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就邀请了11位道德教育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组，起草了报告《学校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列举了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六种道德价值观，同时成立网站（http：//www.ascd.org），致力于开发道德教育项目。正是在学术界的合力启蒙下，“道德必教”终于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学界的重要理念之一，也为这艘承载美国梦，却又偏离航道的教育巨轮校正了方向。
（二）大学的积极参与
随着价值澄清教育的式微和大學生道德水平的集体衰退，相当一部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开始及时调整方向，积极地参与到大学生道德教育中。2002年，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号召大学毕业生要认清道德价值相对主义的危害，并且“作为多元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也要积极参与，明晰决策和行为的道德后果，深刻理解自我并尊重他人复杂的个性、历史和文化”。
在此号召下，美国大学开始以课程和志愿服务项目（volunteer project）的形式强化大学生道德教育。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人类价值观（HumanValues）和价值观与公共生活（Values and PublicLife）两门课程，从人类道德的起源以及它与人的价值实现入手详细解读什么是道德终极价值，以及传统道德价值是如何影响个人与公共道德生活的。芝加哥大学开设了种族和民族问题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ace and Ethnic Studies）、人权（Human Rights）、公共社会服务（Publicand Social Service）、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等课程，从种族歧视、人权和服务的价值视角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美国及世界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明晰同情心、信任、勤奋、忠诚等美利坚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对解决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失范的当代意义。哈佛大学开设了世界与社会（World and Society）、美国与世界（USA andWorld）、道德理解（Understanding of Moral）等课程，着重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入手探讨美国大学生建构爱国主义情感的前景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三）政府的强力支持
当代美国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关注远超以往，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行政推力，实现途径主要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立法以及拨款支持。在联邦政府推出的多项教育法案中，《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无疑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法案，在推动大学生道德教育方面功不可没。该法案虽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法案，但文中多次出现的“公民”“责任”“能力”“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等字眼却难掩它与大学生道德教育之间的内生逻辑性。自该法案推行后的第二年，“每年举行一次‘白宫品格教育会议’，总统及夫人分别在品格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讲，同时总统还制订了品格教育的测试方案，每年拨款400万美元予以支持”。截至1998年，美国进行品格教育试点的学校和团体得到了27亿美元的资助，专门用于培养大学生和其他青年从学习经验中懂得良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21个州接受了美国教育部“品格教育试点合作项目”的拨款，将品格教育渗透到课程中。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orge Bush）在200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旗帜鲜明地倡导全社会尊崇道德核心价值观；2005年，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 Cater）出版《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的道德危机》一书，呼吁青年传承美国道德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在任时也对道德教育不遗余力，告诫青年学子要奉行尊重、责任等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进程。 （四）社会的高度配合
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动态的体系化过程，需要全社会的通力支持，美国社会的社群主义优势再度体现。日益滑坡的大学生道德水平，激发了民众强化道德教育的内在诉求，“自1987年起，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向学生讲授核心价值观很重要；94%的被调查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价值观；90%以上的人支持学校讲授‘忍耐’与‘道德勇气’；67%以上的人认为学校团体应在价值观上协调一致”。美国社会形成了改革道德教育的心理共识和社会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学推行了“学校契约”计划（Campus Compact），大学生可以在校内经营商业实体，学生社团也参照联邦政府的运作模式，由大学生通过竞选产生主席等职位，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为大学生团体的经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这与社会组织的运作别无二致，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与社会的合作互赢。
同时，一些大学还设立了提升大学生与社会合作水平的研究计划。例如：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College）推出的“社区研究计划”（Community-Base Research），旨在强化大学生在环境保护、艺术交流、英语教育等方面与社会的合作服务；而“政治参与中心計划”（The Center for PoliticalParticipation），则是旨在架起一道让大学生深入参与社会政治运作的桥梁，培养大学生参政、议政的热情，深得社区和大学生的欢迎。让大学生回归社会，通过实践培养德性，成为美国大学道德教育的鲜明特色，而“服务社会”也成就了美国大学生的国家公民意识。据统计，“仅在2004-2005学年，美国就有330万16到24岁的大学生做义工，这相当于全美所有1，080万适龄大学生的30.2%。”服务社会的具体过程令大学生真切地体验了道德的现实境遇、局限性和应有的价值，把看似深邃抽象的道德核心价值还原成了真实的生活元素，弥补了大学道德教育的先天不足，让社会、高校、大学生和国家都成了受益者，也为“道德必教”提供了生活土壤。
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从对“自主选择”的尊崇到“道德必教”的众心所向，折射出的是巩固美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强势回归，背后隐匿的是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深刻价值剖析，以及学术界启蒙、大学参与、政府支持和社会配合的合力作用。事实证明，美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立场嬗变，并非美国社会民主自由精神的衰落，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捍卫社会根本发展利益的治理意识觉醒和实践行动，给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带来的启发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