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源澧1916年出生于湖南。我的祖父是一位音乐教员，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我父亲自小表现出音乐才能，能够演奏三弦、风琴、钢琴。他在四伯黄源洛指导下学习小提琴，又拜师张思褩先生学习大提琴，成为学校音乐活动的组织者，人称“少年乐手”。1934年初在四伯的资助下到上海正式学习音乐，主修大提琴、钢琴、小提琴和声乐。当他听了上海工部局乐团的演出后，心中便萌生了为国家建立一支高水平乐团的理想。他师从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因为有好老师，有动力，又有些基础，加上他异常的刻苦，193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朋友的帮助下，考入南京励志社管弦乐队。除了乐队工作，还担任钢琴伴奏、大提琴独奏，逐渐有了名气。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励志社管弦乐队经过武汉辗转到了重庆。他担任励志社管弦乐队的大提琴首席，由于这个乐队常常为达官贵人的社交活动服务，有辱音乐家的尊严，他毅然离开了励志社乐队。
　　当时在重庆的乐团有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原山东省立剧院弦乐团，由陈田鹤领衔，后又由毕业于巴黎音乐院的郑志声担任指挥）、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原中央广播电台管弦乐团，先由金律声任指挥，后由吴伯超任指挥）、中华交响乐团（由郑志声、吴伯超、马思聪、王人艺先后担任指挥）。因为当时优秀的演奏家不多，每一个团的人员也不齐，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兼职的现象非常普遍，父亲在这些乐团里均担任大提琴首席。那个时期我父亲与吴伯超、马思聪、王人艺、戴粹伦等人排练之后，为了省钱，常常在一起合伙做饭。话题通常都归结到一点，管弦乐队的演奏人才必须从小培养，他们期望能有一所小孩子学乐器的学校，培养出一支可以与上海工部局乐团媲美的乐队来。所以，从呼吁、游说、筹建到建造幼年班的前前后后，吴伯超与我父亲(大提琴首席)和王人艺(小提琴首席)时常商议如何办幼年班和如何办好幼年班的各项事宜，吴先生也得到了我父亲等管弦乐界同仁们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个管弦乐同仁的共同愿望，终于在1945年达成，吴伯超受命建立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吴伯超先生最早找我父亲和王人艺到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工作，父亲觉得实现多年愿望的时刻到了，于是走进了我国第一所音乐家的摇篮——国立音乐院幼年班。
　　父亲被聘为大提琴教授和副教务主任，负责专业教学工作。我记得我们家搬到重庆郊区青木关幼年班时，我刚刚过了五岁的生日。经过一段招生工作后，在日本人投降前夕，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正式开学。幼年班的学生都记得他们入学时，一个个站在我父亲的面前，检查手、嘴唇……父亲为他们分配专业：手大的学习大提琴，手小的学习小提琴，管乐因为既没有乐器，又怕小孩子会伤身，一律学习钢琴。
　　幼年班前后招收了140名学生，大都是从重庆和周边地区的保育院、慈幼院、贫儿院等战时失散的儿童中招收的。幼年班班主任俞文先生不常来学校，幼年班的管理工作便落在了教务处正副主任梁定佳和我父亲肩上。第一次幼年班校务会议上，父亲就提出了一整套科班的办学措施，规定每天练习时间，教师检查琴房，每周检查学习进度，实行严格的淘汰制（这些措施一直延续到附中）等等。全体学习视唱练耳，等同主科。父亲和吴伯超对学生的耳朵的要求特别严格，认为耳朵不好的人学什么乐器都不会成功。当时，学校简陋，连教员都不够；国立音乐院只有钢琴15台，拨给幼年班四台；大小提琴幼年班只好请木匠由我父亲监制了一批2/4、3/4的小琴……
　　抗战胜利后，各大机关纷纷回迁，不少学生随家人返往各地。1946年4月由我父亲主持，吴伯超亲自参与了对学生的甄别考试，只留下五十多名学生。他们千辛万苦到达常州，梁定佳提前到南京协助接收，不幸染伤寒于1947年春去世，吴伯超即任命我父亲担任教务处主任，赵东元为班主任，由父亲主持教学、招生工作。父亲按照双管乐队的编制为每个学生选择专业，安排课程，检查学生业务学习……1947年他完全接管教务处后，就着手组织了学生乐队，亲自担任指挥。从莫扎特《小夜曲》《诗人与农夫》等简单的曲目开始，把学生领进了管弦乐合奏丰富多彩的新天地。通过乐队课，他看到学生加强了合奏配合能力，练习了耳朵音准和强化了读谱能力，于是，乐队课就正式纳入了幼年班的课程。这就是全国第一个少儿管弦乐团。后来许多人成为中央乐团及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李学全、盛明耀、刘奇、方国庆、邵根宝、张应发、耿高明、岑元鼎、马育弟、高经华、梁庆林、白哲敏、陈长泉、陆有瑞、林深、盛明亮、李仲平、黄伯荣、尤奎、吴洵、胡国荛、谢厚鸣、朱工七、朱信人、罗成、阿克俭等。培养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教育家，比如田丰（田保罗）、金湘、张孔凡、郑石生、徐多沁、黄晓和、毛宇宽、赵维俭、李向阳、王永新、胡炳余、李桐洲等。
　　
　　我父亲说，办这个学校既无外国经验，又没有蓝本可循，只能边摸索、边总结。由于有好教师，又有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管理，他们的努力很快就传出了好消息。1949年4月幼年班的学生到上海参加了首届全国少年儿童器乐比赛，除了刘诗昆（尚未进幼年班）得到钢琴一等奖外，其它奖项被幼年班学生所囊括。一时间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名声大震，引起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幼年班在短短的几年中，由一张白纸变为令国人刮目相看的音乐新军。
　　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大军三大战役的胜利，战争逼近南京。国立音乐院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下令能够离开学校的都尽量疏散，只剩下了无家可归的60多个学生和十几个老师，除了常州本地老师，只有我父母亲（王辉庭）、郑华彬和赵东元。在幼年班所租用的灵官庙南面，是常州的城墙，它直线距离学校不足100米，国民党在坡面上挖了许多战壕，局势骤紧。
　　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学生的安全和经济问题。
　　首先是学生的安全问题，父亲怕学生到外面去可能会发生危险，为了保护学生，他采取了把学生与外界隔绝的办法。他组织所有的学生上、下午排练乐队，晚上上视唱练耳课。
　　经济问题有关学生的生计。1948年8月，国民党强行发行了金圆券，不久金圆券就狂跌，米的价格一日可以暴涨好几次……学校里的一切开支，都要等每月发薪时到南京国立音乐院去领。只要钱一到，学生们就分头到各处去兑换银圆，哪怕早一分钟都可能使大家的碗里多一点内容。1949年1月下旬，父亲到南京领了一麻袋共100亿金圆券，因为上火车时人群蜂拥而上，他抱着一大麻袋的金圆券挤不上去，只好学着跑单帮的样子，果敢地爬上了火车车顶。一到达常州，立即让老师带领几个大一点同学，赶到米店尽数买成米，这些米一直维持到常州解放。
　　1948年底，特别在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已陷入恐慌无章、危如累卵的境地，而幼年班在炮火的射程之内。我的姑父周自强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几次劝说我父亲撤离常州，他可以送我们一家去上海，然后再想办法去台湾。父亲知道留下来的的学生大多是孤儿，校外无处栖身，而且艰难创立的学校将毁于一旦。他毅然选择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死共存”。父亲和郑华彬老师执意坚守在学校，并用自己的薪水补贴学生的伙食，艰难地维持学生的生计。
　　常州解放，幼年班终于安全地度过了战争。我父亲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坚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得民心，所以得天下，民心所归嘛。他加入到同学们组织的活动中，于是，他漂亮的毛笔字也贴上了常州的大街小巷。
　　然后，他们投入到文艺宣传的行列里去了。当学生为演出《斯大林颂》找不到男高音独唱而烦恼的时候，我父亲主动出来担当起男高音独唱，同学们都非常吃惊，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大提琴家黄源澧居然拥有一副漂亮的男高音嗓子！唱得棒极了！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在上海美专专门学习过声乐。后来父亲还承担了《黄河颂》的独唱。